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中国南方霍乱的海路港口传入与内陆蔓延
单 丽
（上海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201306）
摘 要:光绪壬寅年南方各开埠港口虽或轻或重都有霍乱疫情的发生，但疾病谱系并不尽相同。各港口不同传染病的发生，乃与其地各异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长江下游地区霍乱疫情的趋同性，彰显出其时长江一线商贸往来的频繁及港口与腹地间强劲的凝聚力。南方沿海与内陆的轻重霍乱疫区区分非常明显，表明人口交往密度往沿海倾斜的大趋势，但是这种倾斜并非均质。南方港口与内地不同人群的霍乱伤亡差异显示了在中国开埠通商及近代化的过程中，当本应相随的港口检疫、卫生及医疗现代化不匹配时，国人所面临的尴尬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海关医报》对港口疫情的详细记载，则为详细了解小区域气候变化对霍乱传播的影响提供了可靠史料。
关键词:1902年 霍乱 港口 海路传播
在1902年的霍乱大流行中，中国北方霍乱流行呈现出明显的海路传播为主、内地霍乱传播趋向集中于城区的态势，[1]从中可窥见其时人口交往行为往沿海方向严重倾斜的端倪。在撰述前文的过程中，南方的霍乱流行情况一直是笔者想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在于:有舟楫之利的南方若表现出与北方相近的霍乱传播模式，则其时人口交往密度发生大逆转的推论自然更具说服力；若南北方霍乱传播模式存在差异，则可进一步查找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可与北方形成对比，借此观察清末南方港口与腹地社会环境的变化。本文即立足港口《海关医报》、各地方志及《大公报》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2]
一、港口疾病谱与霍乱的海路推进
光绪壬寅年最早的霍乱病例是在广州发现的，其海关医务官B.Stewart Ringer对此地出现的霍乱疫情进行了详述:
在中国人中1月份即开始出现霍乱，突然袭击外国人是在2月26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英国年轻人，24小时内即死亡。追查患病原因，是不明智的吃水果的嗜好——香蕉和桔子——晚饭后，然后喝了接近排水沟的水井里的水。这是首例外国人致死病例，共死7人。其中3个人本身体质就很差，一点小病就能击倒，因此受霍乱攻击时更是无抵抗力。……当疾病衰退时，其病毒危害力亦在减弱。许多人经过一般性治疗即康复，在中国病例中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许多霍乱腹泻者康复。[3]
按史料来看，广东首例外国人霍乱病例病发于农历一月十九日，很显然，该英国人所患之疫为饮食不洁所导致的真性霍乱。虽则该医务官推论正是由于疾病衰退时病毒危害力减弱才使众多中国腹泻病号经一般性治疗即可康复，但是显然，此医务官其后所言极的霍乱并非全为真性霍乱，而更多是一般的肠胃炎腹泻者。因为古典霍乱致死率极高，所谓疾病衰退，应主要表现为患病人数的减少而出现的绝对死亡人数的下降，传统的“一般性治疗”是不可能出现“许多霍乱腹泻者康复”的情况的。医务官B.Stewart Ringer认为，环境的脏乱以及是年春全区干旱所导致的饮水困难是致病的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是年广东地区外国人的死亡也不同寻常，较之往年增多。
霍乱在广州爆发后便开始了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与广州紧偎的澳门则首当其冲。澳门港口医务官J.Gomes Da Silva称，农历二月二日，一名为躲避霍乱的中国人从广东逃到澳门，医务官明言此时广东已经霍乱流行，而此人来时已经有腹泻症状，次日该患者死去。[4]其寄宿过的家庭全家人都开始腹泻，该医务官称“这是澳门当地发生的第一起霍乱。随后，霍乱流行起来”。
澳门霍乱在三四月之前以时疫温和的面貌出现，“每天仅造成一人死亡”，5月中旬尤其是5月末，死亡率开始上升，一直到6月中旬为止，在此期间，霍乱平均每天造成21人死亡。接着，每日的死亡数忽然每周都下降，至7月中旬，霍乱传播的迹象消失得无影无踪。澳门霍乱流行呈现明显的沿河分布的特点，受霍乱影响最严重的为河岸街区，且城区外围明显要比城内疫情严重，内城及周围基本上很少有霍乱死亡:793名死者中只有33名是内城及周围地区的人，而且28人是城里人。
