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平纷争，对外开放迈上新征程

结束语　小平同志平纷争，对外开放迈上新征程

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统筹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面工作，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指示，率先进行外经贸系统的机构改革，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统一归口管理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技术进出口、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联合国发展系统及其他多边经济技术合作；负责研究、制订对外经济贸易法令、方针、政策和规章；组织制订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规划；统一指导、协调和管理全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

1982年4月，对外经济贸易部正式挂牌办公。从此，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两委”机构虽然只存在近三年，但它坚定贯彻实践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十分宝贵的，将永载史册。

通过一系列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和艰巨的工作，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的梯度对外开放格局，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相关的体制改革逐渐深化，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始调动起来，对外经济贸易各项业务取得明显进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已初步显现出来。

（1）进出口贸易发展较快。1981年，进出口总额达到440.2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倍多。其中，出口额220.1亿美元，为1978年的2.2倍多；国家外汇储备由1.7亿美元增加到27.1亿美元。

（2）采取各种方式吸收利用外资有了良好开端。国家统一筹措可以利用的条件比较好的外国贷款共173亿美元，到1981年底实际使用12亿美元。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外商投资共2.4亿美元。建立合资经营企业31个、合作经营企业300多个项目，外商投资共6.8亿美元。办中小型补偿贸易项目500多个，外商提供的设备价值共4亿美元。

（3）技术引进由进口大型成套设备转向重点引进技术。1980年以后除宝钢和军品项目外，大中型成套设备进口已基本停止，购买专项技术用汇在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成交额中的比重，过去不到3%，1980年上升到8.8%，以后逐年有所提高。

（4）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其他劳务合作起步良好。到1981年底，已同29个国家签了306个合同，总金额5.6亿美元，实际收汇累计1.2亿美元。在投标、签约等方面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

（5）对外援助贯彻量力而行的方针，也取得新进展。

（6）通过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出国学习、考察、接待外宾、与外商洽谈等，增进了对外界的了解，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通过一出一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稳定

我国每年进口大量棉花、化纤、橡胶、化工原料以及短缺钢材品种、有色金属，保证了相关工业生产的增长。进口化肥、农药，促进了农业的增产。从1977～1981年，我国进口1000多亿斤粮食，这对农村的休养生息和发展多种经营，改善城市供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出口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天津市1979年、1980年两年工业新增产值的1/3是靠发展出口生产实现的。我国进料加工复出口已占外贸收购总额的42%，还有对外加工装配、中小型补偿贸易的发展，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了国内的加工能力。上海手工业系统有一半工厂、1/3的职工靠出口吃饭。广东、福建两省通过发展对外加工装配，解决了23万人的就业问题。山东省发展农副土特产品出口，活跃了农村经济，其中烟台地区1981年从出口中就使农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

2.吸收外资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加强了薄弱环节的建设

借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建设的铁路、港口项目，增加了煤炭等出口的运输能力。借用的日本能源贷款，可用于保持1亿吨石油的年产量和建设年产规模达到2100万吨的7个煤矿。世界银行的8亿美元贷款中，有2.5亿美元用于全国26所重点大学改善教学设施。海上石油的勘探开发也获得初步成果。

3.由各种渠道引进的技术开始发挥作用

如上海、江苏的丝纺工业，经引进技术、进口关键设备，进行了初步改造，增加了高档、宽幅等一些适销对路的外销品种。第二汽车制造厂与英商合作改进发动机，花了65万英镑，提高出力10%，降低油耗12%，按该厂年产3万辆车匡算，可比原来的产品节油30万吨。通过承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补偿贸易，办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我国的服装加工技术迅速提高，服装生产效率、质量、花色、品种、式样大为改观。家用电器、音响设备生产技术迅速升级换代，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的需要，还增加了出口创汇。从中我们也学到了一些花钱都买不到的先进管理经验，培养了人才。农业方面也引进了一些技术，如从日本引进的塑料薄膜覆盖栽种技术，经过22个省选点试种50多种作物，一般可增产30%。

