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相互依赖关系的演变

第三节　链条的断裂和修复：三角相互依赖关系的演变

从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段时间里，世界石油体系主要行为体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渐次表现出来。欧佩克产油国经历了盛极而衰的过程；发达消费国获得了新的权力来源，大多数发达消费国还降低了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国际石油公司在市场角色、经营战略和模式、权力来源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些变化对三方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权力对比关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内容上看，三角相互依赖关系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产油国与消费国（主要是发达消费国）因直接原油买卖而形成了清晰的直接相互依赖，原来产油国和消费国对国际石油公司的依赖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减弱，国际石油公司从此告别在三角相互依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从1973年石油危机到八十年代末，三角相互依赖中的三边关系演变为既显著又简洁的标准形式，即每两类行为体之间都有着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三角形的每条边都具有了实际内容和意义。因此，这个阶段世界石油体系中行为体互动的基本模式是一种相对完整的三角相互依赖。

一、关于石油相互依赖的两个要点

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曾经论述过，相互依赖是世界石油体系的互动模式，这一模式的运作规则是权力法则。本小节旨在解释关于石油相互依赖的两个要点，一是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不同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和转化的结果关系到它们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实际地位；二是相互依赖的维度和方向问题，关于石油的相互依赖既是多维的，又是双向的，不仅存在于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而且存在于产油国与发达消费国之间。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导致世界石油体系发生权力转移的1973年石油危机与基欧汉和奈合作研究并发表不对称相互依赖理论处于同一历史时代。这一时代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权力赖以产生的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化，权力的组成要素、使用及所能达到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该变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正如摩根索所总结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功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军事实力薄弱的国家对原料拥有垄断或准垄断性控制权，而这些原料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至关重要”。⁽⁶⁸⁾根据这一思路，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似乎“拥有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的原料”的“军事弱国”已经能够凭借手中的资源影响或控制那些发达国家了。然而这只是摩根索的错觉，因为拥有原料对于弱国而言只是一种潜在的能力，这种潜力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如政治谈判、经济技术甚至是军事实力等现实能力，方能转换为真正的权力。权力其实包括两类：影响力和控制力。原料本身并不天然具备影响力和控制力，也不能直接产生这些能力，需要经由一国已经拥有的实实在在的权力进行转化。但是由于弱国所掌握的现实权力落后于发达国家，许多潜力因此在转换的过程中遗失了。⁽⁶⁹⁾基欧汉和奈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资源类型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与以对结果的影响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之间很少出现一一对应关系”。⁽⁷⁰⁾本书在论述世界石油体系的模式时，已经探讨过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石油资源与控制结果的现实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弱国以资源这一潜在能力或权力资源，来实现影响或控制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愿望，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兑现的。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的成功，反倒是一个例外，其成功并不仅仅得益于石油资源，更是受益于当时供不应求的世界石油市场状况。尽管产油国在资源性权力上的优势能够影响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但这种影响不能决定双方博弈的最终结果。受到石油禁运影响的国家和失去对石油资源垄断权的国际石油公司，尤其是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都能利用各自的权力资源或权力手段降低敏感性依赖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终的结果是，产油国不得不承受供给过剩的后果，并难以避免权力优势的削弱。由于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在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资源上的优势胜过当时的产油国，因此三方在中长期的权力较量中，产油国的资源优势发生了极大的损耗。可见，资源性权力优势并不能保证产油国拥有持久的权力。因此，摩根索所谓“前所未有的断裂”并不是权力功能的断裂，而是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的断裂。而基欧汉和奈所主张的，片面的权力优势不能决定行为体对结果的控制，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影响力与决定结果的控制力之间难以建立对等关系，真正抓住了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权力因素，并区分出不同权力资源的作用。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石油的相互依赖是双向的，是行为体之间的彼此依赖。相互依赖关系体现在经济和安全两方面。也就是说，石油相互依赖不只是消费国对产油国的石油依赖，还存在产油国对国际石油公司和消费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产油国与消费国在石油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即产油国追求需求的安全，消费国需要供应的安全。因而，我们在关注消费国与产油国依赖关系中的不对称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同时，还要从产油国的角度去分析它们与发达消费国以及国际石油公司的不对称依赖关系。

