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层障碍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层障碍——中韩日民族主义诉求及其影响

延边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

赵立新

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地位不是自封的，它取决于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国家权力。追求权力意味着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秩序就会引发冲突，引发冲突就会付出代价，东亚国家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分头行动”还是在地区主义的构建中“联手抗敌”呢?

二战结束以后，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就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相关国家也进行过各种尝试。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缓和，全球化进程加快，此区域内各种层次的合作不断出现。然而总的来说，合作层次较低，缺少制度和机制保障，稳定性较差。问题还在于，在构建区域合作的过程中，还伴随着中韩日民族主义的滋长和对抗。这至少说明，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一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理念与此区域的实际需求存在矛盾，人们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认识存在混乱，区域意识淡薄；其二是冷战后东亚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表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理念与民族主义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错位，而后者是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层持久因素。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理念的梳理

第一，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下图所示，来界定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相关国家。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宽泛意义上的东亚合作(10+3)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并不加以区分。事实上，不仅二者的地缘政治背景差异显著，而且合作的首要目标也有很大不同。就东北亚区域来说，“安全问题始终是地区合作的主要障碍，诸如朝核问题、中日、韩日、俄日等双边关系中固有矛盾和领土纠纷。东北亚的问题远远超越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理范围，东北亚地区的合作逐渐形成了区外合作强于区内、政治和安全合作重于经济合作的局面”。^[13]宽泛意义上的东亚合作(10+3)则萌发于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其首要目标自然是经济合作。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东北亚区域合作不可能排除朝鲜，而宽泛意义上的东亚合作(10+3)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并未把朝鲜考虑在内。

第二，通过表1，我们可以对东北亚区域合作、宽泛意义上的东亚合作以及狭义的东亚共同体进行简单的比较。

如前所述，由于东北亚区域政治、安全合作重于经济，因此从目标来看，东北亚区域合作虽然也有极其重要的经济蕴涵，但在大国合作的意义上似乎更强调要维持现有均势和加强危机管理，并没有明确的、旨在推动诸如国家统一、领土纠纷等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的力量出现。这种保守的区域结构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在东北亚，大国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和复杂。如果现状遭到破坏，特别是如果它被武力打破的话，那就可能产生后果严重的连锁反应，任何局部战争都存在扩大的危险。安全对此区域内任何一个国际行为体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参与国际互动的首要目标和条件。朝鲜半岛以及台湾海峡两岸现状，实质上都是霸权均势的体现。单方面改变均势的代价深不可测，只有和平的、逐步的演变才能为最终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第三，从动态来看，以地区安全为首要目标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内部结构也在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而变动，并且其中一直充满矛盾。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本应该使日美同盟、韩美同盟的战略基础受到削弱，而且朝鲜半岛一段时期的“阳光”景象、日本酝酿“重返亚洲”、台海海峡两岸关系解冻等等，都使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正逐步丧失其充分的理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冷战的结束对美国来说，正是其扩展地区主导权的有利时机”。^[14]出于冷战思维，美国构筑的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包围从海洋到大陆，从东北亚到南亚，较之冷战时期更为严密。借恐怖主义和朝核问题升级，日美同盟、韩美同盟也得以强化。中国的崛起被视为“威胁”，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被渲染为谋求地区乃至全球霸权。俄罗斯的远东战略犹豫不决，进退难舍。金融危机、能源争夺、领土纠纷、历史认知、六方会谈……大国实力此消彼长，合作——冲突——合作、缓和——紧张——缓和，这就是东北亚区域合作框架下国家间关系的主线。

表1

第四，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国家对目前的现状满意。一方面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要求国际战略的制定要立足于突破和超越现实处境，比如说将困扰这一地区的国家统一、防止核扩散、民族和解、意识形态对抗等问题向前推进一步。然而国际战略的实施明显受制于东北亚区域合作框架下的大国合作体制，等于说在东北亚区域内安全与秩序的保证就是大国关系的稳定，预期国家利益受阻于现实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民族主义思潮的萌动。另一方面，同样是与安全相联系，区域内国家都宣称是“为了本国防御，进行军事建设以满足远离本国行动的需要——因此构成了对对方的威胁”。^[15]面对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区域内的任何霸权作出强硬选择时都会受到一些制约。合作带来了安全，但是困境却也由此产生。东北亚的和平不同于冷战时期那种“高压”下的和平，但东北亚的和平的确是有“缺憾”的和平。

