论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论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主要依靠低生产要素成本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形成国际竞争力，以数量扩张、劳动密集和低价格取胜，这种外贸增长方式虽然使得中国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7亿美元，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27位上升到第3位，但是现在却面临外贸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外贸顺差过大、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剧、经济效益低下的困难，再加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高新技术引进困难等问题，迫切要求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变这些情况。近年来，中国实际上是主要通过增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外贸依存度太高，而经济主要靠出口推动也很难长期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以扩大内需为主，这也需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我国现在提出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中国外贸和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持续高效增长的关键。虽然我国早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广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包含外贸增长方式，也有少数学者(赵永清，1996;柴海涛，2004)在论述中国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时，简单分析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但直到2005年才明确地把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提出，近两年才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所以，对外贸增长方式为什么要转变、怎样实现有效的转变、转变的条件、机制和途径是什么，都研究不足;甚至对什么是外贸增长方式(内涵和外延)、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是要由什么方式转变成什么不同的方式、新的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特征和优点是什么等基本问题都不是十分明确;对如何解决外贸条件恶化、外贸顺差过大、外贸依存度太高、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小、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高新技术引进困难、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剧的难题，切实有效地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更是缺乏研究，这些又是真正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作比较全面的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地回答上述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

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

1.对外贸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理论研究

切实有效地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外贸增长方式、可分为哪些类型等基本理论问题。在中国制定“十一五计划”提出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之前，国内外并没有形成外贸增长方式的完整准确的科学概念，缺乏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明确的界定，更没有对外贸增长方式不同类型的合理划分，甚至连划分外贸增长方式类型的标准、判断外贸增长方式优劣利弊的指标体系都没有，也就谈不上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入研究。只是近两年国内才开始有较多的研究，但看法还不成熟，观点分歧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外贸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一样，也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内涵型和外延型;还有学者把外贸增长方式划分为“规模速度型”和“质量效益型”;(隆国强，2007)认为是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从粗放型转变为效益型;闻潜(2005)提出外贸增长方式寓于经济增长方式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自然也包括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两者紧密相联、相互促进。

我们认为，外贸增长方式是指进出口数量增加和效益提高的途径，涉及进出口物品的种类、结构、数量、质量、品牌、价格、生产要素密集度、技术含量、加工度、附加值、进出口的形式、地域、产业、营销、竞争力等多方面的内容及其影响因素。外贸增长方式可以以这些内容的不同特点作为标准进行分类，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不同的外贸增长方式具有多方面不同的特征，必须全面把握和界定，判断一个国家的外贸增长方式属于什么类型，需要综合分析该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各个方面的特点，作出总体评价。按此理解，外贸增长方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数量扩张、外延扩大、粗放增长，靠劳动力充足价廉或出口自然资源、低价和增大规模取胜，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工度、附加值都低，质量不高、缺乏自主品牌、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方式，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增长方式属于这种类型;二是数量规模合理、内涵扩大、集约增长，靠技术先进、资本充足、管理科学和高质量、高价格取胜，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工度、附加值都高、拥有自主品牌、国际市场竞争力强的方式，多数发达国家的外贸增长方式属于这种类型。

外贸增长方式优劣利弊的判断标准，主要应该是外贸的成效高低好坏。衡量外贸的成效高低好坏，则采用外贸成效综合评价体系，主要包括外贸的效益、收入，国家的就业、税收、外汇、外贸依存度，外贸对本国的资源、环境、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指标。一般而言，外贸效益好、收入高，有利于国家的就业增加、税收合理、外汇收支平衡、外贸依存度适当，有助于本国的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外贸增长方式，就是比较好的方式;否则，则是不好的、需要转变的方式。

2.对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

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虽然成为近两年国内研究的热点，但只是初步的探讨，很不深入、全面、系统，许多方面也没有形成共识。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柴海涛(2004)认为主要在于单纯依靠数量规模和价格优势的增长方式弊端日见;杨正位(2005)提出是因为我国外贸存在着“四大不够协调”和“四个不可持续”，即速度与效益、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与产业、东部与中西部外贸不够协调，贸易摩擦增多、低成本、高资源消耗、缺乏核心竞争力不可持续。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容，有技术升级、质量改进、结构优化、效益提高等多种看法，隆国强(2007)理解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主要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鲁建华(2006)认为是以数量增加为主向以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变“制造”为“创造”;霍建国(2006)提出要从单纯依靠数量扩张转向规模、质量与效益同步增长;江小娟(2006)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将发生出口商品结构更加优化的“拐点性”变化。对怎样实现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刘伟、黄桂田(2006)认为改变外贸增长方式首先要提高创新能力，应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高虎城(2006)认为关键在于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刘新民(2006)主张采取推进体制改革、优化出口结构、提高进口质量、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等四大措施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陈文玲(2007)认为应从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努力扩大服务贸易、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等五个方面着手;裴长洪(2007)认为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政策选择;霍建国(2006)则提出十大具体措施。我们的看法下面专门论述。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增长方式是一种数量扩张、外延扩大、粗放增长、靠劳动力充足价廉、低资源环境成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低价格和增大规模取胜、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工度、附加值都低、质量不高、缺乏自主品牌、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方式。这种外贸增长方式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数量扩张

