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国际石油公司的命运与世界石油体系的未来

第七章　风口浪尖：金融危机后国际石油公司的命运与世界石油体系的未来

金融危机虽已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但是探讨其后续影响仍未过时，毕竟金融海啸之深远影响仍未探明。⁽¹⁾在石油领域，金融危机后各行为体的力量仍在调整变化之中，石油体系的结构最终仍将取决于力量变化的结果，石油体系未来的结构和特征因此充满悬念。国际石油公司也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正在从多方面进行调整。国际石油公司在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将取决于如何处理与对手的权力关系，国际石油公司的命运将体现石油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方向。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和石油体系行为体的应对之道

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对石油市场造成两大直接影响，一是引起油价连续的涨跌起伏变动，二是导致石油消费重心的转移。国际油价在2008年和2009年这两年都呈现大幅波动之势。2008年油价从147.27美元/桶的历史最高纪录跌到近40美元/桶，跌幅达到267%。而2009年油价从最低点33.98美元/桶涨到80.64美元/桶，涨幅达到140%。在石油消费方面，全球石油消费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其中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因经济衰退导致石油消费减少，2009年的石油需求相对2008年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是需求增长放慢但需求总量仍在持续增长，特别是来自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的石油需求，非但没有下跌反而有所上升。世界石油消费的重心出现从传统的欧美市场向亚洲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石油公司受到一定冲击，盈利下降。2009年前3季度，埃克森美孚、壳牌、BP、雪佛龙、康菲、道达尔6家国际石油公司的合计营业收入与合计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45.6%和60.7%。此外，欧美传统市场需求减少、资源国家提高投资合作的门槛和要求、投资环境恶化等不利因素，都对国际石油公司构成严峻的考验。可以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把国际石油公司推向了需要做出生存选择的十字路口，这也是遭到石油国有化以来国际石油公司所面临的一次最严厉的考验。

为应对危机的负面影响，国际石油公司积极挑战经营战略，在石油投资、市场重点，并购和资产重组等方面都做出了战略性调整。在保持和加大上游投资力度的同时，国际石油公司有选择地收缩或延迟部分投资项目，如BP退出了在哈萨克斯坦的油气业务；道达尔公司推迟了在俄罗斯、安哥拉、澳大利亚等油气国家的7宗大型油气项目做最后投资决定的时间。面对市场消费重点转移的现实，国际石油公司顺应时势灵活调整下游投资和业务重点。如壳牌公司逐步缩小了在欧美市场的下游业务，将重点转向具有增长潜力的亚太市场。国际石油公司抓住经济危机后的石油产业资产重组之机，积极采取战略性并购，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实力。如世界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于2009年12月，宣布斥资410亿美元收购美国非常规天然气巨头XTO能源公司。这一举措成为自2000年以来全球油气行业最大的并购案，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能源行业发生的规模最大的资产重组案例。此外，国际石油公司继续保持原来的战略重点，如加强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和石油衍生产品等业务。

对于消费国来说，由于油价的大幅起伏波动，几乎所有消费大国的政府都陷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沉重的能源供应安全忧虑之中。⁽²⁾发达国家从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来源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如美国政府签署的《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其首要目标就是投资新能源、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并提倡改变能源使用方式。欧盟的能源政策中减少对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将是欧盟能源消费的基本趋势。真正的能源安全是尽量减少对不可控制的能源来源的依赖。这是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所努力的目标，缺少石油资源的欧洲国家在这方面一直走在美国的前面，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低于美国，这次美国终于在金融海啸后着手改变能源消费模式，使得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政策调整方向趋于一致。此外，随着能源消费带来的气候环境破坏问题，发达国家发起节能减排行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的共识。环保节能逐渐成为能源安全的有机组成部队。由发达国家发起的新能源技术改革和低碳经济理念有可能带来一场新能源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革。工业化国家对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石油消费的主力转向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上升的发展阶段，对高油价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刚性需求。新兴经济体也为应对油价不稳定和实现供应安全采取了一些战略举措，但是与发达消费国的应对之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策的趋同化相比，新兴经济体的调整却是各自为战。中国主要依靠与生产国政府的双边合作和收购海外油气资产的方式增加能源安全，如与非洲、中亚等产油区建立政府间合作、中海油和中石化在安哥拉收购了3个区块的部分股权等等。印度将会更加依靠煤炭进口。

产油国迫于危机的影响也采取了一些应对之策。总的来说，产油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已经牢牢掌握着石油业的上游产业，正在向中游和下游方向努力。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全球资金紧缩，石油上游投资缺乏资金，为此一些产油国在加强对本国资源控制的同时，在资源合作模式上进行了调整，出现一些新的合作模式，如石油换贷款和服务性合同等。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与中国在2009年签订了高达45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协议；伊拉克、伊朗等国在对外招标中采取服务合同的方式与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达成石油开采协议。

