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Kai-wing Chow（周启荣）

一、当代研究明清商业书籍市场的几个重要问题

书籍史与印刷史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行为历史的领域，很多传统社会里只有书籍史，却没有印刷史。由于印刷术在中国七世纪，或者最迟到八世纪已经发明，到了明清时期，书籍史跟印刷史已经不可以分开来研究。然而，印刷史的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受书籍史研究方法与问题的影响。过去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与版本和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学者对雕版、活字技术、造纸、版本、书目、出版地点、出版家、书铺、堂号等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成绩可观，以张秀民和钱存训等的研究最有代表性。⁽¹⁾而从中国、韩国与西方印刷、造纸技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印刷史在世界史视角之下的历史意义，以潘吉星的研究最特出。⁽²⁾然而，学术界对雕版印刷对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文字字形的发展、文学创作过程、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权力分配、群体意识的塑造和扩散等重要问题很少提出讨论，更不用说深入研究。有关书籍市场整体的商业化程度也缺乏概括性的综合估计。但这种情况自1996 年开始在国外的中国史研究的学术圈里有了极大的变化。⁽³⁾自1996年开始，一部部有关中国印刷史的专著在美国汉学界迅速出版。⁽⁴⁾这些著作除了牵涉一些如刊本的统计、书籍目录列表以及商业印刷书铺、堂号等传统问题的资料收集和统计之外，更开始注意印刷对社会、政治、学术和文化各方面的影响。

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清书籍史，需要对当时的商业印刷与书籍史的关系有一基本的了解。然而就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国内外的学者直到现在才开始重视在书籍市场商业化这个问题上，从宏观与跨时代的角度来探讨。明清书籍市场商业化的问题不但对研究中国印刷史极其重要，对于当时的教育、文学、经济、历史、文化，乃至知识的传播、群体认同意识的塑造与流播、地方豪强获得政权的社会格局等重要问题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国际会议对于将来中国书籍史与印刷史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对于中国在晚清以前有关印本书籍市场的问题，主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书籍价格、成本、书籍的印刷数量、印书铺的数量与地理分布的统计、书籍的流通渠道与刊本流通的地理分布等问题。一般来说，书价越便宜，商业程度越深；⁽⁵⁾书籍印刷量越多，流通量越大；流通渠道越多样化，商业刊本流入社会各阶层更深入更广延；书籍流通的地理分布越广大，书籍市场的地理伸延越周遍。然而，有关中国印刷史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现有的相关数据却极其缺乏。尤其是书籍的印刷量、成本、价格的数据，与西欧书籍印刷史研究中所能找到的资料比较，可说是凤毛麟角。这些资料的缺乏使研究中国书籍市场十分困难。由于这个缺陷，学者不得不利用其他的数据与间接的方法，对中国印刷商业化的研究作臆测性的估计。最近研究中国书籍印刷史的专著往往依靠对存世刊本和传统藏书目中所记载的书籍来进行估计。⁽⁶⁾

本文的目的是要讨论几个与书籍市场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如书籍成本、价格以及书籍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商品价格结构里的相对价值，同时讨论利用这些数据时需要注意了解哪些问题，以及研究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二、明末清初的书价

首先，尽管有关书价的资料极其缺乏，我们仍然需尽量利用现存仅有的书价资料来考察明清的书籍市场。一直以来，除了一两篇短文外，并没有更多的研究与及大量新资料的发现。⁽⁷⁾现存的明清书籍价格资料来源主要有两种：盖在存世刊本上的价格， 与收藏家在提及买到的善本或罕本时的记录。前一类资料的搜集纯粹依靠运气，后者的资料往往不一定反映该书当时的作为读本的市场价格，经常是作为一种在收购或转让时的收藏品价格。这一类的资料大大的夸大了书籍的市场价格。例如钱谦益用1200两银子从一个徽州富人手里买来的宋本《前汉书》、《后汉书》。这个价格绝对不能用来当做《汉书》、《后汉书》两书作为一般历史读本在当时的市场价格，或是用作一般书籍的市场价格的数据。⁽⁸⁾一般从文集笔记里找到的书籍价格，大概都属于这一类, 是收藏家把书籍作为一种财富累积或罕本收藏时特别提到在获得该书时所要付出的高价。这种书价是在一个商业化十分深入的经济体系中的高价奢侈货品，收藏品的价格，不是一般读本的使用价格。换言之，并非成本加上出版商、书商利润在书籍市场里的读物价格。所以我们遇到这种书籍价格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当作如故玩收藏品的价格来处理，不应该视为一般流通书籍的市场价格。

