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肉加螃蟹”的大餐

第6篇　“肥肉加螃蟹”的大餐^[1]

最近，民营企业南洋教育集团表示，希望参与企业办学校的改制工作，特别是向铁路学校“叫板”了。一时间鼓掌的人有之，怀疑的人有之。那么，究竟南洋能不能成为时代造就的“蛇吞象”的英雄？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教育产业的特征。本来，教育属于基础设施领域，特别是中小学基础教育，更是关系到祖国强盛的大计。因此，教育产业化仅仅是最近才提出的概念。教育能不能成为产业，要看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充分市场化的产业应该有足够多的需求，同时有足够多的供给；需求方有多样的选择，供给方能有一定的盈利。现在的情况是明显的供不应求:教育主要由国家办，优秀学校短缺；家庭主要积蓄用于教育投资，作为消费热点，家长们为了孩子省吃俭用。在这之中也有独生子女政策的原因，一家一个宝贝，家长们当然舍得花钱。

不过，这种供给短缺仅仅是表面上的，实际上社会有供给资金的实力，仅仅是没有转化为实际的供给而已。君不见，幼儿园的情况已经改变，在新建住宅小区，民营或私立幼儿园由于设施先进，就是一个月2000元的托费也有很多人愿意进去；欧洲一些学校到处都是中国学生，一些东北人把中学生送出去，有的欧洲学校满世界东北口音；有的欧洲大学因为过多的不务学业的中国学生而弄得声名狼藉；北京的一些中学主管人员收取择校费每人数万元，一手交钱一手交通知书，不给发票或收据，真是彻底地黑了。天下哪里还有比教育腐败更为可耻的腐败？

国内高等教育差不多都是国立的，清华、北大是宝塔尖，造成这种畸形状况是因为国内优秀学校太少了。那么，为什么不引进国外好的大学呢？现在中国人不是支持了国外的教育产业吗？说教育部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也不足为过。

第二，企业学校的命运。企业办、社会办教育是中国特色。新一轮改革将部门所属的学校下放到地方是一次改革的机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利用。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学校转给地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情况差别很大。一般来说，在城市里的企业学校好办，边远山区就比较困难。总体来看，存在着两个极端情况:一个极端是企业办学条件比地方好，地方接收的积极性高但是企业方面不愿意；另外一个极端则相反，企业学校条件比地方差，企业积极而地方不愿意。

有些企业的情况比想像得更为复杂。例如，在石油行业，一些油田职工促使子女离开本地的惟一手段和途径也许就是让孩子上大学考出去，因此，企业投入较多，学校设施条件好，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相当一部分转化为了教育设施，白白交给地方当然不干。在铁路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这些企业，说学校是负担，实际上恰好是他们最大的财富，是他们的命根子。包袱与财富看你怎么说。

第三，政府部门的作用。在当今的中国，政府是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政府的力量太强大了。不过，在一些领域政府与一些人士见钱眼开，从而使好端端的事业变味的情况也不少见。比如，许多所谓的“大学城”因为变相买卖土地而名声很不好了。现在搞企业学校划转，又有了政策利用的机会。如同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造一样，民营企业参与企业学校改造也会遇到各种历史负担问题，如危房改造、教育待遇，等等，难怪有人戏称这种划转为“定时炸弹”！

在这之中，最关键的是3年移交经费每年递减。地方教育局的地位非常微妙。由于政策规定只准移交地方教育局，那么，完全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地方教委先把企业学校收过去，得到一笔可观的转让经费后，再把企业学校交与民办学校联合改造成联营学校。这实际上是增加了改制成本，地方教育部门搜刮了一层“油”，白白拣到好处再把包袱推出去。但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有补贴有拨款就有机会！企业家就是冒险家，这个险不得不冒。

总的来看，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已是大势所趋，教育产业有民营企业参与的可能。历史有机会，时代有可能，民营企业玩转教育改革的“魔方”值得一试。不过，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营企业是在想动别人的“奶酪”:一是已有学校的利益；二是某些企业的利益；三是教育主管机关的利益。能不能顺利地通过既得利益者的这“三关”，是对民营企业的严峻考验，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能不能转动政府部门的“磨盘”，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