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演进与失衡

第二节　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演进与失衡

一、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需求结构变化，投资消费结构发生深刻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投资消费结构总体变化情况

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如图5-1所示，1978-2008年中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走势。投资率呈现出波浪攀升的趋势，总体水平维持在31.9%到43.5%之间，年平均值为37.69%。投资率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5.3个百分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进入21世纪后分别经历了两次加速上升的情况: 90年代初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经济增长提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加投资率由1992年的36.6%增加到1993年的42.6%;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而拉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速，投资率由2001年的36.1%迅速增加到2004年的43.2%，之后一直维持40%以上的水平。而消费率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48.6%，下降了13.5个百分点。尤其是2000年以后，消费率更是出现了加速下滑的趋势。

图5-1　1978-2008年中国投资率、消费率变化状况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从投资消费比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中国投资消费比呈现出波段上升的趋势。如图5-2所示，在1978-1992年这一时段，投资消费比在50%-60%之间，在1993-2003年这一时段，投资消费比在60%-70%之间，在2003-2008年这一时段，投资消费比在70%-90%。

(二)投资和消费内部结构变化情况

1.投资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金来源结构更加多样化。如表5-2所示，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家预算内资金出现大幅下降的趋势，从1981年的63.01%下降到1997年的2.76%，之后出现了小幅反弹，到2002年上升到7.02%后又开始下滑，2008年下降到了4.35%。国内贷款资金来源比例保持平稳，其平均值一直在23%左右浮动，2003年后国内贷款资金来源比例出现下降趋势，到2008年其比值下降到14.46%，这种变化轨迹说明我国在储蓄转化投资的机制还不健全，大量居民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而沉淀在银行。利用外资的比重则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涨趋势演变为近年来的下降趋势。2008年利用外资比重下降到2.9%，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比值。在总的资金来源中，自筹和其他资金占据了绝大比例，并且该比例呈现出逐年稳健上升的趋势，从1981年55.40%上升到2008年的80.29%，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实力不断发展壮大，自筹资金的能力也不断加强。

图5-2　1978-2008年中国投资消费比变化状况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表5-2　1981-2008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变化状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其次，投资的产业流向逐步发生改变。改革开放之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约束，我国第一、三产业的投资严重不足，而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重工业，重工业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产业发展，并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以来，面向第一、第三产业以及第二产业中轻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加大，产业结构有了明显改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明显高于第一、第三产业，并且工业重型化的倾向也日益明显。200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分别为2.9%、44.5%和52.6%。

最后，投资主体发生明显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资源配置结构逐渐趋向优化，在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多元化投资主体逐渐形成。在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国有经济在投资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从1993年的60.63%下降到了2007年的28.19%;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推动了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上升，但到90年代中后期，比重开始下降并趋于稳定，基本维持在15%上下。港澳台投资经济在90年代发展迅速，2000年以后趋于平稳，其比重保持在9%左右。个体及其他经济发展迅速，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大幅上升，从1993年的15.65%上升到2007年的58.7%。

2.消费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我国城乡居民在各消费项目支出比例升降变化各异。如表5-3和5-4所示，在城乡家庭生活消费的支出中，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文教娱乐支出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在家庭消费支出构成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其中交通通讯比重上涨幅度最大，城镇和农村分别从1990年的1.2%、1.44%上升到2008年的12.6%、9.84%。而家庭食品消费则出现了逐步下降的趋势，恩格系数逐年下降(见图5-3)，城镇和农村家庭食品支出占比分别从1990年的54.25%、57.79%下降到2008年的37.89%、43.67%，我们可以发现城镇食品支出的占比下降的幅度要大于农村，说明城镇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农村。居住支出的变化在城镇和农村出现了分化，城镇家庭居住支出占比从1990年的6.98%上升到2008年的10.19%，而农村家庭居住支出占比基本稳定在16%上下，说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居住成本在上升。

表5-3　部分年份中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表5-4　部分年份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图5-3　1978-2008中国恩格尔系数变化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其次，城乡之间消费比例关系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走势。如图5-4所示，1990年之前农村居民消费大于城镇居民消费，而在1990年以后出现了逆转，城镇居民消费占比变化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到2008年其比重上升到了74.9%，而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则大幅下滑，到2008年其比重下降到了25.1%。与1978年相比，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比差逆转了37个百分点。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占比超过农村49.8个百分点，说明当前我国消费增长主要来源于城镇，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巨大，消费倒挂的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占我国人口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只占到总消费的四分之一，而不到全国人口总数一半城镇却占到总消费的四分之三。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决定了二者之间的消费差距，如图5-5所示，长期以来，城镇收入水平远高于农村，农村消费需求长期疲软，二者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最后，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比例关系变化。如图5-6所示，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比例关系相对稳定，政府消费占比有小幅递增的趋势，而居民消费则有小幅递减趋势，二者占总消费比重由从1978年的78.6%和21.4%变化为2008年的72.7%和27.3%。尽管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比重有所增长，而居民消费有所下降，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政府消费在总消费的比例仍显偏低，中国政府消费率不及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大体上接近于世界低收入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8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低于世界15%的平均值。

