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

第二节　全球经济失衡

严格来讲，全球经济失衡是不存在的，传统国际收支理论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经常账户存在逆差，那么其资本账户往往对应着顺差，这两个账户余额之和应该为零，因此，从账户总体平衡关系上来讲一国国际收支应该处于平衡状态。然而，回顾世界各国国际收支的演进路径，不同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是极其复杂的，平衡的国际收支关系极为少见，一国国际收支通常处于失衡状态，平衡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一般状况下，通常表现为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账户逆差，或是相反，更为特殊国家甚至存在国际收支双顺差或者双逆差状况。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托(R.Rato)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说中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词。拉托在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尽管全球经济失衡是当今国际经济最重要问题之一，实际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出现并不是近十几年来才有的现象，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全球经济失衡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受到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影响，不同时期失衡特征虽表现各异，但都集中突出表现为“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通过对不同时期全球经济失衡的梳理和对比分析，笔者发现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外围”结构中，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分工格局是决定全球经济失衡结构和特征的最核心因素，并且不同时期的全球经济失衡与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着密切联系。

一、二战前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

19世纪末，金本位制度框架下“中心—外围”结构是以英国等殖民国家为中心，而外围国家主要包括一些殖民地国家，Bordo(2005)指出在1880年后的10多年间，全球第一次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全球经济失衡局面。

进入16世纪后，英国金融业随着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得到大幅提升，其国际经济霸权地位逐步得以确立。英国地处北大西洋主航线通道上，优越的区位条件极大地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并使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加强。16世纪后半期，英国与西班牙进行了一次旷日持久的海战，最终英国战胜了西班牙，海上霸权地位交由到英国手中，这进一步加速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荷兰逐渐走向衰落，英法两国在几十年间进行了多次战争，而当时法国在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明显强于英国，然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上占据优势的英国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17世纪末期，英国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并开始发行战争公债，为英国最终取得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后盾。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大幅超越其他殖民列强，全球资本市场中心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伦敦，资本市场的高度繁荣提升了英国政府债券市场融资能力，英国政府债券普遍受到全球投资者青睐，这为政府军事扩张特别是海军建设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筹备了大量低息资金，与之相反，时下法国政府公债利息水平则是英国的两倍。因此，在18世纪下半叶，在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根本改变的背景下，英国首先爆发并顺利地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也最终得以确立。

工业革命完成改变了英国社会基本框架，工商业阶层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他们积极倡导恢复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终止的金汇兑制度^[3]，目的是为了推进海外贸易和投资顺利进行，进而满足保障所得利益需要。在工商业阶层鼓动下，1819年英国颁布了《恢复条令》，恢复了黄金与通货固定比例兑换，开始推行金本位制度。1844年《英格兰银行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英国中央银行建立，英格兰银行被赋予了垄断货币发行权利，拥有了作为中央银行的基本功能，按照规定其货币发行必须与黄金挂钩，这从根本上限制了由政府操纵货币发行权力。凭借蓬勃发展海外贸易以及金融发展的优势，英镑成为当时国际货币体系中心货币，形成了英镑与黄金稳定兑换关系。这一时期欧洲和其他地区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相继推行金本位制，19世纪末，金本位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制度，英国成为金本位制下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在世界金融中占据统治地位，英镑也获得了同黄金类似功能，成为许多国家重要储备资产，国际资本流向目的地也指向英国，大量国际资产流入英国，各类来自世界各国的资金被英国金融机构吸收，英国成为世界的资金中心和借贷中心。

在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显著表现为中心国家顺差与外围国家逆差积累。处于“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位置的英国和德国，凭借其工业发展优势集中大量出口高价工业制成品，同时在进口方面主要大量进口低价原材料，中心国家经常账户累积了大量顺差;与之相反，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外围殖民地国家，在对外贸易上主要出口一些初级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导致外围国家经常账户累积了大量逆差。在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下，逆差国必然会减少本币发行量，导致物价下跌，出口增加，进口下降。但是由于外围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低下，其进口下降无法建立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本国产品替代，形成了对外部中心国家市场的高度依赖，因此外围国家迫不得已增加原材料出口，这就造成了出口增加数量与出口收入增长不同步的局面，并且抑制了国内民族工业发展。为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外围国家被迫进行具有附加条件的高成本借贷，从而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依赖程度被进一步强化。此外，尽管中心国家存在大量顺差，但这未必会引发国内物价上涨以及平抑顺差的需求，这是因为: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生产成本随着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下降而降低;另外一方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金本位制下，英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统治地位以及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地位，使得英国贸易盈余可以在不必增加本币供给的条件下，通过对外投资渠道将贸易盈余转化为资本输出(对外借贷)形式。英国借助对外借贷引导全球资本流向，进而强化国际分工中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依附关系，维护“中心—外围”框架的可持续性。Taylor(1996)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失衡规模在1880-1914年这段时期里达到了最高水平。

由此可见，二战前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失衡格局中，中心国家因其高度发达工业而获得大量顺差累积，并借助金融市场以对外借贷形式向外围国家进行资本输出，进而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下的全球经济失衡局面。

