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苏联的演变

一、战后苏联的演变

战后40余年，苏联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政治经济体制和外交战略中存在很多弊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演变为全面的危机。

1．战后苏联的政治体制与改革

苏联的政治体制到战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具体表现在：党对国家实行统一领导；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和政治局；实行干部任命制和高层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中央检察机关，缺乏民众监督和约束机制；建立民主法律制度，强调国家专政和镇压职能；严格控制意识形态，常常以政治批判方式处理思想分歧和学术争论。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在国际上被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其政令统一，指挥方便，便于统筹全局，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保证了苏联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政治民主逐渐受到破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个人崇拜恶性发展，集体领导名存实亡；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权力和积极性受到严重束缚；党和国家机关官僚主义浓厚，腐化盛行，严重脱离群众；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泛滥，对时代变化提出的新问题缺乏科学的理论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苏联的社会发展进步，改革势在必行。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逐步走上了改革之路。从赫鲁晓夫开始，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的几十年间，改革原来的政治体制模式成为苏联国内政治的中心内容，包括：批判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改革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等。但是，改革基本上是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不但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发展。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更加迫切艰巨。

2．战后苏联的经济发展

战后，苏联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经过30多年的建设，苏联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增长速度较快。1982年与1950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了8．2倍，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军事实力也迅速增强，建立起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战略核力量，整体军事实力与美国在伯仲之间，远远超出其他国家。

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在国家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并且逐步形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国家机关是经济管理的主体；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各个企业的经营活动都靠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来指挥，不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国家以行政方法为主管理经济，忽视经济杠杆的作用；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长期实行封闭政策。

这种经济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便于国家集中调配资源和迅速恢复经济。但是，在平常情况下，这种经济体制缺乏活力与生气，不能够充分发挥地方、企业以及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及时地进行技术改造；不能够真正地提高经济效益，使经济始终处于一种粗放状态；不能够正确地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长期压低消费品生产比例，使得人民生活始终不能实现由小康向富裕的转变；不能够全面地对外开放，难以吸取世界各国之长为自己所用，难以参与国际竞争促进自身的发展。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不能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几十年中，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缓慢推进。50年代是经济体制改革发端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改组，但结果并没能解决原有体制束缚企业积极性的根本弊病。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阶段。在广泛的理论探讨、试点和制订综合方案的基础上，1965年9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作出了经济改革的决议，决定于1966年起分期分批推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相结合的新体制，但不久就陷于停滞。1969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对1965年改革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加强集中、统一的措施，使改革势头减弱。1979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决议，要求完善经济运行机制。1982年安德罗波夫时期，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但同此前一样，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停滞已经相当严重。

3．战后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

战后，苏联的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平外交到霸权外交再到妥协外交的发展变化过程。

在斯大林时期（1945～1953年），苏联总体上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战略，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壮大社会主义力量；奉行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互利合作关系，进行正常、平等的经济贸易往来；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推进和平运动，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这一时期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在1948年苏南冲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给国际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在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年），确立了以“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简称“三和”）为主要内容的外交路线，目标是谋求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在对外关系中强调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在和平竞赛中超过美国；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性，视其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加强控制，并谋求美国的认可；对亚非拉地区，在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下，加紧渗透扩张，鼓吹通过和平过渡，走非资本主义道路，以便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在“三和”路线下，苏联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长期战略包围，赢得了和平的国际条件，有利于苏联的经济发展，为以后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苏联继续坚持大党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试图用各种办法强行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苏阿关系和苏中关系的破裂就是明显的例证。同时，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频频发生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典型例证。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年），实行积极进攻的对外战略，以“和平”与“缓和”为手段，以军事实力为支柱，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加紧控制盟国，在第三世界抢占战略要地，控制战略要道，大肆扩展势力范围，谋求对美优势，以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此时，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以及霸权主义恶性膨胀。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布拉格之春”。随后，苏联抛出了以“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为主要内容的“勃列日涅夫主义”，通过经互会和华约组织，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东欧加强控制。苏联还不断增兵中苏、中蒙边界，挑起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69年3月，苏联蓄意制造的珍宝岛流血事件充分暴露了其霸权主义面目。在亚洲，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印度反华与肢解巴基斯坦；支持越南黎笋集团反华、排华，并怂恿其入侵柬埔寨。在非洲，苏联采取打代理人战争的办法，出钱、出枪支持古巴军队进入安哥拉；策划雇佣军入侵扎伊尔；支持门格斯图在埃塞俄比亚掌权，插手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欧加登战争，借机在红海沿岸攫取军事基地。在拉丁美洲，苏联通过古巴扩大影响。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赤裸裸的霸权主义之举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谴责。

苏联霸权主义政策的主要原因

（1）苏联是从沙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沙俄侵略扩张的痕迹。

（2）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两次遭受外敌武装干涉或入侵，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3）苏联外交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错误，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都要服从于它的利益，混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界限。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了外交“新思维”，公开检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非意识形态化和人道主义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作了深刻调整。在确保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础上，以苏美关系为核心，缓和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允许其“自由选择”；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收缩和放弃政策。通过与美国的缓和，美苏之间长达40多年的敌对关系开始发生改变，逐步转化为在国际事务中展开合作的伙伴，两极格局走向终结。

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是在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峙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背景下展开的，这就决定了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具有极强的复杂性。一方面，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发展，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维护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限制和打击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客观上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打击殖民主义势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苏联在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方面都带有非常明显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并且使苏联国民经济加速走向军事化，加重了自身负担，加剧了经济困难，贻害长远，为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埋下了祸根。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但是随着苏联自身走向解体，苏联的对外政策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