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产生积极效果的理论

第一节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产生积极效果的理论

改革开放30年来理论界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积极效果进行理论探讨的成果相当丰富，这些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与增长；就业、工资和人力资源效应；贸易效应和产业效应；技术及管理知识外溢效应；市场化、国际化和制度化效应等方面。这些主流理论研究肯定了开放型经济取得的成就，肯定了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产业成长及结构升级、出口贸易增长、出口竞争力提升、劳动就业增加、税收增加、国际收支及外汇收支改善、技术进步、市场化改革、国际化开放格局形成、制度改革等产生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些主流理论成果与中国引进外资实践及外资政策基本一致，理论既总结实践结果又推动了实践发展。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和分析方法各有特色，认识深度也有差别，理论界对这些积极效果的论证结果、看法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分歧之点。许多理论研究的共识已经体现为国家外资政策，为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

一、经济发展与增长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有大量成果研究外资企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外资企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增长质量转变等议题加以研究；同时就外资企业在华布局结构产生的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增长问题展开讨论。这些成果对于中国认识外资地位、贡献、作用、性质以及有关政策制定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经济等成分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企业的贡献体现在对GDP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出口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强研究与发展能力的贡献等许多重要的方面（江小涓，2002a）。⁽¹⁾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是多渠道的，FDI不仅对东道国具有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而且具有间接的外溢效应，如技术扩散、人力资本提高和制度变迁的效应。这些外溢效应对一国通过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以及卓有成效的制度变迁实现内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总之，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杜江，2002）。⁽²⁾

外商企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外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关键取决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技术外溢效应越明显，东道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东道国鼓励外资高新技术行业投资的意义越明显（于津平，2004）。⁽³⁾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但二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杜江、高建文，2002）。⁽⁴⁾

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萧政、沈艳，2002）。⁽⁵⁾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两方面的作用（江锦凡，2004）。⁽⁶⁾它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黄华民，2000）。⁽⁷⁾而且它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江小涓，2002a）。⁽⁸⁾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商投资在总体上对内资部门产出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的外溢效应为正，但这一外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太大（潘文卿，2003）。⁽⁹⁾它对中国某些经济变量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但不是对所有变量都有影响（陈浪南、陈景煌，2002）。⁽¹⁰⁾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发展是造成中国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在1985～1999年，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魏后凯，2002）。⁽¹¹⁾FDI的区域分布不能有效解释各地区经济的不平衡状况，相反，国内投资的区域差距，特别是在投资效率上的显著差别，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武剑，2002）。⁽¹²⁾外资企业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但并非是促使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变量（李小建，1999）。⁽¹³⁾地区引资模式不同产生的经济增长效果可能也不同。在区域发展层面，以进口替代加资本深化为特征的“上海模式”，在促进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方面，确实优于以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广东模式”，只是前一模式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卢荻，2003）。⁽¹⁴⁾

外资企业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效果体现在多个方面，难以实证检验理论观点与实践之间的吻合程度，不过理论结果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走向基本一致。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程度已经有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1983～1999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DP增长的综合弹性比为0.121，即外资每增加1%，GDP平均增长0.121%，20年来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赵晋平，2001）。⁽¹⁵⁾笔者完全赞同主流理论对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所产生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积极贡献的肯定看法。外资企业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可能有差别，但引进外资企业对GDP增长具有正向贡献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是相符的，否则的话各地方政府不会不惜血本引进外资。

二、就业、工资和人力资源效应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对中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就业。它对于促进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劳动力地区间移动、城乡劳动力结构变化、就业增长、人力资源形成和工资结构性变化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理论界对这些问题都有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围绕外企发展对就业、工资和人力资源三个方面的效应展开，对中国有关部门制定外资企业劳动就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之一是促进中国就业结构的演进，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促进劳动力素质结构升级（张二震、任志成，2005）。⁽¹⁶⁾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王志鹏、李子奈，2004）。⁽¹⁷⁾虽然FDI就业份额仍然较小，但由于其增长速度非常快，使得该领域就业对中国总体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很高（蔡昉、王德文，2004）。⁽¹⁸⁾

不同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促进并不明显（黄华民，2000）。⁽¹⁹⁾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由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行业发展，直接增加就业的作用明显弱化，导致就业效应发生了变迁（邱晓明，2004）。⁽²⁰⁾甚至外资既有增加就业的正效应，也有排除就业的负效应（余永定，2004）。⁽²¹⁾