霍乱传入澳门后，虽相应采取了隔离及消毒措施，但并未阻挡住霍乱在此地流行的势头。在对澳门霍乱疫情的观察中，医务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澳门是年虽提前即有预防霍乱爆发之举，但是霍乱依然发生了；然而在未有任何防止鼠疫发生举措的情况下，鼠疫却并没有乘虚而入。虽则医务官将其归因于这个有“远东之珠”称谓的澳门每年都要搞的城市环境整饬，但笔者对此并不认同。因为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利于杜绝鼠疫在此滋生，理论上它也应该会阻止霍乱在此地的蔓延，但实际情况却是该地在对鼠疫有免疫力的同时却爆发了严重霍乱疫情。笔者在查阅该地是年《海关医报》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该医务官将是年的霍乱死亡曲线与1895年及1898年的鼠疫死亡曲线做了对比，结果发现，除流行季节（鼠疫在冬春，霍乱在夏季）有异之外，是年的霍乱大流行与1895年及1898年鼠疫所造成的死亡曲线几乎一样。如此看来，在光绪壬寅年的前几年，鼠疫频频造访了这个日益整洁的地区并造成不小的人口重创，同时也必然会连带消灭宿主之一的老鼠，笔者认为这种宿主被消灭所致使的传播途径中断才是澳门对鼠疫免疫的真正原因。[5]
相对于澳门地区对鼠疫的无条件免疫而表现出的病种选择性，汕头疫情则要更加复杂和严重。汕头1902年11月的《海关医报》记载了此地前14个月的医疗卫生及气候情况。记载显示，自1901年9月至1902年5月，汕头天气极为干旱，总降雨量仅为7.26英尺，而仅4月的降雨量即为3.09英尺。[6]持续的干旱使粮食歉收，米价上涨；河水的减少使交通不畅，水价上扬，饮水匮乏问题严重。粮和水的匮乏使人体的机体因饮食不良而免疫力下降，如此一来就更易于受到疾病的侵袭，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民众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当地医务官认为，由于人口过于拥挤及贫困脏乱的环境，使得中国的城镇和村庄相对而言更易遭受传染病的侵袭，而1902年独特生态环境（亢旱缺水与饥荒），使得此地人口同时遭受霍乱和鼠疫的袭掠:
鼠疫和霍乱在此地的流行是3月份，地点是有320 000人口的潮州府（府治，笔者按），上报死亡人数大约有18 000死于这两种疾病，有些天人口死亡人数接近1 000，有的时候一天就能死亡过千人。鼠疫和霍乱在3月份的潮州相伴出现，在5月中旬就流行开来。
从其续接记载来看，该鼠疫应为腺鼠疫。是年潮阳的疫情极为严峻，12万人中大约有14 000人死于鼠疫和霍乱。严重的疫情使得当地居民四散逃匿，一些人隐入深山，而另有许多人逃往汕头，这在无形中加重了汕头的疫情。
在时疫流行期间，医务官注意到港口间依然有很多当地船只往来运输，且多有去汕头的机船。同时医务官也提及霍乱在港口周围地区流行，而沿海岸的村庄和离岛不足30英里的村镇受灾最为严重，显然，沿海港口在霍乱传入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虽则总体而言整个潮州府都存在鼠疫与霍乱并发，但医务官本人亦不能“严格区分两种病各自所产生的死亡率”，因为在各区域内部两种传染病的危害程度并不相同。然而据医务官自己观察，汕头港霍乱危害性要远大于鼠疫。
那么，当地人是如何处理这些死者的呢？该医务官称由于合格棺材的匮乏和购买力的低下，“许多死者都是用席或盒子装裹便草草掩埋”，更有甚者，将死去的人直接投入提供村民饮水的井中，结果出现了1850年代“斯诺调查”时类似的霍乱井水源头:
一些死去的人被埋于一个有500人的小村庄的井里，这个井大约有12英尺深，被全村的人使用。在接下来的夏季里，这个村死了300人。到最后，人们看到水里动物的尸体也漂浮在水面上，所以不再用这个井水，由此瘟疫停止。
相对于潮汕等地疫情的复杂性，温州的疫种则要单一的多。该地医务官虽注意到本地多发寄生虫病及存在疟疾患者，但情况并不严重，古典霍乱无可争议的成为温州疾病谱中最主要的伤人利器:
此地霍乱开始于7月中旬，但平阳县疫情出现要在两三个月之前。此疫传播极为迅速，两周之内即已传遍全城。7月底死亡人数最多，8月至9月上半月日渐减少。本年夏季出现不同寻常的干旱少雨，因此所有的东西都干了，水也极度缺乏。9月15日夜天降大雨，河渠溢满。与之巧合的是，霍乱死亡人数亦随之陡升，并表现出了另一种流行方式，死亡人数要也大大多于第一次霍乱流行。到本报告撰写的日期——10月10日——霍乱又一次消逝。
据估计，死于霍乱的全城人口大约在5 000～6 000，全府大约有至少30 000人罹难。[7]
