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新投入机制浅析
胡 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 要:当前的美国经济是建立在强大创新能力之上的新型经济,而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高校和非营利机构为构成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创新投入机制是美国强大创新能力的基本保障。本文较为系统的研究了美国的创新投入机制,内容包括美国企业在创新投入机制中的主体地位,美国联邦政府创新投入对美国创新能力形成的影响等,希望对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投入机制的建立有所启示。
关键词:美国 创新投入机制
当前的美国经济是一种基于创新的新的经济模式,创新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强大的创新能力决定了美国持续、稳定、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美国持久的国际竞争力。而在美国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创新的稳定投入机制是美国强大创新能力形成的基础。
现代的创新已不是偶然的发明和发现,而是在保证高投入条件下有意识的、系统的工作,寄希望于低投入产生先进创新成果的小概率事件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研发经费的投入和创新成果的产出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强大创新能力形成的第一要素就是巨额且稳定增长的创新投入,它们是将整个国民经济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之上,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整个国家对创新的重视。
一、美国创新投入的总体状况
在研发投入的绝对数和相对数上的领先造就了美国高于其他的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
实际R&D的支出总额从很大程度上能够作为一国创新投入的衡量指标,美国的创新投入不仅数额巨大,而且一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这是美国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基础,也保证了美国经济和贸易的强大竞争优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美国实际研发支出总额在不断攀升,从1981年的1 231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2 693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成为增速最快的一段时间,进入21世纪后,增速有所放缓。
图1 1981~2003年美国实际R&D支出总额(十亿美元)
注释:实际值是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
资料来源: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Appendix Table 4-42.2006,2.
如表1所示,相比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的绝对额是最高的。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美元价格计算,2002年美国总研发费用约为2 666亿美元,而其他所有OECD国家的总和仅为3 583亿美元,其中日本为1 028亿美元,德国为522亿美元,法国为358亿美元,而英国仅为290亿美元。从研发投入的相对额来看,美国的投入强度依然是名列前茅的。2002年美国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为2.66%,仅次于日本的3.12%,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高于OECD所有国家的平均值2.26%。
表1 2002年实际R&D支出额与R&D支出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同图1。
美国研发投入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并不均衡,各产业部门使用的研发费用存在很大的差别。2003年美国所有产业部门的企业使用的研发费用总计2 040.04亿美元,其中制造业使用了1 233.84亿美元,占60.48%,非制造业使用了806.2亿美元,占39.52%。在制造业中,使用研发经费最多的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交通运输工具和化工产品。而在非制造业中,使用研发经费最多的是专业、科学技术服务和商品批发。这些使用了大量研发费用的产业部门都是美国创新成果最丰富,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部门。[1]
二、作为美国创新主体的企业对创新的投入
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可以更好地克服创新中在技术上和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使创新成果能够更为迅速地应用于生产,使创新拥有充满竞争性的微观基础,也使创新成果的评价提供了相对客观的评判标准。创新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过程,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可能真正坚持市场导向,反映市场需求。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就是要使企业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企业在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创新中都是居于主体地位的。从研发资金的来源看,日本全部研发资金中来源于企业的占73.9%,来源于政府的占18.2%,德国总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和政府的分别为66.1%和31.1%,法国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2.1%和38.4%,英国为46.7%和26.9%;从研发资金的使用情况看,日本总的研发资金74.4%为企业所使用,9.5%为政府所使用,13.9%为高校所使用,德国这三者的百分比分别为69.8%、13.4%和16.8%,法国分别为63.3%、16.5%和18.9%。[2]
美国是市场经济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事创新活动,必然最大程度的追求各种创新资源在创新活动中的优化配置,以达到最高的创新效率,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作为创新的主体存在,因为企业在分析创新的技术前景和市场潜力上成功率和效率都是最高的。事实上,企业在美国的研发活动中也是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
(一)企业作为美国创新投入主体的表现
如表2所示,1955~2004年美国实际研发费用的来源构成状况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变迁的过程的。1955年美国实际研发总费用为335.08亿美元,来源于企业的只占40.2%,而来源于联邦政府的则高达57.4%,此时企业还不是创新投入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研发投入开始超过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企业逐渐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直到20世纪90年代,企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全部研发投入的60%以上,企业真正奠定了美国创新的主体地位。2004年,美国实际研发费用为2 884.19亿美元,其中的63.8%来源于企业,只有不到30%来自于联邦政府。
表2 1955~2004年美国实际研发费用的来源 单位:百万美元
注释:其他机构包括高校、非营利组织以及州和地方政府。
资料来源: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Appendix Table 4-6.2006,2.