基于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在不同时间序列下的增长率及其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发现，1980～1990年间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2.8%;1990～2000年间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4.5%;入世以后，年出口额更以约30%的速度迅猛增长。与同期世界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率、发达国家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率、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率相比，中国都高出许多。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2002年，全球出口减缓、普遍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仍然保持了6.8%的增长(参见表1)。

表1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在不同时间序列下的增长率及其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UNCTAD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5，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6

与货物贸易出口的绝对量迅猛增长相伴随的是，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和位次也在逐年提高，从1980年的0.89%，居世界第17位;提高到1990年的1.8%，居世界第15位;2000年的3.86%，世界第7位;到2005年，提高到7.3%，居世界第三位(参见表2)。

表2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比重和位次

续表

资料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6

2005年，世界商品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前十名的国家见表3。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额与第一名德国相差2079亿美元，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德国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8.56%，差距仍然不小。但是，我们发现，在前十名的国家中，与上一年出口额相比较，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为28%，是最快的，远高于其他国家。

表3　2005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进口额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

续表

资料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6

2.出口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低技术、低加工度、低附加值)

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世界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决定这个国家的外贸效益。根据《国际贸易标准》(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缩写SITC)的商品分类，拉尔在2000年发展了一个基于R＆D密集度和自然资源利用度来考察产品技术密集程度的衡量方法(更多的讨论见Lall 2000)。这一数据分组方法的意义在于，每一单位的出口中，技术越尖端的产品(主要是高科技类)通常具有较高附加值，并在世界贸易中展现出最大的市场成长性;换句话说，高科技类产品贸易是世界贸易最活跃的部分。

表4采用拉尔的技术等级分类法，列举了中国和周边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中国低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4.9%，反映出基于低工资成本的服装、纺织品等方面在出口推动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2005年取消纺织品出口配额后，中国可望成为主要的受益者，这一重要角色至少在短期内有望持续。虽然中国在高科技类制成品(主要是电子类产品)出口增长上非常迅速，但占制成品出口比例仍远低于大多数区域伙伴，除了印尼。

表4　2000年中国与周边新兴工业经济体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比较

(Technogical Structure of Manufactured Exports 2000)

资料来源：Lall and Albaladejo(2004)

20余年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演变的总体特征可以归结为两个上升:出口总额中制成品所占比重上升，制成品出口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所占比重上升。为了更细致地考察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根据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的数据，我们列举了2005年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香港地区、韩国、台湾地区市场主要商品按SITC分类的金额。从表5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级产品占中国出口商品的比例已经很低，分别占2005年中国出口商品总金额的3.7%、4.1%。在几个重要贸易伙伴中，出口到日本的初级产品金额相对仍然很高。具体分析，农产品占对日本出口总额的9.8%，占该项出口总额的28.8%;燃料和矿产品占对日本出口总额的6.0%，占该项出口总额的16.0%。

与改革开放前期初级产品超过总出口一半的出口结构对比来看，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优化。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农产品项下的初级原料项逆差接近200亿美元，而在燃料和矿产品一项中，进口1 196.1亿美元，出口312.7亿美元，逆差为883.4亿美元。初级产品项下的大规模逆差，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优化。

从表5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商品出口主要由工业制成品组成。随着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份额的迅速上升，工业制成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产品的主导。2005年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比重为91.9%，其中机械、运输设备产品占46.2%。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国际分工的形式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新特点，即国际分工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更多体现在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比如，中国向美国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很高的计算机和用于通话的电子器具，这些产品都是由于外资的大量进入带动了贸易额的大幅上升，而且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这类产品的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中国很多都必须依赖进口获取，中国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程度很高加工组装阶段，外商正是通过利用中国劳动力要素廉价的优势来获取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因此，总体上来讲在国际分工中，中国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表5　2005年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香港地区、韩国、台湾地区市场主要商品按SITC分类的金额