第五，整合与分裂的力量共存——这既是东北亚区域合作深化发展的理由，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实现目标的障碍。人们不会忽略东北亚区域合作令人鼓舞的一面——近30年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的繁荣和发展自然有全球化效应和市场制度扩散的背景，但是如果没有东北亚区域合作所带来的外部和平环境，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更不用说宽泛意义上的东亚合作（10+3）和狭义的东亚（中韩日）共同体构想了。全球化的整合力促进了地区主义的发展，欧盟的成功更是成为效仿的榜样。“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在自愿的基础上主动加强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制度化合作，甚至出现了地区组织。”^[16]那么在东北亚的核心国家比如中韩日之间，这样的情形出现了吗?客观地说，相关的探讨在各个层面从没有停止过，包括东亚价值观、共同市场、共同货币、中韩日FTA、东亚共同体，等等。可无论哪个方面，每当这一“可能创造历史”的工程稍有进展的时候，都会被一些可以预料的内外因素所干扰，合作被冲突所取代，区域化或一体化的努力最终被整合于以安全为首要目标的东北亚区域合作。“政冷经热”的持续作用不仅表现为区域意识淡薄，而且还造成了中韩日之间“文化精神分裂”的后遗症。中韩日将在强调各自利益特殊性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没有必要对东北亚区域合作持悲观态度。在东北亚国家的“自主”能力尚未完善特别是“美国因素”仍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东北亚和平的“缺憾”恐怕将无法弥补，国家利益的追求总是要体现“理性优先”原则。但是，民族主义却从来也不会显示出畏缩与屈服，它总是“超前”行动，一有时机它强大的张力就会侵蚀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根基。

二、民族主义诉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目标的错位

无论哪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根本上都是一种想象中的集体身份的意识形态，它在民族建国之前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作为首要目标，而在建立民族国家以后则坚决伸张和维护‘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17]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且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民族主义必然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民族国家的外部，它将谋求在国际竞争中去制约对手或摆脱对手制约，对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时刻保持警惕并迅速作出回应，经常是“危机感”和“优越意识”交织在一起，在“诱因”的作用下，“极端”和“非理性”是民族主义的常态表现。

