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通过各种方式，广泛深入学习、宣传邓小平同志利用外资的战略思想，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吸取国际上的有益实践经验，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如何认识资本输出的剥削实质

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利用外资的论述中，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并联系实际进行认真的分析，思想开始开窍了。列宁曾经指出：资本输出，“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列宁的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实质。与此同时，列宁还指出，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1]

大家对一些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实质并未改变，但是，它在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输出的主要对象是工业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战后，垄断资本的投资重点逐渐转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它们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十分活跃。1973年以后，仅官方和私人信贷，每年平均达500亿～600亿美元。应予注意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输出资本。除少数几个石油输出国的一部分石油美元在发达国家间接投资外，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水平提高后，开始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或者在发展中国家间相互投资。以印度为例，60～80年代期间，在吸收国外投资、贷款和援助的同时，提供对外援助金额达30亿美元，其中1/3就是合营企业股本和直接投资。实际上，国际间的资本输出、输入已成为一种经济合作方式。

随着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即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同过去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资本输出也已大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已经取得独立，并在许多方面收回了过去被帝国主义剥夺的经济主权，因而它们能在保证国家主权不受侵犯、经济基本独立的前提下，通过采取各种经济政策和行政措施，在利用外国资金、技术为本国经济服务方面掌握了一定主动权。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一部分有碍本国经济发展的外国企业、公司、种植园等没收、征收或国有化，使过去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对它们生产资料的占有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夺和限制，同时，国家所有制成分和私人民族资本有了较大发展；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把银行、外贸、公共事业、铁路、交通、邮电、港口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制定有关法律，限制或严禁外国在某些企业或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投资等。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已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为维护民族利益、发展民族经济联合起来，开展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并加强“南南合作”。这就使发达国家和某些投资者在经济上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就发达国家来讲，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保证国外原料来源、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也不得不改变那种强权掠夺的政策，在某些方面不能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要求而采取某种灵活态度，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低息贷款，更多地以合营方式代替独资经营，等等。

这些变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部资本发展民族经济。它们通过吸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取得本国经济建设必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经济实力，巩固政治独立，从而为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争取和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这是最根本的。至于它们不能不受到的一定程度的剥削，只能说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对垄断资本不得不付出的“赎买”代价。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以印度为例，1951～1981年3月，政府接受外国援助和贷款约合340亿美元，在第一个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外资占政府投资的14.3%，最高达到34%。利用外资弥补了印度政府实行五年计划的资金不足，加强了基础工业的建设；引进了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国内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渡过了多次粮荒，加强了农业建设。到70年代中期，印度已拥有4个原子能发电站，能自己制造原子能电站85%的设备，承包国外大型发电站和人造纤维工厂，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可以出口。可见利用外资对印度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

当然，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为追逐高额利润，总是凭借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竭力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资本输出等各种方式，力图扩大和加深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斗争还是长期的、艰巨的。但是，只要发展中国家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既积极又稳妥，卓有成效地利用外部资金，就可以将其消极作用限制到最小程度，不断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壮大。因此，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既要看到其剥削实质，又要重视吸收利用，这才是应持的正确态度。

2.如何认识外国资本家从合资企业中所得的利润

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国资本家取得的部分利润同旧社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很大不同。一是在合资经营企业中，我方所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或集体所有，工人作为国家主人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是以主人的身份参加劳动和管理、同外国资本家合作的，而不是过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单纯商品。二是中外合资经营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外国资本家得到应得的利润，同时，外国资本家在我国投资也带来我们需要的技术，或者是用一般方法难以取得的管理经验，或者是能增加我国需要的产品，或者是可扩大我国产品外销渠道，或者是增加我国的资金积累等。外国资本家所得到的，是在合资企业所产生的毛利中，缴纳30%的所得税及占所得税10%的地方附加税，再扣除合资企业章程规定的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企业发展基金以后，才能按投资比例得到一定的利润。可见，外商所得利润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实际上，合资企业是按照我国需要建立、有我国股份参加、受我国法律管辖、服从我国政府领导、实行中外共同经营的企业，是我国多种经济成分的一种。付给资本家的部分利润，实际是对他们的“赎买”。

