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计委工作时的几件往事

回忆我在计委工作时的几件往事

宋传升

“人生苦短，往事如烟”，不觉间我来宁夏快50年了。自治区发改委组织老同志写《回忆录》，因此就有了本篇文章。

我是怎样来宁夏计委的

我是山东人，1952年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财政会计专修科统计班毕业，有幸被留在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分管安徽省的财政预决算工作。1953年春，被调入国家计委地方工业局秘书组，当时我的组长是李春和（夏似萍副主席的爱人）。后他调第一机械工业部任生产处长，我到本局综合处当长期计划组组长。此时我觉得自己的计划经济知识不足，因此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办的计划经济学院在职部毕业。

我了解宁夏，实际上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学院，学经济地理时了解的。当时讲该课的是刘再兴讲师（后为全国著名教授），是他讲了“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是塞上江南”“宁夏有五宝”“宁夏的煤炭资源丰富而质地良好”，同时宁夏还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党中央在延安时吃的粮食、肉蛋，穿的衣服，用的药材，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宁夏供给的。宁夏为支援共产党八路军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全中国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正是宁夏的这些地理优势和历史贡献，深深地吸引了我。

1956年地方工业局撤销，干部按业务分配在相关专业局，我被调到宋平同志任局长的劳动工资局工业处。此时参加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资改革会议和全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劳动工资计划的编制。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我的老组长李春和同志是回族，他已被抽出来做宁夏筹委会在北京的选干工作。五一节晚上他找到我，说了要来宁夏的事，还说了“老夏也去，怎么样，你也去吧？”他的动员使我立刻想起了刘再兴老师讲的“塞上江南”、“五宝”和宁夏的“煤炭”，一股对宁夏的向往之心油然而生。我和家里人谁也没商量就表了态:“行”。这时宋平局长已从劳动局调走，新来了张佛键局长，因我不熟悉，就对李春和同志说：“我同意了，你去对组织说吧！我服从组织调动。”

到宁夏计委的第一项任务

我们一家三口6月初离开北京，经老家住了几天，6月中旬到达银川。报到时，代表组织和我谈话的是薛华同志。他按组织决定分我到综合处，并让我尽快参加编制宁夏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管劳动工资计划（草案）。

当时，综合处处长宋安尚未到职，夏似萍副主任也还没来，是白逢源同志代管。听他说“二五”的工农业生产等计划薛华同志已组织苏冰、刘建才等同志编了，缺的是人口、劳动力、职工人数和工资计划（草案）。作为一个新来乍到的外地人，一不了解当地情况，二不掌握任何资料，三不知道领导意图的情况下，要完成这样一项任务，确实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但作为一个曾经在上级机关做过这一事情，且调来的目的就是承担这一工作的人来说，又是义不容辞的。

自那以后的近两个月里，我几乎是天天找资料、看文件、算数据、想思路，一心琢磨着如何把组织分配我的第一项任务干好。虽然很忙，但心里很快乐，觉得自己已经投入到新宁夏的建设中了。记得清楚的，一是刘建才给我提供了农业和农村的有关资料，二是王稳康等给了我工业资料，薛华给我看了大批的相关文件和资料，三是从民政厅要到了土地面积（较详细的）和部分人口资料，四是从公安厅的徐庚禹处要到了1958年6月末的户籍人口数。他是向各地打电话紧急催报的，全区当时户籍人口是180.3万人，这件事至今我记得很清楚。但这些资料多是片片断断的，而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梁建东同志给我提供了一张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老宁夏分年龄的人口资料。正是这份资料在我编制的《宁夏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人口和劳动工资发展计划》（草案）中起了重要作用。

我首先以1957年底的各县市实有人口数作为基数，又以1953年的人口年龄表作为结构参数依据，然后用手摇计算机逐项求出了计划基数所需要的各项数据，再按规律、政策、计划要求等编出了全套计划。在这个阶段，综合处的那台手摇计算机，几乎被我专控了。

