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投资体制的经验

第四节　外国投资体制的经验

前面三节，我们从投资相关主体结构、资金来源结构、投资的宏观调控和投资管理等不同方面，以不同的典型国家为对象，对各国的投资体制进行了横向比较，并分析相关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本节拟在前面三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影响投资体制形成的一些因素和规律，以期对我国的投资体制改革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

一、投资体制的影响因素

（一）政府职能与投资体制形成

从前面三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投资主体结构、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还是投资的宏观调控及投资管理，都与一国政府职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的职能范围决定了投资体制的方方面面。

首先，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投资决策主体的结构。投资决策主体结构是由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的相对比重决定的。政府职能范围较广的经济体，通过政府投资来完成和实现的职能通常也更多，最终反映为政府投资比重的提高。

其次，政府职能影响政府投资范围的同时也影响了财政预算中用于投资方面的支出规模。而投资资金结构恰恰是由财政预算资金、直接融资资金、间接融资资金等构成的。此外，政府为实现特定职能还可以通过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而影响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如各国的政策性银行，其融资性质属于间接融资，但其融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政府安排、服务于政府特定职能的实现。

最后，投资调控和投资管理更是与政府职能范围密切相关。有关分析见第三节相关内容，此处不再重述。

（二）影响投资体制的其他因素

在前面几节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影响一国投资体制的因素很多，除了政府职能外，还包括经济发展阶段、采取发展模式、奉行的发展原则、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结构，等等。上述因素中，有的也是政府职能范围的决定因素，并通过对政府职能范围的影响来进一步影响投资体制的形成。

当然，有些因素本身对投资体制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如现行经济结构。一方面，现行经济结构直接影响政府投资调控和投资管理的方式与具体手段。当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比重较大时，投资调控会偏重于计划等直接调控的方式和手段，在投资管理方面更多地体现为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直接控制；而当经济结构中私人企业占绝对主导时，投资调控则主要依靠各种间接调控方式和手段，在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上也通常会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一国的经济结构往往也会对政府职能范围产生影响。例如，当产业结构表现出明显失衡时，政府便可能将实施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纳入其职能范围，并因此对整个投资体制产生影响。

（三）投资体制相关因素间作用机制分析

有关投资体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我们可以将前面图8-3扩展来进行示意，见图8-4。

图8-4　投资体制及其影响因素之间作用机制示意图

图8-4表明，经济体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秉承的经济传统、采取的发展模式、现行的经济结构以及政府职能范围都是投资体制形成的影响因素，但其作用机制又有所区别，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影响着投资体制的每个方面。②发展阶段、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对政府职能范围的确定有着直接影响，并进而间接影响投资体制的形成。③发展阶段、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主要是发展阶段和经济传统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现行经济结构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④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及经济结构对于投资体制的不同方面也有着直接影响。⑤投资体制中，投资主体结构、资金来源结构和投资的调控管理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作用。例如，投资决策主体的结构能够影响预算资金在资金结构中的比重，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发达程度也会对投资中介机构、融资机构的组成结构产生影响。

投资体制的形成和确立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现行的经济结构都会发生变化，未来选择的发展模式也会有所调整。这样，上述因素在长期动态变化中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链条。

二、投资体制的演变及未来趋势

根据前面对投资体制各方面的横向比较及投资体制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投资体制的演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作为投资决策主体参与投资的领域将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事务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这一趋势是由政府职能范围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将得到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优势也将不断显现；政府的职能将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并致力于市场缺失和失灵的公共事务领域。

第二，即使在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领域，市场机制也将被逐步引入到投资项目的具体运作中。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政府对其投资项目通常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引入市场机制意味着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介入，可以有效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第三，政府在投资的宏观调控方面将主要采用间接调控的方式。间接调控重在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是符合市场规则的调控方式，也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限干预的原则。

第四，在投资的融资结构中，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将不断提高，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依托的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将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变化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变化，而未来资本市场的日益繁荣和传统商业银行的日渐式微基本是大势所趋。

第五，财政预算资金相对规模则可能呈倒U形变化。这是因为，财政预算资金相对规模主要取决于政府职能及其投资范围。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政府职能范围可能出现缩小和扩大两种趋势。一方面，随着政府对竞争性领域的退出，政府职能范围将不断缩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分工的不断细化将产生许多新的公共事务，从而拓宽了政府职能及政府投资的范围。

第六，投资中介机构在投资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大。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整个经济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项目涉及到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客观上需要由一些专门的机构独立出来承担一些投资服务的功能。与此同时，市场的不断完善，也为这些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无论是非营利性的商会、行业协会，还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在未来都会面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事实上，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必然结果。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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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董正信、赵晓明：《中日韩政策性金融体系对比及启示》，《日本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注释】