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要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阻力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我国是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意识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饱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20世纪60年代初，又经历了苏联逼债之苦，形成一种自然的排外心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传统计划经济，又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各级决策机构、企事业的骨干，学的、干的都习惯了这一套。对改革开放、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不同认识甚至疑虑，是自然的。

当初，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方面，主要是克服这样几个认识问题：

1.是不是“出口越多，国家越吃亏”

当时，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比较低，出口商品主要还是以初级产品为主，但进口的多是设备、技术及市场急需的一些物资。初步测算，我国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大约要低4%~5%。有人就提出：“在恶劣的贸易条件下，进行贸易是有害无益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发展对外贸易呢？显然不可以这样做。历史的经验证明，闭关自守，只能被动挨打，是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方面我们已经吃过苦头。通过国际贸易交换，可以取长补短，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是国际上先进而又实用的技术和设备，以及我国缺少的资源、材料。如果都靠自己研发，不仅费钱，更费时，时间比金钱还宝贵，我们耽搁不起。我们要算大账，要算比较利益、长远利益，争取后来居上。这样，通过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了经济技术水平提高，也可以逐步改善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质量、档次，改善经营管理，改善贸易条件，取得最大利益。

2.是不是“出口越多，财政愈亏损，不合算”

我们通常说的外贸亏损，是指进出口贸易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按1∶1.55外汇牌价，反映在外贸账面上的亏损，并不包括国内生产环节的盈亏。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外贸上缴税、利400多亿元，多数年份是盈利的。不能说国家财政赤字是外贸亏损造成的。所谓外贸亏损，主要是进口亏损，进口亏损主要又是政策性亏损（如粮食），出口总起来算账是赚钱的。也有一些商品出口亏损，其中有些是因国内国外价格体系不同，税、利较大，而造成的政策性亏损，国家算总账并不亏，属于部门间的收益分配问题，叫做“假亏”。还有一些是经营性的亏损，包括生产环节中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不高以及运费过大等，这是需要努力改进的。

3.是不是“出口越多，国内市场越紧张”

有人质问：“有些城市的暖气都烧不热，为什么还要出口煤炭？”“国内石油那么缺，为什么还要出口？”我国产品外销的比重是很小的，1981年石油外销比例大一点，占总产量的12%，煤炭外销只占1%，猪肉大体上不到4%。主要是我们急需外汇，引进一些急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又要还债，其他可出口换汇的东西很少，这也是不得已的。有些商品的内销很紧缺，也并非出口多了。1980年，全国生产1300多万辆自行车，只出口97万辆，不到8%。我们出口纺织品大部分都是进料加工。相反，有不少外贸专厂、基地和外贸专款扶植的商品供内销了。我国国内市场容量很大，生产水平又低，如果什么商品都先满足内销，再安排外销，可供出口的就很少了。更重要的是，没有出口，也不能有进口，而如果没有进口，国内市场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

4.是不是“出口资源，会祸及子孙”

对资源出口，确实要有分析，持慎重态度。但是，我国把蕴藏丰富的资源开发出来，出口一部分，换回设备、技术和必要的物资，早一点把经济搞上去，可造福于子孙后代。“埋金主义”是不可取的。海上石油合作开发30%外销，有的同志以为不划算，其实不卖出30%，那70%的石油按当时我国的财力和技术水平是拿不出来的，只好“望海兴叹”！

5.进口是不是越少越好

我们通过出口和进口，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节约社会劳动，既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又能实现盈利，促进生产，搞活经济。对进口的安排，要从有利于国计民生出发，必需的进口要保证，可进可不进的要限制，有些商品要严格控制，禁止进口。

从近期来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购买的国外先进技术（包括必需的关键设备、仪器、仪表），进料加工复出口必须进口的各种物资，要优先安排。一般地说，国内工农业生产需要的物资，有条件发展生产，以替代进口的，应当逐步加以限制。但有些物资如木材，要长期进口，这也是保持和改善我国生态平衡的战略性问题。每年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是必要的，但应注意串换品种，并发展经济作物出口，换回粮食。用进口高级消费品回笼货币，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和辅助手段。