这期间，夏似萍副主任、宋安处长等均陆续到职，我编的这两项计划，在委内又过了“三关”，即经过了三道评价与审核。

第一关是“宋安关”。我先向他作了较详细的汇报。因为他到职后，一直关照着我的工作过程，并且我有许多具体问题都随时向他汇报或商量过了，对这项计划他似乎很满意，所以他听了我的全面汇报后，当即批示“打印”。这时我感到一阵轻松，也深深觉出了组织的信任。

第二关是“夏似萍关”。夏似萍副主任在这方面有更多经验，她没让我向她直接汇报，而是召集了一个由相关部门人员参加的会，要我向大家汇报。使我没想到的是，在我介绍后，对两项计划都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有的说是“循序渐进，稳妥可靠，符合实际，很有价值”，另一种说法则是“思想保守，闭门造车，不符合‘大跃进’精神”，甚至有的说：“像这样的计划，宁夏什么时候才能发展起来？”并建议大量往宁夏迁人、招工等等。最后，夏副主任总结了一句话：“大家的意见都很好，我们回头再进一步研究，谢谢大家。”

第三关是“马信关”。夏副主任召开的会议散了以后，她和宋安都没有找我作进一步的研究，而是过了好多天后，马信主任突然让我晚上到他办公室来。

晚上7点钟，我到他办公室时他已经在屋里了，我进门就说：“马主任，您叫我。”他说：“来，传升同志。”接着他让我坐下并问了几句家庭、生活情况后说：“咱俩今天谈谈自治区的人口和劳动工资发展规划问题，我想亲自听听你的看法。”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和马主任面对面谈话，加之又不知道主任的意图和想法，一直到进门后，心还是吊着的，直到听到了主任的开场白，才慢慢放松下来。接着我说了前几天的开会情况和我的一些个人看法，主要是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建议的看法。我说：“我们自治区刚成立，不宜使人口和职工增长过快、过猛。因为人和物不一样，物没有生命，用不着时可以放着，人则是放不成的，只要一进门就要吃饭、穿衣、睡觉、结婚、工作……一条弄不好都可能出问题。”没想到的是，马主任听得非常认真，他几乎一字一句地记下来。他的字写得很大，是竖长方形的，没多大工夫就写了好几篇纸了。接着他让我把计划中一些重要数据的来源、依据以及一些重要参数、结构、比例、增长速度等再向他细说一下。这是问答式的，他问一个问题我回答一个。这时只见他一会儿喝点水，一会儿在屋里来回踱步，似乎是在想还有什么该提的问题，又好像是想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只是手里的那支很粗的雪茄烟，一会儿点上一会儿又点上，始终没有放下过。这时他可能发现我有了困意，就让我也抽一支，我点了一支，抽了几口就咳嗽了，他一看表说：“呦！3点多了，明天晚上再说吧！还是这个时间。”便让余师傅接走了他，我也拿着那半跟雪茄回了家。谁知，这时我的睡意竟一点儿没有了，心里不由得将平时对他的尊敬，变成了由衷的崇敬。

代表计委参加成都会议

“二五”计划编完后，我对宁夏的感情似乎又近了一层，真的有点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的感觉了，此时党委政府发通知，让干部们动员自己的亲友来宁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此事正合我愿，我觉得这样就可以避免千里奔波返乡探亲之苦了。安琪瑞给了我一些表，我填了7人，除父母外全是劳动力，并写信告诉家人，自治区成立日（10月25日）过后，我回家去接他们。

哪想到，10月25日那天晚上，我和妻女正在中山公园工人俱乐部广场观看自治区成立大会的节目表演时，广播喇叭里传来了“区计委的宋传升同志，请你赶快回机关，有人等你”的声音。这时我爱人首先不安起来，说：“是不是老家来人了？还是……”我也猜不准，就急急忙忙跑回机关。是宋安处长一个人在值班室里。他见我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即说：“别着急，有好事给你”。待我坐下后他才说：“刚才马（信）主任来电话，让你代表计委明天随民政厅马豫真副厅长去成都参加用工制度改革会议。”“现在赶快回家做准备，明天早上8点机关有车送你到飞机场。”听了这话，我心里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组织对我的信任，着急的是说好月底回家接父母的，可能又要延期了。