二、国际石油公司的命运与世界石油体系的未来

从国际石油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的政策调整来看，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资源和与对手的权力关系发生了以下一些变化。

首先，从构成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要素来看，权力内涵出现扩展的可能。随着化石燃料的使用对破坏造成环境，国际社会对碳排放的担忧增加，改革能源消费结构、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的政治共识。⁽³⁾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发达国家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得以顺利通过，根据估算这项刺激方案将占全球刺激支出的15%。⁽⁴⁾如果激励措施能够掀起一场清洁和安全能源的革命，那么石油体系必将发生重大变动。再进一步讲，随着权力要素内涵的扩大，技术特别是新能源和节能的技术将会同石油、资金和国家权力一样成为行为体追逐的目标。在石油渐趋耗竭、供需关系更加紧张的未来，也许只有掌握资本和技术优势，同时又有能力摆脱或减少对石油依赖的行为体才能占据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中心。

其次，是石油公司在权力来源和现实能力的变化。从权力来源的结构来看，国际石油公司在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方面，并没有出现重大逆转。国际石油公司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产油国对资源控制加强，传统市场需求有所下降等不利因素。但是国际石油公司对未来石油的生产和消费持乐观估计，在保持原有战略大方向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尽可能保持上游资源的投资力度，向大型增长型油气投资项目倾斜。国际石油公司遭遇的最大的麻烦，可能并不是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是获得资源的难度增加。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遇资源民族主义后的处境不同的是，在发达国家的版图上已经不再会出现像北美和北海那样具有开采价值的油气田。而在欧佩克和俄罗斯之外的非洲和里海中亚产油区不是国际石油公司的传统势力范围，国际石油公司在这些地区面临着新兴消费国的国家石油公司的竞争。虽然国际石油公司曾成功地发挥了权力来源多样性的组合优势，扭转了缺少资源的劣势，但资源一直影响着国际石油公司的发展，在产油国控制资源的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缺少资源更加不利于国际石油公司的生存。也许，国际石油公司的最优选择可能是与资源国家进行互利的合作。资金作为国际石油公司重要的权力来源之一，其显著优势和对产油国的强烈吸引力，可能会因为新兴消费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主权财富基金、民营资金等其他形式资本的发展壮大而有所削弱。传统欧美市场需求的下降对国际石油公司提出了开拓新兴市场的要求。技术才是国际石油公司最根本与核心的权力资源。从国际石油公司应对危机的战略可以看出，国际石油公司已有意识在优化炼油、衍生品、液化天然气等方面提高技术水平，这将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延长产业链。可以断言的是，即使石油作为燃料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发生实质性下降，作为化工原料的石油依然难以被替代，国际石油公司将继续在石油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最后，根据上文的分析可推断国际石油公司的命运与石油体系未来存在的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如果国际石油公司的资源和资本不敌产油国的资源和新兴消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欧美传统市场下降的同时又不能扩大在新兴市场的份额，那么国际石油公司在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将会下降，但是由于产油国的物质性权力资源相对单一、与体系外部环境的关系等原因，未必能够凭借石油资源从半外围渗透到体系的权力中心地带，因而体系半外围继续呈扩大化趋势。这是国际石油公司源于同对手的竞争关系导致的权力地位下降。

第二种可能：如果石油公司与产油国及其国家石油公司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石油消费中心虽然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但国际石油公司能够与时俱进地转移市场方向，国际石油公司将会继续驻守体系中心，而产油国通过与国际石油公司的合作分享部分中心的权力和收益，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未必能够依靠资源进入体系中心。这是国际石油公司源于同对手的合作关系而维持体系中心位置的结果。

第三种可能：前两种可能是基于发达国家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做出的，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掌握新型能源技术的制高点，那么产油国、不发达国家乃至新兴消费国都可能再次被技术变革与随之而来的产业革命甩向体系外围，石油体系的格局变成由不依赖石油但掌握部分石油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国际石油公司占据权力中心，曾经的强势产油国（如俄罗斯）与其国家石油公司充斥于半外围，不发达国家继续留在外围。这是源于技术变革导致的体系变革。

从目前来看，出现最后一种可能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可预见的将来，体系和国际石油公司的未来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与第二种条件较量的结果，或者是两种可能性交替出现相互交织的状态，国际石油公司将通过多种手段重组和改善权力来源组合，维持权力中心地位，而如何应对与国家石油公司的竞争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石油公司的地位。

