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竞争力外部决定因素

5.1　企业竞争力外部决定因素

外部环境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外部环境状况如何，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弱。与企业竞争力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制度环境、政府政策、市场结构、技术、文化及教育体系、行业因素和外部联盟等（见图5－1）。

5.1.1　制度环境

制度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因为经济组织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环境的动态系统之中。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诺斯和托马斯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在人口、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的规则和制度发生了变迁。^[1]在比较经济学文献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表达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果之间关系的数学函数式。它最初是由佳林·库普曼和迈克尔·蒙泰斯于1971年给出的，并被表示如下：^[2]

图5－1　企业竞争力外部决定因素

O＝f（E，S，Ps）

式中：O表示经济结果；E表示环境；S和Ps分别指体制和政策。

这一数学模型表示：结果决定于环境、体制和政策。具体来说，结果可以由经济增长、效率、收入分配、稳定及发展目标等指标表示；体制和政策主要是指制度及其安排。我国学者张宇燕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制度—行为—结果”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型（见图5－2）。该模型将“政府”单列出来，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由个人组成的政府的地位或作用是由既定的制度所规定的；另一方面，政府本身又是部分制度的制定者和监护者”。^[3]

制度体系所形成的制度环境，为经济组织有效运营和企业间有效竞争提供了必要的游戏规则。所谓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4]“一项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5]《公司法》所规定的一系列规则为企业有效参与竞争提供了制度保障。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如美国的反托拉斯的制度规则，为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提供了保障。

图5－2　制度—行为—结果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正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使然。

经济学研究表明，不同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不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政府管理要素指标是八大类指标之一，其56个子指标中有50个指标反映了一国的经济体制效率，如财政、金融类指标。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绩效，可以看到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默瑞尔和奥尔森教授研究和比较了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和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见表5－1）。

表5－1　1950～1965年和1965～1980年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Murrell and Olson，1990，参见何帆：《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演进、衰落》，载于《新华文摘》1998年第7期（原载《经济学》1998年第2期）。

从表5－1可以看出，1950～1965年间，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绩效大体相当，前者甚至表现出一定优势。这表明初期的集中计划模式和高投资手段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经济体制的其他缺陷。但是，到了1965～1980年间，计划体制的经济效益开始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不难理解，在初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但初期的经济跃进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低下问题开始暴露。

5.1.2　政府政策

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政府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最明白的道理是经济运行需要一个安定而不是混乱的环境，而这需要政府的功能。“市场失灵会导致生产或消费的无效率，从而可以存在着政府治疗这些疾病的职能”。^[6]

但按照传统理论，政府不该干预经济运行。传统经济学有两根理论支柱：一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演化成为自由经营论经济思潮；二是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两者合一升华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均衡理论。

在这种分析逻辑下，法律和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作为保护私有产权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工具，市场中的交易过程则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以新古典学派代表阿·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体系为核心的传统自由放任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居于统治地位。但到了3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大危机，面对那种严重危困局势，传统理论与经济现实完全脱节，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也无法解释现实，更难以拯救现实。于是“凯恩斯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凯恩斯革命”在西方经济思想领域中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在经济危机理论史中的病因诊断上，由外因论向内因论转变；二是在经济学说史中的经济营运机制上，由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向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转变。这一思想被当时的美国政府所采纳，是“罗斯福新政”的“精神支柱”。凯恩斯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做了改弦更张的革命。“凯恩斯革命”、“斯密革命”、“边际革命”三者并列，称之为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中的三大革命。

从微观经济角度讲，政府对于企业竞争力培育是不可或缺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来提升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众所周知，美国企业在全球上具有最强的竞争力，近十年，美国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平均达到160家。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建立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竞争法律、实行竞争政策的国家，对于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的竞争法和竞争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最著名的两个法律是《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

②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硅谷中的高科技企业没有这一因素很难发展起来。

③财政税收政策。计算机信息产业的三大支柱是芯片、软件和硬件，而这三个方面的产业巨头都是美国企业：英特尔、微软和IBM。这三个企业的背后都是由美国政府低息贷款做支撑。

④创新政策。美国政府促进企业创新的一般政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减少对企业新投资的税收；二是降低公司所得税率；三是推行加速折旧；四是实行特别的科研税收优惠；五是企业科研费用增长额税收冲抵；六是增加研发投资。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对民用产业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开发投资，并从税收金融等政策上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扩大对研究开发的投资。美国每年研发投资占GNP的比重达到2％。^[7]

