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驱动型工业增长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

资源驱动型工业增长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¹⁾

张其仔⁽²⁾　郭朝先⁽³⁾

近年来，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虽然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关注，但资源环境的研究和经济增长研究二者脱节现象仍十分严重。资源环境问题研究的重点是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我国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增长研究的重心则主要放在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的影响上，后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资本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的作用有限。当前对这一结论的主要质疑是，资本体现了技术进步，按传统的索罗余值法估计技术进步，实际上会低估技术进步的作用（赵志耘、吕冰洋等，2007）。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无论对资本与技术的关系如何进行处理，如果忽视资源环境投入的影响，或是会高估资本的作用，或是会高估技术的作用，从而影响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不利于政府进行正确决策，最终会损害我国的经济增长。所以，在经济增长研究中，需要澄清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基本摆脱对资源环境的依赖？

一、问题的提出

不同国家，其竞争优势是不同的，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从而会有所不同。根据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的差异，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资源驱动型、劳动驱动型、资本驱动型、技术驱动型。不同的经济增长类型，需要有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与之相匹配。不同经济增长类型之间的转换，同样需要不同的政策激励。所以，一个国家对其经济增长类型的准确判断，至关重要。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对资本、技术、劳动等要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各自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讨论的热门话题。但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综观此类研究，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型，还有少数研究认为，如果考虑资本中的技术含量，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属于技术驱动型。这两种结论虽然有差异，但在估计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都排除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1）。这种排除深刻体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但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呢？

表1　对我国经济增长类型的判断举例

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十分重视人造资本、技术的作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却是相对忽视的。这一忽视有没有合理性？如果仅从一国的层面上考虑，这个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拟的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事实，从国家的层面上看，有着强烈的经验证据支持。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典型路径就是从沿着由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向资本依赖型经济增长再向技术进步依赖型经济增长演化的，⁽⁴⁾从资源依赖型到完全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其对自然资本的依赖程度是逐渐下降的，技术进步的作用逐渐增大。如果从全球的范围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在西方的经济增长中，资源环境微不足道，那为什么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工业化过程之中，西方国家对资源环境的忧虑随之日增呢？西方一些国家提出的所谓的我国威胁论，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我国的快速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外资源来支撑。有关西方国家经验研究中得出的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大的结论，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国家通过产业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把越来越多的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去了。一个国家技术进步起的作用很大的实质，更可能是这个国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活动中具有竞争优势。如果考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对国外资源的利用，把利用国外资源等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步的作用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即便是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尽管其经济增长类型属于技术驱动型，在估计各种要素的贡献时排除掉资源环境因素也不完全科学，特别是在全球资源环境形势日趋严峻，由一个空的世界转向一个满的世界时，更是如此。⁽⁵⁾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竞争优势集中表现为资源和环境利用的廉价，即便是从国家层面考察经济增长，在估计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像对待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一样，把资源环境因素排除在外，也不科学。

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实质上是一种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理论是否可以完全搬用过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呢？答案完全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取决于资源环境因素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那么，资源环境因素在我国到底处于什么地位？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选择了资源环境对我国工业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我们之所以选择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工业利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而且较为完整。二是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是随着我国工业部门规模的扩大而日显严重的。这一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别。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问题正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而日益加重的。

二、资源环境要素对我国工业增长的贡献估计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要估计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首先必须确立资源环境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工业增长方程中。在估计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一般都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同样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资源环境等因素以要素的形式进入工业增长方程。当资源环境因素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进入工业增长方程，我们实际上已假定，人造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与资源环境要素存在替代关系。这一假定虽然遭到了很多批评，但对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作出这一假定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要分析我国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而不在于讨论，长期来说，资源环境是否构成增长的极限。在资源环境达到其极限的一个时期内，假定资本、技术与资源环境的可替代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工业污染，就需要进行设备的更新改造，就需要开发新的更清洁、更节约资源的技术，社会就必须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环境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多的污染、更粗放地利用资源是对资本的节约。这一点也完全符合我们对经济生活的经验观察。企业为什么不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不削减排污水平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削减排污水平，会减少企业可配置到其他领域的投入。

在估计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时，不仅需要设定特殊的函数形式，在具体估计过程中，还需要确定进入函数的资源环境类型。一般而言，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等，在资源项下的矿产资源，由于种类繁多，为了避免模型过分复杂，在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研究中，我们选择了钢铁、水泥等作为工业用矿产资源的代表。水资源消耗、土地资源消耗直接以工业用水、工业用地表示。能源消耗直接用工业用能表示。环境因素，国内一般用污水排放、废气排放、固体废弃物排放等指标加以反映，本研究沿用此法。