对中国来说，民族主义一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当代多民族国家无论其建国背景、发展现状如何，由于历史纠葛的延续加之主体民族或强势民族的事实存在，因而在多民族共存和相互之间利益整合的问题上，较之以往虽有突破但都尚未达到一个理想的“民族熔炉”的境界。特别是冷战结束前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和强权束缚的解除，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泛起并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导致世界上一些多民族国家中非主体民族要求分离和自治的倾向十分强烈。“成功的先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由此而变得敏感起来。多民族国家内“一些民族的部分成员不满足于本民族作为该国构成民族之一，而要求本民族单独建国，但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又不是可以随便破坏的，于是便造成了‘统一’与‘分裂’的冲突”^[18]。这一点而言，以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内核的国家民族主义会得到“呼吁”，从而强化“认同”、“忠诚”和“危机感”，实现稳定与和谐。任何支持、纵容“东突”、“藏独”和“台独”的外部势力，都被看做是对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尊严的严重挑衅。就外部来说，“作为一个正在崛起而处于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对立，必然成为西方主流国家挤压和排斥的对象……”^[19]在中国，一种普及的观点认为，美国及其遏制战略是中国和平崛起最主要也是最现实的外部威胁，就连美国人也承认“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20]中国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之间实力的差别，无论是全球问题还是地区事务上，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不对称的，中国处于被动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摆脱美国束缚，发出自己的强音，从可以“说不”到提出自己的主张，在地区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在国际问题上大显身手，早日实现与台湾统一，洗刷“百年耻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高诉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抗美”、“反日”、“厌韩”以及“大国主义”等倾向虽然有很大的情绪化特征和“历史惯性”，但是“中国民族主义与其说是自生的，还不如说是对外部刺激及环境压力反应的结果。……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不仅仅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前提下中国人自信心的表现，也是对国际社会压力及刺激的正常反应”。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范围内，中国民族主义并没有丧失对世界大势的理性认知，并没有盲目到无视他人利益、动辄“亮剑”——诉诸武力的地步。其所追求的民族尊严、国家利益以及与国家实力相符合的国际地位，仍然受到美国的制约。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同样是“韬光养晦”，只不过对何时才能“有所作为”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当代韩国的民族主义既包含着对民族历史、国家现状的审视和关注，也体现了在应对地缘环境挑战时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变化和诉求。至冷战结束，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韩国的方向倾斜，朝鲜面临的“国际孤立”加之来自美国的“威胁和仇视”迫使其铤而走险，最终引发朝核危机。南北双方争取“自主”、“和平”的民族统一进程悄然中断，代之而来的却是置于东北亚区域合作框架下“防止第二次朝鲜战争”这一令人沮丧的主题。对韩国来说，周边大国的“善意”不值得期待，“民族危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民族主义也有了新的目标所指，原本牢固的韩美同盟经受了一次韩国民族主义的洗礼。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报告指出:“在韩国内部，有一种情绪在不断地滋长，那就是:朝鲜并不是敌人，而仅仅是一个贫穷、脆弱、高度不稳定的兄弟国家而已。朝鲜之所以一直如此‘穷兵黩武’，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国政策所赐。许多韩国人认为美国的‘孤立朝鲜和军事威胁朝鲜’的政策才是罪魁祸首。……朝鲜的悲剧历史造成了朝鲜民族强烈的不安全、伤痛和对外部强权的猜疑心理，无论是在‘三八线’南面的韩国抑或是在北面的朝鲜。然而，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由于其相对的弱势都不得不依靠一个外来的强权来强化其安全防务，然而这只是徒增了对于外来势力的怨愤而已……韩国对于国际地位的自我意识，同数万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2002年当选的卢武铉总统对于韩国的‘反美’情绪大肆鼓励。大部分韩国人，尤其是韩国的年轻一代对于是否有必要保留美国在半岛的军事存在越来越表示怀疑……卢武铉总统在任内的所有论调都带有极强的民族主义烙印，而且经常表现出强烈的反美情绪。美韩同盟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对于美韩同盟未来前景的各种猜疑。”^[21]如今，李明博总统努力修补了韩美同盟的“裂痕”，但是谁都知道，韩国的安全不仅有赖于韩美同盟，也有赖于东北亚区域合作。如果东北亚区域合作对半岛统一大业没有任何推动，如果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韩国仍然被当做“小角色”，那么谁能保证卢武铉时期民族主义的一幕不会重演呢?

完全用批评的眼光来审判日本民族主义的应有诉求，那只能增加相互沟通的障碍。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看来，是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和平宪法的约束，再加上不完全自主的外交。日本虽然接受美国的安全庇护，得以专力发展经济，但要求改变日美不平等关系的愿望也日益强烈。冷战结束后，日本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其核心纲领之一就是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日本民族主义这一目标不仅在国内有着深厚的认同基础，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为其提供了空间。对美国而言，日本仍然是其遏制中国和俄罗斯东出太平洋的前沿阵地，也是其精心构筑的“弧形岛链”的重要一环，美日同盟是东亚稳定的基石，确保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是其重要的战略利益。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尤其是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呼声，美国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与对韩国民族主义满腹抱怨不同，美国对日本民族主义可以说是连开绿灯。“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发表的阿米蒂奇报告再次表示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要求给予理解和尊重，目的是要使日美同盟保持稳定……而且美国重新评估东亚安全形势，抓紧建立美日联合作战体制，要求日本放弃对‘集体自卫权’的禁令。”^[22]事实上等于放任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改变日本战后体制。只要确保美日同盟的稳定，就可以实现民族主义的“正当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泉纯一郎内阁开始，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步伐大有加快的趋势。应当承认，“日本的民族主义趋向和要求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一面”。^[23]那么把日本民族主义的“正当要求”置放于东北亚区域合作框架下，邻国和世界能够接受一个“正常化”的日本吗?日本能够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吗？在小泉、安倍内阁不遗余力推动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同时，因为历史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关系几乎降到冰点，充分暴露了日本重视欧美、轻视亚洲的一贯思维。对于日本否定历史、破坏东亚战略平衡的过分举动，美国自然是予以反对。在宽容和理解的意义上，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没有理由反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正当要求。但如果日本民族主义的要求总是与否定历史相联系、总是与“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相联系，无视邻国感受，那么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