跨国公司为了在投资东道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与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减少员工的流动性以避免给当地的竞争对手带来技术外溢、降低信息不对称等，往往会支付较高的工资。同时，通过正相工资外溢效应对当地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造成影响，拉大地区（尤其是东西部地区）工资差距。跨国公司通过增加劳动需求、工资溢出对投资东道国的整体工资水平造成影响，造成东道国工资水平有上升的压力和趋势。跨国公司对当地员工的培训，提升了他们的技术水平，也变相地提高了这部分人的工资水平。李雪辉、许罗丹（2002）利用中国宏观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通过提高当地的熟练劳动的工资水平，FDI可以提高外资集中地区的工资水平，而且来源地不同的直接投资对工资有不同的影响，但对劳工流动性的影响不大。⁽²²⁾

但陈利敏和谢怀筑（2004）的实证分析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对整体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工资结构的影响比较明显；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高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对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影响较小，甚至是负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投入比例越大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越高，而国内企业的工资水平越低；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对不同行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也明显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提高有显著贡献，而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²³⁾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对中国就业、工资和人力资源形成产生了较大的积极作用。随着外资进入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资企业吸收中国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对全国城镇就业的增加做出了很大贡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华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由1993年的288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1340万人。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员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10%以上。如果将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外资企业有关的配套加工、服务等劳务人员计算在内，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对就业的积极影响会更大。正如理论界所揭示的那样，外资企业对培养产业工人、培训技术及管理人才以及形成高素质人力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在外企就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比同类在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里就业的劳动工资普遍高出一块，对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起到一定作用。理论揭示与事实基本相符。不过，毕竟在外资企业就业的规模有限，外企工资外溢效应对整个社会工资水平决定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三、贸易效应和产业效应

理论界关于外企在华发展所产生的贸易效应和产业效应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涉及的理论层次较深，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在贸易效应方面，主流理论基本上赞同外企发展对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出口竞争力等产生的积极作用。在产业效应方面，多数学者赞成外企发展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了外溢效应，部分学者强调外资企业行业内溢出的条件差别。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中国对外资企业发展的认识，为制定引进外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有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般认为在华外商企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贸易效应，推动了中国出口增长，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水平，带动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品价值链竞争（冼国明，2002；⁽²⁴⁾詹晓宁、陈建国，2002；⁽²⁵⁾戴金平，2003⁽²⁶⁾）。江小涓（2002）从出口总量、出口结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对FDI的贸易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定量分析。⁽²⁷⁾外商投资企业对扩大中国出口规模和提升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江小涓，2002）。⁽²⁸⁾奚君羊、刘卫江（2001）也认为，在99%的显著水平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和进口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²⁹⁾

也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严兵（2006）通过比较FDI对各地区出口竞争力指数变化所发挥的作用发现，外资进入有力地提升了东部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但并未对西部地区产生明显影响，而在中部地区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³⁰⁾冼国明、严兵、张岸元（2003）依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得出FDI与中国的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³¹⁾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变化有较强的路径依赖，FDI虽然不是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但是打破这种路径依赖的重要原因（谢建国，2003）。⁽³²⁾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发展不仅推动着中国工业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工业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工业增长的质量（江小涓、李蕊，2002）；⁽³³⁾促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工业结构升级，外商在华投资进入从加工组装向制造基地转变的新阶段（江小涓，2002c）。⁽³⁴⁾外资企业在华有积极的行业内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³⁵⁾；陈涛涛，2003⁽³⁶⁾；喻世友、史卫、林敏，2005⁽³⁷⁾）。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在中国工业部门各行业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对二者的生产效率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严兵，2005）。⁽³⁸⁾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而东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升已使外商投资的正向外溢效应变小，中部地区当前外商投资的正向外溢效应相对较大（潘文卿，2003）。⁽³⁹⁾

但理论界对外资企业产业效应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溢出条件。外资企业行业内溢出可能受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外资企业来源地、行业增长等因素影响。在产业发展层面，外商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卢荻，2003）。⁽⁴⁰⁾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行业中，外资企业溢出效应才是充分的（陈涛涛，2003；⁽⁴¹⁾周燕、齐中英，2005⁽⁴²⁾）。相反结论认为，技术差距较大的行业里外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严冰，2005）。⁽⁴³⁾而来自OECD国家的外资企业比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外企产生的溢出效应更大（周燕、齐中英，2005）。⁽⁴⁴⁾总体上，行业增长是影响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内资企业国际市场倾向较低行业中，集聚性溢出效应相对充分，竞争性溢出效应只产生于增长性行业；在内资企业国际市场倾向较高的行业中，竞争性溢出效应相对充分，集聚性溢出效应不仅在增长行业中没有特别充分的体现，甚至在不增长行业中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陈涛涛、陈娇，2006）。⁽⁴⁵⁾

