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的运作模式

第二节　相互依赖的纽带：国际石油公司与世界石油体系的运作模式

世界石油体系中各个行为体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国际石油公司、产油国和消费国，围绕石油的勘探、开采、加工和销售，形成三角相互依赖的互动模式。国际石油公司是相互依赖的重要纽带，也是构建三角相互依赖模式的关键施动者。三方行为体遵循权力法则进行互动，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决定了相互依赖的不对称、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以及调整政策的能力和代价的不对等。

一、三角相互依赖

在世界石油体系中，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三角相互依赖模式。作为不可再生性资源和世界性商品，石油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分布上存在严重的错位，其产量和消耗的比例严重失衡。在短期和中期时段中，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材料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呈双重刚性。⁽¹⁹⁾从供应方来看，石油是产油国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需求方来看，到目前为止，石油仍是一种替代性很低的一次性消耗的能源。因此石油生成国和进口消费国之间存在天然的相互依赖关系。

关于石油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双向的，既有消费国对产油国的石油依赖，还有产油国对消费国的财政收入依赖。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也同样如此。从石油生产和市场角度看，石油“七姊妹”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以来，就一直是石油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媒介，既是相互依赖关系的施动者也是参与者，不仅影响不同国家的依赖程度，自身也处于依赖关系中。

再从原油和成品油的供需关系来看相互依赖。原油和石油产品的供应方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一些产油国既出口原油，也需要进口成品油，如伊朗。与之相反，某些发达消费国既进口原油，也出口石油制成品，如美国。不发达的或新兴发展中的消费国既要进口原油也要进口石油制成品，如中国。因此，关于原油和石油产品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很大差别，这增加了相互依赖的复杂性。在形式上，围绕原油和成品油形成的是复杂的三角相互依赖结构，包括产油国—国际石油公司—消费国之间，以及发达消费国—国际石油公司—不发达消费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从内容上看，在原油领域存在进口国和产油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在制成品领域，不发达进口消费国和部分原油生产国都对原油加工方即国际石油公司存在依赖。因此，无论在原油还是在成品油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际石油公司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权力的不对称

权力的不对称来源于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和运用权力的能力与手段。客观上三方行为体在资源禀赋、权力来源、现实权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大多数产油国都是不发达国家，在殖民帝国时代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殖民地，在国家独立并夺回石油主权之后，仍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原材料生产地和出口地的位置。它们尽管拥有石油储藏，但却缺少足够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单独承担运作石油工业的能力。石油消费大国绝大多数都是工业化发达国家，少数新兴发展中国家只是在二十世纪末才加入世界石油消费大国的行列。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的石油消费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是工业原料的进口方和工业产品的制造者。此外，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体现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母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也是石油巨头可资利用的权力源泉。

相比之下，三方行为体各自的权力优势体现在不同方面。产油国的优势在于石油资源；消费国尤其是发达消费国的优势在于工业化程度和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国际石油公司的优势主要在于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产油国的优势正是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的劣势所在，反之亦然。另外，在成品油的供需关系上，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与不发达产油国和不发达消费国相比，权力优势更加明显。因此，权力的不对称客观上来源于行为体在资源禀赋、权力资源、转化权力的能力和手段，以及现实权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别。

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笼统地介绍了三方行为体的权力不平衡，旨在说明相互依赖中普遍存在的权力不对称。但三方行为体实际的权力差异不只是从静态的权力对比中反映出来，更从实际问题的演变发展中动态地呈现出来。而且，虽然相互依赖中权力的不对称性是绝对的，但是行为体运用自身权力优势与其他行为体博弈的结果却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具体的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在实际的问题领域中，根据行为体具备的权力要素作具体分析。如在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进行石油合作的博弈中，权力的不对称不仅仅体现在资源方面，产油国作为东道国的政策手段、国际石油公司利用母国、影响母国外交政策等可能性，都使得权力对比的不对称更加复杂，权力博弈的结果更加不确定。

三方行为体权力的不对称还决定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政策调整的成本或代价的不对等。

