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年陕甘宁边区的金融政策

试论1948年陕甘宁边区的金融政策——从一份馆藏《府紧急指示》谈起

陈永耘

1948年8月2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紧急指示》。1964年宁夏盐池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将这份文件拨交宁夏博物馆收藏。2000年8月，文物专家组专抵银川，对宁夏的近现代革命文物进行鉴定。该文件因其保存较为完好，迄今稀有，更兼其在当时所富含的革命政治意义，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文件的形式及内容

《陕甘宁边区政府紧急指示》腊刻油印一张，草纸，呈长方形，长28.7厘米，宽26.4厘米，四边微损。全文共七段，从右至左共32行，满行28个字，共874个字，字体为楷书。在文件的右下角，即文头下端的空白处，盖有“陕甘宁边区政府印”的红色正方形印章，边长为6.8厘米。现将原文抄录如下：

陕甘宁边区政府紧急指示：

中华民国37年8月27日　　　　　　　产字第七号

事由：为揭破敌“币制改革”是实质，彻底肃清敌币由

各专员、县（市）长：

蒋匪政府在其严重的军事失败、政治破产、通货恶性膨胀、财政经济濒于崩溃的绝望形势下，宣布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自八月二十日起，发行金圆券，并以金圆券为敌区本币，限期十一月二十日前收兑敌法币，逾期敌法币即成废纸；又限期九月三十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圆及外国券币，逾期持有即为非法。查敌金圆券名义上为金本位，实质上以纸换纸仍为无保证的纸币。且规定旧法币三百万圆兑换金圆券一圆，预定发行二十亿即合旧法币六千万亿，比旧法币的流通量增发达五倍（旧法币发行估计约一千万亿至一千二百万亿）。这是敌在其财政（伪财政部长公开承认财政赤字十一亿多金圆券）经济崩溃的绝望挣扎，企图籍此延缓其崩溃的速度，并再一次实行对中国人民更普遍的残酷的掠夺。这种新阴谋和新花样在我军事政治继续胜利，即敌之军事、政治继续失败，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必须遭遇可耻的破产。所谓金圆券，也必然更剧烈的膨胀和更迅速的贬值。为使我区人民及早防备，免受损失起见，必须立即彻底干净肃清敌币，维护本币，为此特紧急指示，进行如下措施：

（一）抓紧敌法币破产的机会，实行驱逐敌币的总动员，各级政府协同各地银行和贸易公司，广泛宣传敌“币制改革”的企图，是实行更剧烈的通货膨胀和更残酷的掠夺人民；敌“币制改革”的必然前途，是敌区物价仍将剧烈上涨，金圆券仍将大量膨胀，迅速贬值，号召与组织群众将残存的敌法币立即输出，换回必需的或半必需的日用品，绝对禁止吸收金圆券。群众输出敌法币时，各地银行应批给出口证，并予以各方面的帮助。

（二）各口岸地方政府，得依需要组织临时专门的缉私队，查缴敌法币及金圆券的流入，号召人民协助政府拒绝敌法币或金圆券流入边区以免我区物资外流，在我内部市场一律绝对禁止敌法币或金圆券的流通，违者坚决没收，并应注意严禁边区黄金、白银、银圆流入敌区。

（三）宣传与组织工商业及全体人民，坚决拥护本币。所有一切出口物资尽量实行物物交换或吸收本币，禁止吸收敌法币或金圆券。

以上各项，希望即布置执行，并将情况随时报告本府。

最后是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杨明轩的署名。

二、文件产生的社会背景

20世纪20年代末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已经开始步入崩溃时期。而1948年的中国，存在着两个性质截然不同、各自独立的金融体系，即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金融体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体系主要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银行、官僚资本银行、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和钱庄、城乡广泛存在的高利贷四个环节组成。其中，作为官僚资本银行之一的中央银行垄断着货币的发行权。那么，导致这份文件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从《指示》的内容不难分析出，国民党统治区在1948年8月实行的“币制改革”是这份文件产生的真正原因。而“币制改革”的真实面目却是国民党当时日益恶化、无法驾驭的通货膨胀。