张建华、欧阳轶雯（2003）研究表明，广东省FDI外溢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外溢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FDI的外溢效果。⁽⁴⁶⁾赵果庆（2006）研究发现，跨国公司聚集中国主导工业群，促进中国工业结构竞争力提升，但也应看到跨国公司控制了中国高技术型主导工业，从而导致中国工业结构竞争力“空心化”的潜在风险。⁽⁴⁷⁾许罗丹、谭卫红（2003）也分析了聚集效应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影响。⁽⁴⁸⁾

引进外资企业如同梨树嫁接，肯定充实和壮大中国工业基础，产生一定程度的行业内溢出效应，促进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化，推动工业规模增长及质量提高，提升出口贸易竞争力，扩大出口规模。无疑，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业和贸易发展及增长有着积极意义。由于外资成分复杂，其产业和贸易的积极溢出效应肯定存在差异、条件以及不同效应。有人质疑外资产生挤出效应。笔者认为外资引入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缺乏效率的资本被挤出是经济的，并非引进外资的错误。不能因为存在挤出效应而否定引进外资的积极意义。

四、技术及管理知识外溢效应

理论界关于外资企业在华能否带来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溢出的讨论异常激烈，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关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是否成功争论颇多。大多数学者支持外资企业带来正面的技术及管理知识溢出结果，不过一部分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溢出效果不明显或有限，甚至为负效应。这些理论研究虽然研究的是外资企业的技术及管理知识溢出问题，但涉及国家技术进步政策和外资政策，实践意义重大。

主流理论认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江小涓，2004；⁽⁴⁹⁾何洁，2000；⁽⁵⁰⁾潘文卿，2003；⁽⁵¹⁾陈涛涛，2003；⁽⁵²⁾许罗丹、谭卫红、刘民权，2004⁽⁵³⁾）。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业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变量之一（胡祖六，2004）。⁽⁵⁴⁾FDI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沈坤荣、耿强，2001）。⁽⁵⁵⁾外商投资企业对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向有关企业技术转移、对同一行业或相关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向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转化、促进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原则转化等（卢狄，2003）。⁽⁵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内资企业技术外溢作用的途径包括人才流动、当地配套、技术交流、技术合作、技术示范和技术竞争（于津平，2004）。⁽⁵⁷⁾外资对沿海地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重要促进作用（李小建，1999）。⁽⁵⁸⁾

外企对中国企业家具有一定的间接培训效果，直接培训效果不显著，为了获得更多外企示范和竞争所带来的管理知识溢出效果，政府应当着眼于制定政策扶持本地企业，通过公平竞争缩小与外企之间的距离，促使外企在竞争中带来真正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通过教育培训本国企业家提高他们对外来管理知识及经验的吸收能力（袁诚、陆挺，2005）。⁽⁵⁹⁾范飞龙（2005）对上海市实证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上，跨国公司投资对上海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作用并不显著；管理溢出效应虽然统计检验显著，但整体效应却非常微弱。⁽⁶⁰⁾

即使外资企业具有某种技术外溢，其结果或者条件也不同。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但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作用存在较大波动性（包群、赖明勇，2002）。⁽⁶¹⁾外资活动产生的负向竞争效应抑制了内资部门技术效率的增长，外资企业正向竞争效应而非技术扩散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内资高科技行业研发吸收能力较低，结果不仅没能吸收外企先进技术反而出现逆向技术扩散，一般行业内资吸收能力比高科技行业强，但外企技术扩散效应也不明显（张海洋，2005）。⁽⁶²⁾FDI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制约，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单纯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对提高FDI的外溢效应水平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有负面作用（何洁，2000）。⁽⁶³⁾外资技术水平相对越高，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越大（严兵，2005）。⁽⁶⁴⁾