1958年10月26日，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的日子。到机场后才知道，同行共5个人，除马副厅长带队和他的助手刘寿政外，还有财政厅的赵珍行处长、劳动局的李静波和我。大家相互认识后，10点准时坐上了从北京经包头、银川至兰州的班机。飞机升高后，我好奇地趴在窗子上不愿离开，看那起伏的山峦就像座座土丘；再看黄河，犹如一条金色飘带，在峡谷中飞舞；人小的还没有羊羔大；各种道路好似一些粗细不等的绳子将大地网络起来。看着，看着，脑子里竟浮现起了未来“塞上江南”的美丽憧憬——山变成绿的，水变成蓝的，美丽的田野就像刚刚印好的花格布，座座城市拔地而起，是那么整齐、漂亮。心里老在猜想将来共产主义的样子。

刚一会儿工夫，兰州就到了，因为“天兰路”被大水冲坏了，火车坐不成，我们只好暂住在兰州饭店，等从乌鲁木齐经兰州到西安的班机。可巧夏似萍副主任领着几个人也住在这里，晚上我们几个宁夏人在一起吃晚饭，有一个菜叫“手抓羊肉”，我是第一次吃。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夏主任不许把菜剩下，最后她把每个菜都给大家分了，还老喊着“吃了不疼，瞎了疼，别浪费了”。

我们在兰州待了两天，头一天马豫真副厅长领我们爬了五泉山，第二天等到乌鲁木齐的飞机后，不到一小时就到了西安。当天下午又上了北京来的飞机。可巧，劳动部的代表正是乘这架飞机去成都，刘子久副部长等都在这架飞机上，他们没下来，我们上去一会儿就又起飞了。只是这架飞机太小，靠两边面对面坐人，中间装了些钢材、器具等，我晕得差点吐了，只听老刘说快到成都了，这时我才睁开眼趴在窗子上往外看，西南的风光依然葱绿，和我们大西北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颜色，怪不得叫“天府之国”哩。

会议是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这“金牛坝”在当时的成都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对外叫26号信箱，距成都市区足有10公里以上，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宅院，院子门朝西，进门是一座三层楼，我们就住在这里。左前角是礼堂，东面是餐厅，后面是三幢小别墅，与三层楼并未隔开。院内也没有长成的树和什么花草。只是楼、别墅、餐厅和礼堂之间都有长廊连着，使招待所成为一个完整体系。我们住在三层楼的一层，出进都很方便。

因为我们是提前一天到的，29日那天我们四个人去逛了一天成都市，招待所离公共汽车站很远，走到车站又坐车到人民公园时已快10点了，芙蓉花正开着，树也没落叶，好象这儿刚刚入秋似的。我们在公园的纪念塔前照了一张合影（见照片），就逛大街去了，都说“不吃赖汤圆就等于没到成都”，就又去找“赖汤圆”，吃完后，又上武侯祠、杜甫草堂，出来就找车往回赶，虽然年轻，也够累的。

1958年10月，在成都参加全国用工制度改革会议时合影，左起第一人为宋传升

会议是30日开始的，由国家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主持，四川省长李大章做东道，主要研究实行“亦工亦农”用工制度和部分工资、部分供给的工资制度改革问题。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作了专题讲话，是在他的报告中我第一次听到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词，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制度”，所以要先改为“部分工资，部分供给制”，然后逐渐改为纯供给制，这就和“人民公社的吃饭不要钱”配套了。他的这一讲话，使我们觉得好象共产主义就在明天，我们的思想已经跟不上了。

对我来说，这次会议之所以难忘，不仅是第一次听到“资产阶级法权”学说和实行部分工资、部分供给的工资制度设想，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又一次见到了我所敬重的邓小平总书记。

