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

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

刘泽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貌日新月异，国民经济长期、高速、平稳发展，令世人瞩目。究其源，是在国民经济中，摒弃了计划模式，为多种经济的发展松开了手脚。但计划经济为今天的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功不可没。计划伴我半生——从学计划、编计划到带头冲破计划，所以说，计划和我有不解之缘。

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来宁夏，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10点钟，火车到达银川车站，随人流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在政府门口受到了哨兵的阻拦，时值寒冬深夜，初来乍到，投靠无门，正在犯愁之际，有几个人外出归来，问明情况，有位同志让人把我带到银川饭店住下，第二天再到人事局报到。人在困境，遇到这样的热心人相助，怎不让人感激？这位热心人就是当时财政厅的处长赵英同志。日后每次相遇，虽然都是几句问候的话，但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亲切感。1972年我调自治区计委工作，他任计委副主任，缘分让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赵主任对人热情，工作认真，处事公平，是我心目中的一位好领导。

人事局分配我到自治区计委工作，报到时人事干部魏世成同志告诉我：“领导已经通知，让你去自治区党委书记办公室报到。”书记办很像是秘书处或政研室，除有各位书记的专职秘书外，还有几位处级大秘书，我们几个刚从大学毕业来到的大学生，算是“三秘”“四秘”吧，从此开始学做秘书工作。初涉高层机关工作，事事都要从头学，陈光武同志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他时时、事事注意培养我们，接办的每一件事，他都告诉你先和哪个单位联系，了解什么情况，最后如何处理。接听每一个电话记录，他都亲手修改，并告诉你，为什么这样改正，他是我学做公务员和如何写好公文的第一位老师。1979年他从永宁县委书记调任自治区计委副主任，我们又在一起工作。光武同志性情刚烈，讲究原则，他笔下生辉，写的文章鲜明、准确、生动。

1972年“8781工程”（贺兰山机场）结束，工程指挥部撤销，我提出回计委，因为我学的是计划专业，同时我对计委也比较熟悉。书记办撤销时我调到了劳动局，搞劳动计划工作，劳动局是二级局，没设计划机构，我的工作主要在计委的劳文处，李国林处长是我没有隶属关系的直接领导。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计委接受实属不易。政治处让我去统计处，李惠第同志送我去该处时，遇到了时任生产调度处处长的马国顺同志，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被留了下来。生产调度处的工作，实际上是后来经委的工作内容。期间在军代表陈玉珍组长的带领下，我们用不到半年时间，调研了近百家工交企业，了解了自治区工交企业的现状，消除了一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影响。不久，在生产调度处的基础上成立了综合计划处，我又开始了编制计划工作。综合处名声大权力小，工作杂乱而多变，我们半开玩笑半发牢骚总结为：抄抄写写，打打算算，装装订订，跑跑颠颠。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到政治处任副主任。主任是延金志，他资格老，文化低，虽有些派性，但人很正直，他对上尊重，对下放手，对人对事，态度明确，但不固执，同他共事，可以专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运动后期，根据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自治区计委开展了审干复查和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计委共审查、处分干部26人（包括统计局、劳动局、物价委员会），1958年后在审干、“四清”和“双反”中处分干部4人，“反右”中处分过干部5人。这些同志均系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多年来戴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帽子，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兢兢业业工作，谨慎小心做人。粉碎“四人帮”，他们欢呼雀跃，盼望早日洗刷掉对他们的诬蔑和不实之词，对他们的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经计委党组研究，决定由政治处负责，集中原清查办公室的全部力量，再抽调相关人员立即开展工作，经过近一年的本人核对，外出调查，反复研究，到1979年初对所有需要复查落实政策的同志全部重新作了结论，落实了政策。由于计委的审干复查工作进行得快，落实政策彻底，受到了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的表扬。

计委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领导重视，群众拥护，当事人配合，不仅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也教育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受复查的同志对党的信任和宽容的胸怀令人感动。个别问题处理时遇到的诸多困难，也使人难忘。

有位同志在“反右”时受到了错误处分，从北京下放到宁夏，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对所受处分，从内心不服，但对计委领导对他的使用却感激至深。他说，马信主任、夏似萍主任从没把我当做异类，这么多年没有把我撵出计委，这是对我的信任，使我受伤的心灵，感到了温暖和抚慰。在他回原单位平反时，受到了单位和同事们的热情接待。有人对原来提的意见表示歉意，他表示，那时组织上号召大家划清界限，所以才挖空心思找问题、找意见，现在党中央要给我平反，这是我的一次解放，同志们可以祝贺，千万不要道歉。

有位同志因作风问题受到开除留用的严厉处分，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非常大度，说处分确实重了点，但事情已过，建议不要再复查了，对我的处分，也可以起到对别人的一个警示。

1962年，有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因“思想落后”，有拿摸行为被开除了公职。对他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大家认为对“思想落后”需要重新讨论。那时的气氛是左了又左，开会不发言是落后，不跟风说真话也是落后，对问题有不同看法还是落后，又同时还偷盗别人的生活用品，所以才受到了严厉处分。根据以上分析，决定派人去江西找本人面谈，仔细听取他的申述，通过当地组织了解到他现实表现尚好，决定收回，重新安排工作。但他回乡多年，早已结婚生子，要拖家带口回宁夏，对他本人和组织来说都有很大困难。我们又多次到江西省、地组织部门联系，要求他们帮助，经反复协商，经他本人同意，由宁夏办理收回手续，江西省委组织部帮助就地安排了工作。

我在自治区计委先后工作了10多年，通过这项工作，对计委的干部队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里从领导到科员不乏经济界的精英，他们熟悉业务，掌握政策，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有一次夏似萍主任安排工作时说：落实政策不是只给几个领导落实，是落实计委历年来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以前办的错案，可能还有我签字后办的，你们不要有顾虑，一定按现在的政策复查落实，该平反的一律平反，不要留尾巴。这个意见也是薛华副主任的意见。当时方明副主任也在场，他还叮嘱我们说，冤假错案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很多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甚至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现在平反，不是一风吹，而应一条一条落实，用现在正确的事实，否定以前的错误，一条一条写在纸上，再也不允许有反复。这是对党负责，也是对受冤屈的同志负责。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心胸宽阔、爱护干部的领导班子，又有一支精通业务、忠于事业、通情达理、不计前嫌的干部队伍，才使计委的工作，政通人和，成绩斐然！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不长的时间里，计委提拔了大批干部，其中厅局长就达12人之多。这批同志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为宁夏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6年4月）

作者简介：

刘泽英，男，汉族，1935年生，河北安国人。195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同年参加工作，高级经济师。历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办公室秘书，自治区计委政治处副主任，自治区劳动局计划调配处处长，自治区行政干部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曾兼任宁夏外资协会副会长，中国外资协会常务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