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的等级结构

第一节　权力分配的支柱：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的等级结构

世界石油体系中的行为体比一般国际体系的行为体更加多元和丰富，行为体的权力资源要比单纯的政治或安全领域中的权力资源更为多样和复杂。行为体的权力来源及其转化的结果，决定着行为体在权力坐标系中的位置。本节首先要详细界定国际石油公司、产油国和消费国的权力资源，以及它们转化权力资源的能力、手段与结果。在此基础上，从权力来源和要素分配两个维度，分析国际石油公司在构建世界石油体系等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一、世界石油体系行为体的权力资源

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三大理论范式都承认权力的重要性，也都对权力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本书所使用的权力概念是指行为体影响其他行为体和控制结果的能力。“权力不仅是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且是控制后果的能力。”⁽²⁾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家是权力的所有者，而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因其立论基础是二元行为主体的假设，因而权力的归属则从国家延伸到非国家行为体，权力的内涵也从属于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等形态扩展到公司的资本、市场、管理等方面。

权力具有影响其他行为体和控制结果两方面的功能。权力的实际效用取决于行为体的权力潜能（power potential）。权力潜能则取决于权力的自然、有形和无形来源。在权力的自然来源中，地理幅员与位置、自然资源、人口是最重要的三种要素。权力的自然来源经过权力的使用和组织被转换为权力的有形和无形来源，这些来源主要用于增强、削弱或限制权力潜能。有形来源主要体现为获取和利用自然权力资源的能力。无形来源主要包括国家意象、公众支持与凝聚力以及领导能力。⁽³⁾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和影响结果的能力，也是基欧汉和奈分析敏感性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依据，“在向行为体提供权力资源方面，脆弱性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大于敏感性相互依赖。”⁽⁴⁾当权力的无形来源和有形来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权力的无形来源要么增加、要么削弱行为体的权力。权力的自然来源、有形来源和无形来源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⁵⁾

图3.1　国家权力潜能的构成要素与联系

资料来源：［美］卡伦·明斯特著，潘忠岐译：《国际关系精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在世界石油体系中，上述三种权力来源或潜能可以按照是否具有物质性的特征而归纳为两大类。自然的和有形的权力来源属于物质性的权力来源。自然的权力来源直观地表现为石油资源，也称为资源性权力来源。石油资源之外的物质性权力来源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管理、营销、工业水平等因素，如发达消费国的包括石油加工技术在内的总体工业水平、国际石油公司的资金、技术和经营能力等。无形的权力来源属于非物质性的权力来源，与世界石油体系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世界石油市场、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等为世界石油体系中的行为体提供了重要的无形权力来源。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决定霸权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拥有作为体系性行为体的角色和权力中心的地位。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具有影响石油财富利益分配的能力，如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石油体系的“辐射”效应，就体现为美元作为世界石油交易结算货币的独特地位。国际分工体系确立了产油国相对固定的原料供应方和工业制成品需求方的位置，以及发达消费国作为原料进口方和工业产品制造者的身份，并且随着分工关系的建立，两者不平等的交换或利益分配关系也随之形成。在世界石油市场中，供求规律、价值规律等市场法则赋予行为体市场性权力来源，只有有利的市场条件才能增加行为体的现实权力，反之则会损耗行为体的权力；同理，行为体的行为只有符合市场法则才能从市场中获得积极有效的权力，否则即遭市场的惩罚，降低自身的权力。世界石油体系行为体的权力来源及转换关系见图3.2。

具体来说，产油国的权力资源主要来自天然的石油资源（如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均居第一的产油大国），此外还有少数产油国具有一定的地理位置优势（如霍尔姆斯海峡之于伊朗）。在物质性权力来源方面，历史上产油国没有独立的石油工业，如今尽管部分产油国已经具备上下游一体化的石油工业，但大多数发展中产油国仍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必要的技术能力自主发展本国石油产业。在非物质性权力来源方面，产油国源于国际石油市场的权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产油国才有可能利用市场实现某些商业或政治目的；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中，大部分产油国都属于原材料产地，在国际政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它们很难从国际政治环境中主动获取或谋求非物质性权力资源。总而言之，产油国最具优势的权力来源是石油资源，但不具备物质性权力资源的优势，市场因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是产油国无法把握的权力资源，而其他无形的权力资源更是产油国无法掌握和利用的权力来源。