6.引进那么多技术设备会不会冲垮我国的工业和科研事业

我们引进技术和关键设备掌握的原则是：我们很需要而暂时不能制造的设备要进口；我们虽然能制造但技术水平低或质量不过关的设备，也要进口一些，作为研制的借鉴。国内已经研究成功的技术，当然不需要引进；国内尚未研究或虽已着手研究尚需花很多时间、很多费用才能成功，而国外已经成熟可以为我所用的技术，就应有计划地引进。我们的引进工作，不应妨碍国内的科研、生产的发展；我们的保护政策，不应造成我国工业脱离国外科研迅速进步的环境。要保护和提高我国竞争能力，而不是保护落后；要吸收外国的科技新成果，致力消化、应用和创新，而不是一切由自己从头摸索。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引进技术重视不够，不是保护不够；二是对引进技术消化、掌握、推广工作做得差。这也正是工业企业和科研单位要做的，是提高自己的机会。

7.利用外资会不会威胁国家安全

我们利用外资是为了补充国内的资金短缺，争取时间把经济搞上去，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带动我国某些行业的升级换代。国家经济实力是安全最重要的基础。当然，在利用外资上应掌握好投资方向，什么项目鼓励，什么项目限制，什么项目禁止，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要严格执行。同时，借用外国贷款应采取谨慎态度。重点是政府间的、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低息长期优惠贷款；商业贷款只能少量用于一些急需的、盈利高的项目，应严格控制；每年利用贷款的还本付息额应控制在国家当年出口收汇的15%～20%以内。可见，我们对国家经济安全是有多重保险的。

这些问题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经过大量的、细致的宣传、解释，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做好每件工作，以事实来帮助人们理解、接受，思想认识总体进步还是比较快的。

更大的考验是，有些人抓住对外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改革开放怀疑、指责甚至否定。改革开放中由于经验不足，相应的管理跟不上，外贸经营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尽管小平同志提醒在改革开放中要两手抓，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仍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走私、贩私，甚至有的地方提出把走私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案件也多起来，个别早已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也开始露头。这些也使一些人增加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怀疑和担忧。

面对改革开放的进展，“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势力的较量激烈展开。某些政界人士、新闻媒体，对广东特别是深圳经济区的非议、指责沸沸扬扬，有的甚至直接来自领导层。改革开放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为了争分夺秒加快发展步伐，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开走”。有的就说，这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摆脱中央的统一领导。西北地区有个省的副省长，到了广东的佛山等城市一看，街道上霓虹灯闪烁，播放有港台歌曲，歌舞厅跳的是“迪斯科”，人们穿的花花绿绿，他在宾馆痛哭一场，说：“想不到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革命，世道却变了，这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吗？ ！广东改变颜色了，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中央有的部门开始收紧有关政策，下发的文件不再注明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了。广东、福建的同志对此反应很强烈，认为特殊政策不特了，灵活政策不灵了，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收了。对办经济特区的说法就更多了。有人说，“办特区是一种变相的卖国行为”，“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特区是走私的通道”，小心重演“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有的人到处宣扬：深圳除了市政府门前的五星红旗是红的，其他都变色了！1981年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座谈会印发会议纪要时，有人提出纪要后要附一个附件，名叫“上海租界的由来”，具体分析上海是如何在一个糊涂道台的手里沦为租界的。有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突然登出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文章，与此相呼应又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矛头直指深圳，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有的文章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地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还有人惊呼：“外商投资冲击民族工业的发展，建立一个外资企业打倒一个行业！”对外贸体制改革也出现严重分歧。有的人说：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外贸改革先行一步行不通。思想上的分歧分散了工作精力，外贸经营一时出现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外贸出口陷入徘徊状态，反过来又把原因归罪于改革。对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种非议、指责不绝于耳。有的人愤愤地说：什么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有人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为自己吃洋荤、发洋财，哪里管什么国家利益。也有人说：“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开始有人公开要求把某人拉下马。有人跟谷牧同志说：看来真有“火烧赵家楼”之势。谷牧同志坚定地说：要烧就烧吧，你们不用担心。有个领导同志可能出于好心，跟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说：是否可以做个检讨，平息一下各方面的压力？任仲夷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我们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呕心沥血，操碎了心，不敢有丝毫马虎，有什么需要检讨的！我们的宗旨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人民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是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我们的工作是经得起人民考验的，我们问心无愧。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吴南生同志面对各方面对特区的非议和攻击斩钉截铁地说：“特区要坚决办下去，要杀头，就先杀我的头。”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对冲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同志是非常关心的。一次叶剑英同志见到谷牧同志关切地问：“现在对办特区有不同的意见啦，你挺不挺得住？”谷牧同志坚定地告诉叶帅：“一定能挺住！”叶帅听后非常高兴地说：“那就好！”当年，国家进出口委、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所有工作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同志，就是这样不计个人得失，顶着巨大压力，不屈不挠地为实践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的理论、党中央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英勇奋斗，推动着改革开放的巨轮不断前进！

