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脆弱性与可持续风险

时间：2023-05-2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消费率、经济脆弱性与可持续风险刘尚希消费不足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联系到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例如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实质上就是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其实就是社会最终消费不足。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各种民生问题，

中国：消费率、经济脆弱性与可持续风险

刘尚希⁽¹⁾

消费不足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 “高积累、低消费”是那个时期的典型特征，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各类消费品的匮乏和不足。到今天，这种感受已经找不到了，相反地，各类消费品琳琅满目，可以说应有尽有。人们的感受从“短缺”变成了“过剩” ，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后面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实际上又回到了“高积累、低消费”的状态，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回归意味着什么呢？

一、消费率的涵义及其基本判断

（一）消费率的涵义

消费率是衡量一定时期社会总消费相对规模的指标，其含义是指一定时期社会用于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占社会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比重；从价值形态来衡量，是指一定时期新创造价值中用于消费的份额；从支出角度来看，是指一定时期社会的消费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消费率的高低不仅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而且也表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发展程度，各种人类发展指数的状况与消费率是紧密相关的。

从消费主体来看，一定时期社会的消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居民消费（或私人消费），二是政府消费，也叫公共消费。前者是指居民个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保健、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后者是指政府自身的消费（即行政成本）以及政府用于卫生保健、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方面的社会性消费。从消费客体来看，一定时期的社会消费可分为物质产品的消费和非物质产品的消费。

从消费的变化趋势来看，公共消费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为在社会化程度和公共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居民个人的消费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消费来化解，这不仅表现在消费对象方面，如教育、保健、住房；也反映在消费环境方面，如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从全球视角来观察，公共消费的比重是在不断提高的。用流行的话语方式来表达，也就是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全社会用于非物质文化方面的消费所占比重也呈现为不断上升的势头。

（二）从时间维度观察，我国消费率在不断下降

从绝对规模来观察，最终消费支出是在不断增长的，2006年达到110323.4亿元（当年价格），比1978年的2239.1亿元增长48倍；而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增长了60倍，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慢了很多，相差12倍。⁽²⁾这样一来消费率必然不断下降，表1很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

表1　1978～2006年中国消费率与储蓄率的变化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从期间数据来看，在改革开放的最初3年，我国消费率是明显上升的，1980年比1978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这种上升的势头一直持续到整个“六五”时期，这个时期成为改革开放29年中消费率的最高点。自此之后，消费率就开始下降，进入“七五”时期，消费率环比下降了2.5个百分点，“八五”时期下降了4.4个百分点，“九五”时期上升了1个百分点，到“十五”时期又下降了4.3个百分点。进入“十一五”时期，消费率更是呈快速下滑之势。总的看，“十五”时期比“六五”时期消费率下降了10.2个百分点。

从年度数据⁽³⁾来观察，1978～1992年，消费率都在60%以上，其最高是1981年，达到67.1%，这也是改革开放29年中消费率的最高点；其最低是1978年和1992年，其消费率分别为62.1%、62.4%。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先升后降，1985年之前明显上升，这与当时重视消费，归还长期消费欠账的政策密切相关；1985年之后，消费率下降明显，1992年较之1985年下降了3.6个百分点。1993～1998年，其消费率降到了60%以下，但相对平稳，这五年的消费率都在58%～59%。世纪之交的3年，也就是在“九五”末期的1999年、2000年和“十五”初期的2001年，其消费率曾经又上升到60%，但这种势头未能保持。进入新世纪，消费率快速下滑，2006年降到了50%，这与消费率历史最高点的1981年低了17.1个百分点，也比1978年低了12.1个百分点。

从消费主体来分析，1978～2006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45.6倍，公共消费支出增长61.8倍。除了公共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同步之外，居民消费增长则要低得多，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差14.4倍。单纯就数量关系而言，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造成的。但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又有紧密的连带关系，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与公共消费是有内在关联的。由于本文宗旨不是探讨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故而在这里不进行讨论。

（三）当前消费率的合理性判断

上面只是事实的陈述，并没有对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是否合理做出判断。如果认为当前我国的消费率是适当的，那么，消费率的下降就是合理的，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率下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若相反，认为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是不适当的，则消费率的下降就是不合理的。对此，人们的看法存在分歧，有的认为当前消费率偏低，而有的认为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当前消费率是适当的。人们的观点不同，不在于论据的差异，而是判断标准的不一致。能否找出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消费率的合理性呢？从理论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去寻求那个未知的标准，只是用一种比较简单的类比方法来说明。

表2　世界及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率和消费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转引自郑工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需求走势分析》，http://www.stats.gov.cn/tjfx/grgd/t20070607_402414864.htm。

