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石油公司与国际政治权力

第二节　超越传统：国际石油公司与国际政治权力

若要在理论上——哪怕是在解释上——取得些微的研究突破，就需要抛开传统理论的成见，打通范式之间的门户壁垒，超越传统理论范式的局限。而且三大范式所蕴含的理论资源，如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均势理论、体系理论和方法无疑是我们在研究国际石油公司时值得借鉴的理论成果；自由主义范式的相互依赖理论，对于理解国际石油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大有裨益；激进主义范式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则有助于从体系的角度分析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构建理论的原点出发，对理论范式的立论基础和基本原理进行合理的批判、借鉴和融合，探寻一条新的路径，建立一个包括前提假设、研究层次与议题、研究方法以及分析模式等方面在内的系统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一、基本思路和构想

三大理论范式在价值观、理论前提和推演逻辑方面的差别，决定了它们对研究对象和视角的选择具有不同偏好。不同范式在种类繁杂的跨国公司群落中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实践着各自的理论演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现象，前者把跨国公司看作“边缘行为体”⁽⁶⁸⁾，后者将跨国公司界定为“良性行为体”⁽⁶⁹⁾。激进主义中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发达资本为切入点，建立一种因果联系，解释跨国公司的资本积累扩张与落后国家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处于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依附论，将跨国公司作为重要的行为体，认为跨国公司是确立和维持依附关系的“关键施动者”⁽⁷⁰⁾。三大范式对跨国公司的研究都存在一些弊端：现实主义范式最大的缺失在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关系框架无法容纳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自由主义范式过于夸大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但仍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框架中研究跨国公司；激进主义的局限在于，对跨国公司缺乏发展、动态和辨证的态度，没能预见和解释跨国公司的新发展和新状况。由此看来，对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难以在既有的三大范式框架中取得突破，而导致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最初的理论前提和研究视角。

因而，借鉴三大范式的理论资源，重塑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首先需要在研究对象的设定上取得突破，适当修正理论假设和转换研究角度。其次是借用、仿照和融合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分析工具、乃至观点，解释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和影响。最后要选择适当的体系分析环境，将跨国公司置于一个适宜的子系统中，如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分析国际石油公司，从而得以在单位和体系两个层次上展开研究。在单位层次上，分析跨国公司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在体系层次上，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如何在特定的领域构建体系，以及体系稳定的原因和变化的根据。

跨国公司与国家是两类迥然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同时又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借用和仿效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可能性令人乐观。鉴于跨国公司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日益突出的重要性，完全有必要将其作为国际社会中独立的行为体进行研究。又由于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在很多方面具有高度的类似性，因此借用和仿照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方法和一般原理，如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等，来解释跨国公司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既是必要也是可行的。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非国家行为体的适用性在于一般原理而非细枝末节，因而借鉴的准则是遵循原理而不拘泥于细节。

融合是要借鉴国际政治学中现实主义范式的理论资源，运用自由主义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吸纳激进主义的研究视角及其理论精华，研究被现实主义范式所忽视的对象——跨国公司。融合的构想需要在体系和单位两个层次上进行整合与借鉴。一方面是整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范式，研究跨国公司所处的国际子体系，如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和消费国共同构建的世界石油体系。效仿国际体系的原理来建构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理论，从激进主义的视角和见解中汲取精华，打通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激进主义之间的隔阂。通过权力和资本这两条线索，更全面地把握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特征和变革的逻辑，从而更充分地理解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作用与影响。这一融合立足于解决体系研究层次上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借鉴和发展国际政治学的理论资源。例如，借用现实主义的权力、均势、体系结构等概念和原理，分析跨国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利用相互依赖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概念来分析不同行为体的活动，如发达石油进口国、国际石油公司与不发达产油国之间的三角相互依赖，拓展敏感性和脆弱性的解释领域，挖掘敏感性和脆弱性相互依赖背后的权力含义，尝试在相互依赖关系中植入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逻辑。这种融合旨在从单位层次上研究国际石油公司。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国际石油公司更是一个国际政治中追逐权力和利益的行为体。围绕这一组核心议题，研究重点应该是国际石油公司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两者的互动与体系结构的关联。有鉴于此，笔者从前提假设、研究层次与议题、研究方法和理论以及分析模式这四个方面，提出建立跨国公司的综合性和体系性研究框架的基本思路，作为分析国际石油公司研究的理论依据。所谓综合性是指在修正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借鉴、融合和发展三大范式的理论资源。所谓体系性是指在理论上构建一个以国际石油公司为独立行为体的世界石油体系，分析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石油公司在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与体系结构变化及变革的关系。

