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危机与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性变革

第一节　遭遇突变：1973年危机与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性变革

世界石油体系是一个存在结构性冲突和内在矛盾的体系。美国石油产能逼近峰值、发达消费国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对中东石油依赖增加等等，潜伏着石油供求关系紧张的危险。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非均衡的利益分配关系中潜伏着不对称相互依赖断裂的危险等。石油体系内生的结构性矛盾铸就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这次危机因而成为石油体系发生第一次权力转移和结构变革的转折点。本节从世界石油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变化、体系外部环境的变化等方面，解析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第一次结构性变革。

由于权力资源和现实权力的缺失，产油国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都处于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的边缘地带，难以挑战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地位。但产油国一直在积蓄挑战权力中心的能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产油国逐渐对权力中心构成威胁，对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形成挑战。1973年石油危机是世界石油体系中权力转移和结构性变革的标志性事件。

一、1973年石油危机及其影响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阿以战争爆发，史称“十月战争”。10月16日，属于欧佩克的次级集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原油价格提高为每桶5.12美元，增长幅度达到70%。⁽²⁾12月23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继续将原油价格进一步提高为每桶11.65美元。石油价格在一个月内已经提高到原来的4倍。同时，阿拉伯产油国还利用石油作为武器，报复在战争中帮助以色列的美国、荷兰等国，对它们实行了石油禁运。到11月，尽管阿以双方已签署停火协议，但石油禁运并没有停止，并且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仍保持25%的减产。随后，海湾六国在1973年底宣布将原油的市场价格提高128%，并于1974年1月开始生效。禁运、减产和提价导致世界石油市场一片混乱，发达消费国处于恐慌之中。直到1974年3月，海湾产油国正式终止针对美国的石油禁运，导致世界性石油危机的石油禁运才算宣告结束。

石油危机严重破坏了石油供应的稳定性。危机造成石油供应短缺6个月，平均每天短缺260万桶。危机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超过往年发生的石油供应中断，只是供应短缺持续的时间小于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后者造成了持续44个月的短缺，但是在平均短缺量上却远远超过以往，包括苏伊士运河危机。⁽³⁾战后持续近30年相对稳定的世界石油市场就此终结。

石油危机对油价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石油价格在发生了连续的“蛙跳”式上涨后仍停留在高位。阿以战争前，阿拉伯轻质原油的市场价格约每桶3.01美元，到危机结束时已升到每桶12美元以上，此后很多年油价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油价的成倍上涨揭露了两个严酷的事实，一是美国几乎丧失平抑油价的手段或能力，二是欧佩克已经具备决定或影响价格的能力。两种力量此消彼长，预示着世界石油体系和秩序将发生某种“无可挽回的改变”。

石油危机还打破了世界石油市场脆弱而紧张的供求平衡，成为触发世界石油体系结构性震荡的推动力。1973年，世界石油市场结束了长期供过于求的局面，供需达到平衡，并趋于供不应求，原油生产已不足以满足持续增加的需求量。1974年石油危机结束后，原来由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共同垄断世界石油市场的局面一去不返，世界石油市场进入卖方主导石油秩序的历史阶段。

石油危机对世界石油经济、石油供需结构的冲击，也超过此前历次石油供应短缺或相互依赖链条破裂造成的后果。在危机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世界石油体系几乎丧失自我调节能力，危机成为激发体系结构变革的推动力。

二、世界石油体系内在结构的改变

世界石油体系内在结构的改变源于行为体和体系层面上发生的变化。

首先，产油国的力量不断上升，逐步废除了石油开采许可证制度，纷纷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

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的权力关系集中体现在石油开采的许可证制度上。许可证制度既是国际石油公司垄断石油生产和市场的权力资源，也是后来导致产油国削弱国际石油公司石油资源垄断权的根源之一。