从表2与表1的对比来看，我国消费率是最低的，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平均水平，尽管样本国家并不是足够大，但通过比较也至少说明，我国消费率未必是适当的。联系到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例如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实质上就是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其实就是社会最终消费不足。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各种民生问题，实质上都是消费问题。所谓的新“三座大山” （教育、医疗和住房）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消费负担过重而难以消费的问题。无须复杂的证明，从这些诸多现象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率明显偏低。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的消费率是不适当的，消费率的多年连续下降具有不合理性。

消费率的反面是储蓄率。我国当前的消费率不合理，同时也就表明我国当前的储蓄率不合理，储蓄率偏高。由此也可得出另一个推论：我国当前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都偏高了，也是不适当的。消费与储蓄的失衡，意味着我国的公共政策和宏观调控有诸多值得反思和检讨之处。

为了避免误解和歧义，有必要指出消费率和消费增长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通常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来衡量。虽然自2000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都在9%以上，看似不低，但并未能改变消费率2000年以来的下滑之势，在宏观层面依然是消费不足。2007年的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了更快的增长，达到16.8%，⁽⁴⁾增幅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但能否阻止消费率下滑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二、消费率与宏观经济的脆弱性

消费率低下，总体表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下的消费不足。而消费长期不足的后果是将导致国民经济失衡、失稳、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及其后劲不足。下面拟将从消费与国民经济基本变量的关系入手来进行分析。

（一）消费与国民经济基本变量的关系

尽管现代经济体系由于分工的细化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投入产出的链条也越来越长，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日益显现出非线性特征，但基本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改变，国民收入、消费、储蓄、投资和净出口的关系可以通过以

下公式来表达：

公式（1）可以从社会总供给的角度来理解，即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可分解为两个部分：消费和储蓄。从社会总产品来看，也就是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消费与消费资料、储蓄和生产资料都是对应的。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和生产资料的对应关系不复存在，收入形态的储蓄对应的实物产品既有生产资料，也有消费资料。公式（2）是从社会总支出角度来观察的，即一定时期的物品和劳务总是被相应的支出来购买，这些支出构成社会总需求。

国民经济要达到平衡，公式（1）与公式（2）必须相等，经简化可以表达为：

公式（3）就是国民经济的平衡条件。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或当外部平衡时，净出口为零，这个平衡条件可以进一步简化为：储蓄=投资。

上述公式都非常简单，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实际上都蕴涵其中，抓住了它们，也就找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源头。

（二）消费率过低导致国民经济失衡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来看，上述公式都是恒等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们总是相等。但从实际经济运行过程来分析，市场并不会自动实现平衡。当不平衡程度超出一定的临界点，国民经济就会失稳，出现经济剧烈波动，甚至经济危机，因而现代经济总是需要借助于外力——政府干预来促使国民经济趋向平衡。

我国当前经济失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暂且不说政府干预是否失灵或存在什么问题，先从宏观经济运行本身来观察，至少有“三高” ：高储蓄、高投资和高顺差（净出口）。准确一点表达，至少可以说，储蓄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都在快速提高。从表1看，进入21世纪以来，储蓄、投资和净出口都处于高位，2006年三者均达到历史新高，分别为50%、42.7%和7.3%，比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分别高出了12.1个百分点、4.5个百分点和7.6个百分点。净出口不断上升，说明外部失衡在加剧；而投资率不断提高，说明内部失衡也在加剧。从现象层面分析，外部失衡似乎是进口赶不上出口导致的，于是有不少研究者建议一方面扩大进口，另一方面抑制出口以减少顺差的过快增长，同时也减少由此带来的流动性过剩。政府当前采取的干预措施也正在这么做，以改善外部失衡。而针对内部失衡的问题，流行的看法是投资挤压了消费，政府采取的调控措施也是挤压投资，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手段。

从公式（3）不难看出，净出口=储蓄-投资，要减少净出口，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一是降低国民储蓄，二是扩大投资，或者两者同时并进。我国当前投资率处于高位，要进一步扩大投资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看来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降低国民储蓄。从公式（3）来分析，这是唯一的路径。通过降低国民储蓄来解决内外失衡的矛盾，无疑地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国民储蓄率为什么会持续提高？从公式（1）我们可以推论出如下公式：储蓄=国民收入-消费，在静态条件下，要降低国民储蓄，只能是扩大消费。或者说，扩大消费是降低储蓄的先决条件。

