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镇压林爽文起义看清中叶的福建绿营水师
何 瑜[1]谢茂发[2]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100872）
摘 要: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农民起义，清廷急调福建绿营水师赴台镇压。福建绿营水师在台期间，先后参与进攻诸罗、凤山等地的攻坚战斗，以及封锁海港、搜捕起义民众等辅助性军事行动，并承担起了运输兵力、粮饷等后勤保障工作，对“剿灭”农民起义军起了一定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福建绿营水师在台的军事行动是很不得力的，从中彻底暴露出其软弱无力与畏葸无能。
关键词:台湾 福建绿营水师 林爽文起义 福康安
乾隆年间，台湾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军首领为林爽文、庄大田，史称台湾林爽文起义。这次起义，从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1月16日）起，至五十三年（1788年4月）结束，历时约1年零4个月。其间，清廷先后征调了闽、粤、浙、桂、湘、黔、川等7省的八旗、绿营水陆兵丁赴台，总计近6万人，[3]并三易统帅，最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此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起义的过程、原因、性质，以及天地会与起义关系等几个方面，[4]而对福建绿营水师在镇压林爽文起义中的角色与作用，却鲜有人问津。本文通过对清代档案的简要梳理，力图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乾隆年间福建绿营水师概述
清代水师，分为八旗、绿营两大支。八旗水师，主要驻防在东北、天津、杭州、福州、广州等地，人数约1万人。清绿营水师，又分为外海、内河水师两部分，直隶、山东、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6省设外海水师，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西等8省设内河水师，福建省仅设绿营外海水师。乾隆年间，清绿营约60余万人，其中水师约占六分之一。福建绿营有6.3万余人，其中水师约有2.8万人，兵力几占全省兵力二分之一，乃全国水师翘首。[5]《清史稿》一书对清代绿营水师的分布，曾有说明:
外海水师，北自盛京，南讫闽、广，凡拖缯、红单等船隶焉。内河水师，各省巡哨舢板等船隶焉。奉天、直隶、山东、福建水师船均属外海。江西、湖广水师船均属内河。江南、浙江、广东水师船分属外海、内河。[6]
福建绿营水师，建置于顺治七年（1650年）。《清史稿》中对此有过详细地记载:
顺治七年，定福建官兵经制。……设福建水陆提督，标兵三营，营设将领八，兵凡三千。设汀州、泉州、铜山三镇总兵官，及援剿总兵官、中路总兵官，标兵各二营，各设将领八、兵二千。……设福州水师，及汀州、兴化、邵武、延平、闽安、同安七协副将标兵，各设将领八，兵凡二千。[7]
可见，在顺治初年清兵南下闽浙之时，清廷已在福州、泉州、厦门等地设立水师，此时福建绿营水师与绿营混合编制，没有独立建制。顺治十三年（1656年），闽浙总督“以海上未靖，奏请增设水军三千，并动帑增造唬各船百余只”，[8]福建绿营水师力量开始增强。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正式设立福建水师提督一职，施琅为首任。但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将水师提督裁撤。九年后（1678年），清廷再设，福建绿营水师至此正式独立建置，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方被裁撤。《清史稿·兵志二》载:
康熙八年，增设福建水师总兵官。十四年，改崇明总兵官为水师提督。十七年，设福建水师提督及参将以下各官。[9]
乾隆年间，福建绿营水师提督直辖提标中、左、右、前、后五营，并节制金门、海坛、南澳镇右营、台湾等水师四镇。根据《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的记载，清乾隆年间福建绿营水师的兵额为2.8万人，其中台湾镇有近1.3万人（表一），几占全省水师兵额的一半，可见台湾在当时东南海防中的重要地位。[10]需要指出的是，清廷在台湾的水师，兼辖陆路与水路，承担了防守海口与城池、关隘等任务。
表一 乾隆年间福建绿营水师编制表
（续表）
乾隆年间，福建绿营水师有外海战船342艘，台湾为98艘，约占其四分之一强。福建水师战船，主要有长龙船、赶缯船、双篷腒船等。广东外海有战船166艘，浙江有197艘，江南有83艘，福建水师战船居东南四省之首。[11]
福建绿营水师的武器装备，主要有藤牌、大斧、大刀、钩镰枪、斧标、铁弹、弓箭、排枪、标枪、火罐、火箭、火炮等。其中，大赶缯船，兵80名设排枪42杆。水师中，每1 000名中有300名弓箭兵，比例为10∶3；藤牌兵、大刀兵、钩镰枪兵，每1 000名中各有50名，比例为20∶1。中赶缯船，兵60名设排枪30杆。小赶缯船，兵50名设排枪25杆。大艍船，兵35名设排枪16杆。中艍船，兵30名设排枪16杆。小艍船，兵20名设排枪10杆。水师兵丁排枪配备的比例大概为2∶1，其他省为5∶2；水师营火炮配备是100∶1，即1 000名兵丁配备10门火炮，其兵丁排枪配额在全国水师中是最高的。[12]不难看出，福建绿营水师火器配备在各省水师中也是最强的。
根据乾隆年间修订的《清通典》记载，福建绿营水师的训练主要在海上进行。其中巡哨制度，就是福建水师训练的主要方式，包括巡阅、会哨两项。巡阅官，通常指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建水师提督等人；规定闽浙总督到任后遍阅一次；水师提督一年阅海坛、闽安、烽火，一年阅金门、南澳、铜山等处，二年巡阅完毕；由于台湾远隔重洋，令本镇总兵每年巡查。另外，每隔三年清廷还要派巡台御史赴台巡视。[13]