三、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权力的不对称带来行为体之间收益分配的不平等。从战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这段时间，许可证制度是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建立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在战后初期，石油的开采和销售几乎完全操纵在以“七姊妹”为首的国际石油公司手中，产油国政府并不参与石油生产和定价，产油国政府向国际石油公司出售生产许可证，给予国际石油公司条件优厚的开采特许权，得到的只是出售特许权的租金。⁽²⁰⁾可以说，产油国获得石油收入是以丧失或部分放弃国家对石油资源的主权为代价的。国际石油公司只需付给产油国政府一定数额的油田使用费，就可以取得在产油国境内开采石油的特许权。享有特许权的“七姊妹”垄断着石油的生产和经营，其业务几乎覆盖整个石油产业链，控制着从油井到加油站的一切。在垄断经营中，石油巨头决定石油最终产品的价格，所付成本只是向产油国政府缴纳的租金，从而获得超额回报。

国际石油公司之所以能够得到开采特许权，不仅由于它们拥有资金、技术和下游市场等，更在于国际石油公司的母国与产油国之间存在的殖民关系。因此，许可证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分配协议，其背后潜藏着发达国家与产油国之间、以及发达资本和石油资源之间的统治与依附的关系。换言之，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决定了在产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关系。

国际石油公司获得开采特许权后，垄断了石油的生产，控制石油产品的最终价格，从而获得垄断高额利润。优厚的开采条件也保证了发达消费国能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丰富的石油。比如在1951年伊朗国有化危机前，在英伊石油公司（Anglo Iranian Oil Company）⁽²¹⁾与伊朗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中，当时伊朗获得的资源收入小于英伊石油公司交给东道国政府的税收，更是低于英伊公司自己保留的利润，伊朗作为资源国却处于石油收益分配中最不利的位置。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的权力优势决定了它们在石油收益分配上的优势，而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关系也成为日后导致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及其母国之间发生冲突的诱因。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产油国普遍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和收回石油主权之后，产油国同国际石油公司在资源性权力上的对比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产油国也因此增加了在石油分成协议中的份额。尽管产油国的石油收入有所增加，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是客观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收益的不均衡。仅仅从石油收益的分配上看，分配的不平衡程度得到了改善，但在世界石油体系的外部环境中，即世界经济和金融、国际分工和贸易等外部环境中，收益再分配的不平衡依然存在，产油国石油收入绝对值的提高掩盖了世界经济总体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平衡。在外部环境中，不发达产油国与发达消费国、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也存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这种关系根本上源于双方在生产和贸易上的关系，即原料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分工和交换关系。此外，在外部环境中，石油交易货币币值的变动也会对产油国的实际收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产油国增加的石油收入往往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而难以转化为国民财富的实际增长，如美元贬值、物价（主要是工业品价格）上涨等因素，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产油国增加的石油收入，使产油国的石油收益从其他渠道又重新回流到发达工业化国家。

另外，消费国应对油价变化的政策措施也是改变产油国石油收益的相关因素。对于大多数消费国来说，油价高涨增加了进口石油的支出，并容易诱发经济的停滞，因此它们致力于减少对石油的需求，也就是减少对产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的依赖。高油价也会刺激消费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国内政策和措施，如实施节能、提高国内燃油税收等政策，寻求开发新能源等措施，来补偿进口原油增加的开支或降低对原油的依赖程度，从而减少承担高油价的代价。上述因素都会实质性地降低原油进口量，从而影响产油国的实际收入。综上，世界石油体系内部的不对称相互依赖直接决定了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外部大环境中的权力不对称也渗透到世界石油体系中，间接地影响着有关行为体的利益分配。

四、政策调整代价的不对等

权力的不对称也带来行为体调整政策的成本不对等。政策调整成本按时间段可区分为短期和中长期两种成本，而中长期政策调整付出的代价最能体现权力对成本的影响。短期成本体现了行为体受到影响的程度和做出反应的速度。由于短期内形成新的政策比较困难，行为体在短时期中只能在既有政策框架下对另一方行为体的变化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几乎是瞬间和直接的。短期成本解释了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问题。产油国和消费国都有各自的敏感性，衡量各自敏感性的方法很简单，消费国的敏感性体现为“进口石油价格的上涨和石油进口量占总需求量的份额”⁽²²⁾，因而石油进口量的高低决定了消费国对产油国敏感性依赖的程度。同理，产油国的敏感性表现为石油收入占本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这一比例的高低表示产油国对消费国敏感性依赖的程度，两者呈正比例关系。敏感性或短期成本体现了相互依赖双方静态的权力对比，以及静止的相互依赖关系，不能反映行为体调整政策的能力、成本以及政策调整后的相互依赖关系。当行为体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有关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应对时，脆弱性和中长期成本更有助于衡量相互依赖的程度和状况。