二、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

二战以来这种结构特征表现尤为突出，从总体演进路径来看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金本位体制异变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中心国家。此阶段内经常账户一直保持顺差，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积极态势。本阶段中欧洲国家和日本处于“中心—外围”的结构中的外围国家，并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把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在70年代初，美国经常账户出现逆转，由盈余迅速转为赤字，欧洲国家和日本不满于美国通过滥发美元用以偿债，认为美国实际是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为其经常账户赤字融资，各国开始放弃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平价，纷纷抛售美元，结果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维系，最终瓦解。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并未撼动美国中心国家的地位，全球经济失衡结构中的外围国家出现改变。伴随着欧洲国家一体化进程缓慢推进，欧洲市场实现了对美国市场的替代，欧盟同美国之间贸易关系也逐渐趋于平衡，在全球经济失衡结构中欧洲国家实现了退出。而日本继续实行钉住美元汇率政策，维持其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规模，导致在本阶段内日本对美国贸易中保持大量顺差。在这段时间内需要关注的是，全球国际分工出现了新变化，美国开始调整产业结构，为实现产业升级，开始向外进行产业转移。以亚洲四小龙为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这些国家以出口导向为主，采取钉住美元汇率政策，同美国之间的贸易规模逐步放大，对美贸易顺差也随之增加，甚至某些年内超过了日本，与日本一同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结构中的外围国家。从全球资本流动方向来看，本时段内资金流向出现了逆转，中心国家由经常账户逆差开始转为顺差，外围国家经常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中心国家由向外围国家输出资本转变为资本流入国，而外围国家则转变资本输出国。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随着全球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趋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并进一步带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尤其是亚洲国家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位置发生了明显变化。全球生产开始向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集中，最终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加速积累，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经常项目逆差的地理结构发生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不断上升，成为对美国顺差最大来源地。1990年之后，流入美国的资本数量不断上升，2000年之后，上升速度加快，并且美国资本流入的结构出现了新变化，政府投资者替代私人投资者成为美元资产主要购买者，即成为美国资本流入的主要来源。

三、全球失衡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及对我国影响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1949)指出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技术进步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二战以来，全球经济中心—外围结构至今仍然左右全球经济利益分配，决定了以美国为首中心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为主外围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正是中心与外围国家国际经济利益分配主导下国际分工的结果。全球货币体系缺失既是全球失衡的诱因，同时也为世界货币供应国攫取了大量铸币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全球进入管理纸币本位和浮动汇率制度，而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却长期处于缺失状态，美元逐渐替代世界货币的功能而被强化。因为美元发行不再需要以充足的黄金来作为担保，美元的国际供给能力显著地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对美国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为了防止因为美元增量供给增加而引起顺差收入的贬值，就不得不把出口增加而获得的贸易收入再以金融投资的方式返还给美国，客观上增加美元供给，美国则以铸币税形式攫取了大量国际经济利益。

(一)金融危机爆发是全球经济失衡加速调整的必然结果

长期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不可持续的，而短期的失衡调整则对全球经济具有极大冲击性。学者们对全球经济失衡不可持续性进行过深入研究，Obsfeld and Rogoff(2005)认为，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使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稳定关系，国际金融市场是否愿意永远接受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经常账户巨额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因此，全球经济失衡调整首先要求美国对其经常账户逆差进行调整。从美国经常账户巨额逆差的国内因素来看，这是由国内巨大消费需求引发的，因此要调整其经常账户逆差，就要求美国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降低消费率又要求提高短期利率水平，消除房地产市场泡沫。美联储自2004年6月以来连续多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已由开始加息时的1%上升至2007年1月2.25%的水平，利率的上调加速了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并诱发了次贷危机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反向冲击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结构和生产结构的不对称性，其核心结构是中美贸易失衡。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源头在失衡结构中一端美国，对金融部门形成巨大冲击，而对失衡结构另一端中国则表现为对生产部门的冲击。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全球经济失衡核心结构发生改变，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遭受极大挑战。一方面，金融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也打击了美国货币霸权，世界各国对国际货币地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国际货币合作更加困难，美国通过价值渠道获得国际转移财富的持续性也将受到巨大冲击，美国高消费时代将难逃调整的厄运。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外部需求环境，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遇到极大挑战。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多年以来，在内需不断趋弱的条件下，总供给和总需求矛盾成为中国经济内在深层次矛盾具体表现。由于内部失衡无法通过自身经济系统调节，需要通过外部失衡解决内部失衡，这便出现了一种次优选择。全球经济失衡下形成外部需求不断增长的环境里，中国可以维持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通过出口消化过剩产能，从而缓和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矛盾。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需求萎缩，对中国经济形成较为明显的外部冲击，以往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严峻挑战。一方面由于危机导致全球贸易萎缩使得贸易账户流量减少，但由于进口下降幅度超过出口下降的水平，并未导致贸易账户顺差大幅度下滑，仍然保持较为平稳的水平。

通过上述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回顾，可以发现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因素。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心国家越来越集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服务业，而大量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外围国家转移。一些外围国家，特别是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生产国和主要贸易顺差国。分工格局改变决定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从外围国家流入中心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外围国家因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为了降低外汇储备储藏成本，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4]，他们将大量资本以购买美国国债形式大量投入到美国。二是，在外围国家普遍存在金融结构落后情况下，一方面，受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影响，居民消费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工具匮乏和金融资产供给不足，居民面临风险无法充分分散。在这两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居民在封闭条件下只能靠增加储蓄来平滑一生的消费，而在金融一体化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滞后国家的居民通过购买国外有价证券资产来平滑消费，从而导致了大量资本流入中心国家。流入中心国家的资本又以高回报的直接或间接投资方式流回到金融发展水平滞后国家。全球失衡背景下我国外部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而这种失衡格局使得中国国际经济利益出现缺失。同时，由于对外部需求依赖性过大会导致经济发展较为脆弱。全球失衡下的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影响，使笔者意识到纠正国际收支失衡不能依赖于单纯的外部经济政策调整，必须还要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入手，只有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才可能得到根本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