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国家化”外交战略

一、“普通国家化”外交战略

“冷战”结束后，为了彻底改变战败国地位，日本在继续推进政治大国战略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普通国家化”的国家战略目标，力求“建设新的国家”，“为国际作贡献”，使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一个“普通国家”所能发挥的正常作用，树立其新的国家形象，开始了“普通国家化”进程。

1．“冷战”结束初期日本的国际新秩序蓝图

“冷战”结束后，日本将两极格局的瓦解视为其跻身世界主导国家行列的大好时机。为了对未来国际格局施加影响并在其中占据有利地位，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国际新秩序”蓝图，调整外交战略，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开始全面推行其政治大国战略。

日本国际新秩序的设想是以建立美、日、欧三极复合领导为目标，日本在其中作为一极，发挥与美、欧相当的主导作用，反映出日本“脱美自主”并在国际社会发挥世界大国作用的美好愿望。

日本国际新秩序的内容

1990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在同年3月的施政演说中，海部明确指出“日本必须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提出了国际新秩序的五项内容：一是保障和平与安全；二是尊重自由与民主主义；三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确保世界繁荣；四是确保人类生活的理想环境；五是确立以对话与协调为基础的稳定的国际关系。其后几届内阁对国际新秩序的见解基本承袭了这五大目标，并在行动方针上不断予以调整和具体化。

1992年6月，日本外交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6月15日在国会强行通过《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PKO合作法”），为日本在联合国名义下向海外派兵打开了大门。二是6月30日由宫泽内阁制定《政府开发援助大纲》（“ODA大纲”），为日本运用对外援助增强政治外交能力提供了依据，标志着日本的对外援助方针从经济中心转变为政治中心，并增强了日本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199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要为筹划建立国际新格局而开展“富有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外交”，在国际上通过积极谋求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力求树立“既是民主国家一员”，又是“亚太一员”的“独自的形象”和国际上的“大国”形象。

2．“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形成

1993年，日本政要小泽一郎出版了《日本改造计划》一书，首次提出“普通国家”这一概念。小泽认为日本既然已成为经济大国，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要成为“普通国家”，日本理所当然地要“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作出国际贡献”。

“普通国家论”并不是对日本原来的国家战略的全面否定，而是扩充了原来国家战略的内涵。从狭义上讲，“普通国家”就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国际上正常发挥军事作用的国家，就是要“告别战后”，修改宪法第9条，打破战后体制制约和政治上的“禁忌”，让日本拥有军队和向海外派兵的权力等。换言之，“普通国家”就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代名词。从广义上讲，“普通国家”则以日本的国际化为主线，强调日本不仅要在国际社会里作出军事贡献，还必须承担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责任，包括对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改造以及对外战略的制定。“普通国家化”虽然其表象是追求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但其实质却是日本国家决策上的“自主性”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关系上的“平等性”和在国际事务上的“大国化”三种趋势的结合。

此后，“普通国家论”取代“政治大国论”而成为日本政治与外交的主流理论。日本官方虽然未正式使用过“普通国家”这一概念，但其政治与外交调整的方向却与“普通国家论”一脉相承。实际上，“冷战”结束后历届日本内阁的施政方针都带有浓厚的“普通国家化”印记，把彻底摆脱战败国地位和成为“普通国家”作为国家战略的基本取向，力求“建设新的国家”，塑造新的国家形象。为此，日本政府对内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措施，并向国民灌输大国主义意识，力图形成新的国家认同。

1994年以后，以日美同盟“再定义”为契机，日本调整了构筑“日美欧三极主导”国际新秩序的大国路线，改为采取以辅助和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来换取自身在东亚地区主导大国地位的道路。2001年，小泉就任首相后，借配合美国反恐之名，行向海外派兵之实，全面推行“亲美一边倒”战略。“冷战”结束初期以“日美欧三极论”为特征的“脱美自主”外交路线，逐渐转变为以“亲美自主”为特征的、实现“普通国家”目标的对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