会议第二天下午安排小组讨论，会务组来人通知说晚上礼堂有演出，愿看的代表可凭出席证入场。

天都黑了，寿政和我请马厅长一块去看，马说：“我要给秀兰写信，你们去吧！凭出席证入场，进就是了。”我们又拉上了李静波、赵珍行4人，进场时演出刚开始，场里黑黑的没多少人，我们在左侧中前部插空坐下，演的节目是川剧现代戏《拉郎配》。台上很热闹，但台下却鸦雀无声。直到场内视觉渐渐清晰后我们才看到，前面是一排沙发，坐的是大家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和董老，还有两位我不认识，寿政说一个是陈再道，一个是李井泉。

这一意外的场景使我的心激动起来，因为1956年夏天在北京时曾与邓小平同志一家见过面并谈过话，他的音容笑貌都珍藏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十分想到他跟前问个好，但觉得场合不合适。

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就在三层楼和别墅之间的空档地带来回慢跑，心想这样可能碰上邓小平同志。真是事有凑巧，6点多一点，他真如我所愿地从中间那座小楼里出来了，不过后面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农民打扮的老年人，一个是便装的年轻战士，这时我犹豫了一下，又想不争今日更待何时呢。于是就紧步地跟过去，先问了声“总书记你好”，又作了自我介绍。这时他似乎想起来，说：“噢！我们是老朋友，还钓鱼吗？宁夏可是鱼米之乡啊！”我说：“刚到宁夏不久，情况还不熟悉。”他接着关怀地说：“宁夏是个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特别要注意民族特点，宁夏的少数民族和云贵川的少数民族不完全一样，这边的少数民族能够互相通婚，回族则不一样了；再者他们的饮食习惯有特别的忌讳；他们是很爱国的，爱憎分明，红军长征时，回族人民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正是总书记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民族问题逐渐关心和注意起来。

这些年来，我写《宁夏回族人口研究》《中国穆斯林人口》《中国回族的起源与变迁研究》等，其实都是聆听小平同志教诲时引发的愿望。现在这些愿望虽然多已实现了，但马信主任给我的机遇和小平同志的这些教诲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受派到吴忠整顿人民公社

随着自治区的正式成立和大批优秀干部的不断充实，我从成都回来时，计委已是人才济济，机构健全了。我被分到劳文处负责，共3人，张怀德管劳动工资，纳殿海管文教卫生，我管综合。办公室搬到一楼东侧南头第二间，与打字室相邻，工作基本进入有序化。

就在这时中央有令，要抽人下去整顿人民公社。为了让后来的同志有个熟悉工作的机会，我报名去整社。全委由办公室主任聂练带队，记得去的人有：查中凡、刘祥云、杨振山、罗时章、赵尚臣、叶华等人，时间是1958年12月。这时我弟弟和母亲从老家来了，天气已冷，我已将新做的也是唯一的一件中山装棉袄送给了弟弟。谁知下乡整社说走就走，我却无棉衣穿了，当时既无钱买也无料做，我爱人急得没办法，就说：“那就把我那件穿去吧！反正男女都一个颜色。”“可那是女式的，再说又短又瘦，人家不耻笑吗？”我笑着问妻。妻说：“笑就笑吧，不冷为准。”就这样我穿着一件女人棉衣下乡了。

我们是坐一辆大卡车走的。大家把行李摆好后，聂主任坐在驾驶室里，我们都坐在车槽里。出双城门后，我就仰躺在车箱里了，眼看着蓝天白云，不觉想起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既有人生如梦之感，也有前途艰难之预。恍忽间想起了毛主席的《如梦令·元旦》一词，于是背出了如下几句：“宁化、清源、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本想按此韵律也模仿几句，汽车到了仁存渡，都下车等船了。

在仁存渡等船过河时，不少人冻得直打哆嗦，没想到我那件女式列宁服棉袄还真暖和，这时我才把过冬问题放心了。过了河到吴忠已经是12点了。当天，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去市委礼堂听报告。我的理解，我们的任务就是：保住人民公社，保护好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工作人员要在与群众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当时，吴忠市委书记是张文林，市长是栗荣祥，古城公社书记是杜文录。听完报告后，就把我们分开了，全市以古城公社为重点，由自治区计委负责，古城公社又以古城大队为重点，以我为专职，大队书记叫党中礼，人们都叫他党社长，实际是初级社时的社长，就是本队人。他去接我到了二连（即二队）食堂。

