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利用外资的先河

三、开创利用外资的先河

“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稍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深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和高利贷盘剥；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后，又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和横征暴敛，在苦难的深渊中苦苦挣扎。因此，对借债和外国来投资存在着很深的惧怕和恐慌心理。新中国成立，推翻了“三座大山”，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我国开始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利用贷款建设“156项工程”，开办中长铁路、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大连中苏修船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中波轮船海运股份公司等合资经营企业。不料，1960年，苏联赫鲁晓夫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强迫中国还债，在人们的心里又打下深深的被欺压、受骗的烙印。大部分人对利用外资是谈虎色变，有一种逆反心理。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歪曲自力更生方针，把利用外资说成是向资本主义“乞讨”、给社会主义的中国“脸上抹黑”。利用外资在一段时期成为“禁区”。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区发生大地震，损失惨重，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提出给予人道主义援助，被严词拒绝。许多外国人士对此很不理解。直到1980年5月，负责联合国救灾协调办事处工作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访华时，还中肯地劝说：“希望中国今后遇到灾害时，不再拒绝该办事处组织的国际救济。”当年，我国正遇湖北省水灾和河北省旱灾，向该组织通报了灾情，表示“欢迎国际社会向我灾区提供人道性质的援助”。该办事处当即为两个灾区组织提供了约值200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对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增加外汇收入，我国开放了外国人来华旅游。外国旅游者习惯喝瓶装饮料，当时我国的饮料业很不发达，在北京只有“北冰洋汽水”，不合外国人的口味，不愿喝。为解决这个问题，批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进口可口可乐瓶装饮料，在指定的接待国际旅客的饭店、宾馆“寄售”，只能卖给外国旅游者。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需求量越来越大。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商机，提出向中国赠送价值200万美元的可口可乐勾兑灌装设备，从美国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原浆，在中国生产可口可乐饮料，供应市场需要。有关方面经慎重研究，认为是件很合算的事。向上报告后，却被认为“可口可乐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象征”，而打入“冷宫”。可见，人们对利用外资是望而却步。

曾任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的李岚清同志回忆的一段经历，可以反映当时一般人对利用外资、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看法。他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解放，但对搞中外合资经营来说，一是不懂，二是不敢，似乎仍属于经济领域的“禁区”。回首过去，我个人的亲历就能说明这个问题。那是在1978年10月，我受命参与领导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在谈判过程中，该公司的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尽管我懂得一些英语，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向我们详细介绍了“joint venture”的含义：就是我们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还向我们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南斯拉夫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等。这位经理介绍以后，墨菲还补充说：“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 ，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听了这番介绍后，我们一方面感到新鲜有趣，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尽管他们说得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想：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经营呢？特别是他提到，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尽管这样，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每次谈判都要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简报，我们也就把谈判的情况如实上报了。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份简报竟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副总理看到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同志传阅。其他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同志阅后不但画了圈，还在简报中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批示。当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的领导给我们看了这份批示的复印件后，大家十分惊喜，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一机部的领导还立即通知，我们重型汽车技术引进项目和上海正在谈的轿车技术引进项目都可以与外方谈合资经营。当时参与北京和上海两个项目谈判的同志们经常沟通交流。上海的同志们听到邓小平同志批示的传达后，同我们的心情一样激动。我曾看到过他们的一份电话记录：1978年11月9日下午4：06，一机部有关负责同志打电话给上海轿车谈判项目的负责人翁建新同志说，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为轿车项目向邓副主席请示，问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副主席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搞合资经营。”他还讲了中外合资经营的好处。据顾明同志回忆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就已经考虑对外开放的战略以及具体实施的方法和步骤。我们接到小平同志批示，经过当时一机部领导和我们研究，又起草了第二期简报，提出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准备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合资经营的方案。这份简报同样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谷牧副总理在1979年1月6日做了以下批示：“拟同意，请秋里、耿飚、方毅、王震、世恩、慕华同志批示。”康世恩同志于1月27日圈阅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还建议同时报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批。邓小平同志于2月21日再次圈阅同意。一机部接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后，就立即组织我们进行合资经营谈判的准备工作，并于1979年3月21日由副部长饶斌同志带队，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合资经营的谈判。

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伟大远见和卓越智慧，领导我们冲破各种禁锢，开辟了利用外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对关于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的简报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之后，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与原工商界领导谈话时又强调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又强调：“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稍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利用外资开始引起各方面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