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学智同志相处的日子

我和李学智同志相处的日子

陶维城

1982年仲秋，时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学智，要在全区计划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当时，我在宁夏党委政策研究室城市处工作。组织上确定由我负责起草讲话稿。我首先拟定一个提纲，李学智同志看过后提出意见，并与我商讨如何使这次会议取得实际成效。他指派我到会议上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特别强调认真地听取来自工农业生产一线代表的意见。我与负责这次会议会务工作的宁夏计委副主任陈光武商晤，请他召集宁夏计委基建处的几位处长，介绍当年宁夏基本建设的盘子以及定盘的客观依据。

宁夏南部山区的“固海扬水工程”，起步于1978年6月，按计划当年进入中期施工。该工程一开头，就听到多方面的不同意见。有的意见很直率：这是书记工程！这是党委的工程！有部分代表担心，这些灌溉用水，经过多级提升，成本大，水费高；目前宁夏南部山区多数尚未脱贫的农民群众，可能负担不起！

李学智同志了解上述情况后，耐心地同部分与会代表做说服、沟通工作：“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安排这样规模的扬黄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关怀。我们应该多为子孙后代着想，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

这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宁夏南部山区扶贫扬黄工程，在冲破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力克种种狭隘与偏见的声浪中上马。

我听取发言，汇集材料，归纳整理，综合分析，加了几个夜班写成讲话稿。

有天清晨，我刚把讲话稿誊抄好，屋外传来汽车的引擎声，司机通知我到宁夏党委常委会议室开会。

我在会议室二楼见到李学智同志的机要秘书。他告诉我薛宏福书记（宁夏党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正汇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情况。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了一会，薛书记汇报后，我走进会议室。

我见到宁夏人民政府分管计划工作的副主席夏似萍和负责这次会议会务工作的宁夏计委副主任陈光武。我趁常委会讨论其他议程的间隙，在会议桌一角，对讲话稿进一步推敲、润色。这时，李学智同志走到我身旁，笑着说：“讲话稿可以交卷了吧？”我迟疑了一会：“李书记，我明天给您行吗？”李学智同志神情严肃起来：“明天上午我参加全区科技大会并讲话。”

当天中午，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对讲话稿从头到尾进行深加工。下午一上班，我将讲话稿送到李学智同志的办公室，交给他的秘书。

1982年宁夏计划工作会议的闭幕式，在宁夏宾馆礼堂举行。

李学智同志讲话后，我同在旁边等候的宁夏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宛涛同志，走上前拿讲话稿。我向李学智同志介绍：“李书记，这是宁夏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宁夏经济学会秘书长宛涛。”他笑着和宛涛同志握手，接着便叮嘱：“会后，你们要认真地搜集、整理各条战线的反映，尤其注意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反映。因为他们和群众面对面，反映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务实。”

有一次我没有按时赶上宁夏党委的交通车，步行到宁夏人民政府大院，想找一辆顺路的车到党委上班。正好李学智同志的车停在院内还没有走，我推开车门，李学智同志点点头说：“你上来，我们一道走。”行车途中，他问道：“吴忠县工业局利润包干的办法，现在运作得咋样？”

我如实讲述这个办法运作的现状、遇到的问题和阻力。我还谈了宁夏的主要媒体为促进这个办法具体实施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宁夏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消息，并约我为配合此消息撰写题为《勇于实践，大胆改革》的社论。

李学智同志说：“我看过这篇社论，我觉得社论的力度还不够。在宁夏冲破方方面面的思想阻力，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

我临下车时，他郑重地说：“我已经和阎振国同志（宁夏银南行署分管工业的副专员）讲过，你们这件事情抓得及时；要总结经验，更好地起示范作用。我打算在吴忠开个现场会。”

抓农业是李学智同志的强项，对工业领域中的政策性事务他也不放松学习、实践的机会。

一天，我接到李学智同志警卫员的电话：“李书记要调查了解当前工交方面的生产形势，让你陪同。这两天你不要坐车来党委上班，就在老城的家里等候。”

有天上午，李学智同志乘的车在我的屋外鸣喇叭，我赶紧出门上车。看到我住房狭窄、简陋的状况，在车上他要我向党委办公厅行政处提出住房申请。我谈了谈家庭的具体困难，目前不能到新市区去住。翌日，他给银川市主要负责同志写信，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住房难题。

1983年春，我跟随李学智同志到银川棉纺厂（他分工联系的工业企业）巡视工作。在途中，他谈及日前在银川红花公社满春大队调研的情况。

我说：“6年前，我在满春大队蹲点，撰写‘红日照满春’的调查报告。在田间地头念给干部和社员群众听，以便进一步修改、充实。”

他问：“那个时候的队干部是谁？”

我说：“大队长兼支部书记王生明，大队会计赵志新。”

李学智同志深情地说：“王生明为人憨厚、朴实，有丰富的农村基层工作经验，对我的调研工作起到重要的资料库作用，我曾经向他当面道谢！”

一次，忙完调研工作之后，他语重心长地聊起当年奉调宁夏掌管农业的经历——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担任浙江省金华地委书记，带领全地区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使该地区的粮食和棉花生产水平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

20世纪70年代初期，宁夏的农业生产严重滑坡，旱涝保收的“塞上江南”闹开了粮荒。当时，周总理根据形势需要，亲自点将，指令李学智到宁夏抓农业生产，被委任为宁夏革委会农业生产办公室主任。他风里来雨里去，从六盘山麓到黄河之滨的宁夏大地——全区16个市县250多个公社——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迹。生态环境恶劣、人民生活贫困的宁夏南部山区，更是李学智同志关注的重点。这里，居住着全区近60%的回族同胞。他经常轻车简从，深入到回族同胞的家中，嘘寒问暖，带来党对回族同胞的关怀和厚爱，从而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为有效地提升宁夏农业的产业化水平、集约化程度和规模化标准，李学智同志提出农工贸或贸工农、农业综合体（融入第三产业元素）的框架构想，着手在区内选点试办,以便尽快增加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力争宁夏回汉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在平时的工作中，他经常强调，要利用宁夏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风力充足、引黄灌区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充分地发掘和利用宁夏境内特有的自然资源优势，着力做细、做好宁夏农业——宁夏国民经济基础产业——这篇大文章。

李学智同志和宁夏党委倡导的移民吊庄工程——将宁夏南部山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居住的农民群众，迁移到生态环境较好的引黄灌区居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是具有浓厚的宁夏区域性特色的移民开发举措，1983年以来，已有41.3万人从宁夏南部山区迁移到引黄灌区。

这项移民开发举措，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举。有的移民开发区，如红寺堡移民开发区、隆湖移民开发区，为发展宁夏农村经济、有效地解决南部贫困山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出了重大贡献。

客观地说，这是李学智同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印记。

我和李学智同志接触的机会不多，在有关的工作接触中，他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诚挚纯朴，言词谨慎，不说过头话，具有老一代革命家长者的风范。

（2006年1月28日）

作者简介：

陶维城，男，汉族，1937年生，湖北武汉人。196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国民经济计划统计系。曾先后在银川市计委、市生产指挥部、市工交办、市城市规划办、宁夏党委政研室、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自治区政府研究室工作。历任秘书、处长、副厅级调研员。199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