石油产业的超额利润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原油的生产领域，一些规模较小的独立石油公司向产油国政府提出了更为优越的条件来获得石油开采的特许权。产油国借机大量发放许可证，试图在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削弱国际石油公司的垄断权。因此，从1953年到1969年之间，持有石油开采特许权的公司数目从33家上升到337家。⁽⁴⁾这一举动对国际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石油开采特许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独占和垄断石油资源的权利，保证垄断者得以享有超额垄断利润，如果过多的厂商持有特许权，进入石油市场，那么原市场垄断者的地位必将遭到侵蚀，其垄断利润必然减少甚至消失。但与此同时，随着石油市场从寡头垄断型转变为垄断竞争型，产油国的实际收益也受到间接影响。产油国虽因大量发放许可证增加了直接收入，但在与国际石油公司利润分成方面的间接收入却大大缩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石油收入的分配方式由收取特许权租金转变为利润五五分成。五五分成只是一种原则上的利润分配协议，在实际操作中一般都按照“假定价格”来计算石油公司的利润，并结算产油国的收入。⁽⁵⁾“假定价格”是根据石油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售价计算得出的，这样产油国的石油收入就不受石油市场价格变化的直接影响。可是由于许可证发放泛滥，石油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石油价格不断下滑，石油公司做出了下调“假定价格”的做法来维护自身利益。在1959—1960年间，石油公司曾连续两次下调“假定价格”，产油国的收入间接受损。产油国收入的减少是导致1960年欧佩克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面对实际收入的锐减，产油国采取了多种手段，除了成立欧佩克，还纷纷采取提价行动，实行石油国有化等措施。如委内瑞拉在1971年向国际石油公司提高开采使用费，接着又宣布对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其他欧佩克国家也纷纷效仿，先后有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国实行石油国有化。欧佩克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比例因此增加到53%以上，将“七姊妹”的份额压缩了约59%，有效地削弱了国际石油公司对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国有化运动彻底终结了带有殖民色彩的石油开采特许权制度，改变了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的资源性权力对比，并使1973年石油危机成为可能。其发展线索和因果机制如图5.1所示。

图5.1　产油国权力上升导致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的因果机制

其次，从供需关系来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东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区，发达消费国对海湾石油的进口量迅速增加，对产油国的依赖随之加深，阿拉伯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的市场条件渐趋成熟。

中东石油的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已经占据世界石油生产和市场的“半壁江山”。到1972年底，中东已探明石油储量为3 553亿桶以上，约占世界已探明石油总储量的一半以上。1972年，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卡塔尔等5个石油输出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原油总产量达到57.49亿桶，约占当年世界原油总产量的31%。同年，上述7国的原油总出口量约为53.66亿桶，约占世界原油总出口量的53%。⁽⁶⁾

由于发达消费国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加，对海湾石油的依赖也随之加重。1960年以后，美国石油进口量翻了两番，到1973年美国每天进口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合计为1 620万桶，全年为81 320万吨。⁽⁷⁾美国消费的石油占世界石油总消费量的30%左右，是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费国。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随着消费量的上升而不断增加，进口石油在美国石油消费量中所占比例达到36.1%，其中有15%来自中东和北非。⁽⁸⁾

西欧1960年能源总需求量的60%还是煤炭，但是随后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石油消耗量逐年增加，到1973年，煤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不足25%，石油的比重已超过60%，高达每天1 520万桶，全年为74 770万吨。1973年，西欧的石油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27%，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方。尽管当时已经在北海发现了石油，但是开采成本远远高于沙特阿拉伯生产的石油，而且产量有限，因而西欧对海湾国家的石油依赖很大。1973年西欧63%的原油进口来自海湾地区。⁽⁹⁾