图3.2　世界石油体系行为体的权力来源与转化

对于消费国来说，虽然有些国家蕴藏石油，但是依赖石油进口是消费国的共同特征，如美国和中国都是既生产石油或其他能源，同时还需要进口石油的消费大国，日本更是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石油。消费国通过石油之外的方式和途径获取石油，比如对产油国进行投资、国际贸易，甚至是利用武力。消费国特别是发达消费国，在物质性权力来源方面拥有丰富多样的渠道，如获得石油的途径、开发替代能源的能力、经济实力，甚至武力等。消费国的非物质性来源主要来自它们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国际贸易和分工、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因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占有相当的优势。总的来说，发达消费国在石油资源之外拥有丰富的权力来源渠道，从而具有多种权力手段克服或颠覆产油国的石油资源优势。

就国际石油公司而言，其权力来源除了石油资源之外，还有资金、技术（如勘探、开采和提炼的能力）、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物质性权力来源，以及来自世界石油体系外部环境的非物质性权力资源，如合适的石油市场条件、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领域中充当领导者的母国，等等。国际石油公司曾经是石油资源的垄断者，在产油国实现资源国有化之后，石油资源特别是容易开采的常规石油，基本上已不再属于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势范围，但是国际石油公司可以依靠其他权力资源弥补这一缺陷，尽管代价高昂，如进军非常规石油、开发下游和石油衍生品等领域。总之，在资源主权成为各方行为体共同遵守的规范的情况下，石油是属于产油国的天然权力来源，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拥有其他权力资源来弥补、平衡，甚至颠覆产油国的石油权力。

二、权力资源的转化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

权力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与行为体的现实权力或能力的大小直接相关，但是权力资源不等于现实权力，就像拥有石油资源并不意味着产油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以资源类型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与以对结果的影响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之间很少出现一一对应关系。”⁽⁶⁾实际上，行为体的现实能力是各种权力资源组合和转化的结果。世界石油体系中不同行为体的权力来源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决定权力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的结果，从而决定了行为体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权力地位。

行为体使用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潜能或权力来源的结果有可能大相径庭，权力潜能的转化受到行为体所拥有的其他权力资源或现实权力的促进或制约。在权力来源转化的过程中，资源性权力来源的转化受到其他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来源的影响，后两者可能促进资源性权力来源充分发挥其能量，也可能消耗或遏制资源性权力来源转化为现实的权力。同样，其他物质性权力来源的转化也受到无形的非物质性权力来源的影响。

相比之下，在三类权力来源中，自然资源性权力来源的转化受到的制约最多，权力潜能最低，其效用的发挥取决于另外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行为体对其他物质性权力资源的掌握和运用，例如，产油国在资金和技术等物质性权力上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转化资源性权力的效用；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性权力来源的状况，如世界石油市场。

其他物质性权力来源的转化也受到非物质性权力来源的影响，如石油市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或国际政治等因素赋予行为体的权力来源。其中石油市场是一种最特殊的权力来源。市场的特性是：“市场一旦形成，自身便成为一种力量，单个或少量行为体都无力对其加以控制。”⁽⁷⁾石油市场有其运作的逻辑和规则，无论产油国、消费国，还是国际石油公司，都不可能完全操纵市场。因此，市场性权力来源，不同于自然的物质性权力来源，不受任何行为体的控制或所有，其转化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法则的支配。以资源性权力来源的转化与石油市场的关系为例。石油市场有可能增强也有可能削弱石油资源作用的发挥，如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产油国有机会将石油资源的潜能转化为影响消费国的现实能力；反之，若产油国过度追求石油收入而进行过量开采，造成供给过剩，则会遭到市场法则的报复，最终引致资源性权力资源的耗散。同理，市场性权力来源对于物质性权力来源的转化，也具有促进和制约的双重作用。行为体只有在其行为符合市场运作法则时，才能获得市场性权力的优势。至于其他的无形权力来源，如国际金融、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政治等方面的权力资源，只有在其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行为体才能享有从这些领域获得的权力优势。以金融领域为例，由于石油的国际交易主要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的货币，美元币值的波动对产油国的实际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美元贬值对产油国意味着石油收入的缩水，但对于美国而言，则具有不同的寓意，美国只需增加纸币发行量，而无需实质性地更多支付石油进口开支。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优势无疑增加了美国的无形权力来源，却制约了产油国的权力。