二、与产油国相关的相互依赖关系

由于行为体在相互依赖中将权力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进行对比和较量，因此分析世界石油体系中的三角相互依赖关系，就要阐释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这三方行为体的权力资源或来源如何在互动中进行转化、使用、对比和较量。再者，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带来的权力转移主要发生在产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世界石油体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出现的权力分散也是发生在产油国、国际石油公司和消费国之间，因此下文分析相互依赖的重点是探讨与产油国有关的两对相互依赖关系。

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后，在欧佩克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发达消费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产油国处于敏感性依赖的优势地位。但是经过一个中长期的变化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政策调整逐渐发挥作用，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恢复或获得了新的权力来源。中长期政策调整的结果主要体现在脆弱性不对称相互依赖中。本书第三章第二节解释了中长期成本或脆弱性相互依赖所含有的政策和战略含义，这正是敏感性依赖所不能揭示的问题。因此，下文就通过分析不同行为体的权力来源和转化的结果，来比较彼此的脆弱性相互依赖关系。

对于欧佩克产油国而言，石油这一资源性权力来源能否转化为影响或控制消费国的实际权力，关系到产油国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中的地位。正如前文所述，石油作为产油国的资源性权力来源，其转化为现实权力的效果取决于产油国的其他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资源。产油国在资金、技术、管理、下游市场等方面的权力资源非常欠缺。在非物质性权力资源方面，产油国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中处于原材料提供者和工业品需求者的位置，因而产油国不能从中获得权力来源。石油能否转化为现实权力，主要取决于石油市场的供求状况。

市场的作用是两面的，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削弱和制约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的结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高油价造成供给和需求的逆向流动，石油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供给方面，为了获得更多石油收入，欧佩克中的一些成员国在高油价的诱使下，采取了贪婪的开采行为，屡屡突破产量配额，无节制地大量开采。另外，非欧佩克国家也在高油价的刺激下增加石油产量。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不约而同的增产行为导致石油的供应增加。在需求方面，前文已述，发达消费国对供应紧张的担忧和在高油价的压力之下，对外交和国内能源政策都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经过一个较长时段的调整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多数消费国都实现了降低石油消费和增加石油供应安全的目标。因此，一方面是供给的增加，另一方面是需求的压缩，两种力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石油市场便进入了供过于求的状态。对于欧佩克产油国来说，市场条件已经不再有利，石油资源的权力转化开始受到市场的制约。

欧佩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步入衰退，衰退的标志性事件是1978—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⁷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油价的螺旋式上升竟是欧佩克衰退的根源之一。本书已在第二章第二节探讨过欧佩克不具备独立行为体的资格，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欧佩克对内部成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产量配额制度是欧佩克调节市场供应和石油市场价格的最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欧佩克成员国在政治主张、配额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为了增加石油收入，屡屡突破产量配额，因此欧佩克作为一个整体影响和控制石油市场的能力下降了。欧佩克发生蜕变，从一个曾经挑战世界石油霸权的强有力的石油卡特尔，沦为一个松散破碎的组织。⁽⁷²⁾欧佩克的衰退也意味着成员国的虚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世界石油市场开始朝不利于产油国的方向发展，欧佩克成员国几乎不能依靠这个组织与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进行有效的讨价还价。

综上所述，欧佩克产油国从石油市场中感受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市场性权力来源既能帮助和促进产油国将石油资源转化为对消费国的影响力，也能限制和阻碍产油国获得这种现实的权力。即使在有利的市场条件下，高油价也没能帮助欧佩克国家实现经济增长，⁽⁷³⁾那么不利的市场条件更不能保证欧佩克保持权力优势。可见，高油价并不是赋予欧佩克实质性权力的根源，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石油市场。此外，产油国自身权力资源的局限性，即在物质性权力资源上的欠缺，也是其将资源性权力转化为现实权力效率低下的根源。