根据上述考虑，我们设定如下模型：

Y=λK^α1（A×L ）^α2T^α3W^α4E^α5ST^α6SN^α7DG^α8DW^α9DS^α10

两边取对数可得：

ln （Y ）=c+α₁ln （K ）+α₂ln （A×L ）+α₃ln （T ）+α₄ln （W ）+α₅ln （E ）+α₆ln （ST ）+

Y代表工业总产值，为了反映我国的工业增长的实际情况，估计时采用了指数形式。

K代表工业资本，用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表示。为了克服价格变化的影响，估计时，利用价格指数对数据进行了调整，使之变成不变价格。1980～1990年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其进行调整，1991年之后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其进行调整（此前没有该指数），调整后的数据统一用1978年的不变价格表示。

L代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上述三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历年）。

A表示劳动有效性。用高中以上毕业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它以与L乘积的形式出现在方程中。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T表示工业用地。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W表示工业用水量（新鲜用水）。工业用水量由于数据很不系统，所以，在估计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度时，舍掉了该变量。

E表示工业用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编《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历年）。

ST代表钢产量，为生铁、钢和成品钢材三者之和。SN代表水泥产量。估计时，我们用这两个变量代表非能源资源的消耗。我国生产的钢和水泥并不全部用于工业，但由于数据的原因，进行计量分析时，我们采用的是总体消耗量的数据。

DG、DW、DS分别表示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些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二）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

根据表2列出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式，将变量的弹性系数进行分配，⁽⁶⁾再根据各个变量的增长情况，计算它们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⁷⁾

表2　各种变量间的弹性系数与贡献

由表2可知，我国1980～2005年工业增长中，矿产资源的消耗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程度最大，贡献率为37%；其次是环境资源的消耗，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能源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也很大，为16%；土地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仅为3.3%。相比之下，资本和劳动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有限，二者之和仅为17%。此外，约有8%的贡献由其他未解释变量做出或由误差造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工业增长是资源驱动型，而并不像大量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是资本驱动型。考虑到工业增长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由工业增长的资源驱动性质，可以推断出中国经济增长同样具有资源驱动的性质。

三、资源驱动型工业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建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而现代宏观经济学，是以资本驱动型经济增长类型为基础的。以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为标准，我国的经济增长属于资源驱动型。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类型，与资本驱动、技术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相比较，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是否有什么不同？对于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类型而言，是否需要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政策？戴利批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视为一个孤立的系统，与周围的环境没有物质或能量的交换。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一个错误视野上的修正性分析，而是一个崭新的视野，将宏观经济学视为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不是抽象的交换价值的孤立循环，不受物质平衡、熵和边界的限制。世界是一个如图1所示的“空”的世界（见图1）（戴利，2001）。这一批评既有合理性，也有片面性。一个国家，如果其经济增长属于资本或技术驱动型，从而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那么，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之内，就无须考虑资源与环境约束，所以，此时，可以把世界视为一个“空”世界。现代宏观经济学以及以此为基础导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此是适用的。对于一个不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国家而言，则必须考虑资源环境约束。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资源驱动型增长的国家，又面临着全球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这样一种形势，为了解决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资源环境约束。为此，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引入资源环境约束究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及其效果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图1　空的世界

注：引自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为了回应戴利对现代宏观经济学没有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批评，海耶斯（Heyes ）提出了一种扩展了的IS－LM分析模型，即IS－LM－EE模型。这个模型就是在著名IS－LM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一条环境约束曲线。利用这个模型，海耶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假定政府保护环境的目标是维持环境现状不变，对资源的利用不至于超过其可再生能力，在EE曲线维持稳定的情况下，假定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图形上的表现就是IS曲线右移，在不引入EE曲线的情况下，IS曲线右移，会产生新的均衡点1，点1则不是均衡点，引入EE曲线后政府还必须采取相反的货币政策，使点1左移到均衡点2，均衡收入低于初始水平。如果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即LM曲线右移交于LM₀曲线于点3，但这不是引入EE曲线后的均衡点，为了满足环境目标，政府必须采取反向的财政政策，以达到新的均衡点4，此时均衡收入高于初始水平。⁽⁸⁾