⑤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政府干预经济、支持企业发展，主要原因是市场的失灵。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六大作用：^[8]促进教育、改善技术、支持金融部门、投资基础设施、防止恶化环境、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

从微观经济角度讲，政府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政策主要包括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创新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七个方面。

5.1.3　市场结构

关于市场结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理论界给予了广泛关注。如前所述，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资本集中与聚集、供求调节价格、垄断与竞争等方面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市场结构对企业竞争行为和结果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过程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恩格斯也具体地考察和分析了这种现象。“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9]德国经济学家E－.Kantzbach强调：“竞争功能使国民经济体系向着最佳组合发展，无序和多头竞争市场与封闭的高度垄断市场都不适宜；宽松的相对垄断伴之以适度的产品差异与市场透明度对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适宜”。^[10]“厂商在单位产品所获利润取决于效率最佳的生产者与效率次佳的生产者之间的边际成本的差异”。^[11]斯蒂格利茨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商品市场价值的形成如出一辙。

资料来源：Frederic M.Scherer，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Third Printing，Chicago，1971，p.5.

图5－3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之间的关系

工业组织理论是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竞争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由梅森等人在美国哈佛大学创立了工业组织研究方向，开始对市场过程中的组织结构、竞争行为方式及其竞争结果进行经验研究。50年代，贝恩等人最终形成了被称之为工业组织理论的可行竞争或有效竞争理论。六七十年代，由谢勒等人进一步发展的工业组织理论，又称为新工业组织理论。所谓可行竞争或有效竞争就是能够带来有效市场结构或市场绩效的竞争。^[12]贝恩认为，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模式可以引致有效的市场结果或同它密切相关。从这一认识出发，贝恩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市场结构与市场结果之间的作用关系。用图概括如图5－3所示。^[13]

5.1.4　国家的技术、教育和文化体系

企业处于国家的整体社会大环境之中，是社会协作体系的一个环节。企业生产系统需要外部提供必要的技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同时企业文化受国家和民族的总体文化、价值观及伦理道德影响。因此，国家的技术、教育和文化水平对企业竞争力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这三个方面也纳入了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之中。

（1）技术体系

一个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影响该国企业的竞争力。美、日机床工业的竞争优势来自数控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优势。通讯和电信产品是信息经济时代的支柱产品，我国通讯和电信设备产品与国际差距很大，主要是因为支撑这两种产品的核心技术——半导体及芯片技术落后，因此我国这一行业的企业不具备竞争力。再如汽车行业，中国的汽车企业之所以不具备竞争优势，是因为我们的钢铁技术、模具技术、电控技术水平较低。“技术革新不仅增加了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安排的操作成本”。^[14]特别是，使信息成本（电报、电话、广播和计算机）迅速降低的技术发展，使得一系列旨在改进市场和促进货物在市场间流动的安排革新变得有利可图。如果没有这一点，国际贸易难以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比如，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通话费从20世纪中叶的每分钟2.30美元下降到目前的几美分。没有计算机系统，恐怕今天全球的股票交易系统都将瘫痪。“同样，通讯技术的改进大大降低了建立在所需空间上相互移动的个人参与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的组织成本”。^[15]

（2）教育体系因素

劳动者素质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国际市场上企业间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根本上是人力资本的竞争。马克思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16]亚当·斯密也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者掌握的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高低。”“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17]马歇尔同样认为，“单纯的手工技能与一般智慧和活力相比，日渐失去重要性”。^[18]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更是重视劳动者素质对企业业绩增长的作用，这些已在前面论及。

企业所需要的高素质、“熟练”的劳动者，最根本的来源是靠国家的教育体系来供给。一国的教育体系及教育水平影响该国企业的竞争力。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商学院。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马歇尔认为，教育对“工业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是物质财富生产上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把当时美国工业的进步与美国的优良教育相联系；他甚至把美国教育看做是“成为工业效率的一个主要因素”；“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19]美国制度经济学家D.C.诺斯认为：“知识的积累，教育体制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和技术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的储备增长”。^[20]