二连是市上的红旗单位，全连3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只有两户汉民，其余全是回民。队上有养牛场、果园、菜地等，全队以食堂为中心，全体社员吃饭、开会、学习、娱乐等都在这里。院子里北屋是文化室，南屋是灶房，西厢房是仓库，东厢房有一个大炕，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还有一个带火盆的炕桌。党书记就是在这里让我和全连干部见面的。老党介绍后，我知道了指导员是部队转业的，叫马福仓，长得一表人才，讲话有条有理，滔滔不绝；连长也是共产党员，叫李生保，30多岁，结实有力，女队长还没结婚，微微一笑就算是认识了。会计、司务长都说“有事找我”，从此这里就成了我的办公室、宿舍和接待处了。

生产队实行军事化管理，指导员就是党代表，队长叫连长，妇女队长叫女连长，社员分为“罗成班”“穆桂英班”“黄忠班”“佘太君班”等。因老头、老太太吃饭、活动都在我住的屋里，我也就成了老头班的人了。

下午5点钟左右，干活的、没干活的社员都到食堂来了，见他们用汤瓶壶冲洗一下手，抹一把脸即排队吃饭。各班都围成一个圈，司务长先按各班人数把饭分到盆里，班长再从盆里分到各人的碗里，那天吃的“调和饭”，黄忠班长先给我盛了两碗，等快吃完时又给分了点剩的，也算饱了。没一会，人都走了，几个中年妇女也洗完锅灶各自回家，这个时候，在这个公社的心脏里，只剩我一个人在呼吸。

虽是冬天，但天色尚早，我想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并尽快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就把房门一关出了院子。四处一看，只有“牛圈”最近，就信步朝“牛棚”走来，突然闻着一股烤土豆的香味，也就顺着这香味进了饲养员的房子。进门我就抢先说：“大爷，你这牛养得不错呀！”只听他说：“有啥不错的。”但仍趴在炕洞口向外拨土豆，等他站起来我才看到他约50岁年纪，走路不便（后来炊事员告诉我他给马鸿逵当兵时受过伤，一辈子没娶媳妇。），他见我还站着，忙拍拍炕沿说：“坐吧！”接着问：“你是新来的吧！”我说：“今天刚到，以后咱俩就是邻居了。”他又说：“你那个炕洞口在墙外边，刚才李马氏已经拦了一筐草沫子给你烧炕去了，不一会就热了。”这时我才觉得这里怪不得是红旗单位，他们的安排可真够周到了。我又和马大爷聊了一会儿就回来了。进屋伸手一摸，炕已温温的了。炕沿边有一根顶梁柱，上边有一个拉线开关，一拉电灯亮了，虽我一人，但并没觉得孤独，竟不知不觉哼起了《社会主义好》的调子，接着打开行李，铺好被褥，把多余的东西都放进枕套里，又加了几本书一枕就睡觉了。

睡梦中，忽然听到钟声当当地响起来，是催社员下地干活的。我想这么早就叫社员起来，干啥呢？没一会就听外面喊：“今天往田里运肥（粪），8人一辆车，那辆车往那运……”我一想要同劳动，就马上起来拿着根行李绳出来问：“我在哪个车？”就听队长喊：“马某某，宋组长就在你那组吧？”马说：“行。”就把我的行李绳拴在小马的车上，拉边套。

车是大轱辘车，8人一辆按说人不少，可到上坡时还真费劲。因为天黑，又都低着头往前拉，直到第二趟要走时才看清了一起拉的是那几个人。第三趟因能看清路了，好像轻了些，但一爬那段上坡路又出了满身大汗。到卸好回来时，天已大亮了，一轮红日，就像从白土岗子那儿升起来的，这时我才解下围巾，刚要摘帽子，驾辕的李大个忙喊：“哎！别摘，摘掉要生病的！”车走得慢慢的，有的坐到车上，有的在打鼾，似乎都累了，回到队部门口时，队长叫再拉一趟，有人说饿了，队长说完不成任务不能吃饭，马班长说：“来，快上，再送一趟。”回来时已快9点了。炊事员做的是“米和面”，大家放下车就洗手、排队、领饭、分饭、吃饭。我也真饿了，还是两碗多饭，好象还没吃饱呢。