(二)企业作为美国创新执行主体的表现
如表3所示,1955~2004年美国实际研发费用使用的构成状况基本上保持不变。1955年美国实际研发总费用的71.9%就是由企业使用的,2004年美国实际研发费用的70.2%仍就是由企业使用的,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变迁之后,企业作为美国创新执行主体的地位没有丝毫的动摇,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必然性和稳定性。
表3 1955~2004年美国实际研发费用的使用 单位:百万美元
注释:其他机构包括联邦政府、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其他非营利组织以及州和地方政府。
资料来源: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Appendix Table 4-4.2006,2.
在美国,既有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埃克森-美孚石油、沃尔玛连锁超市等巨型的跨国公司,也存在大量雇员人数不超过30人的小公司,这些不同规模的公司作为创新执行的主体的表现也是不尽相同的。2003年美国所有规模的企业共使用了2 040.04亿美元的研发经费,雇员人数在25 000人以上的巨型公司使用了其中的841.80亿美元,约占总数的41.26%,紧随其后的是雇员人数在1 000~5 000人之间的中型公司,它们使用了其中的304.84亿美元,占总数的14.94%,接下来是雇员人数在10 000~25 000人之间的大型企业,它们使用了其中的275.71亿美元,约占总数的13.51%,而雇员人数在5~24人的微型公司使用的研发经费仅为55.78亿美元,占总数的2.73%,居于最后一位。[3]
(三)美国各产业部门企业创新活动的状况
不同的产业部门,因为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内在区别、市场结构的差异和竞争格局的不同,在创新上的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别。美国作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产业类别齐全,不同产业因其创新投入强度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国际竞争力。我们通常用企业总的研发资金与企业净销售额之比或来自企业本身的研发资金与企业净销售额之比来衡量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强度。
表4列出了美国2001~2003年各产业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整体上看,非制造业公司研发活动比制造业公司更为活跃。2003年美国非制造业公司研发费用占净销售额的比重为3.3%,其中软件业、科学研发服务及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三个行业,分别高达23.4%、16.6%和9.8%,制造业公司研发费用占净销售额的比重为3.1%,其中比较高的是测控和科学仪器、化工及机械三个产业分别为7.2%、5.6%和4.2%。这些创新密集型的产业既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又是美国最具贸易竞争力的产业部门。
表4 2001~2003年美国各产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 (%)
资料来源:U.S.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Table 792.2007:525.
三、美国联邦政府的创新投入
尽管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在美国研发总经费中所占的份额不是最大(如表2所示),但其对创新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大部分的基础研究和高校的研发活动都得到联邦政府研发经费的支持。联邦经费支持的高校研究项目,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联邦政府的应用研究和开发计划,也直接支持像改进国家健康和医疗护理、太空探索和国家安全等政府重大研究项目。
美国联邦政府对创新的投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862年,美国就通过了有关联邦政府支持创新的著名的《莫里尔法案》,这个法案因为佛蒙特州参议员贾斯廷·莫里尔(Justin.Morrill)而得名。该法案将联邦土地授予各州以建立大学,这些大学后来被称做公立学校。该法案规定,在这些大学里,“首要目标应该是……教授与农业和机械工程有关的学科”。由于该法案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这些学校也就没有将美国推到基础科学的最前沿。但它们却戏剧性的培养出了新技术时代所需要的熟练工人和工程师。农民们使用新品种的种子和新的耕作方法,制造商们用通用零部件组装产品,铁路部门采用新型铁轨、发动机和机车,电力事业建成一流的发电站和输电网络,炼油厂为照明和自动化工业提供燃料,所有这些都不依赖于那些工作在基础科学研究最前沿的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几乎没有这样的研究人员。当时,美国所需要的就是受过训练、能够实际应用新技术的工程师,这些人可以抓住新出现的商业机遇,将他们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在那个时代,各州和联邦政府通过资助人力资本的生产,来支持私人部门的技术驱动型经济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影响联邦政府对创新资助最深远的当属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交的报告《无止境的前沿》(the Endless Frontier),作为二战期间的科学研究与发展部主任,布什在报告中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莫里尔参议员所设想的远景。莫里尔想让政府资助人力资本的生产,而布什则想要资助基础研究。
布什勾勒出了研究线性模型的初步框架,在这个模型中,从科学到经济的路径就像是一条装配线。源头始于基础科学家,他们追随其好奇心而不考虑实际的应用。他们将新的知识放到传送带的起始端。随着传送带的转动,应用科学家们想方设法地将这些基本知识应用于实际当中。在最后阶段,为私人企业工作的工人将应用科学转化为新产品和更好的生产流程。根据这种观点,在创新过程中,发现新的基础科学知识是一个限制创新步伐的环节。布什建议,政府通过资助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够最好地推动经济增长并获得其他实际收益。