日本1972年进口石油占能源需求的73%，其中80%来自中东和北非。⁽¹⁰⁾而且日本二战后所需石油几乎完全依赖“七姊妹”的供应。1973年，“七姊妹”垄断了日本石油供应量的74.1%。日本对国际石油公司的过度依赖这一弱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暴露无遗。由于美国石油进口量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大幅增加，控制国际石油供应的美国石油公司采取了优先供应美国市场的做法，直接影响到日本的石油供应稳定。后来阿拉伯产油国实行禁运和减产，国际石油公司在消费国之间分担禁运带来的供应短缺，日本就成了石油短缺的牺牲品，饱受“断油”之痛。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产油国产能渐趋饱和，而产油国的减产、提价、禁运、国有化等行动，更是加剧石油供需关系的紧张。国际石油市场越来越接近卖方市场，越来越有利于生产国。1973年十月战争爆发后，产油国通过禁运、削减供应等手段，迅速收紧乃至中断与消费国的互赖链条，把市场供求紧张所赋予的潜能转变为对消费国的压力，进而将市场优势转化为政治势能。

第三，从相互依赖关系来看，在石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换的同时，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的三角相互依赖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

消费国在石油相互依赖中的敏感度与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成正比关系。由于石油成为西方国家能源构成的主要部分，对进口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对石油供应减少或中断则越发地敏感，因而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中处于弱势。同时，由于国有化运动降低了产油国对国际石油公司的依赖，也削弱了国际石油公司对消费国的供应能力，消费国的石油依赖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从国际石油公司转向产油国。国际石油公司在三角相互依赖中传统的“中间人”角色走向弱化。能够决定石油产量、供应和价格的产油国逐渐成为石油市场的主导者，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占据上风。

美国供应能力下降也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供求结构和主要行为体相互依赖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因素。美国的石油生产能力在1970年达到饱和，在消费国的需求增加和市场供求关系趋于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弥补供应短缺的能力几乎丧失。美国产能饱和调节供应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他发达消费国在石油市场供应短缺时获得可替代油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此外，还有一些与石油有关的因素也加剧了发达消费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如发现新油田的速度下降、发达消费国政府在产油国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弱化、发达消费国缺乏单个或集体的能源政策以对抗产油国操纵或控制石油供应的行为等。⁽¹¹⁾

如果此时石油相互依赖的链条发生断裂，消费国在较短时间内将难以及时做出政策调整，而不得不承担石油短缺和涨价造成的损失，为石油依赖的敏感性付出代价。当时美国国务院的石油专家詹姆斯·埃金斯（James Akins）在《外交》季刊上载文，认为世界石油的买方市场即将终结，一场石油危机正山雨欲来。⁽¹²⁾如果石油市场发生任何一点意外，比如某个或某几个生产国故意中断石油供应，那么危机便一触即发。

第四，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来看，中心和外围的权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两大中心丧失了权力优势，体系外围的产油国成长为有力的挑战者。

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美国不仅明显失去了买方市场地位，而且主导和调节石油市场的能力显著下降。作为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核心和世界石油秩序的主导者，美国有责任保证西方盟友获得充足的石油供应，并在石油减产时弥补缺口。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发生的多次石油供应短缺事件中，美国都能够利用国内剩余的生产能力，增加国内生产，或依靠国际石油公司，来弥补盟国的供应缺口，有效击退石油武器的进攻。例如，美国能够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将国内生产的石油输往英国和法国，弥补石油禁运造成的紧缺。在1967年六日战争时，美国的国际石油公司也能够从其他渠道增补供应量。⁽¹³⁾因此，这两次石油减产尽管造成了大量的市场短缺，⁽¹⁴⁾但由于美国有能力调节市场供应而得到有效化解。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美国应对石油供应紧缺的调节能力严重下降。当时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已经达到顶峰，而国内石油消费量仍不断增加，美国不得不扩大石油进口，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度也随之上升。如若再发生石油供应短缺的危机，美国已经没有多余的产能来填补供应缺口，这意味着美国难以继续作为世界石油的供应者，发挥调节市场供应量、阻止价格上涨和抵御石油武器的作用。