与此同时，党中央通过各种方式、渠道派下去的调研组、工作组回来的反映都是正面的。新华社在深圳的记者连续发回报道，反映特区的生产发展了，治安环境好了，人民的生活好起来，精神面貌大变样，跑出去的人开始回流，晚上在街道上很少有人闲逛，青年人都去参加各种业务技术的学习班充电去了。

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反映都进了邓小平同志的耳朵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要到实践中去体察一下改革开放的起步究竟怎么样。1984年1 月24日中午12时许，邓小平同志由杨尚昆、王震同志陪同，乘火车到达深圳。小平同志开宗明义地对来迎接的同志讲：“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下午3时许，小平同志到会议室，请深圳的同志讲讲情况。汇报说，198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10倍。特区创办开始就重视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已办起60多家电子企业，1983年产值超过2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小平同志细心听着汇报，频频点头。汇报后，根据小平同志提议，坐旅游车去游览市容。小平同志一行登上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的22层顶楼平台，眺望四周，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区，交错宽阔的马路，车流如梭，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深圳短短四年多奇迹般的变化，显然使老人家兴奋、喜悦。他对地方陪同同志说：“都看清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人们像过盛大节日一样，自觉簇拥街道两旁，夹道热烈欢迎。

25日上午，小平同志一行到深圳河畔的一个渔村视察。一排排两层高的小洋房，使来客吃了一惊。小平同志在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家坐下交谈。两层楼宽敞明亮，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村支书向小平同志汇报说：以前我们村的人靠出海捕鱼为生，住的是茅棚，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贫困。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渔民村最先得益。我们利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条件，与港商合作搞来料加工，兴办工厂，开餐厅、商店，搞土石料运输，家家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全省第一批万元村。每户都住一幢两层六室两厅的小洋房。村支书说：“我们现在生活上什么都不缺，家里什么都有了，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感谢党中央给我们的好政策。”邓小平同志走在村里整洁的街道上有感而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应该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下午，小平同志专门参观了深圳的电子工业。26日小平同志视察了蛇口工业区用很短时间，移山填海建成的600米可停靠5000吨级船舶的码头泊位。小平同志称赞：很好！

26日下午，小平同志一行到珠海特区视察，结束时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29日回广州后，小平同志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而落款的时间却特意写为“1984年1月26日”。到厦门特区视察时又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题词对办经济特区作出公正的评价，澄清了视听，对要不要办特区，特区的发展是否健康，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也结束了四年多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是非之争。

回京后，2月24日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几天就盖起来了”，“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为贯彻落实小平同志提出的意见，1984年4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省区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可以在这些城市划出一定的合适区域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经济特区的政策。邓小平他老人家指点江山，中国对外开放又迈出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又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