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农业计划工作时的几件往事

从事农业计划工作时的几件往事

谢文秀

我是1958年8月从北京国家统计局调到宁夏计委的，一直到1985年退休，搞了27年农业计划。宁夏是我的第二故乡，计划工作是我一生的主要事业，有付出，有收获。在宁夏我度过了艰辛而又美好的一段生活，留住很多难忘的记忆：

1958年在调来宁夏计委前夕，国家统计局劳文司同志欢送李季熙（前左）、谢文秀（前右）夫妇时合影，还有其两个孩子

一、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体系

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我主要编制农业生产计划。农业生产计划属间接计划，包括农、林、牧、副、渔、耕地、水利、农机、气象等方面的计划，有几十项指标。如农业包括粮食、大豆、薯类、大麻、棉花、烟叶、绿肥、牧草的播种面积、亩产、总产；林业包括造林总面积，分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零星植树、次生林改造、迹地更新、木材蓄积量；畜牧业包括猪、牛、羊存栏数，肉类总产量、奶类产量；渔业包括天然捕捞总产量，人工养殖水面、养殖产量；副业包括总收入，其中分列农、林、牧、副、渔各项收入；耕地计划中包括耕地总面积、开荒面积、水田水浇地面积、压砂地面积、水平梯田、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农机计划包括拖拉机、机引农具拥有量、机耕面积。这些指标都要分解到市县和农垦、劳改、农业厅所属的国营农林牧渔场。

指标多，计算工作量大，计算工具比较落后，开始时主要靠算盘，乘除法靠计算尺，后来我得到一台手摇计算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但编一次计划，我要摇好多天的计算机。如粮食计划各县的面积定了以后，根据地域不同定出单产，然后求出总产。手摇计算机摇一次等于加一次或减一次。如先把面积摇出来，亩产360斤，就得在百位上摇3次，移位后，在十位上摇6次，一个县一个品种连移位我得摇10多次，一天摇下来手都摇酸了。农业计划下达到市县后再分解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有时有层层加码现象。农业计划受天时影响很大，天时好就可超额完成计划，天时不好就完不成。在编制年度计划的同时，我还参加了“三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工作一直很忙，经常加班到深夜或凌晨。星期天很少休息，有时春节四天假期中还要工作两天，我们都已习惯了，以办公室为家。

1963年春节，在银川市文化街自治区计委大门口，计委农业处成员与任玉钧副主任（中）合影，左起谢文秀、华锦如，右起赵尚臣、王春茂（副处长）

二、充分利用胡麻纤维的提出

1963年自治区计委副主任夏似萍给了我一个任务：研究在自治区发展罗布麻和养蚕事业问题。我召集农业、工业、商业、科技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开了几次座谈会商讨，大家认为，宁夏不适宜种植罗布麻，但宁夏有现成的纤维资源未被利用，宁夏每年种植上百万亩油料作物，其中有几十万亩胡麻。胡麻除籽可榨油外，茎部韧皮纤维细而坚韧，耐磨不易被水浸腐，是可供纺织的很好纤维，而且只是个综合利用问题，用不着特意花工夫去新增种植面积，既节约了耕地、劳力，又增加了资源，还可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举数得的好事，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在我区充分利用胡麻纤维和发展养蚕事业的报告》，夏似萍交给了马信（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计委主任），马信认为很好，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印发了。此后宁夏连续建了银川、固原两个亚麻纺织厂。部分县建了亚麻纤维厂。生产亚麻纤维作为纺织厂原料和出口用。亚麻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养蚕事业因形不成规模，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三、到“五七”干校前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工作就不太正常。1968年10月下旬，自治区计委除留几个人在生产指挥部工作外，包括主任、处长、干部、工人一齐到“五七”干校，先在七营（贺兰县），后合并到五营（西干渠）。在五营期间自治区副主席马信为食堂烧火、计委副主任夏似萍卖饭票、商业厅厅长李海做馒头。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吃的馒头成本真高，得多少钱一个！”我们在干校是被歧视的，被认为是不合格干部。有个在生产指挥部工作的年青干部到干校来劳动，他挥着锄头说：“你们看！合格干部是怎样干的。”后来陆陆续续有人调出，大部分是到工厂企业，有些人被下放到县乡安家落户。我是属于最后离开干校的，1972年上半年干校撤销，我回到计委，当时叫计划局，仍搞农业计划。这段时间我经常随着夏似萍副主任出差。夏副主任重视调查研究，一出去就是十几二十天，到不少县检查工作，听取汇报，下到工厂，下到农村，看主要工程项目，看工农业生产，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夏副主任工作认真仔细，不怕吃苦，劲头很足，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四、在全国农田建设会上见到邓小平

