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现代版“皇帝的新衣”

第17篇　告别现代版“皇帝的新衣”^[1]

段永基算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他敢于抨击政府职能部门低效、国家资源部门化，其勇气的确可嘉。对于他讲的几个问题，还可以进行如下的讨论。

第一，部门“中梗阻”——段永基认为，我们党和国家最高层的思维和认识总是和基层社会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而有些主管部门的人士则缺乏对推进改革、落实决策的积极性、主动性，缺乏真抓实干的热情。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说，高层与中层有着某种态度上的差异甚至于是对立呢？这种情况是否很奇怪呢？众所周知，在企业中存在着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和“内部人控制”等，实际上，在国家结构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下边信息上边不知道，中间干部为实际控制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企业与国家的某种“同构性”。总之，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必须承认和正视这种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职能的转变——段永基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的是市场还是政府。我们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之中。政府的职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政府要从资产所有者转为资本所有者，做好一般管理者的工作。用形象的比喻，政府要从“运动员”转为“教练员”，特别要当好“裁判员”。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都会在竞争中争取胜利；而作为“裁判员”则主要保证竞争的公平公正。我们随处可以看到的情况是，政府的人对赚钱的事很感兴趣，而对维护公平公正则比较苍白无力。这就是所谓的“缺位”、“错位”、“越位”等问题。显然，角色的转换是痛苦的，也是矛盾的，因为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政府既可能是改革的动力，也可能是改革的阻力。自己给自己“开一刀”岂是易事？

第三，市场经济的好坏——段永基引用了吴敬琏研究员的一个定义，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贪污、腐败、低效率、低效益。显然，坏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在现实的经济中，是否存在着贪污、腐败、低效率、低效益呢？这些情况又是怎样引起的呢？实际上，老百姓看得十分清楚，一切罪恶的根源大都来自于“权钱交易”。由于政府资源是惟一的、短缺的，因此，政府官员一“寻租”即将手中的权力“套现”，市场自然会积极响应。形形色色的乱收费、搞工程、价格双轨制、上项目，哪个不是经过审批的？正如段永基所说，坏的市场体制核心问题是资源分配仍然是政府掌控。所以，政府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主要责任者。

第四，公益事业与国有企业——以前，主流意见一直认为，公益事业必须由国家来办，具体的就是由国有企业来办。诸如电信、电力、航空、铁路、公共交通、供水、供气等都应该政府办。改革开放前，一切领域都是国营企业的天下。改革开放后，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后来提出的“有进有退”也主要是退出竞争性领域。那么，非竞争性领域或者说是基础设施领域就一定要政府单独办吗？答案是否定的。公益事业也没有必要由国家或政府包办，也完全可以由民间来办。只不过，政府对于进入这些领域的企业，要严格限制其业务范围和行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些领域的改革还很滞后，现在，到了改革这些领域的时候了。

第五，“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误区——现在一个习以为常的提法就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里的“国有资产”指的是实物资产或实际的投资。段永基举例说，香港政府通过拍卖来实施对土地、移动通讯经营权、港口经营权、物流金融服务业等行业的特许经营权，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显然，这是对无形资产的运用，是将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其结果，政府得到了收益，调动了民间资金为政府做事。而中国大陆的情况正好相反，是将无形资产无偿地给了国有企业，再投入资金进行建设。美国国有的港口出租给民间，法国的机场、车站交给民间商会，日本的跑马场、中国澳门的赌场是公有的，但通过招标交给民间经营。就是在中国内地也有很大差别:城市B建一条新公交线路，要由政府出钱、出车、出人，而城市S则向社会招标，社会投入资金、车辆和人力，政府纯得收入。为什么会有如此对立的不同做法呢？现在流行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在是一大荒谬！很像是现代版“皇帝的新衣”！

第六，一次分配的不公——政府要抓二次分配的公正。但是，一次分配的不公的情况更应注意。近年来，中国的价格结构表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凡是竞争充分的领域，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凡是垄断的领域，价格就会出现上升的趋势。现在，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人士获得了较高的效益，人们深感不公。铁路为什么到节日涨价而不是平时降价？为什么有线电视公司随意提价50%？为什么中国移动还要收50元的月租费？这些部门的超额垄断利益是建立在牺牲、盘剥广大客户利益基础上的。人们“打着手机骂电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之，中国改革的核心是改革政府。比如，北京道路的根本改善靠轨道交通的建设，这又超越了一届政府的期限；想要迅速改善也很容易——改革公车体制就会立即见效，政府有这个决心吗？段永基与政府官员不同，相对地敢讲真话。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沉淀中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阳奉阴违、欺上瞒下。高速铁路议论了多少年，计划仍然遥遥无期，主要由政府官员与科学家决策高速铁路？不考虑建设费用与将来的价格和运营成本行吗？我们需要优秀的企业家。这样的资源太少了，也许并不少而是没有用到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