现在来讨论存世书钤印在书面上的售价。盖在书上面的价格，必须从现存的明清刊本中发现。可是绝大部分的传统刊本都没有盖上书价。最近，随着对印刷史兴趣的增加，学者零星的也搜集到一些明清时代的书价。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沈津先生经过长期留意搜集，才得到极为有限的书价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明清书价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这些资料跟一切历史资料一样，牵涉如何了解它们意义的方法论问题。就是这些书价应该如何去利用，如何看待这些价格？不同的阐释会直接影响到判断这些书价在明清时期的货物价格结构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到底这些书价当时表示书籍是昂贵的商品，只有极少的富人贵家才能买得起，抑或是一般百姓多可以随着个别的经济能力容易买得到不同档次和质量，却又相近版本的普通消费货品？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书上面盖着的价格并不能视为那些书籍在明代中国书籍市场的价格，由于这些书都是流落在海外（指的是美国和日本），它们的价格有可能是晚清以来中国的书商为了西方或者是日本的买家而特别盖上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可是这种说法比假设这些书价是原来的市场价格还来得不合理。要证明这些价格都是中国书商特别为了外来的买家而盖上的事实上更加困难。退一步来说，即便是这些书价真的是为了外来买家特别盖上的，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些价格比中国读者要付出的价格为高，而不是更低。就是说，即使这些学者的说法可以成立，却只能证明明清的书籍市场价格比这些存世刊本的价格为低。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盖在现存刊本上的书价视为当时的标价。这个说法将在下面讨论书籍印刷成本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盖在书面上的书价不一定是具体买家所付的价格，因为对于滞销的书，书商可能会降价出售。当然我们无法决定现存书上的价钱哪些是降价的。对这类的书籍价格最合理的利用仍是把它们当作当时的市场标价。另外，这些书价虽然能对明清商业刊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它们却没有显示由于运费与零售书商的运作成本而附加的费用，因此不能显示地区性的价格差别，新印旧卖的时间性差别，更加没有提供个别书商主观上对市场需求的判断信息。尽管如此，这些价格还是可以视为明刊本一般的市场价格，而不是特意抬高的价格或是特卖的折扣价格。

表1　沈津搜集的明刊本价格

沈津经过多年耐心的搜求，找到一共27种上面盖有价格的明刊本 （参看表1）。所收的书价最贵的是10册的《本草》，4.9两银，最便宜的是30多卷的《万宝全书》，一钱。《本草》是27种中唯一超过4两银的书。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16种的价格是1两银或低于1两银的，接近6成。而其中的多卷册的《南丰先生元丰类稿》51卷、《文献通考》349卷的价格都是八钱。《文献通考》那么多卷数的大部头书似乎不可能卖8钱，这个价格极有可能是卷册由于残缺不全，特别减低的价钱。另外价格在3两银的有4 种，其中，只有一本的卷数是少于10册的。《大明一统志》90卷16册，《新编古今事文类聚》170卷37册，《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123卷都是大部头的书。⁽⁹⁾《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数那么多定价却在1两银。此外，在1.5两到4.9 两的价格范围内的书有10种，除了3种有关印章及《本草》一书少于10册外，其他都是16册以上的。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暂时假定一般新出版的书籍卷数不多的售价一般不会超过1两。这个假定在下面透过对明清刊本的基本成本的估计再作论证。

本文讨论明清的书籍价格，除了沈津先生所收集的价格外，另外采用两组不同的资料：第一组是毛晋的儿子毛扆（1640—1713）转让善本价格书目和潘允端借据里抵押的书籍价值。清初毛扆计划把自己所藏的一部分罕有古籍出售给潘耒（1646—1708）时，他准备了一份价目表。⁽¹⁰⁾这份价目表保留了下来，成为《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其中包括手抄本和印刷本，⁽¹¹⁾毛扆所列出的究竟是折扣价格还是当时的市场价格，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列入价目表的都是珍本书和善本书的价格。这些书是其父作为一个出版商的部分藏书，那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有理由假设它们比新出版的同类书的平均价格要高。潘耒自己也是一个藏书家。对他来说，宋版书才属于珍本的类别，他收藏的明代刻本也许不算是珍本，只是刻、印、墨、纸的质量均臻上乘而已。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扆价目表上的书价是市场价格，理由是他把那些凡是低于市场价格的书都清楚标出已经打了折扣。⁽¹²⁾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书目中其他的价格不会低于购买时的市场价格，最少是毛晋和毛扆购买时所付出的金额或者是他们认为那些书在当时市场上能够出售的价格。这些书籍价格不是当时新出版书籍的售价，而是善本旧书的价格。

毛扆的目录中有很多手抄本的宋版元版书，很多都是低于1两银，其中有一种甚至只需0.05两。在17种手抄的明版书中，没有一种单册书超过0.4两银。只有4种超过了1两银，但是每种都是3册以上的。最贵的两种（一种是8卷本，一种是10卷本）分别只需2.4两银和2两银。刻本中低于1两银的有29种：0.1 钱4种，0.2钱9种，0.3钱6种， 0.4钱0.5 钱0.8钱各2种，0.6钱3种，0.9钱1种。⁽¹³⁾

另外，我们观察毛扆的手抄本目录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大致的规律是，手抄本的价格随着页数和册数的增加而提高。对于单册的手抄本来说，其价格应该比印刷本要贵，但不超过0.4两银。晚清书籍鉴赏家叶德辉认为毛扆的宋元版书价格是比较低的。他将这些价格与他自己所处的晚清时期的价格进行对比，那个时期的宋元本比明版书价格要高，而且明版书已经因为质量低劣而不为藏书家所看好。⁽¹⁴⁾尽管不如清代后期的那么昂贵，毛扆目录中的宋元版本在清初时期仍然是藏书家的品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书的价格比晚明时期新出版的书籍价格要高。

第二组的资料是明代上海潘允端（1526—1601）的账簿中的几本书。潘与其父都是朝廷官员。1576年，他退休返乡至沪上经营自己的豫园和其他产业。⁽¹⁵⁾在他的账册中列出了一些他自己拥有的书，都是作为贷款的抵押物。其中21部书列有抵押值。除了4种书之外，所有的价值都超过1两银。最便宜的是3种科举考生的墨卷，总价0.6两银，平均每部0.2两银。其次是一种0.25两银的文集。很显然，单册书要便宜得多。

