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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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的两位老领导马　安1958年元旦过后，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说，中央组织部决定调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建工作，要尽快启程。领导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汇总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基本统计数字。从固原地区调查归来，自治区工委已决定郝玉山同志负责农口工作，就此离开了计划组。马信同志特别关注统计分析工作。

我的两位老领导

马　安

1958年元旦过后，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说，中央组织部决定调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建工作，要尽快启程。我迅速交待工作、处理家务、办户口、转关系，于1月底抵达当时驻扎在甘肃省兰州市一只船（地名）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报到，分配在计划组开始工作。当时计划组的领导是马信⁽¹⁾同志，他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同甘肃省统计局联系，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各地、市、县的基本统计数据，然后汇总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基本统计数字。

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决定甘肃省副省长郝玉山⁽²⁾同志参加宁夏工委工作，自治区工委决定由郝玉山同志负责计划组，马信同志去筹建工业组，我便转为由郝玉山同志领导。后来，郝玉山同志出任自治区副主席，马信同志又回任自治区计划委员会主任，我又重归马信同志领导。这样，在宁夏工作的最初几年中，我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两位领导同志。他们二人的领导风格、思想作风，对于我的影响很大很深，有些事情可以说是终生难忘。

1958年春节以后，自治区工委分批搬到银川。领导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汇总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基本统计数字。我先搞出了一个初稿，分门别类地整理成人口、面积、耕地、主要农产品产量、牲畜、主要工业品产量、主要工业企业、主要商品销量、学校、学生等等汇总表，准备自己刻钢板，油印成小册子，提供给工委领导使用。当我把这些统计汇总表格拿给郝玉山同志审阅时，他很快指出了一个大错误：宁夏哪有这么多牛？经过核对，原来是把驴的头数与牛的头数弄颠倒了，真使我脸红。但是，郝玉山同志却没有直接批评我，而是严厉批评了负责初审的宋安同志（原甘肃省计委综合处处长，调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计划组工作），他说：马安不熟悉宁夏的情况，你为什么也没看出来？这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熟悉基本情况的重要性，搞统计更要胸中有数，而不是只能在表格上有数。

1958年3月，自治区工委决定一些领导同志分头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以便掌握宁夏地区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便随郝玉山同志到吴忠、固原地区调查。从银川出发每到一地（吴忠、中宁、同心）都由当地党政领导汇报，并进行座谈，然后由我连夜根据记录整理成简报，用电报发回自治区工委。当时郝玉山同志已经42岁，而我只有二十几岁，但他总是等我把调查报告送给他修改好、签发之后才休息。后来返回银川才知道，自治区工委很重视郝玉山同志的报告，每份报告都打印分发给各位领导同志参阅。马信同志还为此问过我：你们每天搞调查、写报告一定很辛苦吧？

到达固原地区以后，听过地委、专署的汇报，郝玉山同志决定由他带别的同志到各县巡视；留下我在固原县蹲一个点做典型调查。我们选定在本县三营区的赵家寺农业生产合作社蹲点。由于我们这个工作组有农作物、水利等方面的专家，经调查分别写出固原山区怎样进行农作物轮作、怎样实行小畦灌溉等专题报告；我的报告则是《从赵家寺合作社的收益分配看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当时收益分配是合作社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报告，郝玉山同志都仔细审阅修改过，报到自治区工委均受到重视，印发给各领导同志参考。后来，经郝玉山同志同意，我的那份报告还在国家统计局刊物《统计研究》（1958年8月号）上发表，引起了同行们的关注。

从固原地区调查归来，自治区工委已决定郝玉山同志负责农口工作，就此离开了计划组。虽然同郝玉山同志共事不到3个月，但他那深入调查研究、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对我后来的工作影响很大。

1958年5月，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机构开始搭架子。自治区计划委员会下属若干个处，设立物资、统计两个局，我被分配到统计局负责筹备工作。由于国家统计局调乔桂年同志率10位专业统计干部支援宁夏建设，又有原银川地区计划委员会的同志合并过来，统计局的工作实际上由乔桂年同志主持，我仍随马信同志参加自治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准备工作，其中主要工作是马信同志关于自治区经济建设的报告。马信同志比郝玉山同志年轻，当时只有42岁，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工作富有激情。他做的报告均由他亲自执笔起草，我只负责搜集材料、填写数字。报告前面的自治区基本情况也是用他自己的语言全部重写一遍。这样，报告搞得时间较长、工作较累。因马信同志白天参加自治区工委一些会议、或听取一些部门的汇报建议，起草工作主要在晚上加班进行，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如果第二天上午有会，他就在夜里一两点后倒在床上睡一会儿，真是辛苦得很。由于他文笔好，用词准确生动，逻辑性强，文字也写得规范流畅（虽然有时潦草，但很好认），抄写起来并不困难，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由于我们合作得比较好，自那以后几届自治区人代会上关于经济计划的报告，他都是找我参加起草。一直到1963年自治区统计局从计委划出单设后，马信同志还找我写过人代会报告中前一年、或前五年计划执行情况部分的初稿。

