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速增长走向和谐发展

时间：2023-05-3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持久性表示怀疑。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只有43%，位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内生性需求使得城市化成为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规律，预计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

从高速增长走向和谐发展——中国经济回顾及其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佳贵　黄群慧　张　涛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世人所瞩目：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从1979～200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到2006年，中国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09407亿元人民币，按照汇率折算，经济总量列世界第四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达1.76万亿美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三位，比1978年增长了30多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上升得更快，1990年，它在世界出口总额所占份额为1.9%，2004年上升到6.5%；中国占世界进口总额的份额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04年的5.9%；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2006年末，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到6918亿美元，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目的国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在支持和帮助驱动亚洲经济增长中，中国扮演了关键角色。并且由于欧洲经济增长仍然黯淡无光，中国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机会对亚洲以外的世界也日益重要。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13%，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环境和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严重，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就业需求与单位资本所提供的劳动就业量日趋减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腐败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形成了阻碍。为此，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持久性表示怀疑。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茵问道：“中国经济在19年中的惊人表现还能再持续10年、20年或30年吗？”^[1]在继续高增长1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面临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未来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能否继续创造经济奇迹？

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和驱动力

追求经济增长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什么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在所有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哪些因素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呢？卢卡斯说：“人们一旦考虑了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去考虑其他任何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对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假设，增长依赖于资本积累；5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不满于狭隘地以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并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一类投入与预期产出量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一阶段，劳动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的理论开始复活（其实，19世纪的一些理论就曾断言人口增长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且，经济学家也不再从一个既定生产函数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增长问题，而是认识到更优良的技术会提高生产函数的水平。至此，从60年代起，技术创新就成为探索经济增长原因的核心问题。70年代末，经济学家开始强调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这一研究思路突出了一种深刻的认识：要保证不断增多的存量资本在应用中具有不断上升的资本生产率，就必须具备较好的技术知识和较好的技能。即“发展的软件（技能、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能确保发展硬件（资本、劳动）变得更有效率”。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制度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制度学派认为，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差异。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是什么因素驱动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增长？对于已经从一个发展中的计划经济转型并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又有哪些因素能够保证走上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

1.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足动力

对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表明，近十年来，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在加速工业化（见表1）。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50%，不仅远远高于2000年发达国家28.6%的比例，而且也远高于2000年发展中国家33.4%的比例。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41%提升到2005年的54.9%，^[2]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了工业化引导的强烈趋势。特别是2000年以来，由于汽车、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最终需求的强劲增长带动了对钢铁、机械、建材和化工等中间产品需求和产量的迅猛增长；而中间产品需求和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又引起了对煤炭、石油及电力等能源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从而形成了一批集成资本与技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产业群。根据工业化的有关理论和工业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事实，结合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推进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没有结束，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之生产梯度推移和产业升级效应，将促使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表1　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化速度（1995～2004年）

资料来源：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明显的城市化进程，即城镇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与乡村人口的比重下降。1978～2005年，我国城市化率提高了25.07%，平均每年增加0.93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了3896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43.2万人。^[3]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一方面，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巨大需求，带动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城市消费需求的增长。城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会逐渐向农村扩散，带动全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只有43%，位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内生性需求使得城市化成为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规律，预计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60%。城市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作用是非常深刻的，它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潜力，而且还对改变社会人口结构，影响人们消费需求，进而对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将产生重要作用。可以说，城市化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中长期和短期问题的关键之一。

2.大众消费时代来临，消费需求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稳定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从GDP总量还是拉动GDP增长的速度上看，最终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最大的（见表2）。