作为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中心，美国遇到的问题不是单纯行为体层面上的，而是结构性的。1973年阿以战争开始后，面对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的禁运和减产，美国已经无法通过增加国内的开采来稳定供应和抑制油价，面对供应的紧缺和油价的上涨显得无可奈何。另外，美国出于对苏联威胁的担心，最终放弃了动用武力占领中东油田的打算。美国作为世界石油体系权力中心的地位处境堪忧，而且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地位也受到对手苏联的威胁。总之，作为权力中心的美国，其石油产能的饱和、市场调节能力的丧失和军事的无用武之地，无不证明其权力资源的减少，其现实权力已不足以应对产油国的挑战。

作为世界石油体系另一中心的石油巨头因产油国的国有化运动而逐渐丧失了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其市场份额也相应减少，对产量和价格的影响力大大下降。面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国际石油公司首当其冲（下文详述）。在石油危机爆发前以及危机过程中，国际石油公司已无力抵制产油国的禁运、减产和提价行为，只是从其他产油区生产的石油中调拨一部分用来接济遭受全面石油禁运的美国。

与此相反，在体系外围产油国的力量却在不断上升，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废除石油开采许可证制度、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等行动，1960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石油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无疑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着不发达产油国形成了一股集体力量，开始以集团的形式与体系中心进行抗争。

欧佩克的成立与产油国和石油巨头之间在石油利益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有直接联系。国际石油公司在1959—1960年单方面调低“假定价格”，使产油国实际收入锐减，从而促使产油国走向联合。“石油巨头与产油国在资源占有、石油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是欧佩克成立的重要背景”。⁽¹⁵⁾欧佩克的出现预示着石油将不再只是美国主导世界的工具，而是正在成为产油国手中的政治商品，并将有朝一日改变世界石油秩序。虽然欧佩克成立初期在维护产油国利益方面成效甚微，对石油价格和产量几乎没有发言权，也无力迫使美国放松配额管制，或劝说美国对国际石油公司施加压力使其减产保价，但在欧佩克成立后的十年中，石油的假定价格没再下降，⁽¹⁶⁾欧佩克成员国数量不断扩大，其成员国数量从最初的5个发展壮大，成员最多的时候曾达到14个，⁽¹⁷⁾占当时全世界石油出口国的85%，⁽¹⁸⁾成为国际石油公司有力的挑战者。

1968年6月，欧佩克第16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成员国石油政策的声明。⁽¹⁹⁾声明旨在维护产油国对石油资源的所有权，目标直指油价的制定规则和石油利益的分配。产油国认为油价应该由产油国政府来决定，同时还要保证油价不会影响产油国进口工业产品的价格；外国石油公司不应该享有超额税后利润，超额利润应该支付给产油国政府，这一点是对石油公司最为致命的打击。这一声明犹如对石油公司的宣战书，从1968年至1973年石油危机前，接连有阿尔及利亚、伊朗、利比亚、委内瑞拉等国向本国的外国石油公司发难。通过石油国有化、价格谈判、政府施压等多种“斗争”方式，产油国在油价制定、税率、乃至石油所有权等议题上均有收获。产油国对石油公司的冲击可谓深广，除了规模较小的独立石油公司，连埃克森、英国石油公司这类长期在产油国进行石油开发并控制石油资源的石油巨头，也都做出了让步。

1973年，在消费国石油需求扩大、美国产能饱和、国际石油公司石油资源减少、石油市场供求趋紧以及阿以战争再度爆发的背景下，欧佩克中的阿拉伯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在诸多方面取得成功，主要包括迫使亲以国家改变立场、提高了产油国的国际地位、也使欧佩克成为当时世界石油体系乃至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等等。

作为欧佩克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核心国家，沙特阿拉伯在石油武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对产油国联合实施石油禁运的成败至关重要。1972年11月，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亚马尼曾说过，他不主张“把石油作为一个政治武器来使用”，他认为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把石油“作为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进行真诚合作的一个基础”。⁽²⁰⁾但是在1973年十月战争爆发前，沙特对石油禁运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1973年4月，亚马尼第一次公开声称：“如果美国不改变对以色列的政策，想要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生产是办不到的。”在7至8月间，沙特外交大臣和阿卜杜拉亲王先后表示，阿拉伯将对“那些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国家”实行禁运，并要制定一个旨在加强朋友之间的联系和惩罚敌人的石油政策。⁽²¹⁾当时，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占阿拉伯产油国的41%，在执行减产任务中，沙特阿拉伯的实际减产量占阿拉伯国家减产总量的50%。⁽²²⁾因此，1973年石油禁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沙特阿拉伯的“贡献”。