综上所述，不同的权力资源在转化为现实权力的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其中资源性权力的能动性最低，石油资源在转化为现实权力的过程中受到另外两类权力资源的影响。其他物质性权力资源的效用超过资源性权力来源，但也受到非物质性权力来源的制约，如资金、技术、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的转化结果也与无形权力来源有关。在无形的非物质性权力来源中，市场的作用最难以把握，市场对其他两类权力资源的转化具有促进或制约的双重影响，只有在行为体的行为符合市场法则时，才能从市场获益，才能将其他权力资源充分有效地转化为现实权力，违背市场法则时，只会遭到市场的报复，损耗其他权力资源的效力。此外，只有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才有可能从无形的权力资源中真正获益。

以产油国的权力资源转化为例，来解释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权力来源对资源性权力来源转化的双重作用。石油资源是一种自然性权力来源。与石油工业有关的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属于物质性权力来源，体现产油国开发和利用石油资源的能力，石油工业水平决定着产油国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现实影响力的可能性和效率。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中，由于大部分产油国，如欧佩克成员，都没有形成本国独立和完整的石油工业，缺少石油开采加工技术以及资金等有形权力资源，因此产油国在与国际石油公司以及发达消费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权力对比上的弱势和石油利益分配上的劣势。

在关于石油的权力博弈中，行为体权力资源的转化以及转换的效果，除了与行为体自身的物质性权力来源有关，还要经过市场的考验和“过滤”。作为一种无形的权力来源，石油市场有其运作的逻辑和规则，任何行为体都不可能完全掌控市场性权力来源。石油市场有可能增强也有可能削弱石油资源这一自然性权力来源的作用。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前，需求正在迅速超过供应，油价提升几乎不可避免。在那次改变产油国地位的石油危机中，阿拉伯产油国的成功得益于有利的市场条件，而“1973年的石油禁运只是一个触媒”。⁽⁸⁾换言之，在石油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状况下，产油国才得以发挥石油资源的优势获得成功。消费国在供应受到削减的瞬间及随后的短时期中，既不能立即减少国内经济对石油的需求，也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额外的石油供应满足需求，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消费国只得被动地承受供应减少或中断造成的代价。此时，产油国在与消费国的敏感性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反之，假设美国能够增加国内石油生产，弥补禁运造成的供应短缺，就像在1973年前发生石油短缺时所做的那样，那么产油国的石油武器能否导致一场引发石油体系结构性变革的石油危机？确切的结果可能难以估计，但可以确定的是，消费国弥补供应短缺的能力越大，石油市场就越有利于消费国，消费国受到石油武器伤害的负面影响就越小。因此，石油武器能够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有效发挥作用，不仅仅由于产油国开始收回石油主权，增加自身的资源性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受益于有利的市场条件。石油资源与市场性权力来源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产生了良性的结果，产油国才得以利用消费国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上的劣势。但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产油国非理性的增产行为却加速了石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演变，以致它们逐渐丧失了卖方市场的优势，最终遭到市场的报复。这就是市场性权力来源在物质性权力来源转化中的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不同行为体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和转化权力资源的能力，决定它们在世界石油体系权力坐标系中的具体位置，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正是通过行为体的不同权力地位体现出来的。在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金字塔中，物质性权力中心（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地位显然高于资源性权力中心（产油国）。由于市场凌驾于行为体之上，市场性权力资源并不是完全属于某个行为体所有，因此只有能掌握市场和影响市场的行为体才能成为市场性权力的中心。此外，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金融等体系，也给体系的领导者提供了无形的权力资源。因而，尽管美国以及石油巨头已经不再直接控制大量的石油资源，但是，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资源上的优势决定美国和国际石油巨头能够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居于领导地位。世界石油体系的内在结构是由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形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和转化权力资源的能力决定的。