在雍正朝和乾隆初年，福建绿营水师的训练是较有成效的，故曾多次派兵前往浙江、天津、江南等省，帮助各地训练绿营水师。这在《清实录》中多有记载:
雍正六年，己酉。谕内阁:各省水师兵丁，惟福建最为熟练。朕前降上谕，令蓝廷珍拣选五十名发往浙江，照陕西兵丁赴浙之例，令其补充营伍，教习浙江水师。[14]
乾隆中期以后，国家安定，海疆久无战事，因而水师的训练日趋松懈，尤其是巡哨制度不能认真履行。如总兵官按例每年应该出海巡查，但大都以副将抑或参将代替，而本应是参将指挥的巡哨，则往往以都司，有时甚至以千总、把总等下级军官代替，水师的训练有名无实。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清廷调福建水师官兵2 000名赴云南军前，随同进剿。结果“该兵丁等沿途滋事，鞭责夫役，甚至将民夫双耳割去，……及随京兵打仗时，又复怯懦”。[15]“并未能冲锋接仗，甚至一闻枪炮，即股栗不能起立，或潜匿水底不出，回京侍卫等，莫不传为笑谈。”[16]水师兵丁打仗时，一听到枪炮声就双腿发颤，或者泅水逃跑。可见，福建绿营水师的战备素养已大不如前了。
二、乾隆帝把镇压林爽文起义视为巩固东南海疆的重要举措
乾隆帝在位时，有“十全武功”之说，其中就包括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且是其中唯一的与清代海疆关联的军事行动。有清一代，对台湾在国家海疆中的战略作用，康、雍、乾三帝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康熙二十三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平定台湾后，给康熙帝上了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内言:
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17]
施琅指出，台湾北连江浙、南靖闽粤，实乃东南四省之门户，对清代海疆安宁关系重大，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施琅的奏折，打动了康熙帝，下定了其将台湾收入版图的决心，不久清廷即在台湾置一府三县。
雍正元年，清廷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控制。雍正帝令在台湾南部的岗山、盐水港、笨港等地派驻绿营水师。八月，他命在台中部设立彰化县。[18]
乾隆帝对台湾问题的重视，与康、雍二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深知:
台湾为海外重地，民番杂处，最关紧要。
该处远隔重洋，民俗刁悍，屡有聚众滋事之案，驻扎道员，最关紧要，必须实力整顿，痛改废弛积习，庶于海疆有益。[19]
同时，随着台湾经济的不断开发，台湾对大陆的作用亦日益明显，尤其是对福建的影响更大。乾隆十一年，福建巡抚周学健给乾隆帝上疏:
台湾土地膏腴，一岁数获，余粟足供福、興、漳、泉盘运。[20]
向来闽省内地民食，全赖台湾稻田丰熟，得以源源接济。[21]
不过，由于台湾民风强悍，屡有械斗事件发生。故林爽文起义之初，乾隆帝尚不以为然。当他得知闽浙总督常青，打算派福建水陆提督黄仕简、任承恩齐赴台湾时，便觉得小题大做。下旨申饬说:
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皇失措，为此朕欲牵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致汝等如是张皇畏惧。……岂有水陆两提督俱远涉重洋，办一匪类，置内地于不顾之理？[22]
然后不久，乾隆帝的态度就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湖广总督常青、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先后密奏，林爽文原是天地会众，其起义带有“谋逆”性质。“谋逆”二字触痛了乾隆帝敏感的神经，此时他方感到，林爽文起义非同以往民变，必须严加“痛剿”。于是，他在给军机处的上谕中言:
天地会名色，起自三十二年，为时已久。……从来倡教立会，最易煽惑人心，为地方之害。上年大名纠众戕官一案，段文经亦借立八卦会为名，互相勾引，遂成逆案。而闽省匪徒公然立天地会名色，肆行抢夺，较之大名邪教，其案更久。此总由地方官平时不肯实力查察，及遇有犯事者，又不能彻底根究，以致姑息养奸。……此次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即由从前贻患所致，不可不严切究办，以净根株。[23]
在乾隆帝心中，台湾本来就具有极高的政治、军事价值。而林爽文起义不仅仅危及到了东南海疆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清廷，这是乾隆帝万万不能容忍的，因而他下令务必斩草除根，并不惜代价，持续地派清军赴台镇压此次起义。
三、福建绿营水师在台湾的军事行动
清廷镇压林爽文起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底至五十二年三月，约4个月时间。此时，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提督任承恩先后渡台指挥镇压起义，但由于固守城池，不敢出兵，俱被清廷撤职查办。第二阶段从五十二年三月底至十月底，约8个月。此阶段由原福州将军、湖广总督常青督办，福州将军恒瑞、江南提督蓝元枚赴台参赞军务，后常青、恒瑞被撤职，蓝元枚病死台湾。第三阶段从五十二年十一月至五十三年三月初止，约4个月。此阶段，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率军渡台，先后镇压了林爽文部、庄大田部义军。在这三个阶段中，福建绿营水师都直接参与了镇压起义的军事行动，我们逐一来看其表现。
（一）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坐镇台湾:水师成为镇压林爽文起义的急先锋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787年1月16日），林爽文率义军攻占彰化县城，随后庄大田在台湾南部响应，率义军攻陷了凤山，全台震动。时坊间传闻，驻台清军将要退守安平而放弃府城（今台南市），一时府城绅民，人心惶惶。结果，台湾“澎湖右营游击蔡攀龙领澎湖左右营兵700人至府城。城中人见援兵至，皆喜过望，始有固守之志矣”。[24]蔡攀龙带来的这支澎湖水师，人数并不多，却给当时惊慌失措的官绅打了一针强心剂，暂时稳定了台湾府城的人心。