（3）文化体系因素

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切创造物质价值的活动背后，都有一种支配价值创造行为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起作用。在相同经济制度和相同的竞争环境下，竞争主体的不同行为特征是价值观的差异。英国学者查尔斯·汉普登在研究国家竞争力与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的差异时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能使英美老牌资本主义和亚洲四小龙创造出经济奇迹，而没有振兴东欧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他指出，因为价值观、哲学、风俗习惯等是影响社会经济成就的一种隐性的但具有重大作用的因素。^[21]资本主义认为人类发展进程的一个飞跃，创造了巨大生产和财富，但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于西方而不在中国？为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不同解释。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根源归因于两个方面：新教伦理和自由伦理。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22]伦理经济学研究先驱，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把伦理对经济的作用归因于“市场失灵”。他认为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和曼德维尔的“无道德的市场模式”只能在十分有限的三种条件下适用：当供求双方数量都很高；所有环节都适应不产生费用和时间上的损失时；当通过合同达成的协议无代价地（即没有交易成本）遵守和实施的时候，“无形的手”在完全自私自利的动机下，才能达到最好效果。^[23]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三个条件并不成立。“伦理学在市场上的重要性，表现在使交易双方在降低合约中的成本时具有可信性和互相信赖，并表现在使经营者在确定价格和履行购货合同和劳动合同中的义务时，在市场中具有自由决策的余地。”“交易双方相互信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24]彼得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跨国公司在介入海外市场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常常有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的对外政策；二是东道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任何一种文化和价值观都是根深蒂固的。

5.1.5　产业因素

产业因素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变量。产业因素包括企业所处的产业内因素和相关产业因素。

（1）产业内因素

尽管经济学中有一个“平均利润率”的定律，但现实中“所有产业从其内在盈利能力来看并不一致”^[25]（见表5－2）。从世界各国来看，医药、饮料行业的盈利能力较好。而那些一种或多种行业作用力形成的压力强度很大的产业，如橡胶业、钢铁业、娱乐业等，尽管管理人员竭尽全力，也几乎没有什么企业能获得满意的利润。所以波特认为，决定企业盈利能力首要和根本的因素是产业的吸引力，竞争战略一定是源于对决定产业吸引力的竞争规律的深刻理解。^[26]

表5－2　《财富》500强若干产业收益率变化表　　单位：％

（2）相关产业因素

对某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是它所处行业的上游产业及相关产业。波特指出，日本的机械工具的优势离不开世界级的数控机床、电动机和其他零件。瑞士在装配制品（如滚珠轴承、切削刀具）行业中的竞争力源于它的特殊钢行业。意大利的制鞋业竞争受到其供货商竞争优势的有力支持（见图5－4）。

图5－4　意大利皮鞋业的供货商支持系统

资料来源：Micheal E.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Macmilan Press Ltd.，Lon－don，1990，p.101.

除了企业所在产业内上游支持外，其他相关行业的竞争力也很重要。因此，往往一国的优势行业会表现为一个优势行业群。图5－5列出了与意大利制鞋业有关的其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行业。

图5－5　与意大利制鞋有关的国际领先行业

资料来源：Micheal E.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Macmilan Press Ltd.，London，1990，p.102.

供货商和相关行业的水平之所以对某一行业企业竞争优势有重要影响，波特认为，主要原因来自发挥群体优势、产生对“互补产品”的需求拉动及可能构造有利的外在经济和信息环境三个方面。

5.1.6　外部联盟

企业的外部联盟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技术日趋复杂、市场日益全球化，今天，科斯时代所探讨的企业“内部化”或“市场替代”正在向“外部化”或“联盟化”转变。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企业更多的经营活动日益分割为由不同企业、不同国家的单独活动，即克鲁格曼所说的：“分割增值链”^[27]中小企业为大企业协作配套继续深化着传统的垂直分工体系式的战略联盟。跨国公司以兼并或生产经营研究开发等环节的战略联合构成了跨国公司获取“外部收益”的重要途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跨国公司兼并浪潮此起彼伏，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

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在最初创业阶段，都因同IBM联合而发展壮大起来。今天这两个产业巨头组成战略联盟，在芯片技术和操作系统中共同引导并推动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两者的联盟被业内称为“世纪联盟”和“Wintel”联盟。1991年，美国的IBM公司、日本的东芝公司和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共同开发256兆位的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1998年，在航空业，美国的第二大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同德国的汉莎、加拿大航空公司、泰国国际航空公司和斯堪的纳维亚航空集团组成了“明星联盟”。1999年，德国奔驰与克莱斯勒的合并。2000年，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都引起各行业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变化。跨国公司的全球收购和兼并，表明了外部联盟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