由此可见，温州府是年7月中旬至10月间发生了严重的霍乱疫情，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从死亡人口的数字来看，该地疫情严重程度虽不及潮汕等地，但显然要重于澳门地区。在8月到9月上半月的极为干旱季节里，霍乱弧菌由于缺少赖以生存的环境，曾一度出现势衰苗头。但在9月15日大雨后又死灰复燃，表现出霍乱水型传播方式。从“另一种流行方式”推测，在干旱的季节里，霍乱极有可能以陆路交通模式传播。在八九月间霍乱流行势头减弱之时，温州府开始疟疾流行，疟疾同时袭击山区和平原，而不像霍乱只挑选较为平坦低湿的平原和谷地为乱，使得全府死人甚多。
温州霍乱疫情虽无确切言明的来源地点，但其医务官在提及一例疟疾患者时推测称，该病例并非本地感染，而是来自广东。笔者虽不能据此推断霍乱一定传自广东，但该医务官对疟疾患者来源推断的背后显然有这样一个意向，即广东尤其是广州是其时极为重要的传染病发送站。
位于长江口的苏州是年霍乱疫情甚为严重，夏初即开始流行。在霍乱发生之前，此地还有白喉、猩红热等疾首先为乱，故而该地医务官认为，从医疗健康角度而言，1902年是“最糟糕的一年”。[8]关于该地霍乱疫情，本文将在下节进行详细讨论。
另外，海口和北海是年都有霍乱发生。海口港为中心的琼州府及南海有霍乱流行，海口的医务官称“琼州和海口都曾上报过较多的死亡人数，但只有一小部分病例置于观察之下；”[9]北海霍乱疫发时间较晚，为公历8月。对于真假霍乱，北海医务官有自己的看法:
在全中国，8、9月间在劳苦阶层中多患有胃肠病，不一定全是霍乱。都是在热天、苦力、不洁饮食环境下而发生的。我是基于对除琼、温、芜湖等交易港口的观察而得出这个结论的。路边的瓜果对口渴的劳工是一种诱惑，为了保持瓜果的新鲜，他们将其浸在水里，这些水怎样呢？大部分没煮开，也没净化处理。因此，腐败的瓜果、不干净的水，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此季苦力多死的原因了。一个普通的腹泻在营养不良的苦力中亦会导致死亡。
正如医务官所言，普通的腹泻在营养不良的苦力中亦会导致死亡。但不可否认，霍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主要的。因为相对于胃肠炎，只有霍乱才会出现暴毙街头的惨相。总体而言，北海地区疫情相对其他港口而言较轻，疫区主要集中在东郊。
1902年前后的《海关医报》显示，光绪壬寅年南方各贸易港口虽或轻或重都有霍乱疫情的发生，但疾病谱系并不尽相同；而各港口不同传染病的发生，乃与其地各异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持续亢旱所导致的饥荒、水缺等一系列问题，使广东潮汕在发生霍乱的同时并发了严重的鼠疫大流行；之前鼠疫肆虐而导致的宿主消失，使得与是年霍乱肇起地广州紧偎的澳门表现出对鼠疫的无条件免疫；温州疫种虽较为单一，但其地严重的霍乱疫情并没有使温州避免遭受大量人口伤亡的打击——旱后大雨使得霍乱肆虐远重于此前；苏州是年气候如常，使得霍乱传入之前的白喉流行以常态面目出现，而霍乱的介入，则严重干扰了已有的平衡，并使苏州是年成为医务官所经历的“健康最糟糕的一年”。
从港口霍乱发生时间上的先后来看，南方港口霍乱自广州传入后表现为典型的海路传播特点，港口间的运输往来便利了霍乱的跨海蔓延，并在东南沿海一线一路往北推进。相对于干燥少雨的北方地区而言，南方整体温润湿热的生态平台显然更有利于霍乱这种喜湿咸环境弧菌的活跃，故而霍乱传播得既快，蔓延时间又长。
二、霍乱的“江南”——长江下游的霍乱疫情
如果从经济角度而言江南的意境代表着富庶与生机盎然，那么赖水而生的霍乱在雨水丰沛的长江下游可谓如鱼得水，这块众水汇聚宣泄之地也正是霍乱的“江南”。
从县志来看，苏省霍乱疫情主要集中在长江、淮河与南北大运河交汇入海处，其中尤以长江三角洲地带苏松常等府的疫情最为严重，[10]并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大公报》云“苏州省城自入春以来，喉症盛行。入夏又盛行霍乱吐泻，疫症死者不少”。[11]苏州1902年9月的《海关医报》对此状况亦有说明:
从医疗卫生角度来讲，1902年是极其糟糕的一年，……白喉和猩红热在冬春时节就开始出现……紧接着就是更为可怕的霍乱，从夏季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治愈率为零的恶疾侵袭了社会各个阶层——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12]