先是，清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统领水师游击杨起麟等，调遣驻台绿营水师1 400人，准备赴彰化县镇压起义，因半路听说诸罗被义军攻陷的消息，于是命部队停止前进，寻派兵于台湾沿海各港口巡逻。柴大纪驻扎在盐埕桥，并忙向闽浙总督求救。[25]
台湾林爽文、庄大田起义的消息传到福建后，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首先派游击邱维扬，率领200名水师兵丁渡台探听情况。可见，这次台湾民变，福建绿营水师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对安定台湾的局势起了一定作用。
黄仕简，系康熙年间平台水师将领黄梧之孙，台湾收复后黄梧被封为一等海澄公，后黄仕简承袭了祖父的爵位，积军功升至福建水师提督。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始，每逢台湾民变，黄仕简必率水师前往镇压。
林爽文起义的消息传到京师后，乾隆帝即命黄仕简调拨兵马驰赴台湾，抵台后迅速领兵直捣林爽文、庄大田的根据地。黄得旨后很快调兵遣将，预备赴台，但由于台海浪高风大，加之台湾府城失守的谣传，令黄胆战心惊。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月初四日，黄仕简才在台湾鹿耳门登陆，随行的有督标水师游击邱维扬、孙全谋，参将潘韬，南澳镇水师游击李隆，金门守备曾绍龙等将领，兵2 300名，登陆后黄仕简进入台湾府城。同时，福建绿营水师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亦统领台协副将丁朝雄、长福营参将那穆素里、金门镇游击陈元等人，率水师兵1 700名抵达台湾。两天后，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同安参将福兰泰、泉州游击海亮、游击穆胜额等，统兵2 000名在台湾鹿仔港上岸。接着，福宁镇游击延山统领千总、把总、外委15人，统兵1 000人至台湾府城。同年正月二十三日，福建总兵普吉保统领水师副将林天洛、兴华副将格绷额等人，率1 700名兵丁到达台湾。次日，福建绿营水师闽安协副将徐鼎士统领抚标水师游击吴秀等，统水师1 800名亦至台湾八里岔。[26]一时间，台湾云集了从大陆渡海而来的清军1万余名，其中有绿营水师兵5 800名，加上台湾驻扎的13 000余名水师兵丁，福建绿营水师在台湾集结了近1.9万人，占福建水师兵力的三分之二强。可见起义初期，福建水师在台湾投入的兵力是相当多的。
福建水陆提督黄仕简、任承恩抵达台湾后，分别驻扎在府城和彰化两地，由于此时台湾水师兵力超过陆师，在台的军事行动实际由黄指挥。黄因渡海时染上风寒，更兼惧于义军强大的声势，此时的他虽手握重兵，却并不按乾隆帝旨意直捣义军大本营，而是一面派总兵柴大纪北上反攻被义军占领的台中重镇诸罗，一面派水师总兵郝壮猷率部南下进攻凤山县。他声称府城乃台湾根本，不可无重兵把守，于是调遣本标游击孙全谋领水师兵500人，驻扎在其驻地附近，并调来两门红衣大炮安放在大门前以保安全。台湾府城建造简陋，乃竹木环绕而成，并无坚固的城垣为之屏障，黄仕简命部下修筑工事、加固城垣，并令府城守营参将宋鼎、游击左渊等人，分别把守府城的7个城门。他还令水师守备黄象新、曾绍龙带兵1 200人防守草店尾、柴头港等地，以保障府城周边的安全。[27]一番布置后，黄仕简觉得府城的防御有了保障，方才给乾隆帝上奏，他写道:
臣随遣海坛镇总兵官郝壮猷，率同副将丁朝雄、参将那穆素里、游击蔡攀龙、都司罗光炤等，带领兵丁二千三百五十余名，前往南路剿匪，恢复凤山；……遣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带领兵丁二千二百三十余名，前往北路进剿，恢复诸罗彰化等处。[28]
黄仕简的奏折是向乾隆帝表明，他抵台后已立即派兵“剿匪”，但也显露了其株守府城的事实。而水师总兵郝壮猷、副将丁朝雄等前往收复凤山一事，进展并不顺利，每日仅进军5里。走到大湖时，遇到小股义军的袭击，便又停了下来，且一停就是24天。
二月十三日，台湾道永福见黄仕简率军入台后，各路人马进展缓慢，尤其是郝壮猷部在大湖一带逡巡不前，畏敌如虎。于是面见黄仕简，请他催促郝壮猷急速收复凤山。但黄却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地说:
师老矣，轻进必有失。且令郝总兵回军缓图之。[29]
直到福建绿营福宁镇游击延山率兵1 000人至府城，黄仕简才令其以500人留守府城，其余500人赴大湖援助郝壮猷，另派水师游击郑嵩带领500兵丁，由海道经打鼓山登岸，绕道凤山南路，与郝壮猷夹攻凤山。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二月二十二日，郝壮猷率水师收复了凤山，在收复凤山及随后的府城战斗中，澎湖右营游击蔡攀龙由于作战勇敢，连升两级，战斗结束后不久被提拔为副将。
而此前的正月二十二日，林爽文率义军主力主动撤离了诸罗，因而总兵柴大纪也顺利地率军收复了诸罗。提督任承恩，此时也带兵进入了彰化县。
清军相继收复诸罗、凤山、彰化之后，士气有所提升。但黄仕简仍不遵乾隆帝直捣义军大本营的旨意，而是命柴大纪进兵大里杙，并约请驻在彰化县城的任承恩与柴大纪合攻，结果为任婉拒。黄命副将徐鼎士与他合兵一起向北进攻林爽文，也为徐拒绝，黄仕简本无心向大里杙进军，于是躲在府城不出战。
三月初三日，黄仕简派府城留守的守备黄象新带兵500前往诸罗，拟汇合柴大纪的兵马，打通台湾北部的道路。黄象新刚到诸罗，海坛镇总兵郝壮猷部便在凤山城外中了义军庄大田部的诱兵之计，清军死伤2 400余人，仅郝壮猷率600残兵逃回府城，凤山随即再入义军手中。[30]黄仕简闻郝壮猷在凤山失利，马上令黄象新带其部500人返回府城，以防林爽文义军来攻。此时的台湾，黄仕简、任承恩一南一北分驻府城、彰化，总兵普吉保驻扎在鹿仔港，郝壮猷率残兵逃回府城。这样，清军反被义军分割包围，处处势孤力单。对黄仕简、任承恩这种龟缩不出的做法，远在数千里外的乾隆帝极其不满，连发谕旨催促二人火速进兵，合力攻取林爽文，然后再集中兵力南下征讨庄大田，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失望、愤怒的乾隆帝，多次给闽浙总督李侍尧、将军常青发谕旨，令其就地免去黄仕简的提督职务，并令总兵郝壮猷暂署水师提督一职。[31]乾隆帝最初考虑免去黄的职务，令其回家养老。[32]旋复谕旨，令其回京，交刑部治罪。由于他是功臣黄梧之后，最终还是赦免了黄的死罪，令其以金赎罪，回家终老。