三、回顾与总结

世界石油体系中始终存在着如霍夫曼和华尔兹所指出的那种悖论——巨大的资源能力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有效的权力。⁽⁵⁾霍夫曼和华尔兹所指的“巨大的资源能力”是指美国强大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实力，在华尔兹看来，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强国未必总是能够将自己偏好的结果强加于别国的选择。因此，占有权力资源的能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如何转化和使用权力资源才是更重要的。同样，石油资源对于大多数产油国来说，也存在上述类似的尴尬和困境——石油资源未必能转化为控制结果的现实力量。对于国际石油公司来说，失去石油资源的优势未必意味着总体权势的衰弱，国际石油公司就有多样化的权力来源弥补资源上的弱势，保持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核心地位。

权力，包括石油以及其他形式的权力资源，是分析国际石油公司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地位和影响的坐标原点。行为体转化权力的能力，则是决定其在权力坐标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权力的分析，不仅要关注行为体具有怎样的权力资源，更要重视行为体能否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现实权力、如何转化以及转化的效率和结果。为此，本书以更宽泛的视角看待世界石油体系中的权力，所讨论的范畴已经超出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概念。首先，权力的主体不再只是国家，而属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石油公司。其次，权力的内涵不只是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还包括国际石油公司的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等资源。第三，权力的对比也不以量化指标为衡量的方式。因为在数量上比较性质不同的权力，其最终结果将是徒劳无益的。笔者也不希望将比较不同行为体（如产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的不同性质的权力，简化为一种要素的罗列或大小的对比，因此，权力的对比实际上是通过比较行为体在整个权力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来体现的，而行为体的权力地位取决于权力的来源和转化权力资源的能力。

如果说融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有关概念和原理是本书建立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那么对权力的分析就是笔者展开逻辑推理的切入点。本研究将权力来源界定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资源，即石油，石油是产油国最重要的权力资源。第二类是除石油之外的物质性权力来源，对于消费国来说是指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对于国际石油公司来说则是指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之所以将资金、技术、管理和营销也纳入物质性权力来源的范畴，是因为技术实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司的财力，而管理和营销等经验的获得也同样如此。第三类是非物质性权力来源，即行为体从世界石油体系之外的环境中获得的权力来源，如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世界石油市场、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等外部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上述三类权力来源就好比权力坐标系的三个维度，行为体权力的对比就是在这三个维度中同时展开的。

权力资源的转化对于不同行为体具有不一样的政治含义。石油资源的转化及其效率取决于行为体所掌握的另外两类权力资源的状况，即行为体对其他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资源的掌握和运用。如产油国在资金和技术等物质性权力上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的效用，此外石油资源效用的发挥还取决于石油市场的供需状况。如果石油资源全部或部分掌握在国际石油公司或发达消费国手中，那么由于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在其他物质性权力资源上占据优势，因此石油就成为国际石油公司主导世界石油秩序，以及发达消费国（尤其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工具。如国际石油巨头在1973年前，或者美国在二战后以及冷战后的现实表现。

其他物质性权力来源的转化也受到非物质性权力来源的影响，如由石油市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或国际政治赋予行为体的权力来源。其中，石油市场对其他权力资源的转化具有双重作用——促进或制约。石油市场有其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和规则，无论产油国、消费国还是国际石油公司，都不可能完全操纵和驾驭市场。对于这些行为体来说，石油市场既可能促进，也可能制约或削弱其自然资源和物质性权力资源的转化。历史上，产油国曾有过利用有利的市场条件使用石油武器的成功经验，也曾因过量开采，造成供给过剩，反而遭到市场法则报复的失败教训。至于其他无形权力来源对于行为体的意义，与行为体在国际政治、金融、贸易和分工等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直接关联，只有当行为体在其中处于领导地位或具有优势时，才能从外部环境中“享受”到某种优势。如美国在国际政治、金融等领域中所具有的权力优势有助于其维持或提高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反之，产油国在国际政治、贸易和分工中的不利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或限制其资源优势的发挥。

行为体转化权力资源的能力和结果决定了它们在世界石油体系权力坐标系中所处的地位。世界石油体系是一个由石油资源、国家权力和公司技术与资本共同构成的复合体，这些权力要素的所有者——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在围绕石油资源、权力与财富分配进行的互动中形成了世界石油体系。世界石油体系中行为体的互动遵循现实主义的权力法则，体系结构最终由权力的分配决定。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因拥有丰富的物质性权力来源和非物质性权力来源而居于体系权力结构的上层或中心地带。大多数产油国由于其权力来源主要依靠石油资源，而将资源性权力潜能转化为现实权力的能力更是受到其他权力资源有限性的制约，因此总体上处于体系权力结构的下层或边缘地带。因此，由于不同行为体在权力资源和转化权力资源的能力上存在差异，其结果是形成了世界石油体系所特有的“中心—外围”式的权力结构，而且这一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行为体权力来源的变化发生改变。