就1902年而言，所谓“入夏”，严格来讲始自农历三月二十九日。6月4日的《大公报》又云“苏省时疫盛行，至今未息”，可见霍乱在此地应该已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6月11日，江苏在经历了月余的干旱之后终于喜降甘霖，疫情随之有所减轻。[13]由此推测，该地的霍乱极有可能在4月即已开始流行，而5月至6月上旬为其疫发高峰时期。就整个江苏地区而言，此时的流行中心区仍以苏州府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
但此地的霍乱疫情并没有就此渐渐消匿，至7月上旬，疫情出现反复，《大公报》第56号云“苏省前虽得雨，然霍乱之症仍未稍息”，至中旬，霍乱北传至徐州府宿迁:
宿迁时疫 宿迁近日盛行时疫，城郭内外，死者日有所闻。闻有一家十九口，三日间死十一口者。西乡某姓，家共七口，一小时疫死二口，其一赴城打殃单归（旧俗将人死时刻报阴阳学训术，该学即开，某日出殃一纸给之，俗呼为打殃单）亦即病亡。[14]
与是年华北地区气候不同的，该地天气至秋8月依然酷热，苏州府周边霍乱疫情亦多次出现反复。直至8月下旬，“省中疫气尚未平静”，以致“棺木奇昂，比诸去年不啻加倍”，[15]而松江府的疫情则一直持续到是年9月份。[16]
这种治愈率几乎为零的古典霍乱在苏省并未表现出对某一阶层的偏爱，而是侵袭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医务官J.B.Fearn称“没有哪个阶级更易受到霍乱的攻击——穷人和富人都有可能患病并死亡”。对于疫死人数，该医务官认为“在中国人中的死亡数字，比较可信的是20 000人，这只是指苏州城内。作为一个府，则绝对不止这个数”。
紧靠苏州府和松江府的浙江嘉兴府是年疫情尤为严重，嘉善枫泾、海盐澉浦、梅里和平湖县均出现霍乱疫情，同时杭州湾沿岸府亦都有霍乱疫情发生。[17]该区域最早疫发地为嘉兴府，疫发时间为5月，[18]至6月上旬，嘉湖一带霍乱已极为盛行，《大公报》称“其症一发，既烈且速，猝不及治，毙于疫者甚多”，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仍未消止，《大公报》直称“时症更甚，死亡相继”。至8月间，霍乱疫情旋复旋休，反复无常，但总体而言，疫情走向衰势。[19]
溯江而上，镇江是年夏秋亦有霍乱发生，而在此前，当地先有白喉等疾流行。其《海关医报》显示，在1～3月份，白喉流行于孩子们当中，并在致死疾病中占主导地位；麻疹和猩红热出现；天花亦于1～4月在孩子们中间流行。[20]相对于国人而言，外国人居住区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人口死亡。自1902年夏天开始本地人中出现的白喉开始销声匿迹，自公历6月的第一个周开始再未发现白喉患者。与此同时，霍乱开始在镇江城内及郊区出现，直到9月中旬结束:
三个月间，在当地差不多96 000人口中，可确定的死亡人数为2 000。租界中的外国人几乎全部享受免疫，其中租界中有一中国妇女因病受观察，但很快康复。卫生状况主要从沟渠的疏通、各种私人设施物资的卫生改进及优质卫生食物和饮水供应等方面来改善。[21]
安徽紧靠江苏省的芜湖流域是年霍乱盛行，据县志记载，太平府的芜湖、当涂和宁国府的南陵是年均有疫情发生，[22]疫发时间大致在夏初，至7月中旬仍未消减。[23]《芜湖县志》云“瘟疫大行，患者吐泻，肌肉立消，俗称鬼偷肉，亦名瘪螺痧”，可见古典霍乱盛行。
以上三地均位于长江右岸，相距不远，《江南通志》载“芜湖县东四十里至黄池当涂县界，……南四十里至石硊河中流宁国府南陵县界”。[24]芜湖县在咸丰年间曾惨遭兵燹，肆庐为墟。自光绪二年（1876年）作为通商口岸开埠之后，“繁盛视昔有加，江口一带米木商及行栈居多，长街百货咸集，殷实商铺亦萃于此”，使得“阛阓之盛，加于江左”。[25]芜湖左临大江的地理位置使得其腹地只能向江右南部扇面发展，其繁盛港镇亦多兴于此，《芜湖县志》载:
鲁港镇在县西南十五里境内，镇市惟此最大……商旅骈集，泛防要地也。
方村镇在县东南四十里，跨河两岸，人烟繁盛，商业砻坊居多。
石硊镇，在县南三十五里，壤接南陵为驿路腰站，今驿裁，而镇仍如故。[26]
如此看来，疫发三地基本位于芜湖流域比较繁庶的商业地带，而霍乱在此地的爆发也就不难理解:芜湖商埠的开放使得该地区商业日益繁盛，人口交往亦日渐频繁，同时卑湿的临江环境和便利的长江交通更使其下游苏松等地的霍乱等传染性疾病极易借此传播，造成芜湖流域的霍乱流行。
统观长江下游霍乱疫情，其疫发时间及疫情起伏基本一致，而港口的疾病谱系亦大抵类似，由此看来，该区域生态环境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凝合基本达到某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是基于该地水系和饮用水的使用习惯为环境基础的，[27]并为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蔓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霍乱几乎在同时爆发，彰显出其时长江一线商贸往来的频繁及港口与腹地间强劲的凝聚力。