从整个经济体系来分析，储蓄与消费的关系不是平行的，也不是相互决定的，而是消费在先，储蓄在后。在一定时期，储蓄总是表现为消费的剩余。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上，消费是因，而储蓄是果。这就是说，储蓄率高是因为消费率低造成的。由此不难得出我国当前经济内外失衡的因果链：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净出口）。 “三高”均是由“一低”所致，要解决“三高”的问题，从“三高”本身入手，只能是治标，只有从“一低”下功夫，才能治本。

（三）消费率过低会引致国民经济失稳

我国当前经济失衡十分明显，但还没有达到失稳的临界点，也就是说当前国民经济依然处于稳定的状态。失衡是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失衡状态下的稳定，是一种脆弱的稳定。哪怕只是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致国民经济失去稳定。如果这种内外失衡的状态不断加剧，发生经济危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对当前内外经济失衡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沙盘推演式的应对之策。

从失衡引致失稳的最后一根稻草将会来自哪里呢？来自对外部门的可能性最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未能对我国造成直接冲击，但也诱发了自1998年的经济增长滑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状况与现在颇有类似之处。如从1997年的情况看，投资率处于高位，为36.7%，虽比之前的两年降低了约3个百分点，但并没有因此而扩大消费，只是储蓄分流到了对外部门，净出口率迅猛提高到4.3%，比1995年的1.6%增加了2.7个百分点，这一年消费率反而是下降的，为59.0%，而储蓄率达到41% （国家统计局，2007）。内部的失衡主要依靠对外部门来弥补，这使我国经济体系对外依存度加大，国民经济的脆弱性加剧。结果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引致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迅速下滑。假如今天出现全球经济明显下滑和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我国的经济状况就会重复“昨天的故事” ，因为当前经济的脆弱性并不比那个时候更小，甚至更大了。今天的消费率降到了历史的低点，也就表明我国经济失衡的程度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在现象层面的反映就是投资率、净出口率、对外依存度等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从失衡走向失稳的步伐在加快，保持眼下国内经济稳定的不可或缺条件就是不会出现外部危机。

1998年因经济增长滑坡而一度重视消费，在政府公共支出、税收、信贷等方面采取了不少刺激和鼓励消费的措施，消费率也一度上升，这种趋势从1998年持续到2001年，之后又开始下降，一直到现在。这与2001年之后经济增长升温是相联系的。当今，在重视民生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等新理念和新举措的推动下，消费又有所扩大，消费增长率加速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对消费有了新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歪打正着” ，能否形成消费率上升的一个新拐点，还要拭目以待。

三、消费率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风险

（一）消费率下滑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

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现在越来越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例如，当今政府对节能降耗减排的重视程度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进步。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首先进入决策视野的是把生产搞上去。在“文革”期间就有“抓革命，促生产”的说法。改革开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这个中心自然也就是生产，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一直是各项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直到今天，这种政策思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习惯于从生产的角度来考虑各种财经问题，如实现可持续发展、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做大经济财政蛋糕等，都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的。尤其是长期来以GDP增长为纲，更是强化了这种“生产性思维” 。

这种思维是环境的产物。在短缺和落后的条件下，生产自然是最重要的，发展的内涵也就是生产。但当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物品和服务不再短缺的情况下，“生产性思维”就变异成为一种阻力。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难以提高实际上与此密切相关。因为这种思维方法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循环，把生产与消费视为单向的决定关系，忽略了消费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消费与生产统一于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之中。从循环的视角来观察，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生产与消费是相互决定的。现代经济体系处于复杂的循环状态，当消费率过低时，经济增长就只能越来越依靠投资和净出口。而高投资则意味着在维持一定产出的增长时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而高投入自然带来高排放。这就像人吃饭一样，吃得多，自然就拉得多。高消耗、高排放，必然是低效率。

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来加以论证。其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G=S/Y×ΔY/I

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I为投资、Y为国民收入、ΔY为新增国民收入。显然，S/Y是储蓄率，ΔY/I是投资效率系数，即每增加1元投资可带来的新增国民收入。假设S=I，则S/Y=I/Y，即储蓄率等于投资率。

设C为消费，C/Y则为消费率，在不考虑对外部门的条件下，I/Y= 1－C/Y，即：投资率=1－消费率，则上述形式可变换为：

G= （1－C/Y ）×ΔY/I

从这个变换了的简单模型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是一种反向关系，而投资效率系数与经济增长率是一种正向关系。这样，我们不难推出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当消费率下降时，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这时，投资效率系数可以不变，甚至可以下降。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趋高与消费率的趋低恰好是吻合的。⁽⁵⁾这也许可以说明，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靠消费率的下降换来的。

二是当消费率不变，甚至上升时，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这时，若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投资效率系数，否则，经济增长无法实现。