二、建立二元行为主体的前提假设

以二元行为主体为立论前提正是笔者建立关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基础。华尔兹也认为需要对跨国现象建立一种适当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他总结了近代跨国研究尚未形成特有理论的两大原因，一是在理论方面，研究跨国现象的学者“依靠的是那些已有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理论”，另一个原因存在于跨国现象本身，建构跨国理论的现实前提是，“只有在非国家行为体发展到足以与大国（而非仅仅是一些小国）相匹敌，甚或超过大国的时候，才需要否认国家中心作用的理论”。⁽⁷¹⁾这里的非国家行为体当然包括跨国公司。仅就跨国公司而言，按照华尔兹设定的前提标准，在跨国公司活跃的领域，跨国公司不仅已经发展到达到足以与大国相匹敌的程度，而且其行为已经超出国际关系所运行的体系。如世界石油体系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国家中心的体系，那些作为石油巨头的国际石油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在理论上已不是国家中心理论所能解释的，在现实意义上是国家行为体所不能忽视的。为此构筑特有的理论研究和方法，建立以二元行为主体为前提的关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无论对于理论发展还是在现实方面，实在是大有必要。

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体系中，行为主体正日渐呈现多元化特征，国家已不是唯一的主角，跨国公司也是体系中关键的非国家行为主体。⁽⁷²⁾劳伦·艾登（Lorraine Eden）就曾明确提出要把跨国公司“请”回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⁷³⁾设置二元行为主体这一前提，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国家尤其是大国的重要性。正如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所说，“说大国依然具有中心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其他的重要行为体。”⁽⁷⁴⁾不过华尔兹是从跨国活动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这个意义上讲这番话的，而二元主体的假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国家中心理论的范畴。跨国公司在全球追逐权力和财富的游戏中，同国家分享权威和利益。行为体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依赖⁽⁷⁵⁾，即不仅国家之间，而且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也存在相互依赖关系。概而言之，由国家和跨国公司建构的世界体系的特征是二元行为主体、无政府状态和相互依赖。

在确立二元行为体这一假设后，还需要对行为体的特征做进一步的界定。跨国公司和国家都不是“黑箱”般的单一行为体。跨国公司在经济利益、经营决策、母国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家也不是单一的行为体，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状况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国家和跨国公司都是自治的理性行为体，各自追求权力和利益。两者的区别在于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权衡和偏好的问题上：国家在根本上关注相对收益，尤其在军事和安全上；相对而言，跨国公司是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非国家行为体，更注重自身的绝对收益，因为如果不能给东道国带来收益，跨国公司本身就无法获益，即使东道国的获益有时超过自身也是如此。⁽⁷⁶⁾

三、研究层次和议题

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跨国公司一般可以从两个层次或路径进行拓展，其一是深入国内层面的探讨，另一个是进入国际体系层面的探索。跨国公司不仅是一种经济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是一种独立的制度性行为体，需要对众多要素资源做出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直接与东道国政府产生互动，对外直接投资不但给东道国带来经济收益，更使跨国公司渗透到东道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等多个角落。在国内层次的研究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结合制度和利益⁽⁷⁷⁾这两条线索，从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本身，进入到东道国的国内层面，比较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接纳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及后果。⁽⁷⁸⁾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集合体，在母国、东道国之间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既是母国施展对外政策的工具，也是东道国影响母国对外政策的某种通道和媒介，同时自身还拥有影响双方国内政策的机制和工具。“双层博弈”模型为解释国内利益集团、政府决策和国际谈判三者的互动建立了一种制度分析框架。⁽⁷⁹⁾显然，国内层面的研究不必回答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身份，也无需顾及其对国际体系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作为跨越国界的权力和利益的集合体，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等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解答的课题。若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进入国际体系层次进行探索。

跨国公司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国家和跨国公司在特定世界体系中的权力与利益关系。该项研究应该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单位层次，即跨国公司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其二是体系层次，即两者在特定的体系结构中的相对地位，这种特定的体系是在跨国公司和国家的互动下形成的，如国际石油公司与国家构成的世界石油体系、跨国金融公司和国家构成的世界金融体系等。

权力政治是单位层次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跨国公司和国家互动的内容不外乎权力、斗争与和解。约翰·斯佩罗（John Spero）曾总结过发生在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如跨国公司与国民经济的效率、增长及福利，跨国公司与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跨国公司干预国家的政治过程等。⁽⁸⁰⁾归根结底，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双方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属于权力政治的范畴。