我们需要把这些价格置于当时的背景中来考虑。这些明显是属于比较昂贵的书籍，因为潘允端没有理由在低价和劣质的书籍上花钱的。所以一本0.2两银的书和其中的书比较而言，算是比较贵的。因此，毛扆和潘允端书目上的书籍属于同一类，多数都是相对高质量的或者其价值能够吸引收藏者和投资者的眼光。这些书都比较昂贵，藏书家、出版商和富甲一方的士商们都愿意出高于同类新书的市场价格来购买，或者接受作为贷款抵押。

下面把三组书价列表来分析参见表2。三组书价里低于1两银的百分比是：26%，19%，40%。最值得注意的是沈津的27种书里有40%是低于1两银。但若果是统计1两或以下的书便接近6成（59%）。毛扆与潘允端的书目中低于1两银的书比例偏低。这个是因为毛氏、潘氏的书都属于藏书的善本和作为抵押的物品，价格所以相对偏高。可是，即使是作为值得收藏和抵押的书籍都有相当多低于一两银的刊本。在毛扆的书目里竟然有29种之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末到清初的时期里，除非册数多，或有大量和精美插图，又或者用高价纸印制的，一般的书籍大概不会标价高于1两银。单册书不少只卖2、3钱。上面对明末清初书籍价格的分析是否合理？在制作成本上是否可能？当时的书商能否以这些价格经营获利？要决定上面分析的合理性、书商定价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考察书籍印刷的成本。从成本的角度来审核上述的分析，从明代的物价结构来检验这些低书价的普遍性是否可能。

表2　明末清初的书价范围

资料来源：Kai-wing Chow（周启荣），Publishing，附录1-3 。

三、印本的成本研究

要研究明清书籍价格，依赖有限的书价资料是极为不足够的。书籍价格作为一种商品在当时的价格结构中的价位如何决定，必须对书籍印刷成本做客观的考察。对于明清刊本的成本作概括性的估计有助于我们对书籍价格幅度的宏观了解。

一部新刊印的书在市场上的标价或定价主要由几组因素来决定：印刷成本、运费和书商对该书销售利润幅度的实际要求。这三个因素里面，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是有关印刷成本的。其他两组的资料都付阙如。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处理印刷成本。

决定刊印一部书所需要的成本有许多因素。总的来说， 可以从制作书籍的三个阶段来区分三组费用：“稿费”、“制版费”和“印装费”。第一，“稿费”指文稿的获得与编制，包括购买整个文本、支付正文、序跋作者、编者、绘图、评阅、校对等报酬；第二，“制版费”指印版的制作费用，包括购买印版木料、聘请书手写定上板的版稿和刻工的费用；第三，“印装费”包括买纸、墨、线和刷印、装订成书的材料与劳工的费用。

现存有关一部书制作中包括的稿费的资料，几乎没有。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极其少的资料里，大部分都是关于制版费和印装费的。以下讨论的几个例子里的资料也是关于“制版费”和“印装费”的。

雕版书印刷成本中投资比例最大的是支付刻工的雕刻费用和雕版木料和纸张的费用。为了估量晚明时期书籍的相对价格，我们先来看其中各种开支的资料。雕版印刷中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木印板。在不同的木材中，最常用的是枣木和梨木。尽管明代中国书籍生产成本的分项记录存世有限，但是根据当时各类不同资料中的物价数据，我们仍然可以建立一个各种雕板的价格表。⁽¹⁶⁾每板价格0.1~0.4两银的枣木无疑是价格最高的优质木材。相比之下，梨木板的价格就低得多，一般尺码的梨木，每板只需0.03两银。一般来说，一个刊字匠一天能刻100字，而一个熟练的刊字匠能刻150字。⁽¹⁷⁾每刻100字，一些印刷作坊付给刊字匠0.03两银，还有一些会付20文，相当于或接近0.02两银。⁽¹⁸⁾毛晋付给他雇用的刊字匠的工钱，每百字0.03两，这已经算是刊字匠的高收入了。⁽¹⁹⁾但是，在一些极为少有的情况下，刊字匠的工钱可以达到每百字0.05两银。⁽²⁰⁾由此得知，明末或清初的刊字成本从每百字0.02两银到0.05两银不等。

刻工与刻板的费用之外，印刷书籍的成本最重要的一项便是纸张。在不同的印刷用纸中江西永丰出产的棉纸最好也最贵，接下来就是常山柬纸，最差的纸当属福建和江西产的竹纸（连七纸和毛边纸）。⁽²¹⁾福建出产的竹纸，价格最低，质量也比较低劣。然而到了万历（1573—1620）中期，福建的竹纸制造商对纸的持久性进行了很大的改良，改良后的竹纸为出版商纷纷采用，在十七世纪中期时价格为每百张0.026两银。⁽²²⁾

万历中期之后印刷的书籍更多是用价廉物美的竹纸了。尽管胡应麟（1551—1602）对福建竹纸的质量多有贬斥，但在他所有的2万卷藏书中，却有九成是用这种纸印的。⁽²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几乎已经没有出版商用白“棉纸”来印书了。⁽²⁴⁾著名出版家毛晋刻印的书绝大部分用的是竹纸。⁽²⁵⁾

在对刻字、雕版、纸张成本的个别估计之后我们来看看两本刊本的费用记录，由此进一步估计印刷书籍的基本成本。这里的目的不是要精确地算出印刷这些书的成本具体的组成部分，那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建立一个成本范围的可能性、可信性， 进而证明上述对明清时期书籍价格分析与估计的合理性。