一天上午饭后，我去公社向聂主任汇报，公社干部们正要吃午饭，要我讲简单些，我光把干活说了说，就到供销社买了个带盖的大瓷缸子、半斤红糖、一块砖茶和一个榨菜疙瘩，顺便在柜台上又写了封家书寄回银川。等回到生产队时，已是2点多了，炊事班已经来了，我问吃啥，班长说“荞面搅团”。进屋后才发现，他们已经把我屋的火盆生着了。还用纸糊了个风筒，这时指导员的媳妇过来说：“小心，别叫煤烟打了。碴子煤也毒人呢。”正说着，吃饭的人都来了，有拿盆的、拿罐的、拿锅的……排好队，每人两个大搅团，两碗菠菜、豆腐、鸡蛋汤。见到社员们高兴的样子，我刚想说今天……突然自己想起来了，原来今天是“元旦”。

“黄忠”和“佘太君”们都走了，他们给我留下了两个“搅团”，一小盆汤，我把汤在火盆上温了温，又拿小刀切了两片榨菜，和着榨菜把“搅团”吃完了，把汤喝完了，也把1959年“元旦”过完了。

这几天，我和干部、社员们多数都熟了。那天早上继续和小伙子们拉车送粪。上午饭后，队长让我随“穆桂英”们去畜圈起粪。走时我问女连长“穆桂英班”有多少人，她说连她一共11人。只见她们个个头上盖着各色方头巾，身上穿着花棉袄，手里还拿着旧衣服，肩上扛着镐头或锹，个个兴致勃勃地，真是又一样风采。

第二天上午饭后，我随“罗成”班往田里背粪，那是因隔着渠，车进不去的几块地，队长决定由人用背斗往里背，全部用的是壮劳动力。我用毛巾围了脖子，外面又套了件旧衣服，就和小伙子们一起干起来，大约背了七八趟时，王满拉（阿訇的徒弟）问我累不累，我硬说不累，又问饿不饿，我说还有三小时才吃饭呢。他说：“来，咱俩比赛，看谁背得多，跑得快。”我当时一者年轻气盛，二者也想带动社员多干点活，就说“来”，并随手脱掉了棉袄。背了三趟我俩都气喘吁吁了，不过他还是占了上风。其他社员都站下看笑话，这时马大个喊休息了。接着人们有的坐田埂，有的坐渠，还有的干脆躺在了地上，几乎没人说话。

休息后，都换班，背的人拿锨装，装的人再背，因我只有背斗，就想接着背吧！满拉子给我装的满满的，压得我一歪一歪的差点跌倒，回来再背时大个子班长对满拉子说“三牙子，你来背”，等满拉走后，他才对我说：“这小子也没干过活。刚才他问你饿不饿，是他饿了。”我说：“真是个小满拉子，不直说。”

吃下午饭时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天又吃的是“调和饭”，老头班里的李大爷，将后加给他的半碗饭倒在李马氏碗里，并示意她送给孙子。李马氏刚端着碗给孙子，被司务长看见了，就把碗夺过来说“每人一份，吃不了交回来”，并顺手把碗里的饭倒在锅里，引起了多数社员的反对，李老汉说“我省给孙子点饭吃，有罪啦！”有的说“你倒在锅里别人咋吃！”有的说“太霸道了吧！”还有的说“谁不疼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一过程我都是看到的，并且气都是对司务长的，就走到院子里对司务长说：“爷爷省给孙子饭吃，这是中国尊老爱幼的好传统，这是好事，应该允许，去，快把饭给老人盛出来。”这时有个社员跑到我跟前悄悄说：“肯定是李强在家给他爷爷说吃不饱了，他爷爷才省给他。”李强已18岁了，还没娶媳妇，挺要面子的，过来对他爷爷说：“爷爷，你快回家吧！又不是咱一个人。”司务长再没说啥。人们都陆续回家了。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晚上我一个人躺在炕上，连同小满拉的表现和社员的说法，我才懂得了“民以食为天”的千古真言。社员每天这么积极、按时来排队，不单是“社会主义觉悟”，恐怕有好多人是来吃饭的，因为当时对他们来说只有这一个饭桌了，一切财产都公有了，他们不到这里来吃饭又到哪里去吃呢？想来想去得出了一句话“要想把公社办好，首先得让社员吃饱”。又突然觉得组织让我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做法太伟大了。