[1]该定义见林森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透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作者同时还提出理论界的另一种看法，“投资主体是投资体制各个分工系统的集合，可分为投资决策主体，包括政府和企业；投资调控主体，包括计划、财政和中央银行；投资经营主体，包括投资公司、各商业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投资使用主体，包括各建设单位和企业。”

[2]这里假定政府支出大体分为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两部分，政府消费以外部分均为政府投资性支出。

[3]需要强调的是，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支出法下的“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与利用固定资产投资直接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总体来说出入不会很大。

[4]对于北欧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政府的边界和投资领域更大，同时高税率也抑制了民间投资，所以政府投资比重显得尤其高；对于前苏联及东欧等转轨国家来说，由于其工业化基础较高，也已经过了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资本积累的阶段，因此，它们的投资率相对来说也较低。

[5]有关美国企业类型的数据资料，参考李荣融（2000）第81页。

[6]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公营企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在2％以下，见王学武（2001）。

[7]事实上，产业政策在日本投资体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政府调控、企业决策还是金融机构的融资行为，以及中介机构的投资咨询服务，都受产业政策的影响。相关内容在后续部分还将不断涉及。

[8]其实，我国目前的投资主体结构中上述特点尤为明显。一方面，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有着极强的控制力，政府在很多投资领域都扮演着事实上的决策主体角色。

[9]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后同样为两国所认同并采纳，但这种干预基本上还是宏观层面的间接调控，在微观层面，独立运作经营的各类经济主体，其各项经济活动依然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和范围内自由进行的。

[10]有关德国的银行体系及金融体系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考于景涛（2003）、史笑艳（2003）、王珏（2002）、孙玉辉（2001）以及李荣融（2000）等文献。本部分是在对上述文献进行综合整理基础上形成的。

[11]关于法国银行及金融体系更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考白钦先、王伟（2005）、刘飞（2000）及韩文霞（1992）等文献。

[12]1782年，北美银行在费城注册成立，标志着现代银行业在美国的开始。此后，兼有私人银行和中央银行性质的美利坚银行于1791年成立。

[13]关于日本金融体系及其运行的情况，可以参考刘迎接（2005），小粟诚治（2003），任云（2006），车维汉（2006），戴晓芙（2004），董正信、赵晓明（2006），李荣融（2000）等。

[14]通常可以将各国的金融体系划分为“以市场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和“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美英两国是前者的代表性国家，而日本、德国、法国等则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15]关于韩国金融体系更为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考董正信、赵晓明（2006），卢里征（2006），夏斌、张承惠等（2005），孔凡保（2005），李荣融（2000）等。

[16]关于德国工商会组织架构更为详细的介绍，参见李荣融（2000）。

[17]严格来说，英国还有少量的国有企业，使得政府参与投资决策的方式更为直接。

[18]一般来说，资金短缺是后发国家普遍面临的困境，预算资金通常很难满足投资的资金需求，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融资也就成为必然选择。

[19]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德国的工商会还是日本的行业协会，都是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而成立的。

[20]这里的利益最大化指的是短期或即期利益最大化。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其赶超的过程通常可以看做是牺牲短期利益获取长远发展。19世纪，德国不顾比较优势，由国家主导实施战略赶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21]类似现象在本章第一节第一部分的分析中也出现过，可以相互参照。

[22]这两个指标虽然不能完全涵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范围，尤其是“股票交易总额占GDP的比例”。一方面，股票交易总额与股票直接融资规模是有较大区别的；另一方面，直接融资还包括企业债券融资。但由于数据收集方面存在的限制，我们只能是利用这两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应该说，这两个指标大体还是能够满足我们进行趋势性判断的需要。就一国的股票交易总额而言，它与股票融资规模是成正比的，而且我们是用该指标做国际横向比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上述不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替代变量与实际变量间的差别可以看做是一种系统性偏差，而系统性偏差是不影响系统内部各成员之间进行相对比较的。

[23]从控制对象来说，控制商业银行只需面对有限的机构，而控制资本市场则需要面对众多的投资者。有限的对象便于使用窗口指导等直接高效的手段进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更便于政府进行干预和调控。

[24]这一判断是在各国数据基础上大体概括而得的，并不能做到绝对准确。事实上，在前面列出的各国数据中已有例外。例如，韩国实施的是典型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战略，但近年来直接融资相对规模甚至要大于间接融资规模；瑞典、芬兰也存在同样情况。

[25]投资活动在即期形成投资需求，成为GDP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投资活动一旦顺利完成，便形成了生产能力，成为影响供给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投资活动能够形成未来的供给能力，因此产业政策的实施也可以借助于投资调控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