图5-4　1978-2008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变动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图5-5　1985-2008年中国家庭年人均实际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图5-6　1978-2008年中国政府和居民消费占比变动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三)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情况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变化来看，中国投资和消费也是表现各异。如图5-7所示，1978-2008年消费、投资和出口对GDP贡献率的年平均值分别为55.3%、36.7%和8%，在三大需求中消费和投资对GDP的贡献度最大。从消费和投资对GDP贡献比例变化来看，2000年之前的22年中，只有1978年和1993-1995年四年中投资对GDP贡献率大于消费，而2000年后的9年中，只有2005、2007和2008年三年投资对GDP贡献率略小于消费外，其余6年都大于消费。20世纪80年代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基本在25%左右浮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进入90年代以后，投资对GDP贡献率进入了一个显著的快速上升通道。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出口快速增长带动相关投资的增长，2004-2007年，投资对GDP的贡献接近50%，2007年中国出口值创造了历史峰值，而投资贡献率也高达55.6%。

图5-7　1978-2008年中国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二、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主要特征

(一)投资消费结构比例失衡

投资消费结构比例的合理性，制约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在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与消费率一般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在工业化的初期，投资率随着工业化的程度深入而增加，而消费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到工业化末期，投资率则出现下降，消费率开始上升。世界银行钱纳里等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的平均水平在15%左右，工业化中期的投资率提高到20%，而到工业化末期其数值上升到23%;消费率在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末期分别为87%、81%和78%。^[3]从投资率与消费率绝对值的变化来看，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投资率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整体波动区间在31.9%-43.5%之间，年平均值为37.6%，2006年以来投资率基本保持在40%之上;从1978到2008年中国消费率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整体波动区间在48.6%-67.1%之间，年平均值为60.5%，但2006年以来下滑幅度较大，2006年-2008年连续三年低于50%。与国际标准模式相比较，我国的投资消费结构明显存在高投资与低消费的失衡特征。

与世界其他不同收入国家的对比中，我国投资率显著偏高，消费率则明显过低。根据表5-5所示，从全球来看，世界投资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消费率却表现为逐年上升的趋势。全球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由1990年的23.5%、76.8%，变化为2000年22.4%、77.7%，2005年则进一步改变为21.7%、78.3%。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来看，无论是高、中等、中低和低收入国家，其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基本保持在20%和70%左右。从我国消费率、投资率的现状来看，2008年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43.5%和48.6%，投资率不但高于类似于美国、日本等高收入国家，也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我国的印度，印度2007年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38.2%和64.9%，还高于同处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巴西，巴西2007年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22.1%和75.7%。所以说，与当前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投资消费结构中存在着高投资与低消费的失衡特征。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由于各国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的不同，世界各国投资率和消费率也会有所不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投资消费结构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与日本等10个国家对比，我们发现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投资率为41%，远高于其他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见表5-6)。因此，从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比来看，我国的投资消费结构中存在高投资与低消费的失衡特征。

表5-5　不同年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8)》

表5-6　世界不同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国际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二)宏观投资效率低下

国际上通常使用增量投资产出率来衡量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率。当增量投资的产出率发生下降时，表明产出的增速要高于投资的增速，即单位GDP增量对资本的需求量减少，说明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的提升。与之相反，当增量投资产出率增加时，表明产出增速要落后于投资增速，即单位GDP增量对资本的需求量增大，说明宏观经济投资效率降低。如图5-8所示，1981-2008年我国增量投资产出率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说明在高投资率下宏观经济投资效率在下降。具体来看，其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1996年，这一阶段增量投资产出率呈现出窄幅波动走势，最低值为1.32，最高值为2.85，其平均值稳定在2左右，说明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投资效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第二阶段是1997-2008年，这一阶段增量投资产出率出现了大幅上升的走势，从1997年的3.2上升到2008年的3.99，其中，1999年更是高达5.66，这与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投资规模大幅增加密切相关，但其中也包含了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宏观经济投资效率的大幅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更是加大了投资力度来防止经济出现过度衰退，但由此可能引发增量投资产出率出现新的一波上涨。增量投资产出率的上升意味着宏观投资效率下降，也就是说单位GDP增长需要更大的投资比例，进而导致投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扭曲了投资消费的比例关系，结果是造成投资消费结构出现深度失衡状况。