1608年，杭州的地方士绅捐钱为当地地方官的贡献建立祠堂以示感激。记录所有捐献、花费和功名册的文书，后来出版了《李公生祠纪义实录》。印对联和堂内匾额碑铭，加上580份文书的总开销一共是6.72两银。这是一本单册书，共24整页。⁽²⁶⁾我们不知道印对联和写制堂内匾额碑铭的费用占多少，但不妨高估成本，暂时把6.72两银都当作刊印580本册子的全部成本来算。即使是这样计算，每一份的成本仅仅是0.011两银而已。这里的成本包括纸张（20本是绵纸，其余560本是竹纸）、刊字（含工资和伙食）、12块板、墨，以及刊刻、印刷和装订的劳动力。这份记录将所有花费逐项列出：刊字匠（含工资和伙食）和木板2.0两银，印装20份绵纸本0.24两银，印装560份竹纸本4.48两银。其中第一项的2两银被进一步分成木板和刊字匠工资：0.36两银（每块板0.03两，共12块）和1.64两银（两面雕刻12块板，每块刻工0.136两银）。那么每刻一面的平均刻字费用就是0.068两银。上面说刻字每百字的费用是0.02到0.05两银。 这本书的刻字费应该是每百字0.02两银或甚至稍微低一些。如以0.02 两银算，便是350字一页。一块版面的材料0.015两银，加上刻字费用0.068两银，是0.083两银。一块版面的材料和刻工费0.083两银， 24版面便刚好是1.992两银，极其符合书中列出刻板于刻工的2.0两银。 这个成本只是制版的成本，没有包括纸的基本成本。

表3　《李公生祠纪义实录》印制成本　（单位：两银）

上面我们是暂时把6.72两银都当作刊印580本册子的成本来算， 就是把那些与印制书籍成本无关的费用都算在里面。即使是这样计算，每一份的成本不过是0.011两银。上面的表详细的计算可知的分项的成本比例，单印面的分项成本及其比例。印刷580本各项成本之中，花费最大的是纸张，占70.2%, 刻工费用24.4%，木板费用最低，只占5.4%。如果连绵纸、竹纸一起算，每本的成本是0.0115两银。这里没有分开列出印墨和其他的小项杂费，但是根据上面总开支、总本数580本的单位计算，这些费用所占的比例是极为微小的， 不足以影响对板、刻工、纸张的成本比例计算。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雕制24页的书版，平均每面制版成本是0.083两银。其实这个成本实际上已经包括刷印的人工费用。刻字匠一般都能刷印，不需要专门的刷印工人。刷墨上纸的工费相对来说是非常微小的，由于不能估计，所以我们这里不另外计算刷印的费用。这本24页书的印版制作成本，不论用哪种纸，印多少本，制版成本是固定的2两银。而雕制24页每页的平均制作成本也是固定的0.083两银。第二，不同的纸和印量便直接影响每一本里页的制版平均成本。如果用绵纸只印20本，每页的制版成本是0.0047两银， 而用竹纸印560本，则每页的制版成本是0.00045两银，绵纸的成本相当于竹纸的10.4倍。 这个差距主要是数量所导致的。由于每本制版成本随着印本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每一本的纸成本相对于制版的成本比例则向相反的方向上升。当印刷20本时，单页面的雕版成本是17.02%，刻工72.34%，纸的成本10.64%。但如果印刷560本，单面的雕版成本下降到6.67%，刻工减少到26.6%，而纸的成本却大幅度的升至66.67%。当印本数量由20本增加28倍（560本），雕版成本下降了10.35%。若再加印14倍（480本），单页雕版成本再从6.6%下降5.17%，变成1.5%。若印1040本，制版每页成本便降低至1.5%。即那就是说，数量越大，越往后印的书，书的成本基本上只是买纸的开支，出售的利润幅度便越大。第三，雕制单一版面的成本是0.083两银而印刷量在500本以上的，每本24页书的成本只是0.011 和0.015两银， 绵纸与竹纸的差价只是0.014两银。

如果是在建阳、苏州和南京印制单册24页类似的书的话，每一本的成本甚至会比0.011两银还要低，因为商业出版能够发挥规模效应。如果用于商业销售，假设在成本上加一倍，一本24页的书售价也只是0.022两银而已。然而，这个价格没有包含运输费用，而这一费用通常是在书店销售的时候才被包含在最终售价中。即便是加上运费，一本50整页的单册书的售价可能也不会超过0.05两银，而定价仍然是成本的一倍。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三一教创始人林兆恩的著作（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中也有关于刻版成本的信息。从1628年到1630年，在南京中一堂的林兆恩的信奉者雇用了刊字匠刊刻了1500多块板（正反面）即3000多页，最终刻成了40卷的《林子全集》。刊刻的全部成本是300两银。⁽²⁷⁾这一 版本中只用了1266块木板，剩下的木板用来刻小册子或者功德簿。为了方便计算，我们总算1266块板的成本, 300两银减去38.84两银（根据上面梨板、刻工的每版费用，234板×2面×0.083两银），得261.16两银。1266板，正反两面雕刻，总共2532页的内容，每一页包括木板、刻工，纸张费用在内平均起来，成本约是0.103两银。比上面杭州印的《李公生祠纪义实录》的每页制作成本0.0877两银（制版0.083+绵纸0.0047）稍高，这是因为，减去的38.84两银里没有减去纸的成本。上面《李公生祠纪义实录》用纸每页竹纸0.00045两银，绵纸0.0047两银。若将0.103减去纸的部分，每页制版成本分别下降为0.0985两银和0.0983两银。因此，无论如何，两书的每页平均成本仍是非常接近的。