在单位层次，由于跨国公司不是单一行为体，它们的投资动机和增长动因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把跨国公司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即市场导向、资源导向和效率导向。⁽⁸¹⁾比如在经营方式、与母国关系、投资对象国的选择以及对东道国政治经济的影响等方面，以开采资源为目的的跨国公司显然有别于以制造或市场开发为目标的跨国公司，而且石油开采业与其他制造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截然不同。虽然同为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埃克森美孚和宜家家居或雪佛龙汽车在诸多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将约翰·斯托普福德（John Stopford）对跨国公司的分类标准与跨国公司的具体行业结合起来，可将跨国公司甄别为三大类型，即开采业、制造业、服务业（包括信息和金融业）⁽⁸²⁾。此外，在基本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在研究某类具体的跨国公司时，需要对跨国公司在权力的来源、形式与边界、使用方式、受到的制约等方面加以厘清。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状况、与跨国公司讨价还价的条件和能力以及受到的影响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若以资本导向和国家差异两个向量建立坐标，所形成的问题矩阵可以覆盖单位层次的研究议题。

权力也是体系层次研究的核心。在跨国公司和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两者的权力对比决定体系的结构，权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体系结构的转变。同理，在世界石油体系中，产油国、进口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三者互动决定体系结构，三方实力的变化（如产油国加强对石油资源的控制、重要的进口消费国加强在产油区的军事存在或者某大型国际石油公司进行兼并行为等），引发权力对比的改变，从而导致体系结构发生转变，进而在重新建立的权力结构之上确立新的利益分配关系。

四、研究方法和理论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从事实本身入手，并与研究议题相匹配。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群体，成员的种类和规模不断扩大和发展。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可以抓住跨国公司的动态特性，在总体上梳理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国家关系的变迁以及两者的互动与体系结构的关联。此外，跨国公司兼具经济实体和世界政治行为体的双重特性，是国际商学研究的重点，也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解释，因此学科的借鉴和融合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理论的运用应与研究层次以及具体议题相适应。单位层次的权力议题需要澄清两个基本点，即跨国公司权力的界定，以及跨国公司与国家的权力关系。跨国公司是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载体，要素的跨国流动既给公司带来经济收益，也使跨国公司作为重要的跨国行为体进入世界政治经济的权力空间，同国家发生权力竞争和利益分配关系。国际商学中关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些理论致力于从不同角度研究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例如，产品生命周期、边际产业扩张等理论，研究跨国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垄断优势论探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内部化理论从国际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两者关系的角度解释跨国公司形成的原因。国际生产折衷论综合了前两个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各自都具备一定的优势，企业拥有垄断和内部化优势，而东道国具有区位优势，如自然和地理条件、劳动力、政治经济制度、优惠政策等，最终商定的投资和约是双方优势比较的结果，即跨国公司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找到适应和利用东道国优势的最佳方式。但国际商学中的这些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缺失，即没能将跨国公司的“外交”或政治行为作为变量引入分析模式，因而不能回答要素流动的政治含义，也无法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的权力关系。比如，跨国公司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再如，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或者技术转移而利用区位优势相互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技术、内部化行为等，已不仅仅是跨国公司的经营优势，而且成为其权力来源的有机组成，跨国公司也因此获得了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工具，双方最终在某种条约下达到权力对比和利益分配的均衡。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需要从国际政治理论中获得启发。比如，可以借鉴权力、均势等理论的概念框架，利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分析工具，并保持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眼光，研究跨国公司权力的政治含义。比如，在权力分析中融入国际生产折衷论，则可以建立这样的解释，既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在比较优势中占据上风的一方往往处于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强势地位，享有更多权力。总之，对多个领域知识的结合和修正将为我们勾画出较为完整的关于跨国公司权力政治的图景。

体系层次的探索更有赖于对国际政治的借鉴、修正乃至创新。在国际关系中，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各行为体之间某种均衡关系的建立，如均势。由于增加了跨国公司这一变量，对均势的理解有别于国家间的均势。换言之，由于跨国公司和国家的行为动机与目的不同，跨国公司侧重利益的比较和分配，国家更关心对权力资源的控制，两者在利益关系方面具有形成均势的可能性。比如，在石油国有化之后，在国际石油公司与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合作问题上，前者更多考虑经济或商业利益，而后者更重视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双方可以在不同利益偏好的基础上达成权力的妥协和利益的平衡。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范式）用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及变化来解释体系的结构与变革，用权力结构解释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在跨国公司与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不同的行为体在一定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相互依赖中找到各自的利益平衡点，体系的稳定意味着相互依赖链条保持一定的连贯性。链条的断裂预示着体系的变化，链条断裂的原因在于敏感性或脆弱性平衡的打破。平衡的破裂源于公司与国家之间、或相关国家之间，在权力对比与利益分配上的不一致。在权力结构中融入相互依赖分析方法，可以建立分析体系变化的解释性框架。