可见，在消费率低下，甚至不断下滑的情况下，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内部压力不会产生，而仅仅靠政府的外部干预显然是难以奏效的。低消费粉饰了经济的繁荣，而掩盖了增长质量的低下。从整个经济体系的循环来看，消费率过低是导致经济增长质量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上面的分析是以储蓄=投资为假设前提的，其实在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形下，也不影响上面的结论。因为消费的剩余是储蓄，而储蓄无非是分解为投资和净出口，在当前条件下，依靠净出口率提高实现的经济增长依然是低质量的。从出口产品的结构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就可以得知，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也是低质量的。

（二）消费率下滑阻碍人力资本积累

在发展是硬道理的语境下，“生产第一，消费第二”的社会定势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渐渐地形成了。但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角度观察，消费率低下所表明的消费不足，同时意味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滞后。事实上，我国消费率下滑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已造成了许多我们称之为“民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消费不足和消费严重不平等的问题（刘尚希，2007）。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扭转，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长期性的损害。

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能力高低尽管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消费率的高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消费率低下必定会损害国民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抑制人力资本的积累。

经济学阐释的是物的生产，因而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消费只具有工具价值。但回到人这个万物之灵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看，消费是人的生产过程和发展过程。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物质生产的终极价值之所在。但在物质文明的时代，通常是以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追求财富本身比追求人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这对财富生产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更为突出，忽视了人的发展，人的素质和能力低下，结果长期处于“发展中”状态而难以变成发达状态。而一个国家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不会凭空产生，是消费的结果。人的体能素质、文化素养、劳动技能以及道德水准，都不会在物的生产过程中形成，而只能是通过消费——人口、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来实现。任何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素质和能力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明进化的基础，而这个基础要依靠消费来夯实。不言而喻，消费率低下使这个基础变得日益脆弱。

这种认识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愈益清晰地凸现出来了，如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的本质在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和扩展人的能力；舒尔茨提出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实际上是消费的资本化理论，改变了消费与生产对立的观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被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次，有效需求和乘数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消费观，使消费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流行的知识经济的理念更是把教育消费的资本化提升到了更高的位次；如此等等，消费的重要性被更全面地揭示出来了。不少研究表明，消费的资本化价值，即人的素质和能力提高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是非常显著的。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亚洲经济奇迹的30%～40%与健康有关；据世界银行测算，过去4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的8%～10%归因于健康人群（王小合等，2006）。若是卫生保健消费不足，则会降低经济增长和带来贫困，我国西部新增贫困人口的60%～70%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迟福林，2006）。教育消费的作用更是明显，有学者研究，在我国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支出，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高于每增加1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农牧业产值（6.75元）（钱克明，2003）。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世界平均水平是20%、13.5%、10.7%，低收入国家是23.4%、15.2%、10.6%（焦建国，2005）。这表明，当消费率低下而导致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不能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得到改善的情况下，长期发展就会后劲不足而难以持续。而在社会建设层面，这些问题同时表现为民生问题。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消费率下滑同时意味着民生问题的恶化。不难看出，消费兼有经济属性（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属性（民生的内容）。

由此也可以看到，消费的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在长期意义上是统一的。人的自身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目的，同时又能形成一种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本，从而可以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为人的自身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但这种统一不会自动地实现，依赖于人们的正确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定体制和机制及其相应的政策。若认识、体制、机制、政策出现偏差，消费内在的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性就会被打破，一旦消费作为目的的终极价值被抹杀，为生产而生产，为增长而增长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当前，消费率低下与不惜代价地追求GDP增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与对消费认识上的偏差有直接的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宏观经济的失衡和大量民生问题的凸现，皆与国民消费率低下的状态密切相关。若国民消费率下滑趋势不能尽快扭转，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将会进一步加剧，同时，各种民生问题也难以得到改善，公共风险就会进一步扩散。可以这样说，只有提高国民消费率，宏观经济风险才可能防范和化解，对公平正义诉求愈益强烈的社会道义风险才可能收敛。提高国民消费率，已经成为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和社会建设中民生问题的共同钥匙。

从政策的有效性来看，在各项公共政策中，财政政策无疑地应列首位，它对提高消费率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因此，依据上面的分析和当前情况来看，应当更大程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共消费上，通过扩大教育、医疗卫生、住房、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国民消费率，而且能够带动居民私人消费，从而刺激国民消费率提升。其次，通过干预和影响收入分配，可以改善分配的状况，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而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当前正在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无论是作为经济政策，还是作为社会政策，都应聚焦到消费上来。惟有如此，经济失衡、失稳、过热、通胀等宏观经济风险，以及民生问题，才有化解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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