图2　IS－LM－EE分析

引入资源环境约束后，不仅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会发生变化，需要有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而且还会影响到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方式。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借鉴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对宏观调控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府管制在宏观调控中作用大大弱化，这对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放松管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些行业出现了过度进入，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了一些资源浪费；一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了市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很大，有的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当然这并不完全是由政府放松管制带来的，也不可能完全靠放松管制这一条渠道就能解决，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基础上，政府能否利用或应不应该利用市场准入管制机制的作用，以解决过度进入、解决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近年来，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我国除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外，还把加强资源环境管制作为重要的抑制经济过热的重要手段，使其起到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多采用财政与货币政策相组合进行宏观调控。我国的改革开放中，也主要采用信贷、项目审批、财政支出等政策手段，2004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开始把土地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国务院多次提出要把好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李善同等，2006）。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加强环境与资源管制也开始成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通过加强对资源环境的管制，调节经济运行，其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比较直接。通过加强环境资源管制调节经济运行的这种做法，对于处于资源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应该说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其原因在于，资源环境问题存在外部性，所以，资源环境要素的供给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反应相对于其他要素而言，敏感程度较低。对于在经济增长中，资源环境要素起到很大作用的国家来说，仅靠财政的和货币的手段解决经济过热问题，其效果难免要大打折扣。

四、结语

西方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因素不甚重视。这种理论如果仅将其视为分析一国的竞争优势，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当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全球范围时，这个理论就具有一定局限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的国家，可能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把资源密集型、环境破坏型的产业活动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而代表着这个国家大量利用了国外资源。只要突破把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局限于国家边界内的狭隘视野，把发达国家对国际资源的利用纳入考察范围，那些资本或技术驱动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不是孤立事件，它需要以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类型为支撑。国家与国家出现的产业内分工，比较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那些属于产业内分工高端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表现为技术驱动，那些属于产业内分工低端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明显的就是资源驱动型。但显而易见，没有处于产业内分工低端的国家存在，一些国家处于产业内分工高端的现象也就无从谈起。我国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属于资源环境驱动型。这一特点反映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处于产业内分工低端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它所反映的是我国的竞争优势仍在资源密集产业或产业活动上。所以，在全球化和新型国际分工的背景下，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就是改变我国的竞争优势（金碚，2007），提高我国技术密集型活动的竞争力，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张其仔等，2007）。

西方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事实的模拟，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相对是比较低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增长完全具有不同的性质，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所以，如果把忽略资源环境问题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直接用于分析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容易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简单地理解为技术对资本或劳动的替代，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近年来，为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强度很大，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据电监会统计，到2008年1月底，全国有17个省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缺电的情况接近了3990万千瓦。拉闸限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煤炭供应紧张。影响煤炭供应紧张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因煤矿安全整顿而把一个地区的各种煤矿都停下来，从而使得煤炭紧张的情况有所加剧。随着改革的深入和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资源、环境成本和土地价格都出现了上升，推动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⁹⁾对推动物价指数上涨起了一定作用。这些问题的出现，虽然具有某种必然性，但也与我们对资源环境要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对实施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估计不足有一定关系。在我国经济增长仍属于资源驱动型的条件下，如何采取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采取科学的宏观调控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既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也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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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贾俊雪：《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J］，《经济研究》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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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善同、许召元、刘云中、行伟波：《宏观经济形势及土地参与宏观调控作用的分析》［A］，陈佳贵：《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C］，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12.金碚：《我国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R］，2005年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工业增长问题研究”研究报告，2007年。

13.张其仔等：《模块化与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R］，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课题“产业结构的模块化问题研究”课题最终报告，2007年。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跨区域经济发展动态仿真模拟技术开发”（批准号2006BAC18B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工业增长问题研究”（批准号2005&ZD054）。

(2)张其仔，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3)郭朝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4)Ozawa把纺织、服装称为赫克歇尔—奥林式劳动驱动型产业，把化工、钢铁称为资源与规模驱动型的斯密式无差异化产业，把汽车产业称为差异化的斯密式产业，电子产业称为熊彼特式创新式产业，除此之后，Ozawa还把信息加工与传输产业称为Mcluhan式的网络驱动型产业。参见Terutomo Ozawa，（2005）Asia’ s Labor -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Flying -Geese Style：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the Poor to Rise？APEC Study Center，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Discussion Paper No.40.

(5)世界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满的世界。根据魏克格尔（Wackenagel ）的研究，自1977年以来，地球提供的可持续生产力与人口不相容，为容纳1999年的人口，该年需要1.2个地球，如果5大洲面积相等，全球还需要一个大洲。引自陶在朴：《生态包袱与生态足迹》，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6)弹性系数的分配原则是：当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形如y=klog （x ）的线性关系时，将两个变量拟合成一个变量参加总方程（1）的计算，得到的系数即为弹性系数，再把这个弹性系数按照1/（k+1），k/（k+1）的原则在变量x、y之间分配。

(7)要素贡献率=弹性系数×年均增长率。

(8)关于IS－LM－EE分析的详细说明，请参见Heyes，A.A Proposal for the Greening of Textbook Macroeconomics:IS-LM-EE，Ecological Economics，Vol.32，No.1，pp.1-8.

(9)参见发展改革委2008年1月28日关于2007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