在从南到北的霍乱传播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港口海关检疫对霍乱传入产生截源断流的遏制，各港口虽检疫水平不一，但总体水平较低。港口内部外国人员总体上表现出来的免疫性是由其注重自身饮食卫生尤其是饮用水的卫生等手段所产生，这也是种族隔离会被广大港口外国人所倡导并接受的重要原因。
三、南北轻重疫区传播模式异同与死亡人口对比
光绪二十八年北方霍乱表现为明显的沿海重疫区存在城乡传播模式、内地霍乱难以蔓延到乡村的态势。与北方模式相类似的是，南方重疫区亦表现为明显的向沿海一线倾斜，重疫区大多为沿海开埠港口周边地区。就两广地区而言，广东地区除上文所提及的广州为中心的广州府、潮汕为中心的潮州府有严重霍乱疫情发生，海口港为中心的琼州府霍乱盛行，[28]其中以潮汕为中心的潮州府疫情最为严重，有鼠疫相伴而行。霍乱在广东各地出现时间的先后为我们粗略勾勒了此地霍乱流行的大致路线，即霍乱首先在广州府出现，后沿海路分别传入澳门和汕头，后到达北海和琼州府（海南岛）。由是可以看出广东地区霍乱传播是以重要港口为中心，呈现出更为典型的沿海路传播的特点。
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广西地区霍乱疫情尤为严重，十三府州中竟有至少八府州发生疫情。从方志记载来看，疫区主要集中于广西北部及东北部地带，其中柳州府疫情尤为严重，广西中南部疫情稍轻，西北部未发现有疫情记载。[29]广西该年的疫发时间相对较晚，最早疫发时间可能为5月。自6月暴雨后，疫情便迅速蔓延开来。广西疫发之县多为江河沿岸水上交通往来便利、地势相对低洼之地，表现出极强的霍乱水型传播特点。
福建的霍乱疫情主要集中在漳泉至厦门一带，最早开始应不晚于5月下旬，厦门霍乱是由漳泉地区传入的。福建霍乱疫情不若浙江疫情反复，自入秋之后便逐渐消匿，至9月上旬便“疫症太平”。[30]靠近福建的浙江省温州府是年霍乱大行，温州1902年的《海关医报》称，是年温州霍乱流行时间为阳历7月至10月，温州城内死人大约为5 000到6 000，全府死亡人数至少有30 000余人。
作为次临海省份，是年江西省亦有疫情发生。7月8日的《大公报》称“江省自二三月间，时疫流行，肩挑负贩之民，死亡相继，殆不下二三万人，至今尚未稍杀”。[31]江西省城南昌是年有霍乱发生，县志称“二十八年大疫，凶服载道。俗披麻不入人门，是岁无忌”，[32]可见死人之多。
由上观之，江浙、安徽及赣闽区在光绪壬寅年发生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苏南地区初春还有白喉出现，更使霍乱如虎添翼，害人无算。该区重灾州府有:以苏州府、松江府和嘉兴府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带，温州港为中心的温州府及其周边地区，以及安徽芜湖流域、江西南昌周边和福建漳泉至厦门一线。相对于华北地区而言，此区域霍乱疫发时间明显要早，大致在入夏即开始，表现出霍乱传播由南往北的大趋势；与华北及其周边疫情类似的是，此地的霍乱传播形成以上海为主、漳泉为辅的形态，成扇面由沿海向内陆辐射。
相对于沿海等地的重疫区，湖南的疫情要轻得多，就手头所掌握的资料，仅发现两处疫发地点:桂阳州的嘉禾及辰州（今沅陵）。嘉禾县是年疫发时间为夏5月，“大疫，附郭及富乐乡诸村尤盛，一村有死数百人者”；[33]湖南辰州“夏季瘟疫蔓延，死亡惨重”，[34]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对此霍乱传播过程有详细记载: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季，辰州城内突然爆发瘟疫。由于这次疫病爆发时没有其他相关的水旱灾害，也没有什么前兆，所以人们的心理忍受不充分，医疗上没有作丝毫的准备。这次爆发的瘟疫最大的特点是传染速度极快，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内，全城都出现了疫疾病例，并且快速地向城外扩散。得病者仅在一二天内就不治身亡，因而活着的人心中都惴惴不安，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自己一觉睡后还是否起得来。这次疫病从6月开始在城中出现，7月时主要发病区已移向农村，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州前后死亡高达一千余人。[35]