1977年参加全国农田建设会议的几位宁夏代表在大寨合影，前排右一为谢文秀

1977年7月我参加了一次全国农田建设会议，正值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建设，宁夏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学智、各市地区专员或书记、部分县的县长或书记及自治区有关部门的人员共23人。会议开始在昔阳县开，大家参观了大寨。后来，华国锋总理请会议搬到北京开，我们乘专列到北京，住在友谊宾馆。7月底结束，但不让代表离开，说中央首长要接见。那些天我们排好接见时每个人站的位置等候，哪里也不敢去，一直到8月初才被接见。我们排队进入人民大会堂，那一天中央首长连续接见了好几个会，农田建设会是个大会，有2000人参加，分两次接见，宁夏是第一批，而且站在正中间，离中央首长最近，除见到华国锋等当时的领导人外，意外地见到邓小平同志，这是他复出后的第一次露面，后来听说就因为等邓公复出，我们才等了那么多天。等这几天真值得。当时只是高兴还不太清楚这是多么宝贵的时刻，是中国历史上应大书而特书的重大转折。由于邓公的复出，才有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才有南巡讲话，才有一国两制、小康目标。我参加过不少全国会议，只有这个会使我终身难忘。

五、接管农业基本建设计划

1978年以前，自治区计委的基本建设计划统一由基建处负责。各专业处有意见，认为权力过于集中，各行各业的基建计划由几个人管，情况不可能弄透。各专业处只管生产不管基建，生产和建设脱节，不便于计划管理。因此提出改革意见，由各专业处管各专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如工业处管工业方面的，财贸处管财贸方面的……根据这些意见，1979年委领导决定由农业处先试点，试点工作由副处长武力如和我具体负责实施。一年后，由我在会上报告了试点情况，我们对几项农业建设项目是怎样调查论证审批管理的，批准了的项目进展顺利，没有批准的项目，他们还谢我们，认为我们实事求是，避免他们上错了项目。于是基本建设计划从此全面铺开，由各专业处分管，基建处总管。农业计划处主要管农口的基建项目，包括水利工程、气象台站建设、国营农林牧渔场建设，农口的工业、农业学校、农业科研等，从此我就改为搞农业基建计划了。

六、固海扬水工程的兴建及一次争论

“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引黄灌区年降水量少，但由于两千年前即开凿了秦渠、汉渠、唐徕渠引黄河水灌溉，使干旱的宁夏平原成为塞上江南。而宁夏南部山区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土地沙化严重，十年九旱，人民长期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和自治区党政领导考虑提引黄河水到南部山区发展新的引黄灌区。1975年自治区革委会向国家计委和水电部上报了建设固海扬水工程的规划报告，1977年2月水电部正式批准，1978年开工，1986年竣工，历时8年；规划方案有多次变动，开始规划引水量25方/秒，灌溉50万亩，1984年核定引水20方/秒，灌溉40万亩，解决20万人畜饮水问题，总投资17191万元，工程从中宁县泉眼山北麓黄河右岸引水，经中宁、长山头农场、同心、海原、到固原县七营乡，全长153公里。在建设过程中有一次建与不建的大争论。因有一年资金不足，工程处于困难阶段，有人提出这项工程投资大，资金不足，而且建成后，用电提水灌溉，每方水的成本很高，农民用不起国家必须补贴，会长期是个包袱，应该停建。一种意见是山区干旱少雨，引黄河水是解决灌溉和人畜饮水的最好办法，山区不知道有多少“盼水妈”在盼黄河水。“盼水妈”是京剧《龙江颂》中的一个人物，因盼水盼瞎了眼睛，这种说法很形象又表达了对山区人民的深情厚意，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李学智书记亲自到北京汇报，要来了资金，固海扬水工程才得以顺利建成。固海扬水工程建成后，造福了沿途群众，扩大了灌溉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收入。1980年整个固海灌区农民人均收入仅30.5元，1996年已达到1703元。灾害之年，黄灌区的粮食饲草还可以就近支援受灾群众，灌区内林草茂盛，改变了沿途景观和生态环境。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和改变了山区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效益是多方面和巨大的，国家花一些钱也是值得的。只要我们事事从群众利益出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我们的工作就是正确的。由于固海扬水工程效益显著，就有了以后的盐环定扬水工程、红寺堡扬水工程。