黄仕简被免职后，清廷命郝壮猷暂署福建水师提督。[33]不久，郝兵败凤山的消息传回北京，乾隆帝下令将郝壮猷就地正法，水师提督一职由台湾镇总兵柴大纪暂署。同时，命常青督办台湾军务兼水师提督一职，火速渡台，接替黄仕简指挥在台清军，并令江南提督蓝元枚为福建陆路提督，即日赴台剿“贼”。[34]
在第一阶段，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率领水陆大军1万余人抵达台湾，加上台湾旧有水师兵丁，水师兵额近2万人，成为镇压农民军的主力。结果，福建绿营水师在台湾南北出击，都遭到义军的沉重打击。郝壮猷率军在凤山被义军伏击，大败而逃回府城，成为第一阶段的转折点，清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得不请求增兵救援，福建水师战斗力的羸弱可见一斑。
（二）常青督办台湾:水师在驰援诸罗的战事中屡遭失败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湖广总督常青被授予督办台湾军务将军兼水师提督，福州将军恒瑞、江南提督蓝元枚被授予参赞，一同赴台“剿匪”。常青抵台后，按照乾隆旨意，首先将临阵脱逃的署福建水师提督郝壮猷在府城就地正法。五月，恒瑞、蓝元枚先后率兵登台。不久，蓝元枚由陆路提督改任福建水师提督。
从三月至十月底，在常青督军台湾的近8个月内，经他与恒瑞、蓝元枚的奏请，在闽浙总督李侍尧的主持下，清廷先后调遣了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军队，其中包括八旗驻防兵，近3万人到台湾。其中，征调的水师有广东绿营水师2 000名，福建绿营水师1 000名，杭州乍浦八旗驻防水师500名，浙江绿营水师3 000名，共6 500名。[35]这个阶段，福建绿营水师虽然在总兵力上少于绿营，但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攻坚任务。
三月二十七日，林爽文、庄大田部义军合攻府城。将军兼水师提督常青驻扎于此，他命澎湖右营游击蔡攀龙固守府城近郊的桶盘栈，游击邱维扬、守备黄象新固守柴头港，守备曾绍龙固守草店尾，以此保护府城周边的安全。同时，他令参将宋鼎、那穆素里，守备王天植、都司罗光炤等将领在府城各个城门驻扎，他在东门督战。[36]从早及晚，义军前仆后继、如潮水般地攻向府城，清军死伤惨重，常青心急如焚，眼看府城就要失守，但庄大田部下庄锡舍率千余人临阵叛变，义军军心动摇，清军趁势反攻，府城之围得以解除。不久，大武陇许尚率义军攻打柴头港。福建水师游击邱维扬迎战，被义军大炮击毙，但义军没有攻克柴头港。[37]
府城解围后，克复府城附近的斗六门又成为常青下一个难题。斗六门为通往台湾南北的咽喉，常青先令总兵柴大纪领诸罗及鹿仔港守军一起进攻。柴以兵力单薄为由拒绝，并顺势请求常青派兵支援诸罗，于是常青派水师参将潘韬、守备曾绍龙与黄象新率领金门水师1 100人前往诸罗，援助柴大纪。[38]进军途中，曾绍龙、黄象新部受到义军的阻击，旋改道乘船由笨港赶赴诸罗。
五月十五日，将军常青、福州将军恒瑞率领福建、广东、浙江等绿营将弁437员，水陆兵丁5 500人在府城大北门校场誓师，试图一举消灭南部义军庄大田部，但清军刚走到离府城60余里的南潭，便遇到庄大田部义军。一番激战下来，常青率领的清军伤亡近百人，守备林士春、千总谢元、把总刘茂贵等将弁阵亡。于是，常青马上退回府城，留下部分清军坚守南潭。此后，常青一直龟缩在府城。与此同时，新任水师提督蓝元枚率领福建、浙江两省水陆官兵在彰化县北门与义军交战，结果守备唐昌宗、千总魏际荣、把总罗洪灿、外委潘建、外委吉兆及兵丁百余人阵亡，蓝领败兵退回鹿仔港。[39]此后，蓝元枚亦龟缩在鹿仔港，不敢与义军交战，直至八月十八日病卒于此。
这样，台湾的水陆清军，在常青、蓝元枚的统领下，于府城、鹿仔港南北出击义军再次失败。
另外，福建提督柴大纪（五十二年四月改任）驻扎的诸罗县，开始成为第二阶段双方争夺的焦点。林爽文在围攻府城失败后，便率义军主力围攻诸罗，时间长达半年。五月十七日，柴大纪派水师兵丁200人在千总陈邦材的带领下防守鹿仔草，福建水师游击邱能成带兵400往来盐水港、鹿仔草一带巡哨，以确保诸罗后路的安全。六月，林爽文部蔡福、李七、叶省率义军攻克了笨港，并进攻鹿仔草。柴大纪遣水师500人驰援，结果被义军打得大败，邱能成困守鹿仔草，至此诸罗与盐水港、鹿仔草之间的交通又被义军切断，几成一座孤城。
六月以后，林爽文、庄大田一北一南发动了对台清军的又一轮攻势，尤其是林爽文部对诸罗的进攻，令困守其中的柴大纪惶惶不可终日，连连向坐守府城的常青求救。常青接连派出两批兵马前往救援。
七月十三日，温州镇水师总兵魏大斌、参将特克什布、参将张万魁、游击田蓝玉，以及福建绿营水师游击邱能成，统领水陆兵马约3 000人，其中水师约有1 000人，兵分三路从鹿仔草出发前往诸罗，行至诸罗附近的倒店，复坠入义军伏击圈中。惊慌失措中，清军粮草武器尽为义军所夺，清军阵亡千总6员、把总6员、外委8员，兵丁死亡1 100余人，乡勇死亡200余人。参将张万魁逃至田间为乡勇郑乃生侥幸救出，魏大斌率残兵逃至诸罗，柴大纪率守军出城接应，方才幸免被义军俘虏。[40]
七月二十九日，常青再遣福建绿营水师副将蔡攀龙（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提拔为副将）、参将孙全谋等将领，率领广东、福建水师1 600名救援诸罗。由于诸罗此时已成一座孤城，蔡攀龙等决定绕道海上，他们统领的水师兵马在台湾沿海漂流了近20天，才抵达诸罗后方的盐水港。[41]八月二十日，蔡攀龙、孙全谋等人，汇合原在此驻扎的水师将领杨起麟、邱能成等，带领闽、粤两省水师兵马2 100人，兵分三路向诸罗进发。行至诸罗附近的倒店、竹仔脚，又被义军前后夹击，清军死伤惨重，兵丁死亡700余人、乡勇100余人，千、把总阵亡18人，副将贵林、游击杨起麟、都司杭富、守备马大雄皆阵亡。蔡攀龙、孙全谋率领残兵败将逃入诸罗县城，粮草、军饷、武器等辎重全部为义军缴获。其后，义军又乘胜攻下了水师守备林士元把守的鹿仔草。[42]至此，清福建绿营水师驰援诸罗的行动全部失败。