表2　支出法估算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6）计算。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6），第33～3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基本国情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市场空间和需求潜力十分巨大。2005年底，总人口已达13亿，城市和城镇的实际居住人口接近6亿，呈现出庞大的消费品市场基数。2006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2000美元，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却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为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创造了条件；从经济运行轨迹看，居民消费结构的每一次升级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在农村，以家用电器为主的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已由沿海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内陆地区；在城市，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启动，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电子通信产品消费、教育消费等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为728万辆，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其中，轿车在汽车中的比重不断提高，2005年为48.49%，2006年为53.15%，在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过半。^[4]在大中城市，轿车已经开始快速进入居民家庭。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不仅拓宽了产业发展的空间，也扩大了市场化投资的空间，进而支撑了中国新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

对中国消费增长的综合预测表明：“在未来10年以及以后，全世界消费品的生产企业将面临急剧增多的机会和挑战。中国消费者对这些企业的影响可能与过去10年内中国生产商对制造业和资源类企业的影响一样深远。实际上，在我们的基础情形预测中，到2014年，中国消费者很可能取代美国消费者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5]

3.对外开放的深化，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380.4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9.2%，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伴随着对外贸易量的增长迅速，贸易商品结构也有了很大改善，高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成为提供贸易顺差的重要产业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FDI的主要东道国之一，吸收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06年，中国吸引外资694亿美元，列全球第三位，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吸引外资为增长和就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数据表明，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工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28.6%，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7%，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占工业企业就业人员总数的24%以上。^[6]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继续扩大开放成果，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与外部经济关联度不断加深。

4.高储蓄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增长，已经越来越多地依靠投资来拉动，1978～2000年平均投资率为37.3%，2000年以后，投资率进一步攀升，2006年达到52.5%的历史最高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40%（见图1）。

图1　支出法计算的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81～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6），第33～3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

没有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就没有经济增长。而投资最终来自储蓄，储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支持。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投资率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国内储蓄率的高速增长。1978年我国总储蓄率为37.9%，2006年上升到49%。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储蓄余额占GDP比例大多在15%～20%，亚洲国家居民储蓄余额占GDP比例基本在30%～50%；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占GDP比例在2005年末已经接近80%。高储蓄率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理解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基点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79～2005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7.0%和6.9%。第二个解释高储蓄率的原因来自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高储蓄所带来的快速资本积累成为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最基本的保证。

5.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日益提高的劳动力素质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本要素

中国人口总数和劳动力资源总数都位居世界第一。粗略测算，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3），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0.6%（见表3）。除了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外，中国的人口素质也逐步提高。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人口的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比1990年普查的15.88%下降了9.16个百分点。同时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增长了45%；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01人，下降了4%。^[7]2005年最新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2193万人，高中程度的人口增加974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增加3746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减少4485万人。^[8]人力资本提高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表3　根据生产函数测算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资料来源：李善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中国人口总量2030年将达到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20年之前不会绝对减少，这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将保持相对高的水平，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维持一个较高的储蓄率是可能的。

6.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上基本采取了引进吸收和自主研发体系相结合的思路。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的各个制造业领域立足，它们把中国作为生产和研发基地，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引入中国，并开发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研究与开发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企业创新的实力在上升。中国在诸如IT技术和产品领域的普及应用程度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区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传统产业经过改造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新兴产业也实现着高速增长。

比之发达国家，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还存在差距。在全世界50个国家当中，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仅仅排在第24位，特别是排在印度和巴西的后面。关键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象非常普遍。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技术差距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中国在传统产业仍具有很大增长空间的同时，具备了经济增长的后备新兴产业。

中国政府已经把加强自主创新和知识扩散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推进：到2020年，R＆D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要从2005年的1.35%提高到2020年的2.5%；科学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从现在的39%提高到60%；中国的专利和论文被引用数目从现在世界第20位希望上升到第5位。可以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体现技术创新的推动力。

7.“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在其他类型的经济模式中，我们很难看到一个经济实体能够具备如此强大的动力。”^[9]中国开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从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逐渐改革旧体制的同时，加速发展“新体制”。在转型过程中，各种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逐渐发展起来，市场交易的规则和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善，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模式”的改革不仅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改革的深化，制度创新还会继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自由环境（Lowis，1955），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经济活力的源泉（North，1991）。“中国模式”的经验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坚持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相结合。