发达消费国经过中长期的政策调整后，其权力资源得到更新和补充，对产油国的石油依赖降低。此外，国际石油公司战略调整的积极成果也助长和充实了发达消费国的权力资源。

具体而言，发达消费国在欧佩克产油区之外获得新的油源，实现了石油来源的多样化，增加了资源性权力的来源。通过采取多种节能措施，实质性地降低了发达消费国经济发展对石油的依赖。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增加了消费国的石油供应安全。发达消费国的石油储备由各自可以维持90天消耗的水平上升到120天。⁽⁷⁴⁾技术进步成为发达消费国增加物质性权力来源的重要保证。发达消费国依靠节能技术的进步，如节能技术的发展、节能产品的开发、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技术革新，实现能耗的降低，从而帮助其在高油价的环境下实现经济增长，降低油价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实质性降低对产油国的石油依赖。在市场性权力来源方面，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状况和低迷的石油价格，更有利于发达消费国。需求量和供应量的不断失衡，供给增加和需求减少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全球性的石油供给过剩和油价下跌。石油价格在1986年由每桶30美元下跌为每桶15美元。⁽⁷⁵⁾另外，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发达消费国的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的滞胀——失业率、利率、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发达国家经济低迷也减少了发达国家对进口石油的需求。尽管这种情况决不是消费国正常的权力来源，但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产油国销售石油的难度增加，不堪降低油价的压力，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消费国物质性权力资源的积累与有利的市场状况相结合，转化成为消费国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上对于产油国的权力优势，这就是消费国政策调整的中长期效果对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影响。

再从不发达产油国与发达消费国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中的关系来看两者的相互依赖。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不发达产油国与发达消费国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中分别处于边缘与核心的地位。不发达产油国是原材料的供应方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方，而发达消费国正好相反。产油国的石油收入除了有相当一部分比例以“石油美元”⁽⁷⁶⁾的形式投资于西方银行之外，主要用于进口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从海湾石油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进口商品结构中可以看出，机械和运输设备、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以及食品在进口中所占比重很大。在该国1980年的进口商品中，消费品约占46%，资本货物占36%，半成品占18%。⁽⁷⁷⁾即使除去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商品转口输往伊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巴林等邻国以外，阿联酋对工业产品的进口还是相当可观。

从产油国与发达消费国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中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两者相互依赖的双向性，一方面是发达消费国对产油国的石油依赖，另一方面是产油国对发达消费国的工业产品依赖。由于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商品之间存在不等价交换，造成两者利益分配关系的不平等，工业品制造者的获益水平高于原材料提供者，利益的分配往往不利于产油国，即使在高油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产油国往往因发达消费国的政策调整或变化而付出更多的代价。因此，悬殊的权力对比和利益分配关系塑造了产油国和发达消费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以及政策调整代价的不对等。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产油国石油收入的分配状况，以及石油收入的实际经济价值如何遭受西方国家经济的牵制，来进一步验证上述判断。一方面，大多数石油富国都没有把石油收入投入本国经济，相当一部分石油收入以“石油美元”的形式投资于西方国家的银行和金融市场。据统计，在1973—1981年之间，欧佩克的石油收入总额达到12 748.18亿美元，其中石油美元占36.76%，为4 686.39亿美元。⁽⁷⁸⁾而且这数千亿美元石油收入的分布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和阿联酋等海湾石油富国。到1980年底，上述4国拥有欧佩克石油美元总额的80%，其中沙特阿拉伯占38.6%，为1 406.9亿美元。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沙特阿拉伯尚未形成自己的银行金融系统，因而把大量的石油收入投放西方金融市场，特别是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此举在某种意义上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衰退的经济起到了缓冲和帮助的作用。西方金融机构则从石油美元的借贷业务中牟利，沙特阿拉伯却要承担利率下调、美元贬值等风险和代价。由此可见，有相当一部分石油收入以“石油美元”的形式投入了西方银行，而另外一部分石油收入，正如前文所述，用于产油国进口工业产品，甚至粮食。

