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批评
(一)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传统理论分析始于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认为,各国的生产技术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别,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个生产部门拥有的技术比其他国家先进,那么这个国家的此类产品与其他国家相比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其结果比自己什么都生产更有利。“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产生贸易的部分原因,但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在现实经济世界中,有些国家比较发达,有可能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而另一些国家可能不具有任何生产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但是贸易仍然在这两种国家之间发生。
为了解释这种绝对先进和绝对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英国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在标准的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来源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实际上来源于各国外生的技术水平的差异。这一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可能会在所有的产品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但一定会在某些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因此,任何国家都可以有出口的产品,都有条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更广泛地论证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在实践上也部分地解释了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贸易的原因。在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的思想之后,人们把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视作比较优势的一个特例。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
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后,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于20世纪初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从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别来阐述国际贸易的基础。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HO模型),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根据赫克歇尔和俄林的理论,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资源配置或要素储备比例上的差别。
凡尼克(Vanek,1968)提出的HOV模型是建立在要素禀赋论基础上的另一个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成果。HOV模型图用贸易商品所包含的要素含量对原来的HO模型进行重新描述。根据HOV模型,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会出口其相对丰裕要素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进口相对稀缺要素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将国际贸易中的商品流动等同于要素的国际流动。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特定要素模型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拓展。与其他的贸易模型中通常假定生产要素可以在国内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不同,特定要素模型的假设某一种要素只能在一个部门中使用,而其他部门无法应用,从而限制了这一要素的流动性,使其成为特定的生产要素。
同样是基于比较优势的思想,Dornbusch、Fischer和Samuelson(1977)以及Wilson(1980)将标准的两商品李嘉图模型扩展到了连续商品的情况; Dixit和Norman (1980)发展出来的一体化均衡(Integrated Equilibrium)的分析方法使得HO理论能够很方便地分析多商品的情况,一体化均衡方法的直观和简便使其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中标准的分析方法。
可以说,上述理论构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直到目前,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其分析方法采用的是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从某一时点的经济状态出发,在假定其他外部条件不会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分析国际贸易的模式和影响。因此,我们将上述理论成为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二)对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批评
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批评者认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比较优势理论越来越不能充分合理地揭示新的现象。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形成各国不同的比较优势,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各国能够实现自己的福利最大化,整个世界也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完全垄断了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中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始终局限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在非常低的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始终陷于贫困落后的境地而不可自拔。对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批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比较利益理论的一些前提条件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利益的前提是各国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这种假设下,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及其产品才可能具有垄断优势。现在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间快速流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新材料、新能源时有出现,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
(2)比较利益理论所讲的比较成本是对本国产品进行比较而言的,不意味着本国比较成本低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竞争优势。
(3)忽略了非经济因素,忽视了经济安全。
(4)比较优势陷阱。按照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适宜发展资本、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通过贸易得到比较优势利益;同时也使进口这类产品的发达国家因付出相对较低的价格而获得比较优势利益。而按照巴拉萨的阶梯比较优势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比如,亚洲“四小龙”就是以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了经济整体的最初起飞。
然而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
(5)这一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导致的只是静态比较优势,其危害在于这种静态比较优势只会带来单向的贸易政策,或者说非互惠的贸易政策。而在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英国以及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当它们处于霸主地位并实施这一政策时,其结果是它们没能维持自己在工业领域的支配地位和在海上的霸主地位,同时也明显地损害到两国经济发展。有鉴于此,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美国应摒弃现有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代之以新创立的贸易理论。
对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上述假设的批评有些是误解,甚至于是错误的。比较优势原意是比较成本优势,是对不同产品生产成本的比较,而成本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李嘉图著作中将生产技术差异作为成本差异的原因,H-O则是将要素禀赋的差异作为成本差异的原因,克路格曼认为规模经济也会产生成本的差异。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比较优势。而李嘉图模型早已被扩展并且证明,H-O-V的2* 2* 2模型早已被在理论上扩展为m* n模型。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就是完全的专业化分工。
批评(1)中所说的要素流动事实上不能称为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因为在理论模型分析中,对于相关条件进行合理的假设是一种常用的方法,目的是为了简化分析的复杂性,使所研究的问题更加清晰。比较优势理论的这个假设并不是说现实世界中的要素完全不能跨国流动,只是为了推理和表述的方便。而且,在生产要素能够跨国流动的条件下,虽然要素流动能够改变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但是在某一特定时刻,由于要素禀赋是确定的,因此,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成立。
批评(2)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误解。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判断某种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是只对国内的产品进行比较就可以做到。确定某种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从理论上说大致有两类方法:一是根据其要素密集度和本国的要素禀赋来确定;二是根据封闭条件下贸易伙伴国之间产品的国内相对价格的比较来确定。在第二种方法中,计算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比较本国产品封闭条件下的国内相对价格和对方国家的同种产品封闭条件下的国内相对价格。也就是说,在比较优势的确定过程中,本身就包含国际间的比较,因此同一产品如果确定为具有比较优势,则自然就具有竞争力。
事实上,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最大缺陷不在于其理论本身,而是理论的静态性(或比较静态性)与经济事实的动态发展之间的差异。在比较优势理论自身框架内,其理论分析是正确的,分析结果与经济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吻合的。但是,由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静态分析理论,没有将模型外部和内部的可变因素考虑在内,因此这一理论更适于分析短期的经济问题,我们不能运用它来分析动态问题。尤其是从长期角度而言,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不是恰当的分析工具,这也是其理论结构与世界经济发展现实出现较大偏差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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