东亚民族主义的诉求本身都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在现实的意义上，东亚民族主义发出了“民族的呼声”，也是对外部“压力”或“威胁”的自然反应。换一个角度看，东亚民族主义的矛头也指向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带有冷战色彩的政治结构。尽管原因不同，中韩日对现有区域政治结构的“不满”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美国因素”——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当初美国的主要对手是前苏联，而今天却不是俄罗斯。没有美国的东北亚和平似乎难以想象，而美国的军事存在又无助于东亚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甚至构成其障碍。东亚民族主义的激烈交锋使得彼此的“威胁”和“伤害”也在不断增大，民族主义诉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目标——确保朝鲜半岛和平、确保台湾海峡和平……真是构成了一幅极不和谐的图画。

三、民族主义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那么如果继续追问，到底是“东亚世纪”还是“美国世纪”？也许我们听到的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民族主义的回答。东亚民族主义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在美国看来，凡是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邪恶的，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与美国不相容的，并不可避免地引起美国人的愤怒和怀疑。这是美国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的最大问题——把与美国的不同看做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24]我们不能说21世纪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将由民族主义来主导，但是民族主义诉求必将成为变革现有区域政治结构的有生力量，无论它是东亚的，还是美国的。

第一，东亚民族主义对国民意识的影响和塑造。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天生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特定的政治功能。这种特定功能体现在它能够为民族共同体确立基本的政治价值，对民族成员进行政治总动员，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促成民族政治运动和为民族国家进行合法性论证”^[25]。而国民意识又恰好具有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影响的政治倾向。不是国家创造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国家。民族主义为民族成员确立的“民族利益至上”行为准则，会被民族国家内化并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和验证“忠诚”的名义作用于国民意识，加之东亚社会固有的“集体优先于个人”的传统观念影响，国民意识由此而得到“塑造”是不言而喻的。坦率地讲，在当代东亚民族主义思潮中，确实有许多极端（尤其是网络民族主义）、狭隘和非理性因素，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许多激进行为，但是中韩日三国都缺少或是无法内生出有效的约束力量。这并非由于民族成员丧失了理智或是公民个体不具有独立人格，而是因为东亚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在实践中与国民意识所包含的公民追求个体权利、承担相应义务的实现条件（尤其在与外部有关的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有太多的契合之处。正因为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国民意识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常常是激情多于理智、宽容多于苛求。东亚民族主义在国家机器的作用下已经承担起更具深远意义的历史使命——塑造国民意识，进而塑造全新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东北亚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区域，它被历史上的对抗和敌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东北亚迄今为止从未发展出一种能够促进区域合作的区域意识，或者提供一种能够确保长期稳定的区域秩序。”^[26]这不得不说其中肯定有民族主义的一份“功劳”。

第二，民族主义道德与“普世价值观”。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谈到“民族主义道德导致国际道德丧失”的问题时曾经指出:“20世纪后期的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传统的）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而我们时代中民族主义化的世界主义却主张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权把自己的价值和行为标准强加给所有的其他国家。”^[27]因为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有国家实力等方面的不同，当代东亚民族主义的道德追求呈现出差异性和阶段性。韩国会区别对待周边大国的“非善”，日本可能重蹈“大东亚共荣圈”的梦魇，至于中国的“和谐世界”，对当今这个不和谐的世界来说，是具有古典意义的选择。“民族主义的精髓就是相信自己文化的独特性”，现阶段东亚民族主义的道德追求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溢”，但并没有轻言“普世”意义。而以基督教、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构成的所谓“世界道德”却被美国当做一种特殊的“软权力”，在国际政治的角逐中施压与对手。“美国人认为其价值观代表了世界最高的正义和善，具有普世性……也只有美利坚民族才有领导世界的权力，美国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力量中心取代或者分享美国的这种地位或影响……总是促使世界上的其他权力中心遵守和服从美国的领导，效仿和追随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28]显然，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美国所追求的安全，在价值理念上就是使该地区实现意识形态的“美国化”。在这个意义上，东亚民族主义不仅是地区的威胁，也是美国的威胁、世界的威胁。