也有学者担心中国对外资企业技术依赖的风险。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抑制作用（王雪峰、徐勇，2002）。⁽⁶⁵⁾大量外资流入使得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进展缓慢，而且对外资技术产生了依赖，依靠外资推动技术进步成效不显著（王春法，2004）。⁽⁶⁶⁾通过FDI实现技术有效追赶的难度加大，这主要源于技术追赶过程中研发创新的复杂性增加、对基础研究依赖性加重以及FDI母国的技术封锁（杜健、顾华，2007）。⁽⁶⁷⁾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十分有限（胡立法，2003）。⁽⁶⁸⁾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明显的作用（王飞，2003）。⁽⁶⁹⁾总体来说，“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在一定层面上取得了成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大国的科技进步问题，让关键技术和标准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里，中国的技术依赖性将越来越大（杨帆，2007）。⁽⁷⁰⁾

外资企业不可能使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得到成长，这不是它们的愿望。外资进入占有了市场，内资企业却没有获得技术外溢效果，结果市场没有换来技术。从中国引进外商投资的情况来看，所引进的技术大多数是二三流技术，真正属于世界领先技术的很少，这与中国试图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目标相差甚远。即使有些外商带来了高新技术，但也极力防范中方企业，甚至打压中方企业。由于中外企业之间在人才管理和待遇方面的明显差距，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投入大量资源、提供大量机会培养的高级人才纷纷流向外资企业，造成国内企业人才及技术的严重流失。外资企业大量高薪挖走中国国有企业顶尖人才，以极低成本获得技术秘密或商业秘密，发生技术大量倒流到跨国公司的问题。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带来的人才流动很大程度上是“逆向”流动，产生技术流动的负效应。而且，一味追求低成本的外企不太可能带来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所以，主流理论基本认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的间接技术溢出效果，但是不可能直接获得外资所带来的技术。只有通过本国企业提高自身学习、模仿和技术积累能力，吸收、消化外资技术溢出并加以再创新，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技术能力。实践中，中国引进外资促进了一些产业技术进步，但内资企业没有从外资企业那儿获得关键技术，例如重要信息技术、医药、汽车、航空、环保以及能源等。在这些领域中国没有通过引进外资掌握核心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指望外资技术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国家领导人和有关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靠引进外资获得技术的局限性，提出了加强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转变。如果中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上总是处于落后地位，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中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五、市场化、国际化和制度化效应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潜在的间接影响就是促进中国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推动中国有关制度的改革、建设和完善。外资企业带来了先进的市场化、国际化导向很强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促进了国内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推动了中国政府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这方面专题的研究成果不多见，散见于有关外资研究的文献之中。理论界基本上肯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化、国际化和制度化形成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基本没有不同声音。

中国引进外商企业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市场开放领域和市场准入条件，改变了市场结构，提高了市场化水平和竞争度，促进了经济外向化和国际化，改进了政府管理方式。FDI的大量流入不但缓解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而且加快了国民经济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沈坤荣、耿强，2001）。⁽⁷¹⁾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发展对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奠定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微观基础，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推进提供了示范。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要素的流入，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输入和市场供求关系的显著改革，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能加速东道国市场体系的发育，加快东道国市场结构的演变速度，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影响则是与市场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陈飞翔，2002）。⁽⁷²⁾虽然跨国公司有垄断愿望，但是随着中国不断深化的开放与改革，跨国公司不仅本身以竞争行为为主，而且成为促进中国竞争性市场结构形成的重要因素（江小涓，2002）。⁽⁷³⁾

跨国公司在华分支企业通过与国内配套企业开展合作，带动国内企业参与产品全球价值链竞争，促进了国内企业配套、代工、出口贸易和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等国际化倾向。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内向国际化（李骥，2005）。⁽⁷⁴⁾大型跨国公司增加在华投资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通过资本供给推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对于提升中国产业结构、推进技术进步和加大经济国际化程度都产生积极影响（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2000）。⁽⁷⁵⁾

外商企业在华发展对中国经济及其制度改进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对东道国经济生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经济生活中制度安排的影响（陈飞翔，2002）。⁽⁷⁶⁾随着外资的大量流入，必然要求引进和建设适应市场机制的制度文化，这包括适应新的产权制度、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管理制度的各种法律法规，还包括为这种新制度做宣传的各种媒体和传播，以及认同新制度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而承载所有这些新制度文化的话语，也同样令人耳目一新（裴长洪，2006）。⁽⁷⁷⁾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所产生的制度变革和示范效应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具有重要意义。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由微观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逆向制约作用，要求上层建筑做出适当调整，形成适宜其成长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这种作用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改革与开放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