美国、国际石油公司、欧佩克（尤其是其中的沙特阿拉伯）等体系性行为体之间权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是世界石油体系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基本动因和内在机制。1973年石油危机是体系内部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因而成为体系变革的历史性转折点。

三、世界石油体系外部环境的改变

世界石油体系中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和权力结构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石油体系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两者在权力结构上密切关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的演变可以追溯到国际政治体系中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两者可谓一脉相承。

七十年代开始，美苏对抗相对缓和，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权力中心的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第三世界掀起反帝、反美和反殖运动浪潮，阿以冲突持续不断。这些因素与世界石油体系中下列事件或现象形成某种对应关系，即世界石油体系权力中心的转移，七十年代初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以及石油武器的使用。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曾在战后支配中东政治以及石油秩序的国家——美国及其盟友英国的实力都处于衰落之中，世界石油秩序的政治基础因此受到削弱。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沼，战争拖得越久，美国取胜的希望就越渺茫，政府也越发不堪重负，反思美国在全球承担责任的程度和性质，成为美国政界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舆论的热门话题。战后，英国陆续减少在中东事务中的存在。六十年代，英国在本国经济陷入衰退和外界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势下，更是加速压缩在海湾事务中的责任，先后撤出亚丁港，终止对苏伊士运河的防卫，直到1971年完全撤出在波斯湾的军事力量，彻底结束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英国的全面撤退给海湾地区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对于包括产油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来说则意味着，“向美国挑战的危险和代价与他们过去承担的相比要少得多，肯定远远不会有他们为摩萨德所付的那种高代价，而所得可能要大得多。”⁽²³⁾在第三世界掀起的反帝、反美和反殖运动浪潮中，产油国恢复石油主权的国有化运动成为这一潮流中突出的组成部分。

从阿以冲突的角度看，石油武器和阿以战争的结合，是阿拉伯国家为实现政治目的，利用石油发动的一次政治行动。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8.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其领土扩大了4倍。而阿拉伯国家遭到惨重失败，丢失了大量土地，其中埃及失去了西奈半岛，叙利亚失去了戈兰高地，约旦失去了耶路撒冷老城、巴勒斯坦失去了约旦河西岸。⁽²⁴⁾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处境艰难：国内经济困顿、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在对外关系上难以打开局面，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失败情绪中，国家领导人的威信也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当时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大国则认为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有利于它们干预中东事务，也有利于它们的战略利益。在这样的逆境下，阿拉伯国家认为只有在阿以冲突中取得哪怕是一场表面上的胜利，才能雪洗战败的耻辱，一扫失败情绪，振奋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比如埃及，当时的萨达特总统就认为需要一次对以色列出奇制胜的战争，来改变同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关系，并扭转国内困局。因此萨达特在1970年提出一个“以战迫和”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只有使中东局势“热化”，才会引起超级大国重视，打破“不战不和”的僵局。他的基本构想是：阿拉伯国家必须向以色列发动一场全面而有限的战争，打破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显示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从而迫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面调停，提出一个体面的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²⁵⁾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需要改变在阿以对抗中的劣势，把以色列逼退到1967年战争以前的边界。因此，尽管苏联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构想，但是第四次中东战争还是在阿拉伯国家的策划下发生了，而且是在阿拉伯产油国“提供”石油武器这一后盾的支持下进行的。战争开始后，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对以色列突袭成功，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发起了针对美国和荷兰等国的石油禁运，此后相继发生石油涨价、普遍性的减产和禁运等事件。阿以双方停火后，萨达特在战争前的两个目标都已实现，埃及与以色列开启和平谈判，并与美国开始新的对话。⁽²⁶⁾石油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了战争的目的，也取得了自使用以来最理想的效果。