应该说，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由来已久。中华民国初建伊始，中国一直以银圆为货币本位。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圆在市面流通，并限令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圆交由中央银行收兑。单这次“白银国有”，国民党政府就掠夺白银约计三亿圆以上。从此，中国的货币从可以兑现的信用货币一变而成为不可兑现的纸币。“法币政策”的实行，使在国统区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公开合法地搜刮了民间大量存银，为滥发没有物资作准备的钞票提供了条件，进一步打开了以通货膨胀方式对人民进行直接掠夺的道路。从此，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开始把大量毫无价值的纸币抛向市场，导致物价飞涨，人民无以生存。

进入抗日战争，特别是在抗战结束，进入解放战争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这主要是由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又发动了全面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军费支出日益激增。仅1946年国民党政府的全年军费支出即达陆亿圆，相当于该年度预算支出总额（贰万伍仟亿圆）的2.4倍，占该年度实际支出总额（柒万亿圆）的86%。而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实际支出，从1946年至1948年的上半年，常常超过预算额的二三倍，甚至三四倍，造成财政赤字连年激增，内外债务层层高筑。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国民党统治区急剧缩小，货币流通范围越来越狭窄，物资来源越来越少。累年的战事动荡，导致国统区生产长期萎缩，开工不足，物资供应不足，市场极为萧条……诸种因素的存在，导致国民党政府几无财政可言，其财政收入一泻千里，面临崩溃的局面。在这样重负累累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无视经济规律的存在，除对国统区人民大量增加捐税外，故伎重施，滥发纸币。从1937年到1948年8月，国民党统治区纸币的发行量如同脱缰的野马急剧增加。现附下表为证：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937年6月至1948年8月11年内，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发行量增长了47万余倍；1947年2月至当年12月，仅短短的10个月，其发行速度就增长了近7倍；而从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国民党法币的发行量即从5569亿圆增加到6639946亿圆，增加了113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没有物资作准备，它只是统治者把自己的债务转嫁到民众身上的一种手段，越来越失去信用，人民不愿使用，而纷纷将其兑换成美钞、银圆或实物。法币流通范围进一步缩小，流通速度进一步加快，物价上涨指数超过货币增发指数的情况日益严重。在上海1937年可买两头大牛的壹佰圆法币到1947年只可买到一根油条的五分之一。法币发行那么多，导致物价飞涨，人民难以生存，完全失去信用。鉴于此，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承认法币崩溃。

1948年8月19日，腹背受困的国民党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指示》中反复提到的发行“金圆券”，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将法币收回。实行金圆券币制改革时，国民党政府规定：黄金、银圆、外币一律禁止买卖；凡人民手中持有的金银和外币，都必须兑换金圆券，违反规定者，要予以法律制裁。规定的兑换率为：黄金每两合金圆券200圆，白银每两合金圆券3圆，美金每圆合金圆券4圆，银圆每圆合金圆券2圆。其内容之二就是实行“限价政策”，以维护金圆券信用，即将各地物价限制在8月19日的水准上，官方称之为“819”防线。

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原本是为了制止通货膨胀，但其结果却是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更加严重。金圆券最初发行额为9亿圆，而从前表可以看出，到1949年1月，仅仅几个月的工夫，即突破200亿圆；同年5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已经比1937年6月国民党政府纸币发行量增长了一千四百多亿倍。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百业凋零，唯独承印钞票的印刷厂“欣欣向荣，一枝独秀”。上海、重庆等地的印刷厂，有许多是专印钞票的。国民党政府以触目惊心的天文数字，将纸币的发行量激增到无以收拾的地步。而强制执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给整个工商业及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灾难，抢购风潮此伏彼起，人民的日常生活到了无以维持的地步，整个社会经济完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强制手段终究不能改变经济规律，国民党政府于11月1日不得不放弃限价政策。至此，物价上涨的火山终于爆发，金圆券的发行量大大超过了法币的发行量。金圆券步法币的后尘，在人民的眼中信用大跌，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膨胀，不到十个月，发行额就增加了65万倍。国统区的经济随之全面崩溃。这正应验了《指示》中指出的“……这种新阴谋和新花样……必然遭遇可耻的破产。所谓金圆券，也必然更剧烈地膨胀和更迅速地贬值……敌‘币制改革’的必然前途，是敌区物价仍将剧烈上涨，金圆券仍将大量膨胀，迅速贬值……”

