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体系外部环境的转变

第四节　无形之手的辅佑：世界石油体系外部环境的转变

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所提出的，世界石油体系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子系统，其行为体的互动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世界石油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间存在同构和互构的关系。本节着重分析从1973年石油危机到冷战结束前的这段时期两种外部因素的作用，一是国际政治体系，另一个是世界石油市场。国际政治体系中发生的权力对比变化与世界石油体系中行为体的权力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石油市场与欧佩克由盛而衰脱不开干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一、国际政治体系的变化

1973年的石油危机触发了世界石油体系权力对比的变化，而在石油危机前发生并且给石油危机创造契机的1973年阿以战争（亦即十月战争），则在美苏之间掀起新一轮的权力对比变化。十月战争让美国政府对美苏缓和开始产生怀疑，尼克松的继任福特总统禁止在他的政治词汇中出现“缓和”这个词语。⁽⁸³⁾ 1979 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更是给“缓和”以致命一击。⁽⁸⁴⁾卡特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考虑重新实施遏制战略，提出回到冷战的理论和政策，即“卡特主义”。1981年开始执政的里根政府延续了“卡特主义”的精神，回到冷战和重新遏制苏联成为“里根主义”的精髓。

卡特主义和里根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则，即保护石油经过波斯湾的自由流动。在经济上拖垮苏联是里根主义的核心之一，通过与重要的产油国合作，利用石油挤垮苏联的经济，是里根政府实现遏制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美国在中东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棋子。亲美的伊朗国王被迫下台，在民族主义热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推动下，宗教领袖霍梅尼执掌伊朗政权，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和宗教主张。鉴于控制石油资源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美国与欧佩克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保持特殊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美国同沙特合作利用石油挤压苏联的做法是，由沙特增加石油产量，使油价因市场过度供给而猛跌，导致苏联石油收入锐减，从而起到打击苏联经济的目的。在1985—1990年，沙特的石油日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从340万桶扩大到640万桶，⁽⁸⁵⁾到了八十年代后半期，沙特的产量几乎占中东整个产量的一半。过量而廉价的沙特石油进入石油市场，挤占了苏联石油的市场份额，苏联通过出口石油换取的硬通货收入因此大幅缩水，经济加速衰退。显然这又是石油武器的一次成功使用。正如前文多次强调的那样，世界石油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之间相互关联，霸权国家（美国）通过与最大的产油国合谋，影响世界石油市场，从而实现压制竞争对手（苏联）的目的。

对于中东产油国来说，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分工以及金融等外部条件都不利于产油国积累石油财富和将石油收入转变为现实的能力。冷战时期的中东政治环境始终是中东产油国的一个政治和经济包袱。中东地区的战争和安全困境一直黑洞般地吞噬着石油国家的石油收入。中东的安全局势迫使一些产油国为了自身安全用石油收入购买大量武器，如伊拉克、伊朗、沙特等国有很大一部分石油收入用于军费开支。军备购置还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一国的军备购置引发其他国家出于同样目的进行效仿，石油国家竞争性军备购置大量消耗着石油财富，最终导致国力衰退。此外，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以及货币和金融体系也在虹吸石油国家的石油财富。如欧佩克国家的石油财富大部分转化成了进口商品和美元资产。对于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石油国家来说，油价下跌和美元贬值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双重缩水。

通过上述对国际政治背景的分析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欧佩克成员国对油价和产量决定权的急剧下降，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以及美国利用沙特石油遏制前苏联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联。当然，有多重动因导致沙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增产，其中有两大主要原因：其一，由于欧佩克成员屡屡打破产量配额，沙特被迫长期充当产量调节器的角色，对此沙特感到忍无可忍与无力为继；其二，配合美国遏制战略的需要。前者导致沙特针对欧佩克成员的报复性增产，后者间接造成其他欧佩克成员石油份额和收入的锐减。美国针对前苏联的战略遏制，造成大量廉价的沙特石油充斥世界石油市场，既挤掉前苏联的市场份额，也使欧佩克其他成员蒙受份额和收入上的损失，成为美国遏制前苏联的附属牺牲品。在1973年石油危机至冷战结束这段时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这种特殊的盟友关系，是美国维持和巩固在世界石油体系中权力地位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且美沙特殊盟友关系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后，仍是美国主导世界石油体系的重要支柱。不过在“9·11”事件后，特别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与沙特的特殊盟友关系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美国利用自身硬实力维护石油势力范围的趋势明显上升。