(三)城乡消费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结症。在投资消费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城乡消费差距的不断扩大。城镇与农村消费差距的形成直接根源在于我国城镇与农村收入水平的差距。如图5-9所示，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农村改革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农村消费曾经出现过小幅上升的趋势，但1985年以后，由于我国农村改革没有进一步被深化，与此同时，随着城镇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城镇经济增长超越了农村经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更是拉大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收入回报距离，农村收入增长水平远落后于城镇，城乡消费差距在不断扩大。农村居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比例，农村居民消费的长期疲软制约了我国居民总体的消费水平，启动消费性内需的难度较大，而内需不振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缺乏内部动力机制，对外部需求长期依赖更是加剧了对出口和投资高速增长，进而加剧了投资消费结构比例的失衡。在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虽然中国大量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出口加工部门，但这些部门多是在全球产业链中最低端，劳动力报酬低下，加上受到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缺陷和落后社会保障体制的制约，决定了这一部分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并未得到大幅提高。不能有效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农村消费就很难提高，城乡消费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状况就会出现。

图5-8　1981-2008年中国增量投资产出率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三、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工业化加速带动投资率攀升

世界经济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显示，一国投资率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往往呈现出上升趋势，晚期则表现为下降趋势。工业化初中期，消费结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得以提升，居民消费品的主要构成由满足个人的生存必需品逐渐转向其他工业制成品，从而推动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于工业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从而导致投资率的不断上升。而工业化晚期，居民消费品的主要构成逐渐由工业制成品转向服务产品，由于服务业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进而导致投资率出现下降。从我国目前工业化发展的状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全球产业转移加速，中国成为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进而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2008年第二产业在GDP增加值中所占比例高达48.6%。我国工业化过程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短期内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将占据主导地位，对投资的依赖仍会保持。所以说，我国当前较高的投资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影响，体现了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4]

图5-9　1978-2008年中国城乡消费水平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二)市场投资机制缺陷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我国投资体制还存在诸多缺陷，这些缺陷成为造成我国投资率过高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前，政府作为唯一投资主体，形成了单一的投资格局，改革开放之后，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是中国投资体制转变最主要的内容，信贷和自筹资金与政府资金一同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在投资决策和项目选择机制上仍然残留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政府的偏好不仅决定了公共投资的取向，而且影响着民间投资决策和项目选择，国内资本分配受到政府支配，国内金融资本主要流入到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占据了大量的金融资源，而私人部门很难获得金融部门的支持。在这样缺陷显著的投机机制下，政府以及带有准政府特征的国有企业等国有经济部门一直受到资本分配的青睐，而在产权制度模糊等条件的制约下，国有经济部门投资效率低下，大量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使得资源浪费严重，经济发展模式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由投资而形成的巨大产能不得不靠外部需求得以消化，从而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外部需求的过度增长又反过来促进国内投资的增长，高投资、高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

(三)经济发展模式粗放

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加大了投资率。追求高速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目标，各级政府普遍存在对GDP的偏好，为了推动经济总量规模的增加，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甚至有些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手段将GDP指标层层分解下放到各个部门，忽视了环境和社会整体因素的评价，新上项目在诸多环节不能到达标准要求，偏离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方向，导致经济效益降低，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在粗放增长模式下高投资率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资本要素回报率远远超过劳动要素，其结果是在高回报下资本的扩张欲望强烈、投资旺盛，而消费受到劳动要素回报率低的约束而日益萎缩，最终是投资消费结构出现失衡。

(四)居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大

众多经济学家研究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根本因素，一般情况下，居民收入与消费呈现出正比变化关系。居民的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提高了社会总需求水平，并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GDP的增长水平，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78-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9.8%，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低于GDP增长速度2.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2%，低于GDP增长速度2.6个百分点; 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为13.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9.5%，低于GDP增长速度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12.2%，低于GDP增长速度1.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制约了有效需求的增长，从而抑制了消费增长，加剧了我国投资消费结构中高投资、低消费的失衡状况。另外，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是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释放出的巨大生产效率，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从1978年的2.57倍变化为1985年的1.86倍。随着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镇，1985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除了1994-1997年出现了小幅下滑外，其余年份一直保持扩大趋势。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769元，而城镇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达到了15780元，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32倍。相关研究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具有较强正相关变动关系，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趋势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出现扩大;反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出现缩小。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主要原因。

(五)社会保障缺失，居民消费支出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消费，也是影响投资消费结构的重要外部因素。社会保障是通过立法手段对国民收入实施再分配，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来看，一方面，居民缴付社会保障基金可以促进当期消费，居民减少当前消费，用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降低了消费者对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预期，从而促进当期消费;另一方面，居民缴付社会保障基金促进了均衡消费，降低社会收入的贫富差距，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支付能力，进而均衡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从社会保障基金的给付来看，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在选择范围上具有限制性，对消费的促进更加直接、有效，接受社会保障基金给付者主要包括老弱病残及低收入者和社会优抚对象，由于给付的资金多是用于基本生活保障，会即刻转化为消费。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绝对值来看，保障程度严重不足。2008年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的7%，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二是覆盖程度较低。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大量乡镇职工、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被征地农民还未纳入基本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缺失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相背离，并成为制约消费支出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保障缺失，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意愿则逐渐衰弱，结果是导致消费不足而使得投资消费失衡状况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