至此，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彻底崩溃瓦解，任何强制手段都不能改写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国民党政府这次所谓的“币制改革”的实质，是变向地以纸币夺取民族工商业者和人民群众手中的财富，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国统区人民又一次灾难性的洗劫。至该年10月底止，收兑的金银外币共值美金19000万圆，合金圆券76000万圆，约占国内保存的金银外币总数的20%，兑出金银的大都是迫于生活的平民和急需款项周转的一般工商户。中国四大家族掠夺了中国人民200万美圆的财富，其中从实施通货膨胀、增加纸币发行掠夺的财富就在150亿银圆以上。

《陕甘宁边区紧急指示》正是在国民党《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施后的一个星期颁布的。其速度之快，预见之准，金融对策之英明，不难肯定边区政府的真知灼见。

陕甘宁边区创建于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重要的根据地之一。1938年，国共两党二次合作期间，根据两党协议，边区不设银行，不印发货币，通用统一法币。抗战期间，边区支援前线，保卫后方，财政负担，特别增大；同时被敌顽封锁，外援断绝，国计民生，非常困难。1941年至1942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修筑了绵亘数省、长达千余公里的经济封锁线，边区曾经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局面。严重的困难要求迅速发展生产。于是，部队、机关和根据地人民一起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从而使得根据地的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一定保障。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停发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军饷，陕甘宁边区政府遂于1941年1月31日颁发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并于同年2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同时规定在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内战，陕甘宁边区处于严重的内战威胁下。

为了稳定和巩固边区金融，支持自卫战争到最后胜利，使金融能配合与协助农工商之发展，避免物价暴涨暴跌，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推广边币、扩大流通的金融策略。

1947年1月8日，陕甘宁边区公布了《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关于战时严禁“法币”行使方法》。其中指出，一是，边币确定为区境内一切公私款项之收支，交易，讲价，计账，票据，债务之清理等，均须以边币为本位币；二是，严格禁止“法币”在边区境内行使；三是，凡藏有“法币”而一时不出边区境内购货者，须将所藏“法币”持向边区银行或货币交换兑换边币；四是，凡私藏之“法币”因正当用途欲携带外出者，须至各地交换所申请领取“法币”出口证，在边区尚未成立换所之地区，须取得当地政府之证明文件，准予携带出口；五是，凡在正当用途需要“法币”者，得照章向各地交换所兑换并取得“法币”交换证，始准携带出口。凡此种种，不难看出，至此，陕甘宁边区境内已经以边区作为本位币，严禁“法币”在边区流通。1948年3月，陕甘宁边区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巩固边区金融布告》，文中指出“查严禁敌币（即法币）白洋在边区境内流通事，早经一再明令在案。但蒋胡付阎等匪帮为挽救其垂死命运，以暂时缓和其财经枯竭的严重危机，竟将大量敌币，倾入我边区，捣乱市场金融，损害人民经济利益。同时有些地区，对于禁止白洋流通的政令，未能认真执行，以致对边区金融，也大为有害。兹为巩固边区金融，维护边区人民利益等，特再重申前令：凡我党政军民人等存有法币者，不论使用与否，均应立即到各地西北农民银行分支行或西北贸易公司分支公司，依照牌价，全部兑换农币；……至各地在土改中的斗争果实。如有敌币，白洋需向敌区采购必需物资时，也得经由农会向银行交涉，开给通行证，方准出口，否则一概不准流通……”