嘉禾地处岿水河畔，接近广西霍乱疫发区桂林府和平乐府；辰州则地处沅江岸边，相对而言辰州要更内陆一些。但无论如何，两地均表现出由城至乡的霍乱传播模式，这与北方山陕等地的霍乱主要集中在城区的情况大为不同，推敲原因，一方面南方的多水环境显然更有利于霍乱弧菌的生存，另一方面舟楫之利在霍乱传播中的作用亦自不待言。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湖南散在疫发点与沿海地区同样存在城乡传播模式，但是从疫亡人数及城乡疫死人数对比来看，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嘉禾虽有一村死亡数百人的情况，但重疫区依然是在城郭附近；而辰州一个月间全州疫死虽有1 000余人之多，但从绝对数上来讲要远远少于潮汕一个城镇。
据汕头《海关医报》记载，潮阳县12万人中大约有11.7%的人死于鼠疫和霍乱。虽则该地区总体而言鼠疫与霍乱并发，医务官本人亦不能“严格区分两种病各自所产生的死亡率”，但据医务官自己的观察，汕头港霍乱危害性要远大于鼠疫。由于疫情极为惨烈，一些外国人对该地区的疫情严重性亦给予了关注:
一个在黄冈的外国人写道:“据说此地大约有100 000人（包括城里和城外），虽然作为一个外国人无法估计中国城市人口，但我认为75 000应该是接近事实的。……霍乱在这个城市周遭地区的危害性远大于别地。在一个大约有20 000人口的城镇，据说有5 000人死亡。今年在黄冈我们没有发现鼠疫病例，但当地人说自去年开始大约有10 000死于此病，确实此地大约埋了5 000具尸体，但埋在别的地方的我们无法估算。”
仅就黄冈而言，人口的死亡是由霍乱造成的，因为当地人亦言“自去年鼠疫结束开始没见一只老鼠”，以至于该医务官得出“没有老鼠就没有鼠疫”的试探性结论。仅就此城镇而言，疫死人口亦占总人口的1/4，毫无疑问，这种死亡烈度是南方内地乃至北方沿海地区都不可相比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方高密度的人口，使霍乱如入无碍之境，使得南方人口损耗远多于北方。
四、结 论
《海关医报》对港口疫情的详细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详细了解小区域气候变化对霍乱传播影响的可靠史料，而1902年南方港口疫情的考察，显示出港口不同传染病的发生，乃与其地各异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同时也力证了气候变化是影响霍乱传播的极重要因素。
光绪壬寅年南方地区的霍乱疫情显示，南方各开埠港口虽或轻或重都有霍乱疫情的发生，但疾病谱系并不尽相同。长江下游地区霍乱疫情的趋同性，彰显出其时长江一线商贸往来的频繁及港口与腹地间强劲的凝聚力。南方总体温湿的大环境和密布的水网，使得南方更易比北方遭受因霍乱袭击而带来的人口重创；其沿海与内陆的霍乱轻重疫区区分非常明显，表明人口交往密度有往沿海倾斜的趋势，但是这种倾斜显然并非均质:长江下游沿线地区发达的水网及频繁的商贸往来，使得此地不仅疾病谱系类同，疫死人口亦大抵持平，从而出现小区域性无轻重疫区差别的霍乱蔓延模式；内地虽存在霍乱城乡传播，但是这种状况并不典型，疫死人口仍然向城区靠拢，从而表现出与南方沿海乡村霍乱大行迥异的场景。
就南方沿海港口及长江沿岸港口的微观观察而言，以笼统人群来分，当地人比港口租借地内的外国人更容易遭受疾病的袭击，而城外人要比城内人更易染病伤亡，这也反映出不同生活、卫生及医疗条件下，不同人群所不得不面临的集体宿命。也因于此，中国人生活环境的脏乱也多为外国人多诟病，这也显示了在中国开埠通商及近代化的过程中，当本应相随的港口检疫、卫生及医疗现代化不匹配时，国人所面临的尴尬和必须付出的代价。
The Dissemination of Cholera from Ports by the Sea of Southern China in 1902
Abstract:Regardless of heavy or light，there were cholera outbreaks in southern ports of China in 1902，but the disease spectrum were quiet different，which was due to the diffe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every port.The convergence of this epidemic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Yangze River indicated the high frequency of