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之外，还有对跨国公司研究最有贡献的，以资本为分析单位和逻辑起点的激进主义范式。只不过，激进主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陷入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衰退，却又无力实现自我扬弃与进步的无奈之中。但是只要激进理论所揭露的资本本性没有改变，激进理论就一定具有不可磨灭的适用性。激进主义对发达资本如何造成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和边缘地位的剖析，至今仍然没有被现实所否定。按照激进理论，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剩余价值，资本跨国流动形成跨国公司，换言之，跨国公司是资本跨国流动的载体。资本的扩张在国际上造成落后国家的贫穷和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关系，发达国家通过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剥削维持其核心地位。原材料的开采和出口，是大量依附论学说的分析对象。本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正是作为发达的石油资本载体的国际石油公司同不发达产油国的关系。

再进一步讲，为什么石油不能给大多数产油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而只是经济增长？甚至有些产油国的经济社会严重倒退，沦为战争和恐怖主义的牺牲品？为什么昔日的石油“七姊妹”在经历了石油资产国有化后，仍在世界石油工业中举足轻重？而因国有化运动在石油资源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产油国，为什么未能取代国际石油公司的地位？这些问题在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中都不能找出合理和令人满意的解释，而答案就存在于资本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从根本上讲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因此资本不啻是在跨国公司研究中与权力/利益同样重要的分析要素。

任何理论都不是从抽象中产生的，带着理论去观察现实，既可以检验理论，也可能发展出一种替代理论，或者修改原有理论。⁽⁸³⁾因此，融合有关理论，构建属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再运用新的分析框架考察现实问题，可使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获得进一步的验证和修正。

五、分析模式

斯托普福德提出三角外交的概念，来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之间在财富创造中存在的深层次伙伴关系。⁽⁸⁴⁾他与斯特兰奇有着共同的见解，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由国家之间、国家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之间的三角外交形成，其中一些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发生在国家内部，因此被视为国内政治。其他则发生在政府之间，因此被视为国际政治。⁽⁸⁵⁾安德雷斯·加尔布莱德（Andreas Jarblad）提出建立新式不对称相互依赖的理论模型，来研究世界政治经济中跨国公司和国家的权力关系。⁽⁸⁶⁾他把相互依赖理论从国家之间延伸到国家与跨国公司这一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从一般意义上论证了不对称相互依赖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对研究跨国公司也具有解释力和有效性。本书也与此相似，把不对称三角相互依赖作为一种互动模式，分析世界石油体系中国际石油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以及相互依赖与体系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

在单位层次上，跨国经营导致跨国公司、东道国、母国形成一种三角形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相互依赖链条是连贯还是断裂，在根本上取决于行为体的利益分配和权力对比，即体系结构。因此在体系层次上，体系结构的稳定表现为相互依赖链条的维持，体系结构的动荡表现为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三方行为体权力/利益对比的根本性改变必然会引发体系的结构性变动，并进而导致三角相互依赖的结构性重组。例如，世界石油体系的稳定和动荡表现为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断裂和新的不对称关系确立的过程。在世界石油体系中，权力结构相对稳定，而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更为频繁。但无论相互依赖关系如何调整，在既定的权力结构框架下，相互依赖关系的调整只是行为体极度不平衡的利益分配关系的微调而已。只有在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重新确立的依赖关系才体现出利益关系的重大改变。需要强调的是，三角相互依赖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对于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与其他行为体互动的内涵不尽相同，因此还要结合对跨国公司的分类确定三角相互依赖关系的具体内容。

综上，跨国公司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仍是无政府状态，在相互依赖加深、行为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国家仍掌握着核心权威，因此这既不是一个无国界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完全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在跨国公司被国际政治的政策和理论研究忽视多年之后，当跨国公司成为改变世界政治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重要行为体的时候，历史和理论都不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以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利益关系为研究视角，以相互依赖结构为基础，融合多种理论来认识和诠释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跨国公司。

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范式对跨国公司研究存在的缺失，是国际石油公司研究取得突破和创新的掣肘。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思路和构想，则是国际石油公司研究的理论依据。三大范式并非一无是处，仍具有值得研究借鉴的理论资源。在跨国公司研究思路和构想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在国际石油公司的研究中将相互隔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理论范式进行一次融合。在突破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同时，沿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体系理论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合理地融会贯通其他理论范式的概念、分析工具、视角和观点，建立国际石油公司的体系性分析框架——世界石油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