二、世界石油市场的变化

国际石油公司、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交换关系，形成了世界石油市场。行为体通过石油市场传递信息，市场法则处理和加工信息，进而影响行为体的后续行为。具体而言，行为体应对石油危机、油价上涨和供应紧张等情势做出的政策调整，通过石油市场的加工和转化传递给其他行为体，后者继而对新的市场状况做出回应，再通过市场转化后反馈给对方。行为体通过市场的“检验”和“过滤”，实现权力资源的转化。自从石油商品化和交易方式市场化之后，世界石油市场便成为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互动的重要通道。石油价格成为行为体之间互动以及行为体与石油市场互动的媒介、工具与机制。

在原油需求方面，发达消费国为应对高油价和供应紧张而进行了中长期的政策调整，其结果是发达消费国普遍降低了能耗和对石油的依赖。世界石油消耗量在1973年到1979年间几乎一直保持固定不变。在1978—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造成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发达消费国继续厉行降低石油依赖的政策措施，石油能耗进一步降低。发达消费国对欧佩克石油的需求骤减，从1979年每天的310万桶减少到1985年每天不到170万桶。石油市场的总需求则从1979年的每天6 200万桶下降到1983年的每天5 300万桶。1985年，西方国家已经进入经济复苏的第三年，但这一轮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是增加石油消耗。发达消费国已经适应高价石油，有能力降低能耗和稳定控制石油消费量，因此石油已经不是西方经济增长唯一的发动机，石油短缺和高油价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在明显下降。概而言之，虽然石油价格的震荡在短期内会阻碍发达消费国经济增长和导致经济衰退，但在中长期过程中，发达消费国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以平缓的能源消耗率实现GDP的持续增长。⁽⁸⁶⁾综上所述，发达消费国虽一时难以迅速降低对石油的依赖，但在中长期时段中，发达消费国应对石油危机的政策措施得以发挥作用，从而降低对石油的依赖。

在原油供应方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高油价刺激了工业化国家对炭氢产业的投资，高油价也推动了非欧佩克国家增加石油勘探和开采的力度，如英国、挪威、墨西哥等国。从1974年到1985年，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产量显著增加，其出口量占世界石油出口的比重从1974年的12.4%增加到1985年的44.2%。⁽⁸⁷⁾再加上一些欧佩克成员追逐石油利益而过量开采的行为，石油供应持续增加。由于主要发达消费国压制和减少了石油需求，而非欧佩克生产国又增加了石油供给，欧佩克的石油出口量受到来自消费国和非欧佩克产油国两方面的约束，石油产量从1979年的每天3 100万桶下降到1985年的每天1 700万桶，市场份额也受到压缩，从1974年的68%降到1985年的38%。

在油价变动方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即1973年的十月战争、1978—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这几次石油震荡在短期内均造成了油价上涨，但中长期变化则有所不同。从1974年危机结束到1978年这段时间，油价基本保持了1974年的高水平，1979年出现的高油价却未能持续下去。在石油危机、高油价等因素的推动下，石油市场的供需关系呈现为消费国抑制需求而产油国增加供应的状况，其结果必然是供过于求和油价下跌。

随着石油的商品化和经营方式的市场化，石油的交易和定价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国际石油公司身份的转变增加了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世界石油价格和贸易越发变化无序无常，石油期货市场应运而生。1983年3月3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进行原油的期货交易。石油从一种高度稳定的贸易对象蜕变为一种期货商品。⁽⁸⁸⁾在期货市场上，交易的不是真正的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权，因此一份原油期货交易合同可以进行多次买卖。原油的期货合同彻底破坏了欧佩克规定石油售价的权力。期货交易开始之初，只是一些商人和投机者活跃其中，但几年之后，大多数石油公司、某些产油国以及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投机者，都加入到了原油的期货交易。石油交易方式的变革直接导致了石油定价权的转移。决定原油价格的主导权已经经过多次“迁徙”，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到美国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系统和其他石油巨头，再到欧佩克。但从1983年开始，定价权已经不再单独由某一行为体所掌控，原油价格是纽约商品交易所场内商人之间做交易时的成交价，这种价格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变化。⁽⁸⁹⁾油价的形成进入了一个由公开的市场决定，并由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和消费国参与和影响的阶段。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油价高涨的中长期影响在八十年代体现出来，世界石油市场的供需结构发生了改变。消费国的节能措施导致能源强度（即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显著降低，对原油的需求减少；非欧佩克国家增加石油产量；欧佩克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下降，产能大量过剩。世界石油市场上出现了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一方面消费国克制和压缩石油消费，另一方面产油国缺乏控制地增加石油供给，原油的每日供应量超过全世界日消费量的20%。与1973年前的卖方市场相反，八十年代初期世界石油市场是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