只有在中长期时段中，行为体才有调整国内或对外政策的可能。中长期成本体现了受到影响的行为体调整政策的能力和代价，实际上体现了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和运用权力资源的能力。基欧汉和奈已经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三次油价上涨⁽²³⁾对美国和日本这两大消费国造成政策调整的代价做了精炼的对比。⁽²⁴⁾笔者在此无意重复，而是尝试比较相互依赖双方的脆弱性，或者说比较双方实施中长期政策调整的能力。“相互依赖的脆弱性程度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²⁵⁾具体来说，当产油国中断石油供应提高油价时，发达消费国可以动用多项权力资源，进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包括石油来源多样化、建立战略石油储备、降低经济增长对石油的依赖、厉行节能措施、寻找替代能源等，甚至能够以武力威胁产油国改变政策，减少油价上涨或供应波动造成的影响。反过来，消费国中长期的政策调整考验着产油国承受变化和采取应对措施的能力。消费国中长期政策调整的直接后果是石油需求的相对下降，石油的可替代性增加，导致产油国的石油收入减少。在可替代选择上，以石油收入作为主要财政来源的产油国，小于以石油作为工业原料的发达消费国。换言之，产油国，尤其是不发达产油国，很难在石油之外获得其他收入来源，即使是在较长的时段中，也很难改变以石油作为经济支柱的状况。但是消费国，特别是发达消费国能够在中长期中，获得可供替代的能源，如天然气、核能等其他能源。因此，产油国和发达消费国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上也是不对称的，但优势属于发达消费国一方。此外，高油价导致世界经济的衰退甚至滞胀，也会间接地造成产油国石油收入的损失。大多数产油国只能从油价上涨中获得短期收益。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曾经担任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和欧佩克秘书长的阿梅德·扎吉·亚马尼（Sheikh Ahmed Zaki Yamani）一再向其他产油国强调：“高油价对谁都不利”。

不同行为体之间在权力资源、转化和运用权力的能力上的不对等，导致相互依赖中权力的不对称、利益的不均衡和政策调整成本的不对等。在产油国和消费国的相互依赖中，短期成本体现了敏感性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产油国在敏感性依赖中处于优势。中长期的成本代价体现了脆弱性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总体上是发达消费国占据优势。⁽²⁶⁾中长期成本或脆弱性相互依赖含有敏感性依赖所不能揭示的政策和战略含义，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上占优势的行为体可以通过改变国内或国际政策，从而降低在政治或经济上付出的代价。这是短期成本不能衡量和敏感性依赖无法体现的。从脆弱性相互依赖中可以判断出“哪些行为体能够确定游戏规则”，行为体“如果忽视脆弱性基本模式，操纵非对称敏感性相互依赖的努力有可能徒劳无功”。⁽²⁷⁾阿拉伯产油国就曾有过这样的教训。产油国可以借消费国的敏感性，利用石油武器增加收入，但消费国可也以利用自身权力资源，在中长期政策调整中获得脆弱性依赖的优势，并逆转在利益分配上的劣势。产油国却在脆弱性依赖上遭到报复，蒙受更大损失。因此，敏感性依赖关系不能反映权力对比的实质，脆弱性依赖才能体现不同行为体在权力资源和影响结果的能力上存在的差异。不过，敏感性的政治意义在于，敏感性的迅速上升往往导致行为体对相互依赖的抱怨，以及改变相互依赖现状的政治努力。⁽²⁸⁾换言之，只要行为体感到在敏感性依赖上处于劣势，如消费国感到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过高，那么尽管消费国在与产油国的脆弱性相互依赖上占据优势，它们也会始终把减少乃至摆脱敏感性依赖看作其不可逾越的重要议题。

五、相互依赖与权力资源的转化

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只有在导致双方付出成本和代价的互动过程，即相互依赖关系中，才有进行转换、对比和较量的可能。反之，如果行为体之间不存在需要彼此为之付出代价的相互交往关系，那么也就不会发生权力的对比和较量。行为体新增加的权力来源，依然要通过重建后的相互依赖关系，才能实现权力来源的转化和现实权力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看，至少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相互依赖既是行为体互动的模式，也是行为体进行权力对比的平台。