不同行为体拥有的权力资源的类型、多寡和将其转化为控制结果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它们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并由此塑造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因拥有丰富的物质性权力来源（如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经济、军事等）和非物质性权力来源（即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世界石油市场、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而居于体系权力结构的上层或中心地带。大多数产油国由于其权力来源主要依靠资源（原油），将资源性权力潜能转化为现实权力的能力有限，因而总体上处于体系权力结构的下层或边缘地带。由此，我们可以把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看作等级性的，或“中心—外围”式的，分别如图3.3和图3.4所示。两者的表现形式略有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中心—外围”结构成为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的重要特征，其中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处于中心地带，不发达产油国和其他不发达消费国处于边缘或外围。

图3.3　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等级结构

图3.4　世界石油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

三、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的内在结构

世界石油体系是一个由石油资源、国家权力和公司技术与资本共同构成的复合体，这些权力要素的所有者——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在围绕石油资源、权力与财富分配而进行的互动中形成了世界石油体系。世界石油体系中行为体的互动遵循现实主义的权力法则，体系结构最终由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决定。

构成世界石油体系的基本单位是国际石油公司与国家，即国际石油公司、产油国和消费国。鉴于世界石油体系始终由两类性质不同的行为体——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所组成，如果将描述国际体系结构特征的“极”这个概念用于界定世界石油体系的特征，那么“极”这一概念必然显得无所适从。因而，与其生搬硬套“极”，不如取其权力对比这一内涵，来界定世界石油体系行为体的权力关系。因而，界定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特征的原则是权力对比。而且，国际石油公司、产油国和消费国三者之间的权力对比，也不同于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在国际体系中，我们通常根据国家之间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以及外交、乃至文化等软权力，确定体系的结构特征。但是在世界石油体系中，我们难以将不同行为体各自的权力直接进行一一对比，比如我们无法对不同性质或类型的权力进行数量上的比较，很难在产油国的石油资源和国际石油公司的资金技术之间决出权力的高低优劣。因此，笔者从行为体拥有的权力资源和转化权力资源的能力与效果这一角度来比较行为体的权力地位。

行为体的权力按照来源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性权力来源，其中包括资源、资金、技术等，另一类是非物质性权力来源，包括来自石油市场和其他国际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的权力资源。这样分类后，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行为体在不同类型的权力上拥有各自的优势。简单来说，当前的世界石油体系中，产油国拥有资源性权力优势。国际石油公司在其他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来源上占有优势，如资金、技术、市场销售渠道和来自发达母国的权力背景。消费国，尤其是发达消费国的权力优势，在于本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和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如美国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国家战略与公司商业利益的联盟，而美国在国际贸易、金融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是决定美国相对于产油国乃至其他消费国拥有很大的权力优势。

行为体在转化某种权力资源时会受到其他权力资源条件的影响。在这方面，产油国的经历最为典型。产油国在资金技术等物质性资源上的缺乏削弱了它们将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的效率，世界石油体系的外部环境因素也影响着产油国将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的结果。具体而言，由于国际石油公司控制着资金和技术的流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产油国石油资源的转化，产油国在收回石油资源的主权后，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只能继续充当石油技术、资金、经营管理和石油市场的寻求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与国际石油公司进行合作。就与发达消费国的关系而言，产油国的石油资源在与发达消费国的权力博弈中损耗甚大，石油武器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发达消费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乃至军事实力所抵消。即使是在1973年石油禁运期间，在产油国石油武器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成功时，美国仍可以凭借自身的各种权力资源，尽可能地抵消石油禁运的负面影响，如依靠国内的石油资源，或者通过石油巨头从其他产油区调拨原油等渠道，来满足国内需求渡过难关。不仅如此，美国还能够号召西方盟友建立反阿拉伯联合阵线，甚至对“不听话”的阿拉伯国家威胁使用武力。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的这种回应，加上1973年危机过后产油国过量开采的逐利行为，使产油国很快丧失了市场优势。欧佩克曾因供不应求的石油市场而得势，也因滥用市场权力而失势。总之，产油国难以利用石油资源彻底改变它们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地位，也难以改变在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和分工中的地位，大多数产油国仍是工业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者。