七、玉泉营葡萄酒厂建立之前

1982年有三个单位上报申请建立葡萄酒厂，自治区计委领导派当时农业处副处长武力如和我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到了这三个地方，有两个只是意向的想办葡萄酒厂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和前期工作来看，不具备建葡萄酒厂条件，给予了否定。玉泉营农场地处贺兰山东麓，当地土质为淡灰钙土、气候昼夜温差大、高积温、强光照、降雨少、适宜葡萄生长。他们一方面上报建厂规划，一方面已开始种植葡萄，为了加速葡萄生长，他们采用了火炕育苗技术，工作踏实，所以调查完毕后，我写了一份关于玉泉营建葡萄酒厂的论证报告，从自然环境、社会条件、技术力量、领导班子等几方面说明玉泉营农场具备建葡萄酒厂的条件，这个意见被领导采纳，确定葡萄酒厂建在玉泉营，规模年产5000吨。而当时有位同志认为葡萄酒厂应建在某县，但由于他没有详细调查材料无法否定我们的报告，只说了一句话：“10年以后再看。”现在20多年过去了，玉泉营连同贺兰山东麓的葡萄种植面积已达数万亩，葡萄酒生产能力翻了几番，贺兰山东麓被誉为世界最佳的葡萄酒生产基地之一。且已形成远近闻名集种植酿酒旅游于一体的生态美景。事实证明，当时的定点是正确的。

八、胸怀豁达的领导——马信

马信原是自治区党委常委、计委主任，后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主席，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口碑不错。而更使我难忘的是他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豁达胸怀的品德。我丈夫李季熙是1958年和我一起从国家统计局调到宁夏计委的，在计委所属统计局搞劳动工资统计，1959年给他的鉴定是“对劳动工资统计有贡献”。但到1960年在宁夏“反坏人坏事”运动中却被错误地定为“坏分子”。9月被捕送西湖农场劳动教养，10月不堪折磨，饥饿而病死。后来经几次甄别为错案，到1978年彻底平反昭雪。有次机关集体看电影，马信远远地看见我，对齐俊（马信秘书）说：“她丈夫死了，我们有责任，我们有愧于她。”作为一个领导对自己的作为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对属下之死感到自咎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需要有豁达的胸怀，他敢于承担责任，我很受感动。我才能正视困难，勇对人生，才能搞好工作，带大3个5岁以下的孩子。

我这一生没有追过名，没有追过利，但也没有虚度年华，并获得了丰富多彩、幸福充实的晚年生活。27年农业计划工作给我生命增色不少。

（2006年7月）

作者简介：

谢文秀，女，汉族，1930年生，湖北红安人，经济师。1950年参加工作，先后在重庆西南外贸部矿产公司、北京国家统计局工作。1958年调宁夏计委，1985年退休。退休后，被自治区农建委聘请搞扶贫项目7年。1994年上宁夏老年大学，2004年任宁夏老年大学《夕阳红》副主编。宁夏诗词学会会员。曾在全国和宁夏报刊、文集、诗集中发表过近二百篇文章，百余首诗词，并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