现在再根据该书的每页刻字数和上面所知道的刻字工资来核算该书每一页的成本。该书书页行款是9栏19字，字体采用匠体字。假设一页没有空格的话，一共是171个字。如果每百字刻字费是最低的0.02两银，一整版342个字就耗费0.068两银。考虑到雕版本身的成本，根据上面雕版木料的估计，梨木每板0.03两银。那么一块板的材料单面的成本是0.015两银，加上刻字成本就是0.083两银， 这个梨板加上刻工的成本估计，与上述1608年在杭州刻的功德书恰巧完全一样。上面说过，这里每一刻板成本的计算并非精确，而杭州的刊本与《林子全集》的成本计算都是由于计算的方便，和缺乏详细的分项成本，故意提高的。 然而，虽然我们不知道实际的制版成本，但制版的每页成本仍然在0.083 两银与0.98两银之间。

以上有关书籍印刷成本的资料极其有限，而且都出于商业印刷的中心。最多只能反映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书籍印刷成本。其他地区由于印刷材料不易得或者刻字工匠的欠缺，印刷成本应该会相对的增加。本次会议戴思哲（Joseph Dennis）教授查看了约500多部的明代方志，对方志印制成本进行了研究，又增加了一些书籍印刷成本的资料。他指出明中叶到晚明的地方志，每页的制作成本是0.091到0.232两银，平均每页成本是0.160两银， 比上面资料分析得出的制作成本高了许多。⁽²⁸⁾我们需要解析何以地方志的平均每印版的制作费用的幅度比《李公生祠纪义实录》和《林子全集》高。

首先，《李公生祠纪义实录》和《林子全集》不是官方刊刻的书籍，也不是商业性的。前者是地方士绅集资印制的小册子，都是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应该没有什么稿费，成本就只是制版和印装的开支。后者是林兆恩的信徒带有宗教热情自愿捐资刊印的。所以这两部书应该也是没有稿费，只有制版费和印装费。方志是地方官府的印刷品，也不是商业性的书籍，但戴思哲指出，编纂地方志往往需要聘用当地儒学生员、训导、士绅需要支付他们稿费。地方志的成本里稿费应该是一项重要的开支。⁽²⁹⁾

其次，《李公生祠纪义实录》和《林子全集》是在明代商业印刷腹地南京和杭州印制，印刷材料和刻字匠都非常充裕，因此制版和印装的成本相对较低。然而，地方志的印制的地点有许多都不是靠近印刷资源充裕的地区。地方志制版和印刷的地方往往是地方衙门里。在聘用刻工和获取印刷材料方面与商业印刷书商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戴思哲文中提到的1600年编印的山西《怀仁县志》所用的印板便需要从700公里外运来。有些方志的印刷由于地处偏远，需要从几百里外请来刻字匠。1637年广东的《廉州府志》需要从800公里以外的江西请来刻字匠。这样即使刻字的工费不变，却必大大增加了制版费里面刻工的伙食住宿费用。⁽³⁰⁾

由于这几个原因，地方志的制作成本相对较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地方志的印刷量一般都是非常有限，一般可能不会超过一百部。⁽³¹⁾地方志主要是官方的印刷品，与《林子全集》和《李公生祠纪义实录》一样不是针对广大的读者群而印制的商业书籍。虽然这些书籍在市场上有极少量的流通，但是不是商业书籍里面的主要门类。这些资料虽然有上述的限制，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它们来了解明清书籍市场的一些情况，决定上面对书籍价格分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明中叶到明末的印刷成本有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差别。随着印刷技术资源（印版、纸张、刻字匠）的多少，书籍不同的性质 （官方、宗教、商业、私家）、书籍图文的精粗多寡、地方物价的差别等因素，自然有一定的差距。然而我们或者可以综合上述的资料，建立一个印刷成本的范围。

根据上面的资料与论证，我们可以推断，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书籍每页350~400字制版包括纸张的成本由0.0877 到0.232 两银不等。江南以及福建建阳商业出版中的每块印版的制作成本一般情况当在0.1两银上下，那些印刷资源不及江南印刷腹地充裕的地区应该一般也不会超过0.232两银。这个印刷成本的适用范围应该包括在江南商业印刷最发达的苏州、南京、杭州、湖州、建阳，以及主要省份山东、湖南、湖北、河北、河南、广东等的省会、府治所在。

制版、印装、纸张的成本，除了在明亡到清康熙初的动乱或特殊时期的暂短回升外，一直维持或在下降。包雅筠研究清代四堡的书籍印刷发现一般的书价都十分低，这个可以间接证明以上对明末刊本的生产成本的估计是合乎当时的历史状况。⁽³²⁾我们可以相信明末清初相当大量的书籍的市场标价低于1两银。售价1两以上的往往是多卷，或是册数众多的大部头书籍，又或者是插图精美，纸质包装高档次的印本。

我们说出版商从中可以获得100%的利润，从由汤复刻印的精美《离骚图》的版权标记中便可以看出。他列出了刊字、纸张和刻印用工费共0.5两银，而一部未装订的《离骚图》售价是1两银。⁽³³⁾书籍的制作成本只是售价的50%，这说明商业出版是十分有利可图的。我们不能完全以书商列出的成本作为书籍的实际生产成本。但我们有理由假设书商在书籍中为读者提供的成本不会低于实际的生产成本。