产油国的这种处境起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殖民时期，并与国际石油公司，即当时的石油巨头，有着直接关联。如果在世界石油体系中仅仅关注消费国（主要是发达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将国际石油公司排除在外，那么我们将很难理解关于石油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比如石油对于美国确立战后霸权地位的战略意义，美国石油公司与战后马歇尔计划之间的关系，国际石油公司与石油危机之间的瓜葛，以及国际石油公司对产油国的影响等。同理，如果仅仅将国际石油公司视为一般意义上的跨国公司，那么我们也难以看清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的特征。国际石油公司可以说是集中了母国各种政治经济技术优势的复合经济体。国际石油公司与母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地位相辅相成，与其他类型和行业的跨国公司不同，国际石油公司必定具有以霸权国作为母国的显赫背景。作为资本国际流动的施动者，国际石油公司在殖民时代几乎充当了母国殖民统治的代理机构。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石油公司成为母国政府功能的补充，甚至是其一个组成部分。

石油“七姊妹”的母国中先后出现过三个霸权国，按历史顺序分别是荷兰、英国和美国。在十九世纪末，这些石油公司将业务发展到海外，并以极其优惠的条件控制了国外的供应。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世界石油体系处于“七姊妹”的垄断之下。⁽⁹⁾“七姊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对世界石油资源进行了明确的瓜分。“七姊妹”在国内通过垂直一体化的方式垄断石油的供应、运输、提炼、市场以及研发。在国际上，“七姊妹”采取联合行动控制世界石油的供应，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建立合资公司，如合资建立生产和加工企业，通过签订长期供应协议避免价格竞争等。母国政府则为本国石油公司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给予大力支持。北方国家对产油区——中东、印度尼西亚和拉丁美洲——的控制为“七姊妹”在这些地区的活动扫除了障碍。⁽¹⁰⁾一战后，英国和法国以战胜国的名义强行占有巴格达和摩苏尔地区的油田，美国以提倡“门户开放政策”为由，加入瓜分原奥斯曼帝国土地上石油开采权的列强阵营。殖民者凭借坚船利炮打开原料产地的大门后，垄断资本便紧随其后进入产油国。1928年7月达成的“红线协定”⁽¹¹⁾就是美欧列强及其石油巨头划分中东石油资源，圈定势力范围的铁证。石油巨头秘密商定了世界石油市场份额的分配，确立了石油的卡特尔价格联盟，结束了多年来的竞争和价格大战。⁽¹²⁾“七姊妹”从此能够分割市场，确定世界油价，排斥外来竞争者。

殖民体系瓦解后，国际石油公司因产油国的国有化运动逐渐失去了对原料的垄断权，但依然控制着下游的加工环节以及遍布全球的零售网络。如埃克森美孚公司，每天生产250万桶原油，在世界各地有40多家炼油厂，日加工能力达到630万桶，业务网络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石油公司仍然是发达母国工业原料最主要的供应者。如果说在殖民时期，石油巨头主要依靠母国的军事政治背景获取石油资源，那么在后殖民时期，国际石油公司获得石油资源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与产油国进行合资合作、勘探开发新的产油区。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后，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军事行动中可以看出，武力再度成为国际石油公司（显然是美国的国际石油公司）扩大石油资源的途径之一，似乎有重拾殖民手段的嫌疑。在后殖民时代，国际石油公司逐步演化为全球化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延续着通过资本积累实现扩张和增殖的逻辑，并凭借其在资本运作、经营方式、技术革新等方面的优势，继续影响着世界石油体系中的权力和利益分配。

总之，国际石油公司与发达母国（也是发达消费国）共同塑造了世界石油体系的“中心—外围”式权力结构，并综合利用各自的权力资源维持权力中心的地位。关于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变迁与世界石油体系结构调整的历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书将在第四、五、六章详细探讨。此处仅以1973年石油危机中的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和欧佩克产油国（主要是沙特阿拉伯）之间微妙而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案例，通过分析这段历史，来解释国际石油公司对于美国政府补救处于衰退之势的美国及美元所具有的战略意义，特别是探讨国际石油公司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和利益联盟，对于维持它们在世界石油体系中权力核心地位的作用，暨国际石油公司对于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的影响。