四、世界石油体系变革机制辨析

1973年石油危机跟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相似，都导致相互依赖链条断裂并重组，但两次事件对世界石油体系结构的影响却截然不同。这说明：第一，体系的稳定表现为相互依赖链条的维持，体系的动荡则表现为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第二，在行为体的权力对比不发生结构性改变的前提下，体系的动荡不会改变相互依赖的内容和不对称性，重建后的相互依赖将与断裂前保持着连贯性和延续性。第三，只有在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发生结构性改变的情况下，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才会推动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并在新的权力结构之下进行重建。

纵观世界石油体系结构变革的整个过程，石油武器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倍受关注的焦点。但石油武器并非在十月战争中首次亮相，战后曾发生过数次石油供应短缺、相互依赖关系破裂的事件，如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1951—1953年的伊朗事件、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叙利亚运输费用争端、1967年六日战争、利比亚价格争议、阿尔及利亚石油国有化等事件。虽然这些事件也曾造成石油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但石油武器均未达到预期效果，也没能诱发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总体上，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取得的效果也较为有限。⁽²⁷⁾其原因在于阿拉伯产油国尚未完全掌握本国的石油资源，其石油的生产和出口基本上控制在国际石油公司手中，在石油市场占有的份额还很有限。而且这些国家经济能力也无法承受长期石油禁运带来的经济负担。同时美国还是中东以外重要的石油生产国，有多余的石油产能调节石油市场的供应。再者，石油市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长期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在阿拉伯产油国对发达消费国实行禁运时，发达消费国尚拥有可靠的替代油源，如来自美国、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国的石油。因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在美国和“七姊妹”的权力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的情况下，产油国与美国及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对比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阿拉伯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打破石油相互依赖关系的内外条件都不够成熟，从而不可能对世界石油体系造成结构性冲击。

从欧佩克成立的1960年至1973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成功使用石油武器，这段时间中发生的变化说明了相互依赖与世界石油体系结构变化的关系。欧佩克在成立后与国际大石油公司进行过不懈的谈判，迫使后者放弃压价政策，但是没有取得进展，六十年代每桶基准原油的标价始终保持在1.8美元的水平，欧佩克尚不具备改变世界石油秩序的实力和机会。直到10年之后，世界石油的供求关系、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对比等方面才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石油的权力/利益分配矛盾日益激烈并趋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欧佩克中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才得以发挥结构性影响，引发了改变世界石油秩序、石油体系结构以及相互依赖关系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因此，只有在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才能推动世界石油体系发生结构性调整，并在新的权力结构之下进行重建。

石油资源的重新分配使石油体系的权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欧佩克国家基本恢复了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和对石油的定价权；国际石油公司的资源性权力受到严重削弱；美国由产油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已经基本失去石油这一权力资源。体系结构则经历了一次结构性的变革，欧佩克以资源优势从体系外围进入权力中心，国际石油公司和美国的权力中心地位受到削弱，但国际石油公司仍以资本和技术优势保持中心位置，美国则以其军事优势和政治地位留在体系的中心。

石油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固然会给体系带来不稳定，但未必都能改变体系结构，而体系结构的变革必然导致相互依赖关系的重建，新的相互依赖不再是对旧模式的重复，而是对新的权力结构的反映。在危机后重建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消费国，尤其是西欧、日本以及不发达国家，在敏感性依赖上处于劣势，而生产国处于优势地位。但脆弱性依赖要经过相对较长时段才能得以体现，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政策调整过程。也正是在这个中长期阶段，权力对比在潜移默化中再次颠倒过来，权力优势悄悄从欧佩克手中流失，而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通过资源之外的途径获得了平衡欧佩克资源优势的能量。总而言之，世界石油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仍在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