三、文件产生后的社会影响

1948年，正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经济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之际，国民党政府却处在军事节节溃败，财政达到空前赤字这样一种局面中。为挽救财政危机，支持其内战，弥补军费的不足，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以“金圆券”代替旧法币，再一次大规模地增发通货。为抵御边区物资外流，揭破国民党的阴谋，确保根据地的胜利果实，稳定金融市场，以免“金圆券风波”殃及池鱼，陕甘宁边区结合实情，明察明鉴，因势利导，发出《陕甘宁边区紧急指示》，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工作方法上，给边区各专员、县长、市长予以极大的、明确的指示。未几，相继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1948年8月，该文件现藏于宁夏博物馆），使之可以更深入、更广泛地引导帮助边区群众识破敌人的罪恶和阴谋。其原文摘抄如下：

蒋匪政府在其严重的军事失败，政治破产、通货恶性膨胀、财政迅速崩溃的绝望形势下，宣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即以所谓“金圆券”代替旧“法币”，限期十一月二十日前收兑敌法币，逾期敌法币即成废纸，并限期九月三十日前收兑白银、银圆及外国券币，逾期继续持有，即为非法。查敌“金圆券”名曰“金圆”，实则以纸换纸，仍如券。且规定一圆金圆券兑三百万圆旧币，预定发行金圆券二十亿圆，即合旧法币六千万亿圆，比旧法币的发行额还增加达五倍之多。这是蒋贼绝望中的挣扎，企图籍此更普遍更残酷地搜刮人民的金银财产，以维护其日益无法挽救的财政危机。实际上，这种自欺欺人的换汤不换药的办法，不仅更会加深其经济危机，而且必然加深其政治危机，促使其更快死亡，为使我边区人民及早防备免受损失，必然在我全边区境内立即彻底干净肃清敌币，维护本币，为此特紧急布告如下：

（一）立即将我边区内残存的敌法币，在布告到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如数输出换回必需品或半必需品。输出敌法币时，各地银行应批给出口证并予以协助。在我内部市场绝对禁止敌法币或金圆券流通，违者一律没收。

（二）协助政府拒绝法币或金圆券流入边区，以免我区物资外流资敌，所有一切出口物资，尽量实行物物交换或吸收本币，禁止吸收敌金圆券。

（三）坚决维护本币，并注意在此期间严禁边区黄金、白银、银圆流出边区。

以上各点，希我全体军民深刻认识，一体遵行，毋违！

最后是主席，副主席杨明轩、刘景范的署名。

从对《指示》与《布告》的分析比较中，不难得出：

（一）《布告》的产生，源于《指示》的宗旨基础上。而它的颁布，使《指示》的精神深入到边区军民中，使它产生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被更多的人认同、执行，让广大群众免受国民党阴谋的迫害。当时由于各根据地都处于反革命势力的分割包围中，其财政金融是分散经营的，互相之间，少有联系，无法统一。而他们却在统一政策的领导下，谋取着共同的事业，陕甘宁边区每一项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以及它实施的及时与否，直接关系到边区乃至许多解放区的命运。而这份《指示》应该说从时效上、范围上确保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二）在《指示》即《布告》中，陕甘宁边区政府极力要求肃清国民党政府银行发行的法币，坚决拥护本币，严禁金圆券的流入与流通……这样既保证了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免受瓜葛，又抵御了物资外流。而且，由于边区经济的稳定，可以通过根据地货币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比价斗争，争取有利于根据地的物资交流，稳定了市场和调节了边区军需民用的物资，使陕甘宁边区的金融循着正常的经济规律，步入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

（三）针对国民党所谓的“币制改革”，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并实施的金融对策，严格限制了这一灾难性洗劫的蔓延范围，加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速度，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当时全面展开的三大战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它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第182页。

《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2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184页。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杨培新著，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57页。

《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