第三，“安全困境”与“相互依存”——东亚民族主义的两难。

“事实上，亚太地区从朝鲜半岛到中国台湾海峡，从东亚到南亚，存在一系列久而不决的传统安全热点问题。沿着正统的现实主义思维，继续玩弄权力平衡，东亚地区也许可以维持某种危险的平衡，但地区是分裂的、缺少安全感的。”^[29]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一直发展滞后，呈现出地区内在结构相互牵制、政策立场差异大、“共有理念”缺失及军备竞赛加剧等表现形态，导致了地区安全形势更加敏感和脆弱，区域各国都处在程度不同的“安全困境”之中。这其中既有中美、中日、日俄之间的安全困境，也有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民族主义不是安全困境的主要根源，也不是摆脱困境的万能钥匙。中韩日民族主义在特定领域互为“威胁”的假定，确实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紧张，但是自冷战结束至今20年，世界范围内的恶性冲突或战争，无一不是发生在本区域之外。这其中的原因就外部来说，是大国霸权均衡的体现；就内部来说，则是缘于民族国家的强大、自主和民族主义理性意识的提升。“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30]安全依然重要，但安全观念的转变更为重要。欧盟的成功向世人宣告:区域化、一体化是摆脱安全困境的有益尝试，国家民族主义让位于地区主义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2003年10月7日发表的《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反映了东亚三国对“相互依存”的全新理解。在贸易与投资、信息通讯、环境保护、能源、金融以及科技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的深度合作被提上日程。“地区主义”有了一个宝贵的开端，然而“制度的真空”始终无法填充——民族主义的目标诉求与区域合作理念的错位较之世界其他地区有其特殊性，国家利益的复杂牵制在民族主义的张力下，转化为对区域事务主导权的争夺。“超越”还是“固守”?东亚民族主义在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之前，恐怕都会陷入两难的境地。需要指出的是，东亚经济的繁荣，似乎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第四，民族主义的“反抗”与东北亚区域结构的变动。

就实力和现实处境而言，美国几乎构成了对东北亚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威胁”。因此，东亚民族主义的矛头在一定程度上都或明或暗地指向美国，没有理由被认为是不正常。全球范围内似乎也有一股潮流，“例如马哈蒂尔提倡的东亚经济协议体（EAEC）的构想就存在着强烈的反美色彩，蕴涵着某种对抗美国式全球主义的抵抗思想。甚至欧盟在坚持对美合作基轴的同时，也牢牢构筑起不被美国吞噬的欧洲的组织框架”。^[31]如果地区安全不因美国军事力量（驻日和驻韩美军）的撤离而丧失，那么即使美国仍然“跨洋”参与东北亚事务，对东亚民族主义来说也都意味着某种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所谓“东亚复兴”才有可能在“经济增长的观点”基础上还原其真正内涵——尽管东亚民族主义能够认识到，军事力量的撤出并不代表势力消退以及利益和责任的放弃，就像美国当初从东南亚和台湾撤军一样。民族主义的“反抗”有基于对“长期占领”的担忧，也有基于历史和文化的本能。然而“从长远来说，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完全从世界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撤走……”^[32]美国的理由依然充分，“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日本将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而且很可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结果对于日本来说是危险的，而且也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稳定”。^[33]对日本来说，要求美国撤军或拒绝美军使用军事基地，则可能面临“被抛弃”的风险。民族主义的“反抗”还在暗示一种局面——“东亚的势力均衡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34]美国人发现，“随着东亚经济共同体逐步建立起来，美国被慢慢排除在外了”。^[35]中国的崛起必定会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截至2004年，当北京在六方会谈中将领导权从美国手中拿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没有中国支持的情况下，美国已不再有能力和平地解除朝鲜的武装。”^[36]虽然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得以维持、军事同盟仍然稳定，但是寻求与中国关系的重新定位，将是其战略调整的首要课题。与此同时，东北亚区域现有政治结构的替代方案也被热烈而广泛地讨论，“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平衡美国在东亚的作用将合力催生新的制度安排”，^[37]“我们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为这一地区的稳定发挥作用，但同时也想抑制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放纵。我们希望减少邻国中国的军事威胁的同时，使其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活动变得更加有序。这都是这一地区的国家本能的要求，也是加速地区融合的重要因素”。^[38]当“中国威胁论”转换为“中国责任论”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又陷入了新的“烦恼”，那么韩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是不是迎来了“反抗”的契机呢？