行为体的权力来源和转化与它们在相互依赖中的地位有着密切联系。正如前文所述，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上占优势的行为体，未必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上具有同样的优势。反之，行为体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中处于劣势，未必意味着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中也同样处于劣势。存在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原因在于，不同行为体调整政策的潜能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源于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和转化权力资源能力的差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段时期，阿拉伯产油国和发达消费国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产油国在敏感性和脆弱性不对称相互依赖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为我们探讨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及其转化与行为体在相互依赖中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例证。

在阿拉伯产油国与发达消费国的相互依赖中，产油国的权力优势来自石油资源，这正是大多数消费国的弱势所在。因而产油国能在短期中将石油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影响供应和石油价格的能力，以及获得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中的优势，并借此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的——主要是提高石油价格和惩罚在阿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消费国在短期中无法迅速改变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只能承受供应中断和油价上涨造成的代价，一些国家如日本不得不改变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转向支持阿拉伯国家。

但是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中，消费国可以利用物质性权力资源减少本国经济增长对石油的依赖。国际石油公司也从非阿拉伯产油区为母国提供石油，拓宽石油供应的渠道，减少母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另外，世界石油市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对产油国不利的市场条件，也削弱了产油国石油资源的优势。总之，拥有多种权力资源的消费国可以改变对中东石油依赖的敏感性，但大多数产油国普遍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上处于劣势，很难长期保持石油武器的威力，最终遭到消费国和石油市场的报复。事实上，欧佩克在经历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约10年的巨额石油收入和经济快速增长之后，接着就陷入了长达17年的经济停滞。⁽²⁹⁾在中长期时段内，产油国的资源优势在与消费国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被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的经济、技术、外交甚至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所损耗。

在这个历史阶段，产油国之所以没能自始至终地保持石油资源所赋予的优势，是由于在中长期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其权力资源发生了很大的损耗，而导致其转化权力资源的能力弱于发达消费国的原因，在于产油国自身权力资源的有限性。正如基欧汉和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所强调的：“以资源类型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与以对结果的影响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之间很少出现一一对应关系。”⁽³⁰⁾这段话中表达了权力的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另一层是对结果进行控制的能力。第一层权力源于行为体所拥有的一定资源，也就是本书所指的权力资源，权力资源只有经过转化才能转变为控制结果的现实权力，即第二层含义的权力。两者之间“很少出现一一对应关系”的原因在于，很多能力（权力资源）在转化（讨价还价、谈判等）的过程中遗失了。因此，基欧汉和奈认为，行为体在能力上的优势未必导致其对结果的控制方面占据优势。对于当时的阿拉伯产油国来说，控制石油资源能够使其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上影响消费国，但是这种敏感性上的优势未必能够保证它们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上继续保持优势，两者之间“很少出现一一对应关系”。欧佩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权倾一时和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的衰退，揭示了产油国由于缺少足够的物质性权力资源的支持与配合，难以长期保持自然资源这一权力来源的优势，以及难以将石油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对最终结果的控制。因此，行为体的权力资源以及转化权力资源的能力和最终结果，与行为体在相互依赖关系中所处的状况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联系。相互依赖作为世界石油体系行为体互动的模式，也在无形之中成为行为体转化权力资源、较量现实权力的重要平台。

六、国际石油公司与三角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是世界石油体系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在国际石油公司、产油国和消费国三者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国际石油公司是构建三角相互依赖关系的关键施动者。作为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桥梁，国际石油公司塑造了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影响着不同消费国的依赖状况。

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是石油。石油是产油国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也是消费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血液。在产油国和消费国建立直接的石油买卖关系之前，国际石油公司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石油供需关系中国际石油公司的身影无所不在。在石油工业发展的初期，不发达产油国由于自身缺乏勘探、开采和加工原油的技术、资金等条件，需要石油投资商的帮助，才能将石油转化成国际硬通货，这些投资者或开发商往往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公司。最早在海外寻找和开发油源的石油公司，如壳牌、美孚等公司，后来都成为对世界石油体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石油巨头。1952年，石油“七姊妹”生产了除北美和共产主义国家之外90%的原油，⁽³¹⁾产油国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这些国际石油公司。