美国的实践经验既没有立刻遵从布什所描绘的蓝图,也从来没有完全遵从过。但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融资的天平确实倾向于布什所鼓吹的受好奇驱使的基础科学研究,而且布什的远景也成为政府支持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认识到重要的新技术可能通过私人部门的创新而产生,于是便开始建议政府应该在资助该领域的创新活动中多做些事情。这一建议还受到美国制造业在80年代所经历的困难的推动,克林顿政府就为建立新的政府技术计划和扩大现有的计划制定了积极的目标。这些计划明确地支持私人部门的创新。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先进技术计划(ATP),该计划直接资助来自私人企业的研究建议。此外,克林顿政府还扩大了小企业创新研究拨款计划(SBIR),该计划也直接给私人企业提供政府资助。[4]
直到今天,美国联邦政府对这些计划的资助额依然在不断增长。2002年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对ATP的资助额度高达2.89亿美元,2003年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对SBIR的资助额度达到了16.07亿美元,对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BTT)的资助额度达到了0.92亿美元。[5]
虽然联邦政府拥有数百间实验室,但是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仅有一小部分在这些机构中执行,大部分都是通过合同约定由工业企业来完成,还有一些是由高校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包括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来完成。按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支出总额为863.07亿美元,由联邦政府各部门执行的为228.67亿美元,仅占总数的26.5%,由企业和高校执行的为458.88亿美元,占总数的53.2%。[6]
美国联邦政府在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资助上表现出相当的平衡性。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负债总额为546.98亿美元,其中对基础研究的联邦负债为268.60亿美元,对应用研究的联邦负债为278.38亿美元,基本保持平衡。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在具体资助领域的选择上却表现出一定的偏向性。国防和卫生成为联邦资助的重点领域。据初步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对研发的联邦预算为1 276.21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防领域的预算高达747.59亿美元,占全部研发预算的58.6%,紧随其后的是用于卫生领域和空间技术领域的研发预算,分别为289.84亿美元和80.89亿美元,分别占研发预算总额的22.7%和6.3%。
除了企业和美国联邦政府对创新的巨额稳定投入外,美国的高等院校,一些非赢利组织以及各州和地方政府对创新也有相当数量的投入,它们对美国强大创新能力形成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美国的企业、政府、高校和非营利组织都热衷于对创新的投入,而且这种热情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大量而稳定的创新投入是美国强大创新能力形成的基础。美国完善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企业无可辩驳的成为创新投入和创新执行的主体,这保证了创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创新投入以最有效率的途径生产出各类创新成果,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持续的动力。美国完善的创新投入机制给正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以大量的启示,中国需要尽快建立和不断发展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投入机制,推动我国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
[2]U.S.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7.
[3]保罗·罗默.评论《信息技术——“新经济”与信息技术政策》.载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主编,中信出版社,2004:326-331.
【注释】
[1]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Appendix Table 4-19.2006,2.
[2]日本、法国和英国的数据是2002年的数据,德国的数据是2003年的数据,数据均来源于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Appendix Table 4-44.2006,2.
[3]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Appendix Table 4-19.2006,2.
[4]保罗·罗默.评论《信息技术——“新经济”与信息技术政策》.载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主编,中信出版社,2004:326-331.
[5]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Appendix Table 4-39,Table.4-40,Table.4-41.2006,2.
[6]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Appendix Table 4-6.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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