一天，吃过早饭我就去找大队书记党中礼同志，党家在一个高台子上，有一个很大的大门，开门后在一个北房里见了我，他首先说：“听说你在队上干得不错，群众情绪很高。”我说：“光干活了，其实啥也没干。”这时他才给我介绍说：“你驻的那个队是最复杂的队，真正农民没几户，是公社化时把吴忠街上的小商贩、自由职业者、宗教人士等一起划进来的，食堂的两个炊事员原来在街上开饭馆，某某老汉原来是马鸿逵的亲戚，两户汉民是原来给他们家拉骆驼的……”还说：“指导员是公社派去的，是他把二队抓成了红旗单位。”我说：“看的出，他很能干，去年大丰收的奖状还在墙上挂着哩！”党又说：“恐怕他们没那么多粮食，在那个风潮下，他虚报了不少。按现在的标准我估摸着能吃到开春就不错了。”听他这一说，我的心头立刻沉重起来，忙说：“党书记，你可要早谋划好啊！弄不好要出事呢！”

我又想了一天，到社员的居住区都挨着看了看，第四天下午饭后，我和队干部们在清真寺厢房里开了个会，在不追究责任的情况下，规定了如下几条：

1.要向全体社员讲清楚，我们现在的吃饭标准，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明年春天不挨饿而定的，再不能增加了。

2.遵照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一家人的饭可以互相给予，不受限制；其他人互相关照我们也鼓励。

3.有病或走路不便的社员，可以把饭让家人给带回去吃；如有的社员要把自己那份饭拿回去再加些菜热了再吃也可以，要保证身体健康。

就这么几条，向群众公布后，引起了社员的一致欢迎，很快传到公社和市上。又过了几天我们就回银川来过1959年春节了。

我是正月十六上午又回到队上的，社员见了我都十分热情，就连从来没说过话的阿訇也主动跑到我跟前来问好。我心里非常高兴，只是回族社员都“封斋”了，两户汉民也都按标准领了粮食回家自己吃了。指导员马福仓安排她母亲在他家给我做饭。这时社员干活都分散了，有犁田的、平地的、播种的，公社还在我们队召开了“五腿耧”播种现场会，比1958年的“交叉密植”下种少了些。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

过了几天，市农工部派来一位女同志（名字忘了）向我了解我在整社中的做法、看法和想法，我们谈了好几次，觉得观点一致。又过了几天她又来叫我亲自写个材料出《内参》，接着《宁夏日报》来了个樊简记者，市农工部副部长马力布也来了，都和我住在一起。我把材料写完后，先送给聂炼看，聂说：“人家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吧！”

4月初，市上召开“四干会”（市、社、大队、小队），让我在会上介绍经验，张文林书记亲自表扬了我。回公社后，聂炼同志在吴忠街上的饭店里请我们的队员一起吃了顿饭，还喝了酒。4月28日我们的整社任务胜利完成，回到银川。

（2006月11日）

作者简介：

宋传升，男，汉族，1933年生，山东齐河人，中共党员，高级统计师。1952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先后在华东地区财政部、国家计委、自治区计委、自治区统计局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办公室主任、局党组成员、总统计师等。社会兼职：宁夏计划学会常务理事，统计学会、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人口学会会长，中国统计学会、人口学会、投入产出学会理事，宁夏科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软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等。

主编（包括合编）有《宁夏人口》等6部专著。获省部级优秀科技成果奖12次。

现为宁夏老科联理事、宁夏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宁夏统计局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主任、宁夏老干部学习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