在产油国普遍取得石油国有化运动的胜利之后，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直接的原油贸易开始增加。一些西欧国家和日本也竭力建立本国的石油公司，直接从产油国进口原油。尽管消费国与产油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原油贸易关系，打破了国际石油公司垄断石油生产和销售的局面，但是国际石油公司在产油国和消费国中的媒介作用依然不可取代，国际石油公司仍是产油国石油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产油国在石油工业国有化之后仍需要有关的技术、资金、管理等要素，而且需要国际石油公司所掌握的国际市场渠道，因而它们有必要与国际石油公司进行新的合作，国际石油公司仍是产油国赖以将石油转变为财政收入的主要依靠。此外，由于一些产油国缺少加工原油的技术和能力，如伊朗，它们还要依靠国际石油公司为其提供成品油，因此国际石油公司还塑造着部分产油国在石油制成品上对自身以及发达消费国的依赖。

国际石油公司的作用不仅在于塑造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自身也处于相互依赖之中。国际石油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消费国对产油国的依赖状况，特别是消费国对产油国的脆弱性依赖。消费国对产油国的敏感性依赖体现为石油进口占该国石油总消费量的比重，进口比例与敏感性呈正比。脆弱性体现在该国应对产油国抬高石油价格、限制产量或中断供应等情况而寻找替代油源、调整政策或制定新政策所付出的成本，即改变政策框架的难易程度。消费国改变对产油国脆弱性依赖的途径主要包括拓展石油来源渠道、开发替代能源、降低石油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等措施。在1973年的石油禁运中，美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在降低禁运制裁对美国造成的损失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石油公司设法把阿拉伯的减产量在所有消费国中进行分摊，从非阿拉伯的石油供应和售给其他国家的石油份额中提取一定比例，调拨给美国，其他国家都要或多或少地承受供应的削减。这就是国际石油公司解决石油禁运的“责任共担”论。国际石油公司之所以能够将出自其他产地或者售给其他国家的石油调剂给美国，答案在于国际石油公司所特有的“内部市场”。⁽³²⁾显然这一做法牺牲了其他消费国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国际石油公司供应原油的国家的利益，比如日本。日本对国际大石油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存在高度的依赖。在石油禁运风波中，日本通产省官员呼吁大石油公司不要把非阿拉伯石油从日本转移到美国，但是最后不得不默认国际石油公司这种“有难同当”的做法。⁽³³⁾由于石油“七姊妹”中有五家石油公司的母国是美国，因而美国在国际石油公司的帮助之下，减少了石油禁运造成的损失，而日本却不得不接受由国际石油公司转嫁过来的供应减少，这对于日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因此，国际石油公司在影响不同消费国的依赖状况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石油公司之所以能够主导世界石油体系中的相互依赖，决定不同消费国对产油国的依赖状况，塑造产油国和不发达消费国对发达消费国的依赖，这都有赖于国际石油公司的特性和经营模式，即资本积聚、权力集中和垂直一体化。技术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走向权力集中创造了机会。第二次工业革命标志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变，资本主义从分散的、彼此竞争的小单位的阶段，转变到经济权力大量集中并支配工业和金融领域的阶段。⁽³⁴⁾垄断和竞争并列成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特征。大型一体化公司本身是垄断的代名词，同时还加剧竞争。竞争的结果便是竞争对手从昔日众多的小企业，转变为为数不多的大企业。竞争的对象集中在资源和市场，竞争的程度更加激烈。竞争反过来加剧垄断，导致大公司走上垂直一体化的经营道路。

大公司的成长经历可以概括为从资本的大量积聚到垄断，再到形成规模巨大的垂直一体化公司。国际石油公司与其他国际大公司一样，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从资本积聚开始，在垄断的驱动和竞争的刺激下，走向权力的集中，从国内的垄断和一体化进入海外扩张与世界范围的一体化，从纯粹的商业经营转化为实施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国际石油公司在本国形成了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控制自己所需要的原料，自己的加工企业以及自己的销售渠道。当国内的资源供给已经不能满足其不断扩大的规模的时候，海外的原料供应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国际石油公司对原料的扩张性需求使得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从国内延伸到海外。垂直一体化的国际经营，使国际石油公司得以在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构建关于原油的相互依赖，在消费国内部形成关于石油产品的相互依赖。对资金和技术的垄断也使国际石油公司在与产油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塑造了自身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