续表

资料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6

相关数据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逆差的大项是:钢铁、化学制品两类，尤其是化学制品，逆差达419.6亿美元。而钢铁、化学制品是比较典型的资本技术密集产品。在机械、运输设备的子项的小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集成电路、汽车产品、发电机、非电动机械、科学及控制仪器几项上出现逆差，而且集成电路、科学及控制仪器这两项典型的高技术密集度的产品上的逆差尤为巨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加工贸易占重要地位的中国商品出口，在价值链上还处于低端。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虽然已成功完成了初级产品出口国向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转变，但工业制成品出口内部结构依然有待提高。目前，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档次和附加值不高，仍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行业对一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及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高。

3.低价取胜

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低价格，主要靠低价取胜。出口商品的低价格又是靠低要素成本取得，并不是因为消耗低、生产率高。中国虽然搞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依然不充分，政府仍然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的发育程度不高。劳动力价格、土地出让或使用的价格、许多自然资源的价格都是偏低的，甚至是人为压低、无偿使用，资本的价格(利率)也是被管制的，还没有市场化。要素价格的扭曲支持了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但从长远看，显然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4.出口效益相对偏低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贸易条件被认为是衡量一国获得贸易利益的一个重要指标。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涉及到各国切身的贸易利益。我们认为，要全面准确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必须把价格贸易条件及其波动性、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这几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我们考察了20多年来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以此尝试来对中国现阶段的出口效益作一个初步的评价。

如前所述，20多年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演变的总体特征可以归结为两个上升:出口总额中制成品所占比重上升，制成品出口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所占比重上升。在2005年，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比重为91.9%，其中机械、运输设备产品占46.2%。但是，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似乎并没有带来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对1981～2004年间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自20世纪50年代初，普雷维什(Prebisch)和辛格(Singer)提出了“普雷维什-辛格命题”(P-S Hypothesis)之后，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依附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阿明从一种更接近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作了解释。伊曼纽尔认为，发展中国家即使出口工业制成品也会遭受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工资水平低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与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差别，从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阿明继承和修正了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市场处于近似完全竞争市场，而发达国家含有创新技术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这种不对称导致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我们认为，这一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中国当前“量增价跌”、“增量不增收”型的出口增长状况。

曾铮、胡小环(2005)针对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和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并存的现象，对我国现实的贸易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初级产品以及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增减均与价格贸易条件呈负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一个产品内分工的数理模型说明，上述悖论源自于我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均位于产品内分工的低价值链部位。

表6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出口数量、收入贸易条件指数

(1981年，1991年，1994～2004年)

图1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出口数量指数/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变动趋势图(1981～2004年)^*

*以2000年为基期

从表6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1～1985年，这一阶段的价格贸易条件线明显向右上方倾斜，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明显上升，由1981年的157.3上升至1985年的173.4，上升了10.2%;1986～2004年，这一阶段的价格贸易条件线明显向右下方倾斜，虽然在1987年、1991年和1993年间有所反弹，但自1994年以来，明显下滑，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由1994年的119.5下降至2004年的98.3，下降了17.7%。我们还可以看到，1981年以来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呈下降趋势，而出口数量指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1981年的7.5上升至2000年的100.0，在2004年更升到了189.1，2004年相对2000年上升了89.1%。由于出口数量的上升幅度大大高于价格贸易条件的下降幅度，从而使收入贸易条件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1981年的11.7升至2000年的100.0，在2004年上升到了186.0，2004年相对2000年上升了86.0%。

因此，尽管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价格贸易条件却呈恶化趋势。这说明中国的贸易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而带来的。虽然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对出口收入所带来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出口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出口收入增加来弥补，但是这无法掩盖中国现阶段出口效益不高，有待进一步的改善的事实。

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现行的外贸增长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依靠低生产要素成本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形成国际竞争力，以数量扩张、外延扩大、粗放增长、劳动密集、资源消耗多、位于世界产业链低端、缺乏自主品牌为特征的外贸增长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低价格、低技术、低品质、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低效益、难持续的外贸增长方式。我国之所以采取这种外贸增长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有关，而且使中国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巨大的增长。但是，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外贸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种种困难，现行的外贸增长方式存在种种缺陷，已经严重不适应外贸和整个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现行外贸增长方式现在已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1.外贸依存度太高