第五，民族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讨论东亚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本课题关注的核心问题。有观点认为，“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就不会灭亡，也不会成为‘负面的现象’”。^[39]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东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常常表现出较强的两面性，它积极的一面发挥出来会促进民族自强和民族间和平竞争；如果向消极的一面转化，将是民族利己主义的泛滥。当代中韩日民族主义的交锋和对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相互间外交政策的强硬，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为民族国家带来更多直接的“绝对收益”。横亘在三国之间、不断诱发民族主义思潮的难题（历史问题、领土纠纷）不可能短时间解决，只是“历史记忆”被反复强化，历史的伤疤被一次次揭起。东亚民族主义对美国的“反抗”也是小心而又谨慎，就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因为其扩张性特点以及中国实力的逐渐强大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不安全感，极有可能导致被孤立、敌视和遏制，甚至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被迫走向封闭”。^[40]被中国视为“冷战遗存”的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是韩国和日本外交的基轴。韩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诉求，在实践的意义上不得不约束“民族情绪”继续沉淀。全球化浪潮和欧盟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地区主义的自主性，“尽管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候它曾表现为‘放大的民族主义’，但在当代，其主流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的范畴，而又与全球主义相区别，成为一种介于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新型理论和意识形态”。^[41]东亚国家有比民族主义诉求更为迫切的问题，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将最终克服民族主义造成的障碍。地区主义即使不是东亚民族主义冲突的唯一解决方案，也应该是重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逻辑起点。有人质疑:地区主义正在导致全球经济的整体性割裂，正在形成更多的经济堡垒……然而已有的事实证明，全球化还仅仅是一种趋势，是一个历史进程，地区主义对这个历史进程来说不仅是“基石”和“桥梁”，而且其发展和存在还将证明全球化也绝不意味着“西方化”，更不意味着“美国化”。

四、结论

“民族主义的思维逻辑经常是集体主义的。它的重心不在个人，而在于民族与国家……民族主义要求任何个人都要忠诚于民族和国家，强调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完全是正当的和高尚的……这使得它可能有意无意地成为政治的工具。”^[42]东亚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特殊区域，民族主义在这里仍有其植根的土壤，民族主义仍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很多时候，人们缺少指斥民族主义“多余”和“过剩”的勇气，那是因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并没有让他们忘记历史上的民族苦难，而今屈从强权、困境求生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需要奋力摆脱的民族危机。

在当今世界体系中，与经济成就相比，东亚国家的政治作用却未能很好整合，政治合作的基础单薄而脆弱，民族和解和融合的步伐缓慢。相反东亚却成为强权政治不断插手和制造危机的场所，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情。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曾经“卑鄙”地假设“假如中国和日本组织起来，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其领土，那时由于他们在广大的大陆资源之外又占据了控制海洋的地位——这双重优势是俄国人还没得到过的，那么他们必将成为威胁世界的‘黄祸’……”^[43]然而从那时起近百年来，我们看不到半点儿有关这个“卑鄙”的预言的影子，今天东亚“地区主义”的萌芽，会不会重新引起西方的警觉呢？

无论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看，东亚三国都处在历史上最强的时期。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日本欲做政治、军事大国，韩国争取国家统一、追求民族强大，都有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必然性。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上曾经发生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一幕，中国和韩国又曾经遭受日本的侵略，历史的悲剧要避免重演，民族解放、自由的真谛就在于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地位不是自封的，它取决于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国家权力。追求权力意味着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秩序就会引发冲突，引发冲突就会付出代价，东亚国家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分头行动”?还是在地区主义的构建中“联手抗敌”呢？

展望未来，围绕地区安全、历史问题、领土领海纠纷，中韩日民族主义冲突仍将不可避免，但受制于多方因素也不至于激化。“天安舰事件”、黄海军演、钓鱼岛争端……民族主义激烈对峙的画面将一次次轮回。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的淡化和消融，最终离不开民族平等、互信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认同及整合，尽管这将是一个伴随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的极其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摆脱“大东亚共荣圈”的梦魇，渐次确立建设“新东亚”的理念，将是东方民族、东方文明改变“从属”地位，掌握生存主动权和实现勃兴的伟大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