售价1两银刻印精美的《离骚图》不算是平价书。晚明书籍市场上有很多档次低，质量不高的廉价书，谢肇淛称此为“坊间俗本”和“滥恶文章”。对于收藏家来说，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垃圾书”。⁽³⁴⁾科举考试辅导资料就不属于收藏范畴，特别是八股文、程文、墨卷。这些书实在太多太滥，因此很少被收录在收藏家的书目中。⁽³⁵⁾它们的价格大都低于1两。上面提到两部《四书》注，潘允端抵押清单中的三部科举墨卷都只卖几钱。另外例如，1615年，南京出版的一部质量不好的“四书”注解，只售0.5两银。书页排行为9栏20字，却字大易读。⁽³⁶⁾另一部崇祯年间（1628—1644）由长庚馆刻印的《四书》注疏价格仅为0.3两银。⁽³⁷⁾这家书商出版过不止一种的注疏。⁽³⁸⁾上述两书价格分别是0.5和0.3两银，可能是书店标在这类书上的一般价格。如果书店存货过多或者这类注疏无人问津的话，售价很可能会再打折扣。折价促销往往是商家通用的策略，晚明书商也不例外。⁽³⁹⁾

然而，0.3两银一部《四书》注疏显然不算是出版物最低档的“廉价书”。建阳出版的书往往是档次低，适合低下层消费者的经济条件。1628年福建刻印的一部37卷的历书售价仅为1钱。⁽⁴⁰⁾沈津提供的资料也有一本30多卷的《万宝全书》，售价亦只是一钱。在低价书市场中，书商为读者提供的有不少是戏剧剧本和唱词。⁽⁴¹⁾根据沈德符的记载，通俗小曲的销售遍布整个明帝国。⁽⁴²⁾不过这些文本更像是小册子，而并不是真正的书。它们的销售渠道畅通，而且价格低廉，不像那些全本插图的小说和戏剧。如果一般读者觉得用1两银购买新刻书籍算高价的话，那么这些只有几页的小册子的价格就很难高过0.1两银了，往往用几个铜板就能买到。

建阳出版的歌曲集《新调万曲常春》标价0.12两银。⁽⁴³⁾南剧“传奇”一般比四幕元杂剧更长。在实际的表演中，通常只会选取其中几个唱段。观众们也很想知道戏剧的剧本和唱词，刻印的唱词和一幕剧本在饭馆、青楼和私人府院中都能看到。所以，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戏剧唱本，特别是独幕或几幕的剧本，价格一般也低于1钱 。⁽⁴⁴⁾晚明时期单册书相对来说制作成本比较低，而且售价低于0.1两银的书籍应该是非常普遍。到了清代，刊本的价格继续下降或维持在较低的价位。⁽⁴⁵⁾

以上对书籍制作成本与价格的讨论为考察中国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书籍市场提供了一些论点。由于晚明以来，阅读公众成倍增长，原有的读者群也在延伸扩展，书籍市场出现多档次、多门类，价格范围也比较宽。可以说，除了精美的插图书或者是多册本的套书外，一般出版商为了尽量增加销路，都会把书的定价压到1两银以下。因此，当时大多数种类的书的定价极有可能都是低于1两银的。总的来说，标在书上的价格包含了出版商100%的利润，尽管实际价格可能因为打折销售而更低。

四、明清书价、商品价值与收入

晚明时期书籍的相对价值究竟如何？1钱或1两银在明末清初的购买价值是多少？1两银的货品算不算是昂贵的奢侈品？书籍是不是只有绅士、商人和官员才能买得起，普通的城市工人没有能力购买？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价格随着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动而浮动，加之物价资料不足，更难以确立不同地区同时期的价格差异。在种种限制之下，我们不能相对精确地算出不同商品在特定的年月里的同等价值表。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粗略的比较书籍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尝试大概地了解书籍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位是不是十分昂贵。

建阳出版的歌曲集《新调万曲常春》售价是0.12 两银。根据一组十六、十七世纪的商品价格资料，在那时，0.12两银可以买到6斤猪肉，或8斤牛/羊肉，或5斤鲤鱼，或3斤桃子/李子。不过这些钱不够买1斤菠菜（每斤0.15两银），或者1只大鹅（每只0.2两银）。家具和家用品更贵一些。0.12两银还能够买到6把刀，或6个普通瓷汤碗，或2个瓷盘。如果有0.5两银的话，就能买一床毛毯，或一张桌子，或3把普通座椅。⁽⁴⁶⁾上面提到的两本售价0.5 和0.3 两银的《四书》注只不过是一床毛毯和两斤菠菜的钱。在长江下游经济发达的地区，0.5两银甚或1两银都不算是一大笔钱。在苏州，一株茉莉花就有可能要10两银才能买到，这个价格3倍于山东。⁽⁴⁷⁾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晚明时期商品价格的变动范围与及地域性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

研究明代的物价而不了解消费者的收入，亦不能知道售价在1两银或2两银以下的书籍，是不是一般百姓有能力购买的。我们现在并没有足够的信息完全重新构建一个工种、技艺水平与对应工资的比照表。但是，一些概括性的结论还是可以得出的。首先，晚明时期刊字匠的工资水平证明了刻板成本之低不会使书籍价格昂贵；其次，多数工人的工资能够买得起便宜的书。

表4　晚明时期的月工资（30天算）　（单位：两银）

资料来源：黄冕堂：《明史管见》，台北：学生书局， 1985年，第369页。所有的工资（不包括黄河流域雇工工资）都是万历中期的数据。

表4列出了当时不同工种的工资水平。1597年，镇江地区的海员每月能拿到1.6两银，船工的工资低一些，每月1.2~1.3两银。⁽⁴⁸⁾海员和船工的工作风险比刊字匠要大得多，尽管这三个工种都需要掌握特殊技术的熟练工。