在第二阶段中，参与攻坚、救援等军事活动的福建绿营水师在台湾战场上屡屡失利，而担任后勤保障任务的福建水师则由于较少与义军大部队交锋，兵员损失较少、完成任务亦相对顺利。
此时，福建水师扼守下的台湾鹿耳门、鹿仔港，成为清军增援台湾的主要登陆地，从四月至十月，每个月都有增援的清军由这两个口岸登陆。台湾的笨港，背靠澎湖，面对台湾府城，乃战略要地，先是被起义军占领，清水师提督蓝元枚率军收复后，乾隆帝令其派水师严守，防止再次落入义军之手。附近的鹿仔港、盐水港，督办军务将军常青也下令就近从澎湖水师协抽调兵马协助防守，并派新募的600名水师兵丁，往来澎湖、笨港、鹿仔港、盐水港之间巡逻，严防起义军偷袭上述海港。[43]
战争期间，为了防止义军派兵渡海袭击东南四省，清廷一再严令福建水师派兵封锁沿海岛屿、口岸，防止义军渡海袭扰大陆。
由斗六门至溪河，逸出海口，洋面岛溆丛杂，易于窜匿，……不可不预行设法防备。酌传谕常青等务拣派得力将备，带领弁兵，于通海各溪河处，严密防守。[44]
由于清水师在沿岸布防较严密，台湾义军始终没有对江浙闽粤四省构成实质性威胁。
（三）福康安督师台湾:水师成为镇压义军的配角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陕甘总督福康安及参赞海兰察等人统领八旗、绿营9 000余人，[45]在台湾鹿仔港登陆。此后的三个月内，加上后续到来的广西、贵州、湖南、四川等省兵马，这一阶段台湾新到清军约1.3万人。[46]
福康安抵达鹿仔港后，十一月初六日即发兵攻击围困诸罗的林爽文义军。临行前，福康安从驻守鹿仔港及其附近的福建绿营水师各营中，抽调出精壮兵丁1 200人，由游击裴起鳌、守备马得聪率领进攻大里杙；令水师副将徐鼎士、守备徐大鹏领水师由大肚溪进攻大里杙；鹿仔港则由福建水师与新到清军一起防守。[47]福康安亲率八旗、绿营主力5 000余人进攻诸罗，参赞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福建总兵普尔普等人兵分五路围攻义军。海兰察领八旗军冲上仑仔顶，义军抵挡不住，被迫后退，清军咬住义军，紧追至牛稠溪，义军在此设伏，但仍无法挡住蜂拥而至的八旗、绿营军队，海兰察率清军长驱直入诸罗城下，诸罗之围遂解。
福康安带领清军主力解诸罗之围后，即令福建总兵普尔普带领原来驻扎在盐水港、鹿仔草的福建水师兵丁打通台湾府城至诸罗的道路。福康安令福建水师提督柴大纪、福建提督蔡攀龙带人马守卫诸罗县。[48]十一月十七日，普尔普率福建水师兵丁2 000人，先后攻克了茅港尾、湾里溪、铁线桥等地，台湾府城至诸罗县的道路终被打通。[49]
十一月二十日，福康安兵分三路，令恒瑞、普吉保带兵攻大埔林；额辉、袁国璜带兵攻大埔尾；海兰察领额尔登宝、穆克登阿、春宁等攻中林，福康安率军殿后。海兰察以八旗骑兵在前开路，义军抵挡不住，退回至斗六门，林爽文亲自率义军迎击三路清军，最终仍败退大里杙。[50]
十一月二十四日，福康安、海兰察率清军主力进攻林爽文的根据地大里杙，海兰察、普尔普率八旗侍卫军为前锋，攻下了大里杙。林爽文带部分义军遁入深山老林中，处境日益险恶。[51]时隔不久，林爽文为叛徒出卖被俘，后被押往京师，英勇就义。
五十三年（1788年）一月二十日，福康安统领清军主力南下，围攻庄大田部义军，先攻占了其大本营大武陇。庄大田败退至台湾南端的琅峤附近并为清军俘虏。至此，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福康安率领的八旗、绿营镇压了台湾林爽文、庄大田起义。
在镇压林爽文起义后期，福建绿营水师继续在台湾各海港巡查，防止义军渡海潜逃大陆。水师在各地巡逻，捕获了不少落单、失散的义军将士，这在福康安、海兰察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均有说明:
……并查东港大洋内，有小岛一处，地名小琉球，为向来巡哨不到之处，亦分派水师前往查缉，勿使山陬海澨，处处穷搜，……连日以来，拿获解送前来者，亦纷纷不绝。[52]
福康安督军台湾期间，他任用的主力是八旗、绿营，对绿营水师的任用不多。无论是在进攻北部的诸罗、大里杙，还是进攻南部的南潭、凤山，他都很少用福建水师。福康安的先锋部队是海兰察统领的八旗军，人数不多、但战斗力较强，在镇压林爽文、庄大田部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福建水师则更多担任守城、攻打弱小义军等辅助性军事行动。
四、福建绿营水师镇压林爽文起义的历史总结
首先，我们对福建绿营水师在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做一简要评价。
（一）水师高级将领贪生怕死，指挥能力低下
在第一个阶段中，负责指挥清军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是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但黄甫到台湾便躲进府城，大力修固城池。黄在台约3个月，曾派水师收复彰化、诸罗、凤山等地，但黄从未亲身领兵出战。
黄仕简在指挥清军的战斗中，亦极不得力。他违背乾隆帝集中兵力的方针，采取分头出击、步步设防的策略，并将重兵屯集在府城。结果，清军虽然在台湾兵力较多，但在诸罗、凤山等地并不占优势。清军在凤山的失败，与此兵力部署有直接关系。
常青接任后，亦与黄仕简相同，大部分时间都驻守在府城。五十二年五月（1787年），他在乾隆帝一再催促下，统领大军5 000余人准备前往凤山“剿灭”庄大田部义军，但在府城60里外的南潭遭遇败绩后，又马上率军逃回府城，再也不敢与义军交战。六月以后，林爽文率义军进攻诸罗，柴大纪连连告急，但常青不为所动，仅派福建水师小部分兵力分批前往救援，而派去的水师将领亦软弱无能，屡战屡败。
黄仕简、常青等人，先后在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担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们的畏葸无能，使得清军在台湾的军事行动中屡陷被动，接连遭到失败。下面，我们以福建水师在台湾期间的提督更迭表（表二）、阵亡将领表（表三）来说明这一问题。
表二 林爽文起义期间福建水师提督人员变动表[53]
表三 林爽文起义期间福建水师死亡游击（从三品武官）以上将领情况表