根据威廉·英格达尔（William Engdahl）在《一个世纪的战争》一书中所披露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和石油禁运的来龙去脉，⁽¹³⁾我们可以断定，石油巨头与作为霸权国的母国是战略和利益的共同体——国家战略与公司商业利益的联盟，彼此互为工具，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政府达到了石油巨头不能实现的目的——暗中挑拨阿以关系，确保阿以战争和随后的阿拉伯石油禁运。⁽¹⁴⁾石油巨头的目的在于挽救处于亏损中的新油田项目。由于石油禁运和十月战争造成的供应短缺，最终导致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油价因此成倍上涨，涨幅超过4倍，确保了开采成本大大高出阿拉伯油田的北海油田成为盈利的油田，从而维护了石油巨头在北海石油的投资收益。

《沙漠黄昏》的作者马修·西蒙斯从另一个角度为1973年石油禁运实际上是在挽救西方国际石油公司提供了佐证。他写道：“通过引发油价上涨，沙特阿拉伯偶然间挽救了许多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使其免于破产。”⁽¹⁵⁾如果油价仍然停留在3美元左右，更不用说跌至1美元，那么几乎每一个至1973年石油禁运时恰好在建的大型能源项目的投资者也许都已经破产了。比如在油价猛涨前，阿拉斯加石油管道和大部分北海第一代巨型油田已在规划或建设之中，这些成本极高的项目大部分在油价开始持续上升并稳定在非常高的水平之前就已运营，而且这些能源项目的财务成本已经增至预算的5至10倍。如果油价仍维持在低位，投资者破产将在所难免。然而，“仅仅因为油价飙升，许多成本极其高昂的新能源项目变得合理而具有商业价值了。”⁽¹⁶⁾虽然西蒙斯写作的意图与英格达尔并不一致，但是两人都从这段历史中发现，1973年的石油提价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即便西蒙斯没有探究其中精心设计的人为成分，但这也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意外”或“巧合”——“油价上升还意外地带来了许多福祉”，⁽¹⁷⁾毕竟国际石油公司是石油提价的受益者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此外，尽管石油禁运也给美国的国内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造成压力，如石油短缺、汽油涨价等带来的负面作用，但是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美国政府恰恰也是石油禁运的受益者，其中最重要的收益在于保住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由于美元是当时石油交易的唯一货币，油价的上涨也增加了其他消费国对美元的需求，从而将与黄金脱钩并且贬值的美元从危机中成功解放出来，从此纯粹的纸币取代了有黄金作保证的美元，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得以继续保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石油巨头也实现了美国政府力所不及的目的。石油巨头利用手中控制的非阿拉伯石油，并重新安排出售给其他消费国的份额，以此来援助受到禁运的美国。这种“责任共担”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禁运对美国的打击，但是美国的其他盟国却不得不在承受制裁的同时为美国分担禁运损失，如德国和日本，而且只有英国是个例外。

美元霸权与石油、美国政府和石油公司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借力。能真正同时从美元贬值和油价上涨中获益的行为体是石油巨头，而不是阿拉伯产油国，美元的贬值和其他工业品的涨价，在很大程度上冲销了产油国的石油收入。对于美国来说，从石油危机中得到的收获还不仅仅在于维护美元的地位，美国政府通过操纵石油和美元，还在阿拉伯产油国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式的联盟关系，这种关系在根本上有利于美国以及其他作为美国盟友的发达国家，即经合组织成员国。美元与石油结合形成的石油美元取代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体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黄金一直是货币和经济一体化的标准，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黄金的这一角色已经由石油所取代。⁽¹⁸⁾七十年代的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看似美国的衰退和石油巨头的权力下降，实则只是世界石油体系权力中心在一定限度内的转移，发达消费国、石油巨头与不发达产油国的权力关系经过调整之后，形成了以国际石油公司、发达消费国（美国）和欧佩克（沙特阿拉伯）结盟的权力轴心，而这一权力结构在根本上有利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及国际石油公司。

综上所述，国际石油公司即使在权力地位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挑战的历史时期，国际石油公司的活动仍能凸显其权力资源多样性的优势，以及调整权力资源组合实现权力最大化的能力。通过与美国的战略配合，甚至还有沙特“意外”的参与，利用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转危为机。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国际石油公司，也在某种意义上维护了美国和美元的地位，同时还削弱了既是美国盟友也是竞争对手的西欧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