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活动以逐利为目的。它们会以各种资源优势、利用各种市场机会和政策环境条件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中国理论界对外资企业的投资区位、股权结构、资产并购等关注较多,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些理论成果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经营行为方式。理论界对外资企业经济管理活动进行探讨,有助于认识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变化,积极主动配合外资的投资经营活动,制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投资区位决策
理论界对外资企业投资区位的选择决策主要集中在现状描述、影响因素分析、特征分析方面。这些投资区位选择的行为特征分析为国家有针对性地调整外资政策,引导外资流向,限制外资投资区位,起到理论支持作用。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带省区和沿长江流域省区的“T”型轴线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由南向北以及沿长江向中西部地带转移的趋势(贺灿飞、梁进社,1999)。(99)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商在华投资的“北上”趋势有所加快,而“西进”趋势则不太明显(魏后凯,2003)。(100)
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区位决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基础设施、劳动力工资、地理位置、接近市场的距离,等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趋于流向经济规模大、城市化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成本低廉、市场发育完善、政策优惠、外资集聚程度高的地区;竞争力弱的外资偏爱劳动力成本低廉、优惠政策较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从总体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潘镇,2005)。(101)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行为面临诸多信息不对称和外部不确定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对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的理性反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变量,此外,人力资本也是重要的区位因素(贺灿飞、魏后凯,2001)。(102)沈坤荣、田源(2002)则强调人力资本因素对外资企业区位决策的同等重要意义,认为除了市场容量、劳动成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以外,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FDI区域性选择和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各地区应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以提高利用外资的能力。(103)
外资来源地不同可能也会对不同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主要受市场规模大小和集聚经济效果的影响,并具有向高工资地区集中的趋向;而韩国在华投资的分布则主要决定于地理和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从省级地域单元来看,地区平均税负水平的高低对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魏后凯,2000)。(104)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1)对秦皇岛市135个外商投资企业来华投资的动机及其在秦皇岛市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影响因素可归纳为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105)
影响外资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可能多种多样,或许某项投资只受某一个或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这种投资区位决策是一个难以研究清楚的复杂问题,许多研究只能依靠实际调查和访问取得数据信息。问卷设计科学性和数据真实性对研究结果影响较大。因此,这些研究成果都只能作为阶段性认识成果,新因素、新问题和新情况都可能成为新的影响因素。
二、股权及控制权决策
经过近30年的对外开放,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股权结构变动的独资倾向日益明显。中国理论界对外资企业改变股权结构及公司控制权的目的、原因、方式、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增添了对外资企业投资经营行为的各种侧面素描,更加丰富了外资企业行为的完整图像。
随着中国引进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独资化趋势日益明显,普遍采取独资方式或增资扩权以实现控股权,这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徐杰,2003)。(106)随着中国对外资企业股权限制的逐步放开,扩股增权已成为了外商投资中国的发展趋势之一,跨国公司纷纷对其在华合资企业追加投资或者对中方合作伙伴施加压力要求增资扩股,掀起了一股合资企业独资化的浪潮,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华建立独资企业和控股企业(张宇,2006)。(107)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独资化的目的和方式各有差别。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合作初期,主要通过技术控制、经理权控制、合资企业数量控制以及销售区域控制等手段,达到对合资企业进行实质性控制的目的;合作后期,则主要通过“阴谋亏损”战略,谋求控股或独资,从而全面接管控制权和收益权;除资本产权与管理技能外,技术资源优势也是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且可能架空资本产权权利;跨国公司掌管控制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独占收益权(卢昌崇、李仲广、郑文全,2003)。(108)
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独资化新趋势的深刻原因和影响因素不尽一样。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独资化”的内在原因主要包括跨国公司自身经济变化、经营战略的转变、中外合作冲突加剧、跨国公司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战略的变化五个方面;其外在原因主要包括中国外资政策的变化、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三个方面(戴湘、魏浩,2004)。(109)外商在华投资出现的独资化趋势,是基于中国加入WTO后国内投资环境和前景的变化、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内部冲突等多种原因促成的结果,不以东道国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赵增耀,2004)。(110)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增强的深层原因是追求股权结构战略改进的预期收益(李维安、李宝权,2003)。(111)不同看法认为,外资独资化的原因有追求更高利润、市场竞争加剧、加强技术控制以及政策环境松动(李晓华、盛逖,2005)。(112)然而,许陈生、夏洪胜(2004)则认为,中国的市场规模、开放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业比重等变量都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独资倾向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市场化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服务业比重则对其有显著的负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独资倾向影响并不显著。(113)
外企改变股权结构,提高公司控制权,倾向于独资化,原因可能与外企数目一样多。一个企业可能就有一种新的原因组合。所以,我们的研究不可能逐个分析每种原因,只能做到分析那些最普遍的原因或影响因素。这些理论研究结论都只能是片面的,但对于认识需要已经足够了,只要这种结论不是错误的。
三、并购决策
外资企业并购内资或合资企业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研究主要集中于并购形势分析、并购目的、并购方式、并购效应、并购监管等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是随着外资对中国企业并购案例增加对国家产业经济安全担忧纷纷展开的理论探讨。这些成果丰富了外资理论研究文献,为研究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提供了理论参考。
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并购正逐渐成为FDI的主要形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外资并购占FDI的比重还相对较低,但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水平,已经成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日益重要的新形式(冯雷、张宁,2008)。(114)由于中国对外商投资政策的逐步放宽和并购对象充足,外商从降低成本、便利筹资、分担风险和占领市场出发,扩大了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徐杰,2003)。(115)
外资并购可能根据需要和资源条件采取换股、现金等不同的方式。外资并购的过程一般是先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接着外方开始控股,然后通过外资并购成为外商独资企业(桑百川,2006)。(116)先合作后并购的方式是一种比较稳健的策略。
外资在华并购可能因个案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积极或消极影响,造成不同的后果和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福利。外资并购对于中国产业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微观市场主体再造、提升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与经营层次,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打破原有市场结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及形成对外资的依赖(李强、韩世坤,2004)。(117)外资并购促进了分工细化、规模化和高级化;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获得新的国际分工机会;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裴长洪、林江,2006)。(118)外资并购对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影响深远,它将有利于中国开辟引进外资的新渠道,有利于建立企业战略联盟,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有利于完善中国法规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调整、升级和优化产业经济结构,推动企业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繁荣(韩玉军、牟润玲,2003)。(119)
由于中国外资并购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国家难以有效规制外资并购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蔡红,2001)。(120)外资并购对于许多上市公司可能意味着原有品牌的丧失、控制权的转移,特别是以并购方式引进外资可能导致垄断倾向及经济安全等问题(韩玉军、牟润玲,2003)。(121)不同意见认为,外资并购的股权控制程度与外资在某些行业是否存在垄断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外资并购不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姚战琪,2006)。(122)
理论界赞同外资并购正面效应的居多,担心外资并购负面效应可以理解。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并购安全评估和监管。政府尽可能不介入对合法并购活动的干预,鼓励和支持外资对国有资产或国内企业的并购业务,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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