trade among Yangze River basin and the cohesive power between ports and inland areas.There was clear distinction in severity between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within Southern China，which show the main trend that 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interaction was higher close to sea.However，this tendency to the coast was not even.The discrepancy of wound and death among vary groups of people from southern ports to inland are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hinese citizens faced embarrassment and had to pay heavy cost during the sea ports opening for trade and modernization which the suppose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in quarantine，public hygiene，and medical treatment did not match.Besides，China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provided detailed documents on the situation of disease，which gave us reliable materials to learn about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ing in small areas on the spread of cholera.
Keywords:Year 1902，Cholera，Sea Port，Sea Route Spread
【注释】
[1]单丽:《从1902年霍乱传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
[2]后期《海关医报》对当地居民及周边地区的疫情多有注意，可作为辨疫的重要参考；同时该报告不仅有港口疫情的详细记载，还有港口气候及社会环境的细致描述，是流行因素分析的重要参照。各种史料的详细说明，详见单丽:《清代古典霍乱流行》，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2-16页。
[3]B.Stewart Ringer，“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thMarch 1902”，Medical Reports for theYear ended 30thSeptember 1902，No.63-64，pp.24-26.本文中，若未做特殊说明，港口疫情史料均采自相应《海关医报》。为求简洁，前文提及者后文不再做注说明。需要注意的是，《海关医报》系采用公历纪事。
[4]J.Gomes Da Silva，“Le CholéraàMacao et Lappa en 1902”，Medical Reports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thMarch 1903，No.65，pp.7 16.另有一例正月二十六日的霍乱病亡者，为一外国水手，刚下船艇即被送往医院，随后病亡，医务官称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5]此处是针对腺鼠疫为何没有在其时其地发生的讨论，若虑及肺鼠疫，当然还需考虑病种的季节适应性。
[6]Henry Layng，“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watow for the Fourteen Months ended 30thNovember 1902”，Medical Reports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thMarch 1903，No.65，pp.4-6.