供给的严重过剩和欧佩克的富余产能，阻止了油价的攀升，以至于产油国的政变或战争这些不利于市场稳定的因素，都没有导致大面积的石油供应中断和市场恐慌。欧佩克的闲置产能成为弥补石油短缺的后备力量。在两伊战争引发的第三次石油危机中，伊拉克和伊朗两大产油国因战争而大幅减少了石油产量。其他具备多余产能的欧佩克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愿意启用闲置产能弥补两伊战争造成的供应缺口。因此，虽然第三次危机造成石油短缺的规模是历次危机中最大的，但并没有导致油价在短期内迅速上涨，油价涨幅却是三次危机中最小的一次。实际上，1980年底阿拉伯原油价格仅比9月份上涨了3%，美国的汽油价格更是保持平稳。⁽⁹⁰⁾总体来说，原油供过于求的状况，以及产油国多余的产能，保证了油价在八十年代长期处于较低水平。1986年8月石油价格已经降到每桶不足10美元，⁽⁹¹⁾创下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最低纪录。

油价下跌导致供需关系再度发生背离。在石油消费方面，八十年代中期油价的暴跌带来了另一种石油消费趋势。在油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并在八十年代中期几乎降到崩溃边缘的情况下，消费国消耗石油的方式却发生了逆转。发达消费国在低油价的刺激和诱惑之下，增加了石油的消费，能源强度和能耗随之回升，尤其是北美的能耗增幅最大。⁽⁹²⁾从1987年到1988年，较低的油价推动很多美国消费者再度垂青大排量汽车，汽车的实际燃料效率下降了。1989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石油日消费量在1983年每天不到3 400万桶的基础上增加了400万桶。⁽⁹³⁾其中美国的石油净进口量超过每天700万桶，1990年更是接近每天800万桶。

而在市场供应方面，非欧佩克的供应渐趋饱和，市场新增的石油供应主要来自欧佩克产油国。非欧佩克的原油日产量在从1979年的每天3 150万桶增加到1988年的每天3 770万桶之后，产量便开始稳定下来。⁽⁹⁴⁾因此，发达消费国扩大石油消耗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了对欧佩克原油的需求。欧佩克开放闲置产能开采原油，到1989年欧佩克的产能已经从1985年的62%恢复到80%。⁽⁹⁵⁾

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油价下跌需求增加的结果是，世界石油市场上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均势出现向产油国倾斜的趋势。产油国经历了权倾一时的七十年代和相对衰落的八十年代后，权力优势似乎再度回归，至少在表面的供求关系上确实如此。⁽⁹⁶⁾市场机制对行为体转化权力资源的双重作用再度体现出来。不过在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石油体系中行为体的权力对比以及石油市场本身，都与七十年代初的状况有了几乎本质性的差别，产油国已经不可能从需求不断增加的石油市场中获得1973年时的权力优势。由于非欧佩克产油国进入石油市场、发达消费国建立起充足的石油战略储备、石油期货市场形成、石油从稳定的货物商品蜕变为金融商品等，这些新的情况在1973年欧佩克利用石油卖方市场时尚未出现，也是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一系列中长期后果之一。因而，尽管石油需求再度上升，市场供求关系趋紧，由于上述新情况的制约，欧佩克再也不能像在1973年那样利用卖方市场，实现政治经济目的，欧佩克越来越难以利用产量操纵石油价格和石油市场，通过石油市场将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的效用也越来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