（续表）
短短的1年零4个月内，福建水师提督更迭频繁，7易人选，其中4位被撤职查办，署提督郝壮猷甚至被军前正法。在此期间，福建水师有8位高级将领在台湾死亡，包括2位提督，而死亡的都司、守备及其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更达数十位之多。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清中叶以后，福建绿营水师将领的无能。
（二）福建绿营水师战斗力低下，在台湾军事行动中伤亡较大
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的第一年，福建绿营水师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其间，无论是南部进攻庄大田部，还是在驰援北部诸罗的战役中，福建绿营水师都遭遇了败绩。在凤山，水师总兵郝壮猷率3 000余兵驻守，结果伤亡2 400余人。在诸罗附近，福建水师副将蔡攀龙、副将贵林等，带闽、粤两省水师2 100人，在倒店、竹仔脚被义军夹击，死亡700余人，千把总等下级军官阵亡18名。上述战例中，清军遭遇到的巨大伤亡，都集中暴露了福建水师战斗力低下的问题。
另外还应看到，与清军相比，义军既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在武器装备上更是远不如清军。而清军不仅武器弹药充足，更兼有大量援军和水师船只护送粮饷、镇守海港等，多方支援。查阅清代档案文献，我们没有发现有关林爽文义军武器装备的详细记载，但在镇压起义的清军统帅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却依稀能看到些端倪。
乾隆五十二年，闽浙总督李侍尧向乾隆帝奏:
海坛镇总兵郝壮猷奏言，承准督臣常青照会，令挑派精壮兵丁四百名，配足军装器械，齐集闽安，前赴进剿，随即派兵起程，于十二月十五日到闽安，适副将丁朝雄，参将那穆素里，管带督标海坛闽安烽火兵丁，共一千五百名，陆续亦到，臣即令分配船只，于十二月十九日由闽安开驾，到平海放洋，缘连日风暴，至五十二年正月初三夜，抵鹿耳门，水师提臣黄仕简船只亦到，初四日一同登岸进城。[54]
从李侍尧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清廷在镇压林爽文起义时，调运了大量的战船，运送兵员、武器弹药、粮饷等过台湾。而在督办台湾军务将军常青的奏折中，其令福建绿营水师派遣战船护卫鹿仔港、鹿耳门、保障清军后勤物质安全、防备义军驾船袭扰东南沿海各省等言语也比比皆是。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福建提督任承恩带兵在台鹿仔港登陆后，即派游击穆腾额、海亮等人领兵进攻中部林爽文部义军。任承恩给乾隆帝奏言:
十三日（五十二年二月）带兵登山，行至半岭，遇贼。即行占住左山梁，用枪横击，打死贼人甚多。随即饬令署守备沈勇云带兵分往林厝仔、施厝坪，搜毁贼庄。贼众蜂拥迎拒，官兵用枪炮进攻，贼人四散逃窜，计烧毁贼庄六处、杀贼首级八伙，夺获藤牌、枪炮等械。又游击海亮十三日进攻嵌顶，贼匪数百人踞住山梁，用石打下。即令藤牌前挡，枪炮伏后，扒山仰攻，打死贼匪十余名，贼始退走。
又初六日（五十二年二月初六日），贼匪潜来放火烧毁海边渔寮。在港望见火起，臣即亲督官兵由沿海一带防范，分拨游击穆腾额、守备潘国材、署守备陈邦光等，同官兵、义勇由近海之仑仔顶、溪口厝等庄堵御。贼匪拥众前来，将备等即施放枪炮，打败贼匪，兵民奋力追杀，斩首二十一颗，夺获贼械、鸟枪、竹串、刀、棍、贼旗多件。[55]
福建提督任承恩的奏折中，说义军用石头攻击清军，而在清军缴获的义军武器中，有鸟枪、竹串、刀、棍、旗帜、藤牌、火炮等项，但以竹串、刀、棍为主，火器很少，且无充足的弹药。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福建水师提督蓝元枚、陆路提督柴大纪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也分别说道:
五月初一日，贼匪复出肆扰，官兵奋力堵杀，枪炮伤毙贼匪甚多，并夺获鞭炮、钩镰、长枪、竹鋛；生获贼犯王力、廖应魁、邱永，押交彰化县审讯等情。
再，诸罗被困两月有余。……于本月（八月）二十一、二、三、二十六等日，率众万余迭次环攻，俱经臣同特克什布、德成额等奋勇堵杀，枪炮打死贼匪六七百人。获贼旗五面，书伪镇南大将军、伪西路左先锋等字样；获行营炮一门、鸟枪、腰刀、竹牌、杂械等项。[56]
蓝、柴二人的奏折，进一步说明了义军所用的武器，仍然是以刀棍为主，辅以少量枪炮，且这些枪炮大多是从清军手中缴获得来。
在福康安与义军交战时，他也表示只缴获了义军大小炮位、火药、刀矛等武器，并无大量的火器军械。任承恩、蓝元枚、福康安，都是清军镇压林、庄起义的统帅，他们缴获的义军武器，均大同小异，以刀棍等冷兵器为主，有少量火器，并无战船辅助。反观清军，兵丁排枪配额平均约为1 000人配枪400杆、火炮10门，福建水师兵丁排枪配额为每1 000人配500杆枪，并有水师战船保障。义军主要以刀、棍、矛、竹，甚至是石头来抵御清军进攻，几乎没有战船进行机动作战，而清军就是在如此装备简陋的队伍面前，仍然是屡遭败绩，其战斗力的羸弱是可想而知的。
（三）福建绿营水师在保障清军后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福建绿营水师在战争期间，协助清陆军防守各要港，为清军镇压义军提供了物质保障。福建绿营水师设防的鹿仔港、鹿耳门，成为清军在台湾的大本营，兵员、军用物资经此源源不断上岸。乾隆在上谕中曾言:
至台湾初次调拨，及续调军队，已有数万。嗣又于广东浙江添调绿营，及驻防兵万余名。并于福建本省派拨兵六千。现又添派四川屯练降番，并于湖北、湖南等省挑备兵数万，陆续遄程前往，合计征调各兵，不下十余万。所有应用军糈，已于浙江、江南、江西、湖广、四川等省拨运米百余万石。[57]
清军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能够顺利运输到台湾，与清军有一个相对稳固的后方基地是密不可分的，而其中水师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战争中，福建水师承担运输兵员、粮饷的任务，完成任务较好，为清军最终镇压林爽文起义准备了物质条件，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客观评价的。