万历年间，一个丝绸匠每天能挣0.04两银。⁽⁴⁹⁾万历中期，私人雇用的建筑工每天能赚0.033两银，比工部付的工钱多0.003两银。⁽⁵⁰⁾那么，丝绸匠的月工资就是1.2两银，建筑工是0.99两银。我们要记住的一点是，这里说的“工资”并非工人的全部劳动所得。如果把其他的职业中补偿工人劳动的行为看作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工资”其实包括了伙食和住宿等一些边缘福利。有时雇主甚至还会提供穿着，并在节庆时分发礼物。⁽⁵¹⁾但是，这里的“工资”是指最终以金钱形式发给工人的报酬数额，所以，它只是所有酬劳中的一部分。通常来说，其他一些特殊的津贴也包含在内，比如旅费、酒和工具。⁽⁵²⁾我们能够看出，在这里刊字匠的工资范围被纳入其他熟练工种中加以比照，但是他们并未因为自己的工艺而额外得到更高报酬。所以，他们的技能也不比其他消费商品（如丝绸）的单位劳动价值高。

对于那些无风险无技术要求的劳工来说，报酬就更低了。1597年，一个为国子监供水的水夫每月挣0.8两银。⁽⁵³⁾海瑞曾建议驿站的信差每日领到0.25两银，办事员每日0.05两银，有了足够的收入才能使他们断了索贿的念头。⁽⁵⁴⁾这样的话，信差的月收入就是7.5两银，办事员是1.5两银，其年收入分别是90两银和18两银。但是，高薪水事实上并没有反映办事员和信差的实际收入水平。通过欺诈和巧取豪夺，他们能够把自己实际弄到手的钱增加很多。衙吏的腐败常常是老百姓经济负担的罪魁，也是地方政府开支过度增长的祸首。⁽⁵⁵⁾

戏剧表演行业的收入往往更高。有些演员即使只是候场，每天也能赚得0.5两银。⁽⁵⁶⁾如果雇用期是30天的话，就能赚15两银，而事实上，很多演员肯定都有空闲的日子。那些提供各种服务的人还经常能赚到小费。在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给戏子、仆人和信使小费，动辄就是0.3~0.5两银，1~5两银也属寻常。⁽⁵⁷⁾

从以上一些晚明工匠报酬的资料来看，1两或几钱的印本书籍不是“贱货”但是却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一般平民百姓，如果需要，都有能力购买得到的消费品。跟其他的消费品一样，同一本书或相类似的书，例如《论语》、《史记》或唐宋诗选集都会有不同档次、质量、和价格的刊本以供选择。这种情况只有书籍市场商业化程度深广才能出现。

五、结　论

中国书籍史的研究牵涉很多门相关的学科：印刷史、藏书史、目录学、经济史、文学史以及教育史等。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和存世刊本四方面来入手。印制成本，书价的研究对于其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虽然明清刊本的成本、价格的资料极为有限，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有限的资料清理出一个书籍价格的大概面貌。我们可以大体的计算明后期以至清初时期的书籍价格范围与印刷成本，并由成本的估计证明现存的书籍价格符合当时的物价状况。

从晚明开始，由于雕版，刻字匠的工资低，造纸成本不断降低，书籍市场不断扩大，书籍已经在大多数地区成为一般的消费商品。明代最少从万历时开始，商业印刷迅速扩展，书商推出各种类别，不同档次的书籍。大量价格针对一般读者的刊本，从建阳、苏州、南京、杭州、湖州等印刷中心随着商品贩卖的网络运销全国。单册，中、下档次的新出的单册刊本大抵不会超过1两银。科举、大众娱乐、实用的书籍，如类书，相对会便宜。书籍市场上从1钱到1两银的书籍应该是很多的。1两银以上的书籍大抵是多卷数、多册数的大部头书， 不然便是多精美插图、印纸、装订、质量较好的本子，针对高端读者和藏书家的印刷品。刊本的售价相对与当时的消费品物价并非特别高。1斤菠菜、1只鹅的价钱便可以随时买到1本科举参考书，或实用类书，或曲本。对于明清时期的一般读者，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在由1钱到1 两银子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可以有很多的选择。而1两银以下的书籍，富商官宦、贫穷的士人、一般的工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

明清的书籍市场复杂，书籍内容多元，⁽⁵⁸⁾题材与页面设计多样性，书籍种类繁多，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档次的书籍来购买。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书籍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乡镇的城市化、教育的普及而不断扩展，大量刊本流通全国。

【注释】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钱存训：《造字与印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2)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7年。

(3)美国汉学界较早注意印刷对教育、宗教与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Evelyn S. Rawski 和 一些研究“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学者的著作。参看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Evelyn S. Rawski.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4)Joan Judge 在1996 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研究报业对晚清政治的冲击。虽然这不是对书籍史的研究，但是晚清的报业史跟书籍史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文学史的领域。参见Print and Politics : Shen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96 年周启荣（Kai-wing Chow）在“为成功而写作”（Writing for Success） 一文中透过强调文人，尤其是正在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广泛的参与商业印刷的论述，指出晚明印刷在编辑、写作科举及其他书籍各个方面大幅度的商业化。参见“Writing for Success: Printing, Examinations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第17卷，1996年第1期， Robert Hegel 在1997 年出版了一部对明清小说插图研究，分析商业出版对小说阅说所造成的影响。参见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当然也有例外。很多宗教书刊往往是免费赠送或者低价出售。例如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与中国民间的善书宝卷，往往是由信奉者捐款资助出版。这种非商业性的书刊的价格不能正确显示书籍市场的价格。