一国如果不对外开放、发展外贸，就不能参与国际分工、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取得比较收益、更好更快地发展本国经济;一国经济如果对外依赖程度过高，又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需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利用外贸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做到外贸合理化、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良性循环。贸易依存度(外贸依存度)正是评价一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常用的指标之一。按照通行的定义，贸易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般为一个年度内对外贸易额在该国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由于我国的服务贸易所占比重相对较小，所以一般只计算货物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即货物贸易依存度。我们综合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和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eptember 2006的数据，计算得到了1995～2005年间中国货物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在此基础上，我们选取了2003年世界部分主要国家的货物贸易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与中国进行比较。

从国内层面看，近年来我国的货物贸易依存度一直在大幅上扬。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以每年近10个百分点的速度不断推进。为了更好地考察货物贸易出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核算了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我们发现，出口依存度从2001年的20.1%上升到2005年的34.1%，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赖，详见表7。

表7　中国货物贸易依存度和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1995～2005年)

资料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eptember 2006．

从国际层面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明显地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2003年我国的货物贸易依存度为51.9%，2005年则将快速上升至63.6%。而2003年美国的货物贸易依存度仅为18%，日本为20%。如果只考虑货物贸易依存度，与选取的具有代表性的9个国家相比较，2003年中国这一指标仅仅低于加拿大和韩国这两个新兴的发达国家，而高于德、英、法等发达国家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远远高于美、日这两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我们将服务贸易纳入计算之后，得到的结果是:中国2003年的贸易依存度为58%，低于加拿大的73%、韩国的73%和德国的68%;高于巴西的30%、印度的31%两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也高于英国的54%、法国的56%;而且仍然大大高于美国的23%、日本的24%(参见表8)。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美国、日本一样，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国内市场的人口大国。显然，作为一个市场容量巨大的人口大国，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尤其是货物贸易依存度是偏高的。

表8　2003年中国与部分国家货物贸易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eptember 2006．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外贸依存度变动相对平稳，我国外贸依存度呈持续上升态势。无论是发达经济大国，还是发展中经济大国，大体呈现一个上下波动、升降交错的发展态势，而且基本上稳定在一个较小的变化幅度之内。美国从1978年的14.9%，到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都基本维持在15%～18%左右的水平，25年间变化幅度不超过7个百分点。日本则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以下。印度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基本上维持在3个百分点的变化范围内，到21世纪初大体稳定在20%左右的水平上。中国则呈现出一个连续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贸易依存度现在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我国贸易依存度呈连续上升态势，且速度较快;二是我国贸易依存度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大国。这种局面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

出口市场的分布状况，即出口贸易的地区结构是反映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它包括出口流向、出口贸易伙伴的多寡和出口市场的集中程度等方面。如果过于依赖少数市场，那么出口增长必然受到限制。出口市场多元化一直是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但是中国的出口市场分布的实际情况表明，这一战略实行的结果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过分依赖少数市场，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到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金额为1632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21.4%;对欧盟出口额达1483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9.5%;对日本出口额达840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1.1%;对区域内东亚六个经济体出口额达2112亿美元，占到总出口额的27.8%;四者共计6067亿美元，占到中国货物贸易总出口额的79.6%(参见表9)。

表9　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东亚六个经济体、中东、非洲及中南美的货物贸易出口额(1995～2005年)

资料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6．

根据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我们测算了中国在不同年份对美国、日本的出口额占当年各自总进口额的比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例由1983年的不足1%，上升到了2005年的15%;对日本的出口额占日本进口总额的比例则由1983年的不足4%，上升到了2005年的21.1%。表10的数据显现，中国对美国、日本的出口依赖度较高，这也是近年与美国、日本贸易纠纷不断，以至于影响总体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

表10　中国对美国、日本的出口额占美国、日本进口总额的比例

资料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6．

综合上述数据，2005年中国对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金额共计6067亿美元，占到中国货物贸易总出口额的79.6%。由此可见，中国对中东、非洲和中南美市场开拓相对不足。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继续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避免对少数国家的依赖，以降低出口风险。

3.贸易摩擦加剧

近年来，国际经贸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一些国家开始滥用反倾销程序、肆意扩大反倾销调查范围、降低调查立案标准，以求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随着经济规模日益增大、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许多国家任意扩大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范围和认定标准，使中国成为国际反倾销的主要目标国。

根据WTO的有关统计，成员国之间的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已连续4年下降，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数量，已经连续2年下降，但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自入世以来至2005年底，中国遭受的各类贸易保护措施共计249起，涉及出口金额65.6亿美元。仅在2005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57起，涉案金额17.9亿美元，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遭遇国外发起的特保案件7起，涉案金额2.2亿美元;保障措施5起，涉案金额0.9亿美元。