有关国家举办合资经营企业的实践证明，采取这种形式利用外资，不形成国家债务负担，可以较多地利用一些外资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一些项目建设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可以吸引外商不断提供先进技术，赶上国际技术进步的步伐；便于学习外国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可以增加国家的外汇和财政收入；可以扩大就业，培养人才；可以促进本国企业提高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还可以为国内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某些可借鉴的经验。由此看来，我们所得到的比外国资本家多许多。正是这样，列宁极富远见卓识地指出：“要用加倍的利润收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将得到额外的利润——这种额外的利润由它去吧——我们所得到的将是能使我们巩固起来，最终站立起来，并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主要的东西。”^[2]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光和气魄。在我国的《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这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

3.允许外商来华办企业是不是否定了中国革命的成果

大家引述许多事实说明，允许外商来华办企业不是否定而是扩大了中国革命的成果。

旧中国，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是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随即开展了在华设厂的活动，并争夺中国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借款权等，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是对中国残酷的掠夺。它的资本主要是战争赔款、土地侵占和各种敲诈勒索，同时期它从中国输出的投资利润为输入资本的两倍。它不只是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且是对中国生产资本的强盗式占有。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与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相结合，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维持腐朽统治的靠山，是使中国长期沦为被剥削、被掠夺、被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破坏民族经济发展的桎梏。可见，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包括将其在华投资企业收归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有，这是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经济基础所必需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之一。

我们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人民过上美满幸福生活。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我们并不一般地拒绝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办企业，而是要争取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来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点，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列宁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在理论上作了透彻的阐述，而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指出：“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他还指出：“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们索取百分之百的利息的。”^[3]在列宁亲自领导下，苏联实行了“租让制”，把当时暂时无力开发的矿山、森林区、企业等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开发。从1920年11月到1926年，苏联与外国资本家共签订135个合同，并和美、英、日订过为期20年或30年的金矿、锰矿、石油开发协定。

与此同时，列宁还主张组织苏联国家资本和外国共同组成合资企业和股份公司。他指出：“利用合营公司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这是恢复我国工业的唯一途径。”^[4]到1925年，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企业和股份公司办起了64个。实行这些政策，解决了苏联建国初期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部分资金和技术困难，使大生产得以加强；增加了产品的数量，解决了工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需要；扩大了就业，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政治上，分化了帝国主义，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争取了时间。列宁的论述和实践，是根据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但对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国资本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取得胜利的。这些国家取得政权后，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进一步巩固取得的政权。发展经济遇到的普遍问题，又是技术和管理水平低、资金不足。为了争取时间，有必要借助于国外的技术和资金。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对待外资及外商来华办企业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些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同志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的条件下，我国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一些合资经营公司，60年代又同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建立了轮船海运合资经营公司。这对我们学习掌握有关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人才以至打破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都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除中波、中坦合资经营的两个轮船海运公司保留下来并得到发展外，其他都中止。但作用不可否定。

由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许多其他利用外资方式不可比拟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实现经济现代化中，都采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现在，这些国家间的投资已经自由化，除影响国家安全的某些行业外，基本上都允许外国投资，其投资额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的4/5。发展中国家吸收外来直接投资发展也很快。1960年的输入额仅18亿美元，80年代达到千亿美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开始重视吸收外国的直接投资。允许外商来华办企业是在吸取各国经济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采取的决策，符合经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允许外商来华办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空前宏伟的事业。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建设，我国已初步形成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实现现代化，主要靠我们自己的资源、市场、资金、技术力量，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多，资金的积累是相当有限的，技术也比较落后，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需要很长时间，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据日本的测算，他们在1950～1970年的20年间，引进和推行技术专利的费用约为60亿美元；如果靠自己研究发明这些专利，仅科研、试验、设计等所需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就大约要1800亿~2000亿美元，为引进和推广费用的30多倍，所需的时间就更长了。列宁在谈到利用外国资本的重要性时曾强调指出：“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5]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现在抢时间很重要”，“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时间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财富，就是效益。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加快经济发展，改变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所必需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今的世界是推行实力政策的，经济力量不强大，就会被人看不起，受欺负，就难以发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作用。由于超级大国称霸，国际形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没有经济实力作后盾，也难以应付外来的突然袭击。所以，我们必须增强时间观念，有紧迫感。要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要同国际经济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利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技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允许外商来华办企业就是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资金、技术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

4.外商来华办企业会不会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大家从实际出发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不会。第一，我们的国家政权非常巩固，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二，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规模都由国家和有关部门进行宏观调控，重大项目的合同都由国家授权的部门核准，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加以有效的调控。第三，社会主义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成分占据绝对优势，起着支配作用。第四，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我国法律、法规。这些就从根本上防止了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或某个行业形成垄断和控制的可能。现在外商来办的企业虽已有相当数量，但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小的，难以左右形势；即使再多一些，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很弱小，我们不是照样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更没有什么可怕。这点一定要相信我们的能力。要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积极支持把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办好。