另一方面，产油国石油收入的实际价值受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油价高涨和美元贬值给产油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消费国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发生的变化，如美元贬值、经济衰退、石油需求降低等因素，又导致产油国石油财富缩水，实际收入下降。就发达消费国而言，美元贬值和油价猛涨引发经济的通货膨胀，发展停滞，经济滞胀，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石油需求减少。再加上消费国对高油价做出的积极反应，即培育出节能高效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减少能源依赖的产业结构等。因此，美元贬值、工业品物价上涨以及消费国石油需求降低等诸多因素，导致产油国实际收入贬值。对产油国来说，虽然产油国的石油收入由于高油价而增加，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元贬值的影响而打了折扣，同时产油国还要拿出更多的石油收入来支付涨价的工业品，石油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石油危机和高油价对发达消费国经济的消极影响，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等相互依赖的联系渠道，“返还”给了欧佩克国家。在美元贬值，发达消费国因通货膨胀购买力下降，产油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成倍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欧佩克每桶原油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据伊拉克石油部长称，产油国在1974年至1978年间进口的商品价格上涨了220%，每桶油价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55%以上。⁽⁷⁹⁾

正如前文所阐述的，产油国在权力资源方面的有限性，严重制约产油国将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的效果，决定了产油国难以保持源于石油资源的敏感性优势，以及在相互依赖的脆弱性中处于劣势。我们现在又从另一个角度，即产油国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中的地位，得出同样的结论：石油资源对于产油国的权力意义，取决于产油国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油国作为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工业品的需求者，在其贸易对象能够进行中长期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将失去石油资源的权力优势或敏感性优势。进一步而言，在世界石油体系中，行为体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中的角色，决定其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

综上，行为体在一个中长时段中（1973年石油危机至冷战结束前）各自进行的政策调整和发生的变化，改变了彼此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行为体“如果忽视脆弱性基本模式，操纵非对称敏感性相互依赖的努力有可能徒劳无功”。⁽⁸⁰⁾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上占优势的产油国，无法将敏感性优势延续到脆弱性相互依赖上，经过中长时段的变化，产油国不仅失去了石油资源所赋予的敏感性优势，也暴露出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上的劣势。而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中处于劣势的发达消费国，经过中长期政策调整后，获得更有效的权力资源，从而能够降低对产油国的石油依赖，并在脆弱性不对称相互依赖中处于优势。

三、石油相互依赖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

自1973年体系变革到冷战结束前，世界石油体系中最突出的权力变化是欧佩克的盛极而衰，以及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权力的更新。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了世界石油体系的变革以及行为体权力的转移。危机之后，大部分资源性权力从国际石油公司转移到产油国。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上和直接的权力转移，随着石油交易的市场化，发生了一场实质性的权力转移。由于国有化改变了石油的销售渠道，国际石油公司不再是石油从产油国进入消费国的主要中介。新的石油销售方式出现，一种是市场销售，另一种是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直接交易。石油交易的市场化导致产油国的部分石油权力转移到石油市场上。由于国际石油公司仍然掌握着一部分原油和大部分成品油的市场销售渠道，随着这一转移，产油国的部分资源性权力也就间接地转移到国际石油公司，在石油市场供过于求时，还会部分地转移到发达消费国。

在石油资源国有化之后，国际石油公司同产油国政府建立起了新式的石油合作关系，双方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开展合资与合作。在与产油国政府的合作中，国际石油公司以资金、技术和市场提供者的身份，得到了石油的开采准入，帮助产油国实现了石油的市场化运作。石油公司通过这些渠道获得了新的权力来源。从依附理论的角度来看，国际石油公司通过投资，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不发达产油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石油资本的渗透使产油国政府和精英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建起了一种共生与合谋的关系。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双方建立新式合作的动因仍是资本扩张的需要。换言之，无论是殖民时代还是全球化时代，推动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合作的原动力都来自资本的扩张。尽管资本输入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之间仍维持和延续着传统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与利益分配关系。双方的分工关系是，产油国提供原油和油田而国际石油公司从事开采加工提炼并出售制成品。在利益分配上，原油的附加值低于成品油，产油国从每桶原油上获得的利润小于国际石油公司。