柯里夫·斯蒂文森依据从WTO有关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案件数据，对1995年至2006年11月，全球贸易保护的趋势及相关特点进行了分析，发表了《2006年全球贸易保护报告》。表11的数据表明，近几年来WTO成员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注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在2001年，中国遭国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数量占当年全部案件的15%，2002年则升至17%，2005年则达到了29.8%，2006年上半年更进一步窜升至36%，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其他国家(地区)遭遇反倾销调查数量的减少，针对中国的立案仍然呈增长趋势。上述数据还表明，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可以预计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还将继续增加，这将严重制约中国外贸的增长，使以量取胜的外贸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表11　1995～2006年间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及在全球案件总数的占比

*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6月

资料来源：柯里夫·斯蒂文森．2006年全球贸易保护报告．http:// www.cacs.gov.cn．

图2　以1995年为基期，1995～2006年间对华反倾销立案和全球总立案情况对比

4.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

现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仅在国内市场上面临同国外企业的竞争，在国际市场上还要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也会发生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这里将比较有代表性的东南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做一比较研究，以说明国际竞争加剧的状况。

出口结构的相关度，是客观衡量不同国家出口产品之间竞争度强弱的一个常用指标。它可以间接地反映一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一般而言，中国的贸易和生产结构被认为是处于中间技术层级的，它比日本和第一代新兴工业经济体(新加坡、南韩和中国台湾)的技术层级要低，但在一些工业部门，它比第二代新兴工业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技术层级要高。这一点可通过许多途径来说明，最简单的方法是比较出口贸易结构。根据Lall and Albaladejo(2004)的数据，我们考察了中国和周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出口结构的相关度。从表12可以看出，在1990年，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与韩国、印度尼西亚最为相似(相关系数0.38)，其次是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系数0.34)。在2000年，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最为接近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相关系数超过0.5)，贸易结构差别最大的则是菲律宾(相关系数0.3左右)。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中国与所有周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贸易结构相关度，都是较大幅度上升的。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与周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出口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表12　中国和周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出口结构的相关度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China and Regional Export Structures)

资料来源：Lall and Albaladejo(2004)，Table 4.

衡量国家之间出口产品竞争程度更为直接的方法，是检验它们在出口市场份额上的变化。Lall和Albaladejo(2004)提出的方法是，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市场(或整个世界经济)，给出五种可能性:局部威胁(partial threat:):中国和其他经济体都赢得市场份额，但中国获取得快一些;无威胁(no threat):中国和其他经济体都赢得市场份额，但中国获取得慢一些;直接威胁(direct threat):中国获得市场份额，其他经济体丧失市场份额;反向威胁(reverse threat):中国失去市场份额，其他经济体获得市场份额;共同撤出(mutual withdrawal):中国和其他经济体都失去市场份额。按照Lall和Albaladejo提出的分析方法，中国和周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数据见表13，每个经济体在2000年的出口被分解为上述五类。从这个数据看来，几乎所有周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都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某种程度的“威胁”，受影响最大的经济体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同时也是在出口结构上技术密集度比较低的国家;所有经济体对中国的反向威胁都是很低的。那些出口产品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经济体，比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同时也是直接竞争指标最高的经济体。Lall和Albaladejo(2004)的研究还表明，在直接威胁这一组别中，只有马来西亚在高科技类别产品出口上受到了中国的直接威胁，其他多数经济体的直接威胁来自低、中等技术产品和基于自然资源类的产品。中国要缓解这种国际贸易竞争，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产业结构。

表13　2000年中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对周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威胁度”

(China Threat to NIE in theWorld Market 2000)

续表

资料来源：Lall and Albaladejo(2004)，Table 4.