5.对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国内市场会不会影响民族工业发展

我国市场广阔是最大的优势，也是对外商最大的吸引力。我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吸引更多的外资，引进需要的先进技术。

对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先进产品开放国内市场，并不是说返销就不必要了。部分产品返销对企业是有益的。一是企业自身回避汇率风险的需要，不然外商的红利、外国职员的工资以及生产必须进口的一些原料、材料都到银行购汇，在汇价高的情况下是很不利的。二是有些产品需要利用外商的销售渠道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销路，扩大发展的空间，这也是某些项目要同外商合资经营的目的之一。三是利用外资特别是吸收直接投资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技术是不是先进，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经受考验，同时也利于促使外商为应对竞争而不断提供新的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但是，返销的比例多大，要不要返销，要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自行决定。

对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开放国内市场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合作方提供的技术的先进性，也就是其产品的竞争能力。对能带进我国需要的先进技术，特别是用一般方法难以取得技术和管理诀窍的或其产品为我国需要长期进口的那些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开放国内市场，并不是挤占了国有企业产品的市场，而是填补了部分空白，是对国内市场的补充。

我国的市场潜力很大，也需要外商来合作开发。以消费品市场为例，这些年来消费品的进口并不少，商店的进口商品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满足了各阶层消费者需求，繁荣了市场，还可以回笼货币，并没有大的坏处。如果我们利用现有企业多办一些合资企业，放宽产品内销，把一部分用来进口的外汇转用于解决这些企业的外汇支付问题，会更有利于我国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与生产发展。

对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国内市场，有利于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那种怕冲击民族工业发展的顾虑是不必要的。鸦片战争后，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中国的经济命脉被控制，洋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遭受摧残的情况，广大爱国民众奋起抵制外货，要求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解放后这一愿望得以真正实现。保护我国幼小的民族工业发展，一直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保护民族工业绝不是同外界隔绝，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恩格斯曾指出，保护政策因具体条件不同而具有两重性。我们必须根据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保护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民族工业很弱小，采取严密的保护政策是必须的，决不能让外国的产品大量涌进国内市场，来同我国产品自由竞争。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要适当放松某些保护，在使我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加竞争的同时，要有计划地开放部分国内市场，让国内更多的企业在同外国先进产品的比较和竞争中，看到差距，吸收新鲜营养，促进其发展。一般来说，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比国内同类企业高，产品比国内同类企业好，这些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会对我国同类企业形成一种消费压力，使其变压力为动力，增加活力，更新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这对振兴民族工业是大有好处的。这在我们这几年的实际生活中，是看得很明显的，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服装等行业取得这样快的发展就是例证。

6.在吸收外资的立法中对外商投资提供许多优惠是不是“投降主义”

不是。在立法中，我们坚持原则立场的坚定性和方式方法上的灵活性。在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各国的有益经验、特别是一些国际公约的合理成分，给外国投资者以可靠的安全感和适当的优惠是必要的。吸收外资是国际间的经济活动，如果对一些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的法律规定不予以明确的确认，外商是不敢来投资的；如果没有必要的优惠措施使外商有利可图，他们也是不会干的。比如，外国投资者与我国合作者之间发生纠纷，经友好协商解决不了，硬坚持由我国的仲裁机构仲裁，外商就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意到双方认为较妥当的第三国仲裁机构去仲裁。我国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0%，加上地方附加税共为33%，在发展中国家属中等偏低，后来又将减免税期由一年免税、两年减半征税，改为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征税。这些都是为了吸引外商来投资。要开创利用外资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套开明的方针政策。苏联在实行“租让”政策时，列宁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思想阻力曾尖锐地指出：“不能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根本谈不上采取重大的、实际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必须下决心同旧的习惯决裂，甚至要根除顽症，才能把各主要工业部门大大向前推进，使它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这一点。”^[6]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家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我们要深刻理解这些思想，学习这样的远见和气魄，会算大账。合资企业在许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高于国有企业，这在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根据我国的特点，从便于合资企业进行有效的经营活动，取得较为理想的经营效果，从而更多地吸收外商投资的角度出发，完全是从国家的根本利益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