[7]W.E.Plummer，“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enchow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thMarch 1902”，Medical Reports for the Year ended 30thSeptember 1902，No.63-64，pp.22-23.
[8]J.B.Fearn，“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oochow for the Year ended 30thSeptember 1902”，Medical Reports for theYear ended 30thSeptember 1902，No.63-64，pp.35-36.
[9]Sidney L Lasell，“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oihow and Kiungchou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September 1902”，MedicalReports for theYear ended 30thSeptember 1902，No.63-64，pp.38-39.
[10]光绪《宜荆续志》卷一二《征祥》；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四七《祥异》；民国《相城小志》卷五《杂志·祥异》；费善庆《垂虹识小录》卷七；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一《祥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三《灾异》；民国《青浦县续志》卷二三《杂记上·祥异》；民国《南汇县续志》卷二二《杂志·祥异》；民国《川沙县志》卷二三《故事志·灾变》；民国《重辑张堰志》卷一一《祥异》；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七《灾祥》二二；民国《兴化县志》卷一《舆地志·祥异》；民国《金坛县志》卷一二《杂记·祥异》；民国《丹阳县志》卷一九《祥异》；民国《高淳县志》卷一二下《祥异》。
[11]《大公报》第19号，1902年6月1日。
[12]J.B.Fearn，“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oochow for the Year ended 30thSeptember 1902”，Medical Reports for theYear ended 30thSeptember 1902，No.63-64，p.35.
[13]《大公报》第42号，1902年6月24日。
[14]《大公报》第62号，1902年7月14日。
[15]《大公报》第78号，1902年8月1日；第88号，1902年8月11日；第97号，1902年8月20日。
[16]民国《南汇县续志》卷二二《杂志·祥异》；《大公报》第76号，1902年7月28日。
[17]民国《新登县志》卷二○《拾遗·祥异》；宣统《枫泾小志》卷一○《拾遗》；民国《平湖县续志》卷一二《外志·祥异》；民国《澉浦补录》卷下《杂记》；民国《梅里备志》卷八《杂记》；民国《平阳县志》卷五八《杂事志·祥异》；绍兴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卫生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8]民国《澉浦补录》卷下《杂记》。
[19]《大公报》第28号，1902年6月10日；第58号，1902年7月10日；第97号，1902年8月20日。
[20]J.A.Lynch，“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thMarch 1902”，Medical Reports for theYear ended 30thSeptember 1902，No.63-64，p.21.
[21]J.A.Lynch，“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thMarch 1903”，Medical Reports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thMarch 1903，No.65，p.3.
[22]民国《芜湖县志》卷五七《杂志·祥异》；民国《当涂县志》之《志余·大事记》；《南陵县志》卷四八《杂志·祥异》。
[23]《大公报》第59号，1902年7月11日。
[24]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疆域形势附》。
[25]民国《芜湖县志》卷五《地理志·市镇》。
[26]民国《芜湖县志》卷五《地理志·市镇》。
[27]关于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用水习惯，详见李玉尚:《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8]民国《感恩县志》卷二○《杂志·灾异》；光绪《澄迈县志》卷一二《杂志》；宣统《南海县志》卷二《舆地略·前事沿革表》；光绪《海阳县志》卷二五《事略》；民国《大埔县志》卷三八《大事记》。
[29]单丽:《1902年广西霍乱大流行探析》，《历史地理》第二十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0]《大公报》第72号，1902年7月24日；第39号，1902年6月21日；第120号，1902年9月13日。
[31]《大公报》第56号，1902年7月8日。需要注意的是，是年所记江西时疫开始时间甚早，笔者怀疑江西在二三月初可能同苏省同样有白喉等症流行，其后至四五月间才开始爆发霍乱。
[32]民国《南昌县志》卷五五《祥异志》。
[33]民国《嘉禾县图志》卷六《事纪上》。
[34]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93页。
[35]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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