5.资源、环境制约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还源于贸易扩张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渐凸显。由于我国经济和贸易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方式，产出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重要资源及能源国内供给严重不足，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11.5%，人均矿产占有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占有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0、1/20、3/5。在我国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能源和重要资源依赖进口的情况日趋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初级产品进口增幅高达47.7%，2005年初级产品的进出口逆差达到986.7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年实现的外贸顺差。

资源对中国粗放式增长的制约日趋严重，依靠资源高消耗追求规模扩张的外贸增长方式不转变已经不行了。尽管国外重要资源和原材料的大量进口，弥补了国内需求缺口，支持了经济增长，但是对国外市场的高依存度也易导致供求和价格风险，不仅难以稳定保证供应，而且会推动原料价格上涨，这又使依靠低生产要素成本的外贸增长方式无法维持。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外贸顺差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劳动力成本提高、高新技术引进困难等也是中国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

五、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

中国的外贸增长应由什么方式转变成什么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这种新的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特征、优点是什么?我国理论界目前看法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以数量增加为主向以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变“制造”为“创造”;也有的提出是要从单纯依靠数量扩张转向规模、质量与效益同步增长;还有的主张要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或者说是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从粗放型转变为效益型。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不十分准确。

由于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国际竞争激烈、外贸条件恶化、外贸顺差过大、外贸依存度太高，数量扩张型的外贸难以可持续发展，必须平衡进出口贸易，降低外贸依存度，转向注重经济效益的外贸增长;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剧，粗放增长、资源消耗、以低价格取胜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集约增长、以质量取胜、可持续发展，劣质低价已经不行了，必须优质优价;由于高新技术引进困难，仅靠贴牌生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形成国际竞争力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自主创新、形成自主品牌;由于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加工度低、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也低，必须转向世界产业链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长附加值，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因此，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即新的外贸增长方式，应该是一种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市场多元化、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科技兴贸、以质取胜、产业结构合理、加工度高、附加值大、高效益、可持续的方式。

六、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和对策

明确了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那么怎样把现行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成为新的外贸增长方式呢?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有效克服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困难、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外贸持续高效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应当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克服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制约、降低出口产品成本的困难和措施

由于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剧、工资水平过低导致“民工荒”和内需难以扩大，引起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因而出口产品的成本也会增加、价格也要提高，必然对出口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现在要扩大出口，已经不可能再完全或者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低价格，更不应该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以维持出口产品的低价来实现了。另外，人民币较大的升值压力也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存在上升的趋势，而价格上升又不利于出口增加，所以只能通过其它途径降低出口产品成本，以保持出口产品的较低价格。这里的其它途径，最重要的当然是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消耗。

2.优质优价、以质取胜的困难和措施

出口的数量增加和效益提高的途径，如果只是或者主要是依靠出口产品的低价格，那是效益低下的、不可持续的，最根本的或者主要的应该是以质取胜。因为质量好才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而且优质可以优价，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要真正做到以质取胜，又极不容易，必须加大投入，大力研究开发，改进工艺技术，严格管理，提高职工素质。

3.减少外贸顺差、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的困难和措施

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要不断扩大出口，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现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而且改变这种状况相当困难。因为，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因素，既有内部的，更有外部的。所以，中国现在要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平衡，既要实施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和国别地区结构，同时又要通过各种途径，促使部分国家和地区放开对中国出口的种种限制，从而使中国能够扩大进口，达到进出口的平衡，实现外贸的互利共赢。

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困难和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产品，实现了外贸的长足发展，但现在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受阻、贸易摩擦不断、条件恶化、竞争激烈，资源密集产品出口也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必须调整出口商品结构。但是，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尽一切可能开发新产品，扩大生产和出口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品、技术密集产品、尤其是劳动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

5.进入世界产业链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长附加值的困难和措施

改变长期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主要进行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加工度低、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也低的局面，是中国现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外贸持续高效发展的重要任务。但是，要进入世界产业链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长附加值，难度也很大，需要努力向上下两端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自主进行研究、开发、设计、供应、营销、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咨询服务等，加强分工、专业化、协作和产学研结合。

6.自主创新技术、形成自主品牌、实现科技兴贸的困难和措施

自主创新技术、形成自主品牌、实现科技兴贸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上述五个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有赖于自主创新、科技进步。真正做到自主创新技术、形成自主品牌，难度则更大，必须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保护知识产权，改进创新激励机制，大力鼓励创新;完善企业优胜劣汰机制，限制垄断，取消不合理保护，强化竞争压力，形成创新动力;健全技术市场、资本市场、资源市场，形成合理资源价格，增大成本压力，促进外贸企业由低成本转向高技术竞争;支持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增大研发投入;加强人才培养、职工培训，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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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8期，与张皓合写)

【注释】

[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济日报，2002-3-1．

[2]魏杰等．如何启动中国经济．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38．

[3]中央政研室．“九五”期间中国农民收入状况实证分析．农村经济问题，2001(7)．

[4]林毅夫．进一步启动存量需求仍是重点．经济日报，2002-7-17．

[5]简新华，陈志祥．增加有效供给，保证经济增长．求是，20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