(6)主要利用现存刊本与书目对书籍市场进行研究的有 Joseph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利用现存刊本与藏书目是研究明清书籍市场必须的一个方法，可是由这个方法所得到的资料有一定的限制，利用的时候必须考虑藏书目录与现存刊本的特点，以避免低估明清书籍的流通量。

(7)翁同文：“印刷术对于书籍成本的影响”，《清华学报》（第6卷）1967年第1-2期， 第35-40页；袁逸：“明代以前书籍交易及书价考”，《浙江学刊》 1992年 第6期，第174-178页。

(8)Kai-wing Chow （周启荣）：Publishing, Culture,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versity Press，2004， 38-39。

(9)沈津：“明代坊刻图书的流通与价格”，《国家图书馆馆刊》, 1996年第1期，第101-118页。

(10)叶德辉：《书林清话》，台北：世界书局， 1961年，第196页。

(11)参看Kai-wing Chow（周启荣）：Publishing, 附表1.3 只列出《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的印刷本。

(12)比如，他花了3两银子买了一部手抄本。毛告诉潘耒说他愿意以2两银的价格出售。毛扆：《汲古阁书目》，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7页。

(13)毛扆：《汲古阁书目》，第16-17页。

(14)叶德辉：《书林清话》，第166-171页。

(15)《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309页。

(16)参看Kai-wing Chow，Publishing, 表1.1列出的是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雕版价格，所有的数据都来源于沈榜在他担任宛平县令期间的记录，所以，以此估计的不同尺寸和种类木材之间的价格差异，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

(17)刊字的速度取决于刊字匠的技艺程度。一般来说，一个刊字匠刻佛经一天能刻约100字。参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历代刻书概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1991年，第558-559页。根据从苏格兰前往马六甲的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记录，他曾经参观了一个印刷工坊，那里一个好的刊字匠每天能刻150字。参见塞西尔·伯德（Cecil K. Byrd）.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06—1858 .Singapore：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1970，第10页。

(18)杨绳信，第558页。

(19)《书林清话》，第186页。当时1两银能兑换700文钱。

(20)比如，在万历晚期雕刻一部佛经的成本大约是每百字0.05两银。杨绳信，第565-566页、558-559页。

(2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10页。

(22)竹纸的价格参见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地区的价格要高一些，因为那里的总体价格水平更高。

(2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57页。

(24)这个趋势来自对明刊本的考察。见李清志：《古书版本坚定研究》，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129页。

(25)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40页。

(26)《李公生祠纪义实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第6-18页。

(27)参见林兆恩：《林子全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000年，第63册，第1240-1241页。

(28)戴思哲提供的资料有两个需要讨论。1594年福建永安县志每页成本高达0.437两银，其中有其他不列明的开支。另外1640年刻于南直隶的每页成本为0.33两银也是不合理。理由是，同是在南直隶刻印的1642年《吴县志》每页才0.162两银。因此，剔除这两个0.437 和0.33的数据，最高的每页成本是1542年河南《固始县志》，每页成本0.232两银。

(29)戴思哲提到两本方志的成本可能包括支付地方儒学生员、教员、士绅的编辑报酬。地方志所提供的成本数字往往没有后清楚区分各项花费。所以虽然其他方志没有开列付与编辑的费用，编辑费用是免不了的。戴思哲：“Financial Aspects of Publishing Ming Local Histories”。

(30)参见戴思哲：“Financial Aspects of Publishing Ming Local Histories”。

(31)参见戴思哲：“Financial Aspects of Publishing Ming Local Histories”。

(32)参见Cynthia Brokaw：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第513-518页。

(33)参见上引沈津的论文。

(34)谢肇淛：《五杂俎》，台北：新兴书局， 1971年，第13卷，第23页。

(35)当1666年黄宗羲去调查祁家藏书时，他甚至都没有去注意放满两大书架的科举考试辅导资料和地方志。参见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丛书集成初篇》第2卷，第19页。

(36)王宇，《四书也是园初告》书面盖有0.5钱的印。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刊本。

(37)李廷机：《四书大注参考》，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

(38)《明代版刻综录》第3卷，第9页。

(39)《金瓶梅》中有一个情节是徽州丝绸商人给了西门庆1成的折扣，见第33回。

(40)高彦颐，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第36页。

(41)元杂剧在1411年之前就已经被刻印并出售给读者。参见王利器：《元明请三代禁毁小说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14页。

(4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647页。

(43)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

(44)晚明时期的娱乐场所为顾客提供戏剧目录和唱词。参见《醋葫芦》，《古本小说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524页。

(45)Cynthia Brokaw：Commerce in Culture，第513-518页。

(46)参见Kai—wing Chow，Publishing,附录4。

(47)谢肇淛：《五杂俎》第10卷，第32页。

(48)《明经世文编》第6卷，第4667页。

(49)韩大城：《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第332页。

(50)李廷机：《李文节集》第27卷，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0年， 第27卷， 第22页。

(51)居蜜（Mi Chu Wiens）指出，十六世纪地主和农民关系的密切程度降低。这一关系由于市场的扩大而从家长式转变为商业性。地主给农民的利益越来越少。参见居蜜：“Lord and Peasants: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dern China, 第6卷，1980年第1期，第8-9页。

(52)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台北：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53)李廷机：《李文节集》第27卷，第13页。

(54)海瑞：《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第27-35页。

(55)关于通州办事员各种欺诈行为的详细介绍，见赵世瑜：《明代府县吏典社会危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56-57页。

(56)何良俊：《四友斋从说》第13卷，北京：中华书局， 1959，第8页。

(57)蔡国梁：《金瓶梅考证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9页。

(58)参看Kai-wing Chow, “Writing for Su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