虽然从表象上看，世界石油体系结构的转变都伴随着三角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但是相互依赖链条的断裂并不必然意味着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导致世界石油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行为体权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新的权力结构将重新界定“中心—外围”结构的具体内涵，并重新塑造三角相互依赖关系的内容。在世界石油体系的变革历程中，国际石油公司既是塑造世界石油体系结构及其互动模式的关键施动者之一，也是在世界石油体系发展和变革历程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独立变量。

历史上，1973年石油危机是国际石油公司影响世界石油体系的分水岭，也是国际石油公司实现自我调整的转折点。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国际石油公司（即所谓石油“七姊妹”）与发达消费国（主要是美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建立并维持着体系权力核心的地位，而当时不发达产油国和其他不发达消费国处于体系的外围。中心与外围权力对比的变化，正在通过各种渠道积蓄起来：从产油国的国有化运动到提价行动、从美国产能饱和到石油需求日益增长和油价飙升、从产油国财富的积累到美元危机和贬值等。权力对比的失衡最终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突破口，国际石油公司以及发达消费国的权力地位明显下降，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转变。阿拉伯产油国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际石油公司和美国的中心地位，或者说打破了它们对权力中心的垄断，成为体系的中心。但是这次体系结构变革的结果并不持久。

1973年石油危机结束后，世界石油体系中的权力对比变化仍在继续，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和转化能力也依然是决定其在世界石油体系权力坐标系中所处位置的关键因素。产油国由于受制于权力资源的局限性，缺少原油之外的权力资源来支撑其体系中心的地位，逐渐从权力中心衰退下来。与之相反，国际石油公司以及西方发达消费国，利用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来源的优势，经过战略调整，权力得到提升，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得到恢复。结果，国际石油公司、发达消费国（主要是美国）和欧佩克主要成员（沙特阿拉伯）组成权力轴心，分享世界石油体系的中心地位，其他生产国和不发达消费国仍处于体系的边缘。

冷战结束后，强势产油国俄罗斯和国家石油公司（即所谓石油“新七姐妹”）的出现，不仅对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国际石油公司提出了挑战，而且给整个世界石油体系带来了冲击。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经历着新的转型。但俄罗斯和国家石油公司的挑战都是有限的。因苏联解体而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主要国际石油公司通过多种手段实现新一轮的资源权力扩张，成为世界石油体系现有权力结构的有力维护者。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导致冷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和互动模式出现了半外围扩大化、权力分散化、中心多元化和多维复合相互依赖等特征。

与战后世界石油体系变革历程相对应的是，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地位和行为体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世界石油体系权力中心的构成经历了如下变化：从以美国和石油巨头为中心，到以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构成的权力轴心为中心。国际石油公司的权力优势经历了如下变化：1973年前拥有包括石油资源、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虽然资源优势受到削弱，但在资金、技术和销售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国际石油公司的行为体角色从资源垄断者和市场控制者，转变为资源寻求者，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提供者。尽管国际石油公司的角色不断演变，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但它们总是能够找到回应挑战的办法，并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作为拥有独特权力资源的国际行为体，国际石油公司始终是世界石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和该体系得以维持和运转的支柱。

此外，从资本扩张方式的发展历程，即从殖民式的占有到全球化时代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可看出国际石油公司的角色变迁。在殖民时代，石油巨头只需要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石油开采许可证；在反殖民运动时期，石油巨头在东道国的公司和资产遭到国有化运动的冲击；在资本全球化时代，东道国改变了同国际石油公司的关系，重新与国际石油公司进行合资或合作，吸收国际石油巨头的投资和技术。资本扩张方式的演变过程，也是国际石油公司同东道国关系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国际石油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成长为真正全球化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推断，像历史不断反复证明的那样，国际石油公司凭借自身的权力优势，包括权力来源和转化能力两个方面的优势，依然可以找到回应各种新挑战的办法，并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发展。同时，我们似乎也可以对30多年前特纳提出的疑问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国际石油公司一定能够继续“存活”下去，而且会很好地“存活”。权力来源和转化能力的优势赋予了国际石油公司顽强的生命力，国际石油公司作为关键的行为体，仍将左右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及其变革，并继续影响世界石油市场上的利益分配。

【注释】

(1)Mathew J.Burrows and Jennifer Harris，“Revisiting the Future：Geo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2，No.1，April 2009，pp.27—38.

(2)David G.Victor and Linda Yueh，“The New Energy Order，”Foreign Af fairs，Vol.89，No.1，January，2010，pp.61—73.

(3)“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气候变化首脑会议闭幕会上的发言”，http://www.un.org/zh/climatechange/summit2009/sg.shtml。

(4)同②文。

(5)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 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 Great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