马信同志历来认为统计部门十分重要。1958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伊始，正是全国精简机构之时，自治区各部门的人员编制都打得很紧，统计局最初也只确定为8人（计委各处一般为5人）。然而，由于马信同志的支持和呼吁，最后确定为16人，到1962年时已经增加到32人。

马信同志特别关注统计分析工作。他几次对我说：统计局不能只搞几个干巴巴的数字，一定要下去了解活情况，结合报表，写出分析报告。为此，我们在每月上旬做完统计报表之后，一般总是组织大家下厂、下乡，深入了解情况；每项专业统计最少一个季度写一次分析报告，下厂、下乡了解到的事例有时还写成典型报告。对于这些报告，马信同志阅读得十分认真，往往还有详细的批示。直到1978年，马信同志还在我起草的《关于全区科学技术人员普查结果的分析报告》（该普查由国家科委、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自治区科委、自治区统计局联合进行）上批示：又只是干巴巴的几个数字和一般情况，应该由自治区科委牵头再做些调查研究，提出一些建议或意见。

马信同志很重视到基层做调查研究，认真听取汇报、自己做详细的记录是他的一贯作风。他字写得比较大，笔记本用得很快，随他出差总要帮他多带几个笔记本。在基层最使我难忘的一次是：1958年夏季随他出差赴西北大区开会，途经同心县，遇到了三门峡库区移民坐在公路上拦车上访。当时汽车司机觉得任务很急，想绕个弯冲过去，马信同志不同意，说咱们停车，下去听听群众有什么意见。汽车一停，男女老少有近百人围上来、场面十分混乱；有些妇女又哭又喊，愤怒地说上当受骗了，从河南移民到这干旱地区，什么都没有，叫人怎么生活！马信同志下车后很冷静地说，大家不要乱，有话找个地方慢慢说。这样一来，大家安静了一些。当地干部领我们来到路边一个房子里，让大家坐下谈，但群众人多坐不下，房子外面围了许多人。马信同志说：我是自治区工委的一个常委，你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对我讲，我一定把你们的意见报告上去，有什么问题由上面解决。就这样，大家反映了不少问题，他们亲眼看到马信同志认真地一项一项记在自己的本子上，便逐渐平静下来。最后，马信同志劝告大家再也不要到公路上拦车，他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也一定会派人来解决。大伙儿都答应了。当群众送我们返回汽车、告别时，有的人还说：耽误你们赶路了。这件事让我一直反复思量，如果当时任由司机绕路冲过去，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群众、基层干部对新成立的自治区会有什么印象？是马信同志对人民群众极端负责的态度，给群众和基层干部又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影响啊！事后我了解到，自治区工委接到马信同志报告，派自治区工委民政组副组长（后为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马予真同志率领一个工作组专门去处理这件事，使移民们得到了较好安置。

马信同志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也非常关心。我在石家庄工作时，经领导批准于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本科函授。函授班的学习很正规，日常按教学计划完成阅读、实习，作业邮寄学校审批，逢学校寒暑假期还要到北京面试和面授，面试为考试科目的抽签问答，面授主要是下学期的课程指导。石家庄离北京很近，面试面授都很方便。1958年调入宁夏后，我想可能很难再坚持学习了。没想到向马信同志汇报后他很支持，准我每年两次到北京参加面试和面授。并且鼓励我一定要学好各门功课，将来用到工作中去。1960年夏天，在人大工业经济系的函授教育完全结束后，学校发来盖有吴玉章校长印章的本科毕业证书，当我拿给马信同志看时，他高兴地说：“总算坚持下来了，真不坏。你也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应该制定一个自学计划，坚持自学，不断提高。”我便制定了一个自学《资本论》等马列原著、结合中国情况进行研究的三年计划，并送请马信同志指教。他看后不仅批写了一些鼓励我坚持自学的话，对我的研究题目和提纲还提出了具体建议。可惜这份计划和提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只剩下我在1964年写的《是国际分工还是自力更生》研究报告底稿一直留作纪念，该文针对当时苏联搞社会主义阵营内经济建设大分工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应该自力更生、全面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后，因工作需要我集中精力研究统计学，写过一些专门文章，参加了一些教科书编写，其中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的《应用统计通论》（全国干部学习专业知识读本）是我参与编写的最后一本书。每当我完成这些工作，回顾自学、研究和写作经历时，不由得想起马信同志和许多同志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郝玉山同志、马信同志已经离开我们许多年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总是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他们两人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我多么希望他们那种对党的事业、对自治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工作一丝不苟、对问题深入调研的作风也能留传给宁夏发改委的同志们，作为优良传统，在开发大西北中得以继承和发扬！

（2006年5月3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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