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一)动态比较优势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于动态比较优势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从其使用的场合看，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在内生动态贸易和增长模型中比较优势随着时间推移而内生变化的过程，如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认为动态比较优势是在动态贸易模型中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二是出现在经验研究中，指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没有造成福利损失。如阿姆斯顿(Amsden，1989)使用这个概念解释了东亚各国的发展过程。泰普(Temple，1997)认为，这个概念的使用似乎与下面的情况相联系，即如果一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将对长期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此时，根据当前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或者在其他部门进行专业化生产获得动态贸易利益，两者之间就会存在替代关系。这种替代就称为实现了动态比较优势。

瑞丁(Stephen Redding，1997)提出了一个更加一般化的定义。他认为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的概念是与两国不同部门生产的相对机会成本有关的。例如，在时刻t，如果本国的低技术部门的机会成本比外国更低，那么本国的低技术部门在时刻t就具有(静态)比较优势。同理，我们也可以根据机会成本的相对水平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来定义动态比较优势:如果在时刻t本国低技术部门的机会成本增长率比外国低，那么本国的低技术部门在时刻t就具有动态比较优势。更为严谨的表述是，本国的z部门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虽然现在动态比较优势的概念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但是理论界对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不仅表现在对动态比较优势的概念使用和理解上，也表现在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过程的认同上。当前，学术界对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有3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18世纪末就已经诞生，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提出的贸易保护论和幼稚产业论就体现了动态比较优势的思想;二是认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起始于80年代的内生贸易和增长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在新贸易模型中比较优势是内生决定的，而且随着时间动态变化。

1.贸易保护理论

汉密尔顿(Hamilton，1757～1804)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他在1791年12月向国会递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两个政策:一是实行产业政策;二是实行贸易保护，强调要用保护关税政策来促进美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在报告中他着重阐述了为何要保护发展制造业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并提出了以加强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保护制造业的政策措施:①实施保护性关税;②对于重要的原材料奖入限出;③限制国内先进设备的输出;④政府奖励出口;⑤建立联邦检查制度，保证制造业质量等。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于当时美国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起了重要的作用。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近代贸易保护理论的代表，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中系统阐述了贸易保护理论与幼稚产业保护论。李斯特指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是世界经济主义，即只考虑全人类与个人的利益，而没有考虑作为两者中间体的国家的存在，是强者的理论。他认为并不存在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天然”国际分工，而且国际分工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仅仅是强国利用已有的经济政治实力造成的历史格局。只有当其他国家在工业实力上平起平坐后，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贸易。

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1)生产能力理论。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人来说，其财富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力，即财富的创造与再生产能力，即内生比较优势的创造能力。

(2)关税保护阶段论。李斯特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各个阶段应实行不同的关税与贸易政策。在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应实行自由贸易与低关税政策，在农工业时期，宜实行贸易保护与高关税政策，而到最后一个阶段的农工商时期，又宜实行自由贸易与低关税政策。即随着时间推移，关税的变化呈倒U型曲线。

(3)国家经济学。李斯特认为，从国家经济学角度出发，自由贸易只对英国这样的工业成熟国家有利，像当时德、美此类欠发达国家，则应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而不是流行学派的自由贸易政策。

(4)幼稚产业保护论。幼稚产业保护论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国家干预和保护关税，促进幼稚产业的成长，提高一国的生产力。至于如何保护，要区分从量关税和从价关税，保护关税和收入关税。关税保护应为温和的、渐进的保护，即随着时间推移关税变化呈倒U型曲线。但是，幼稚工业的保护只是暂时的，必须具有潜在的优势与成长潜力，如果其长期幼稚，则不应保护。可见，幼稚产业应是未来的支柱产业，具有潜在的发展优势与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它们的发展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税保护只是暂时的手段，发展才是目的。

之后，贸易保护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凯里在185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原理》中发展了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和生产能力思想。他以“多种经济”的国家为理想，主张每一个国家应致力于一切部门的经济活动，并在阐释被保护工业对农业好处的基础上，把贸易保护的范围从工业扩展至农业。20世纪初，旭雷进一步发展了李斯特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实行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应仅考虑消费者或生产者一方的利益。孟路赖斯库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必须逐渐提高全国生产力水平，然后国民财富才能增加。一国是否应生产某种产品，是否应保护某种产业，应以其是否能提高本国的净生产力为原则。利用贸易保护政策，逐步提高落后国家的平均生产力水平，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其本国利益并逐步摆脱落后的重要路径。否则，如果只按照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理论去参与国际分工，那么落后国家就会永远处于低水平分工陷阱，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2.新贸易理论

Oniki和Uzawa(1965)首先考虑了存在内生物资资本积累情况下的国际贸易模型，由于考虑了人口增长和内生的资本积累，各国比较优势以及贸易模式会发生动态变化。Findlay(1970)在Oniki和Uzawa(1965)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非贸易的资本品来考察各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总体而言，早年对于静态比较优势拓展集中在从要素禀赋的变化方面来分析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在静态比较优势模型的基础上将物质资本积累问题内生化;其基本思想和分析框架相对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本质的突破。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and Krugman，1985)把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引入贸易理论来分析比较优势。他们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的贸易模型，强调市场结构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把分工与专业化形成的规模报酬递增作为贸易得益的重要来源。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

他们认为，传统的要素禀赋差异形成的是产业间贸易，而专业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则形成了大量的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差异与规模报酬递增均是国际贸易收益的重要来源，而且，分工与专业化形成的规模报酬递增，可以使产业在市场与生产上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力，对贸易利益的创造与分配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国家有特有的规模经济，即基于要素禀赋优势的规模经济，这种贸易即是基于外生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即使各国不存在要素禀赋差异和技术差异，规模经济仍会导致专业化和国际贸易，而这种产业间贸易有别于传统的产业内贸易。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为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简明的解释。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 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第一，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研发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研发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研发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研发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a)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 and Norman，1980)，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 nan，1979b; 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研发的激励和研发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研发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3.超边际分析

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杨小凯、张永生(2001)进一步阐述了超边际分析的思想。他们认为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都是以边际分析为基础，只能实现内点解均衡，而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应代之以超边际分析为基础，才能实现角点解均衡，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他们的研究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