石油危机后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相互依赖的三角特征尤为明显。产油国与消费国（主要是发达消费国）因直接原油买卖而形成了清晰和直接的相互依赖，原来产油国和消费国对国际石油公司的依赖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减弱，国际石油公司从此告别在三角相互依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三角相互依赖中的三边关系演变为既显著又简洁的标准形式，即每两个行为体之间都有着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三角相互依赖的三条边都具有了实际内容和意义。

由于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建立了新式合作关系，加上石油交易的市场化，产油国的石油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给了国际石油公司，两类行为体通过石油合作和石油市场进行着权力的再分配和重新调整。这种权力转移与国有化导致的转移在方向上恰好相反。如果说产油国强行收回石油主权的国有化运动，标志着石油权力从非国家行为体向主权国家行为体的回归，那么因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的新式合作关系以及石油交易市场化带来的权力转移，则是资源性权力再次逾越主权国家的樊篱，以合资和石油市场为载体，部分地转移到国际石油公司。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转移直接导致世界石油体系结构的调整，由国际石油公司、美国和沙特组成体系的权力中心，其他产油国和不发达消费国构成体系的外围。

要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判断“哪些行为体能够确定游戏规则”，我们需要更多地考察脆弱性相互依赖，而不是敏感性相互依赖。⁽⁸¹⁾经过对脆弱性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一段较长时期的政策调整中，产油国基本丧失了大部分在敏感性不对称相互依赖上的优势；在敏感性不对称中处于劣势的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却获得了脆弱性不对称上的优势。其原因在于不同行为体在权力资源的获取和转化能力上存在的差异。正如上文所述，发达消费国和石油巨头都在中长期的政策调整中获得了新的权力资源。发达消费国能够在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降低对石油特别是中东石油的依赖，石油巨头不仅能保持技术和资金上的绝对优势，还有能力开拓欧佩克之外的石油产地、改革生产经营模式等。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新的权力来源，在内容上比产油国更丰富，在将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的效率方面，胜过单纯依赖资源性权力的产油国。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因此得以扭转和弥补在资源性权力对比上相对于产油国的不利地位。所以与产油国相比，发达消费国以及国际石油公司更有能力承担改变政策框架的成本。

在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产油国虽然获得了石油资源的主权，但是仍存在上文已经指出的很多不足，在石油的上游产业缺乏开采的技术和资金，在下游产业则缺乏加工提炼的能力，以及进入世界石油市场的销售渠道。产油国在夺回石油资源主权所带来的优势消磨殆尽后，反而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处境。因而在石油国有化之后，产油国不得不再次请回国际石油公司的例子屡见不鲜。与产油国相比，国际石油公司虽然被剥夺了大量的石油垄断权，但是仍拥有充足的资金、石油技术等权力资源，在产油国陷入困境后，国际石油公司从中获得了更多讨价还价的优势。

而产油国在同一时期不仅无法降低国家财政对石油收入的严重依赖，而且难以对产量份额下降和油价波动做出有效的政策调整。产油国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上处于弱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方面，自然的权力来源（石油资源）没能持久地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而是受到其他有形和无形权力来源的约束和限制，石油资源的效力受到严重折损；另一方面，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来源能有效地降低对石油的敏感性依赖。产油国在脆弱性相互依赖中的弱势严重制约了石油资源的权力效用，从而使产油国难以将敏感性相互依赖的优势转化为持久而有效的影响力。基欧汉和奈曾经指出：“如果一个行为体在基本非对称的脆弱性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它从有利的非对称敏感性中获得的影响力非常有限。”⁽⁸²⁾这句话精炼地概括出了不发达产油国在相互依赖中的尴尬境地，也揭示了石油主权对于产油国的政策意义非常有限的根源，以及石油武器（石油禁运和减产）之所以曾在特殊时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在多数情况下却是低效甚至无用的原因。由此，我们还可再做进一步的推断，即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如果行为体在脆弱性不对称上处于优势，那么它将有能力减少因敏感性不对称的弱势而受到的损失。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