（四）镇压林爽文事件折射出清绿营水师与当时英国海军的巨大差距
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有清一代，尤其是乾隆年间，福建绿营水师是全国水师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也可以说是清廷海上的精锐之师，结果却在台湾农民起义军面前屡遭败绩，这不由得令人对大清海防感到担忧。
1787年，林爽文起义爆发的这一年，一位法国军官在给法国政府的信中写到:“用四艘战舰和几只补给船在吕宋岛供给，就可以把中国海军击垮。”
1793年，清廷镇压林爽文起义后的第六年，英国政府派马戈尔尼访华，他也看到中国绿营水师的虚弱:“英国只要动用少许兵船，就能远胜中华帝国的整个海军，在不到一个夏季的时间里破坏中国的整个海上运输。”[58]
马戈尔尼等人的话并非夸大其词。18世纪，福建绿营水师是当时中国沿海水师实力最强的，它较具有代表性。我们把它与同时代的英国海军做一简单的比较。
在18世纪，清军水师战船上使用的火炮类型繁多，主要有威远炮、得胜炮、行营炮、靖海炮、荡寇炮、红衣炮、发烦炮、贡炮、带子贡炮、劈山炮、铜贡炮、弗朗机炮等等。[59]这些火炮，口径尺寸不一，铸造材料主要为铜、铁两种，大部分是滑膛前装炮，重者七八千斤，小者只有一百来斤，发射实心弹。火炮射程远者为150丈（450米），近的仅数十丈，以火绳点火，射击速度慢、杀伤力小。而同时代的英国军舰，最大者有三层甲板，装备有100门大炮，一次齐射可以发射半吨炮弹，1小时内可以发射出30吨炮弹。英军火炮的射程，约在1 000～3 000米之间，平均为清水师最大火炮射程的5倍，最大射程为清火炮的7倍。
17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军军舰，已根据战斗力的大小把军舰分为六个等级。第一级军舰长206英尺，定员825人，携带火炮超过90门，三层甲板；二级军舰长195英尺，舰载火炮为80～90门，三层甲板；三级军舰长度与二级相当，定员490～720人，舰载火炮为50～80门；一、二、三级军舰，视为当时的战列舰，英国当时有12艘一级军舰，每艘造价高达100万英镑。四级军舰长150英尺，定员350人，装有38～50门火炮，双层甲板；五级军舰长130～150英尺，定员250人，18～38门火炮，这类军舰一般用于巡航和搜集情报，不参加正规海战；六级军舰长125英尺，定员195人，单桅纵帆，火炮18门，主要用于通信和护航，每艘造价约1万英镑。[60]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时，英国参战的战列舰达到27艘，最小的“非洲号”上配备的火炮为64门，最大的胜利号、君主号、贝勒斯尔号都为100门火炮，参战军舰总数达120艘。[61]上述一、二、三级军舰，排水量都超过1 000吨，最大的则达3 000吨，一级军舰最长者约69米，二级为65米左右，四级约50米，五级在43～50米之间，六级为42米。
18世纪，反观中国的水师战船，此时排水量较大的为广东米艇，每艘长95尺、宽20尺、排水量2 500石，折合为长约32米、宽约7米、排水量约150吨，战船上配备火炮为10门左右，多者不超过20门，单层甲板。定员60名，用于战斗的水手约30名。中国最大的战船甚至远不如当时英国不入流的六级军舰。[62]就是这样的战船，直至嘉庆年间，福建绿营水师还要在广东订造，本省无法制造。
仅仅从这些简单的数据对比上，我们也能看出同时代的中英双方在海军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而这些差距，在鸦片战争前夕并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中英之间的海上博弈，其结果早就不难定论。
清代福建绿营水师在镇压林爽文起义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它所暴露出来的羸弱与无能，并没有为清廷所重视。从乾隆年间开始，大清水师的虚弱开始凸显出来，其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水师的失败，从林爽文起义中便可窥其命运。
From the Repression of the Lin Shuangwen Peasant Uprising to Evaluate Fujian Green Standard Navy i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Abstract:QianLong fifty‐first year，the Lin Shuangwen peasant uprising broke out in TaiWan，the emperor of QianLong dispatched Fujian Green Standard Navy to Taiwan to put up it.During the stage of Lin Shuangwen Uprising In TaiWan，Fujian Green Standard Navy had both involved in the attack of ZhuLuo，Fengshan battles，and other auxiliary military operations such as blockading the harbor，searching for the uprising people.What’s more，Fujian Green Standard Navy also transported the troops，foods and solder’s pay to TaiWan.They played a important role to“destroy”the peasant uprising Army.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Fujian Green Standard Navy in TaiWan’s military action was bad，which completely exposed its feebleness and incompetence.
