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规模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公共品的最优供给是公共部门的责任和追求，也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Buchanan(1965)针对Samulson(1954)对公共品定义的局限提出了俱乐部公共品的概念，分析了在提供俱乐部公共品时俱乐部的最优规模问题。自Borcherding和Deacon(1972)、Bergstrom和Goodman(1973)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地方提供公共品的财政决策常被视为中间选民在其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的选择过程的结果。地方人口规模不同则选民面临不同的税收价格，这使人口成为选民决策中的一个参数。人口增加所引起的拥挤成本和税收分担利益呈现相反的效应，随着人口增加，前者提高税收价格，后者降低税收价格。这样，人口规模就成为影响地方公共品需求和公共支出的重要变量。

国外有许多文献就人口规模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多数研究(Oates，1988; Gonzalez等，1993; Hudson和Jones，2005等)没有发现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税收分担利益或规模经济存在的证据，这意味着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与私人品有相似的特征，这些研究也引起一些人对公共品的政府提供原理的质疑(Holcombe和Sobel，1995)。而Guengant等(2002)利用法国自治市的数据将市按人口分大中小三类分别进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公共品供给存在影响，但三类样本市的公共品供给中的人口效应具有不同的特征。最近，Breunig和Rocaboy(2008)同样利用法国自治市的数据，同时运用不同于前者的半参数计量方法，发现人口规模与人均公共支出之间具有U形关系。

G.J.Stigler(1957)从信息优势和偏好表达的角度阐述了地方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上的优势，进一步说明了分级财政管理的必要性。奥茨(W.E.Oates)、罗森、萨缪尔森和费雪研究了公共品的需求差异和层次性、公共品成本和受益的外部性、外部性的层次性、公共品供给的规模经济、技术条件及政府自身的管理成本和附属成本在决定最优政府结构时的作用。政府及财政分级具有必然性，然而理论学家们并没有指出政府及财政级次到底分几级才是最佳的。在国外，虽然各国的国情和地方政府组织不尽相同，但世界上主要的市场经济大国，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基本上都是三级政府体制。

纵观我国历史，行政级次多为2～3层。^[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和财政层级处于四级和五级的变动中，20世纪80年代随着“地改市”的逐步推行，我国形成了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及财政管理体制。“市管县”体制的初衷是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互补”;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特定历史时期城乡非均衡发展模式的需要和农村对城市的高依赖性特点的，在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组织管理，促进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市区经济实力有限，且很多地市的建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与所辖县的经济联系与互补有限，被定义为中心城市的地市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也有限，对下辖县(市)的辐射作用难以实现，出现所谓的“小马拉大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的发展，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利益的主体，相应的政府间的关系也逐步由过去的以层级控制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变为不同地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有限的约束下，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源在地市和县之间配置的矛盾，而地市又把精力集中于市区范围，要求县的发展服从服务于地市的市区发展，在税收分成、基建投资等方面优先考虑市区，从而不仅形不成“市带县”的良好机制，反而变成“市卡县”、“市刮县”，这不但阻碍县的发展，而且长期以来市区通过非规范方式对县的索取而形成的依赖，也损害了其自身的发展。近年来，湖北、安徽、湖南、河南、山东等^[2]省进行了改“市管县”为“省管县”的省管县财政改革。“省管县”的基本内容是:在保持市对县的行政管理不变的条件下，改革省管市、市管县(市)财政体制，明确界定省、市、县(市)的财政分配关系，县级财政收入划分、转移支付、财政结算、资金报解和调度等直接与省财政进行，市、县(市)成为平等的财政主体，减少财政层级。“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制度的重大变革，省管县体制减少了财政级次，提高了财政管理效率，也使省以下地方政府及财政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影响着地方公共品的供给。

虽然国外学者已就辖区人口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国内就此进行研究的却凤毛麟角(刘小鲁，2008)，以市、县级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的更是没有发现;关于“省管县”讨论的文献很多，但现有的文献都是就省管县有关问题的规范分析，鲜有对省管县效应的定量研究;本书把辖区人口和“省管县”纳入同一框架建立模型，以湖北省的地市级和县级相关数据分别来研究其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本章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部分构建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分别以湖北省的县级和地市级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