Keywords:TaiWan，Fujian Green Standard Navy，the Lin Shuangwen Peasant Uprising，Fu Kang’an
【注释】
[1]何瑜，男（1954— ），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制度史、海疆史研究。
[2]谢茂发，男（1977— ），江西宜春人，中国人民大学2009级博士生，武警北京指挥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3]数据根据《清高宗实录》五十一年十一月后、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三月之前的镇压林爽文起义的各奏折统计得出，再比对了《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最终析出。
[4]学界有关林爽文起义的文章，主要有:曹凤祥:《乾隆帝出兵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战略》，《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大起义》，《史学月刊》1959年第7期；刘平:《林爽文起义原因新论》，《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刘如仲:《试论林爽文顺天政权的性质及意义》，《中国历史文物》1981年；孔立:《清代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性质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季云飞:《清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事件性质辨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刘平:《天地会与林爽文起义之关系辨正》，《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此外，在台湾学者庄吉发（转下页）（接上页）所著的《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1年出版）一书，秦宝琦著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周育民、邵雍合著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以及许毓良著的《清代台湾的海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专著中也涉及林爽文起义的经过、性质、原因及与天地会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5]清乾隆年间，全国绿营水师兵额近10万人，其中福建2.8万、广东2.6万、浙江1.6万、江南2.1万，这4省共9万余人。剩余兵额，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共约5 000人。此外，直隶绿营水师在嘉庆年间设，广西水师兵额暂不清楚确切数目，估计不会超过3 000人，据此得出乾隆年间全国绿营水师总额近10万人。史料据《清史稿》，《广东海防汇览》，《浙江通志》，《江南通志》，《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山东通志》析出。
[6]赵尔巽等纂修:《清史稿·兵志六·水师》，中华书局，1978年，第3966页。
[7]赵尔巽等纂修:《清史稿·兵志二·绿营》，中华书局，1978年，第3866-3867页。
[8]赵尔巽等纂修:《清史稿·兵志二·绿营》，中华书局，1978年，第3867页。
[9]赵尔巽等纂修:《清史稿·兵志二·绿营》，中华书局，1978年，第3866页。
[10]刘良璧纂辑，杨永彬点校:《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八三，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473-485页。乾隆年间福建绿营水师编制表出处亦来源于此。
[11]《清朝通典》卷七八，乾隆官修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03页。
[12]《清朝通典》卷七八，乾隆官修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95-2596页。
[13]《清朝通典》卷七七，乾隆官修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92页。
[14]《清世宗实录》卷七三雍正六年九月己酉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744页。
[15]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1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第442-443页。
[16]《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五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庚寅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265页。
[17]施琅撰:《靖海纪事》下卷，“恭陈台湾弃留疏”，出自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案汇览》第18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18]《清世宗实录》卷九雍正元年七月壬午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9页；卷一○，雍正元年八月乙卯条，第111页。
[19]《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三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庚申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840页；卷一一九四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条，第8841页。
[20]《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一乾隆十一年七月癸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005页。
[21]《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九乾隆五十二年四月甲寅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496页。
[22]《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一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丁卯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429页。
[23]《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七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戊戌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654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4-265页。
[27]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1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第487页。
[28]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1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第487-488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8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3页。
[31]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2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第734-736页。
[32]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2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第745-746页。
[33]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2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第734页。
[3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页。
[35]本数据根据《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平台纪事本末》一章析出。
[3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5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6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7页。
[3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0-281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4-285页。
[4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
[4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9页。
[43]《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五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己巳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539页。
[44]《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二乾隆五十二年六月甲辰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521页。
[45]《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四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丙辰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546页。
[46]数据据《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平台纪事本末》得出。另，许毓良先生在《清代台湾的海防》中认为，新到清军为1.5余人。
[4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6页。
[4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7页。
[4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8页。
[5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7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8-299页。
[52]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5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第3360-3361页。
[53]提督表、阵亡官员表，数据都来源于《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
[54]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1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第519-521页。
[55]任承恩奏言分别见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1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卷六，第502-504页，卷九，第632-633页。
[56]冯明珠主编:《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4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卷43，第2524-2525页。
[57]《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六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丁酉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549页。
[58]上述两段评论，转引自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59]《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乾隆官修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588-6589页。
[60]帕姆塞尔著，屠苏译:《世界海战简史》，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61]丁朝弼编著:《世界近代海战史》，海洋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62]数据出自《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八，乾隆官修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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