二、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近30年的持续高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但在这个过程中也累积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最近一些年里，结构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环境压力增加等矛盾更显突出，这些问题不仅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成本，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而且也成为制约整体经济长远发展的“瓶颈”。

1.结构失衡的压力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严重失衡，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投资率长期过高，加上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会削弱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还会导致第三产业增长滞后，也影响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影响到宏观经济总体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全国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近些年，虽然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但是地区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这不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呈现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一直保持“双顺差”局面。2005年，经常项目顺差达1608亿美元，资本顺差达629亿美元。2006年，这一趋势继续保持，推动了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现在已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双顺差”本身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国际收支格局，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局面很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2.来自分配差距扩大的压力

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在逐步扩大。主要表现为：①从总体看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1981年基尼系数是0.288、1990年是0.343、1999年是0.397，进入21世纪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2003年达到0.46后继续增加，基尼系数目前已经接近0.5。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5年扩大到1∶3.2。③地区间差距扩大。2005年，最高的省（上海）与最低的省（贵州）收入差距超过4倍。④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从2000年到2004年，4年间行业差距又扩大了1.6倍。⑤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而言，收入差距扩大有其客观性，但我们应当注意到，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可能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潜在、巨大的威胁。

3.面临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

从资源供给看，中国资源的主要特征是人均拥有的资源量低。人均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等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人口的增加与资源的有效性和稀缺性的矛盾日益增加，经济发展模式仍是以“高投入、低效率、高污染”为代价，以数量求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加快了自然资源，尤其是那些不可再生资源的耗费速度。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矛盾日益尖锐化，使自然资源愈来愈成为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对能源、资源的巨大需求，使得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资金投入不足、治污工程建设滞后、结构性污染依然突出等多种原因，使得治理污染的速度赶不上环境破坏的速度。而且，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失范问题，人口问题等交叉、重叠，进一步加剧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

4.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压力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在短短30年时间里实现了西方许多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才实现的向人口低增长的转型。人口政策在取得明显实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未曾遇到过的问题——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0%，2005年上升到11.5%。研究表明，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据预测，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17.2%，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开始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峰值可上升到23%左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9个百分点，步入超高老龄化国家行列（见图2）。^[10]

图2　中国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2000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历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和2050年为作者根据趋势外推方法预测。

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在5000～10000美元，目前平均达到2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2000美元。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以比发达国家用少得多的人均社会财富和长度短得多的时间来应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11]

三、和谐发展: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战略

综观中国经济的全局，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还没有改变，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未来的10～15年内，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在7%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看，今后中国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保持和谐发展。

1.更加重视协调发展

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就是要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深化农村改革，完善支农惠农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加速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在充分考虑到各地的自然禀赋与经济基础存在差别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要实现区域发展战略从沿海优先发展向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转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在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定位，通过突出各自的发展重点，塑造自身的竞争优势。东部地区要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出口导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部地区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依托中心城市和主要经济带构建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增长极，推进能源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的集群发展；西部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市场为导向，构建起有竞争力的西部特色产业群。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就是要加快社会领域改革和体制创新，增强对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就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政策，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要注重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和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

2.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长期以来，我们普遍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土地等要素的投入数量增加，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效率低，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还严重污染环境。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不仅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重化工业具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因此，发展重化工业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集约式、高效益的重化工业发展路径，依靠信息技术、节能技术以及环保技术等领域的创新，最大限度地缓解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使重化工业也能够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特别是后起发展国家，从初期的粗放型增长逐步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发展。不管是源于新发明和技术进步，还是结构调整、规模经济、组织变革、管理方式改变、劳动力素质提高等因素的作用，创新的本质含义都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有机组合变化，提高要素效率，从而突破经济资源的“瓶颈”约束，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此，要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3.更加重视结构优化

需求结构方面，要重点调整和改善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因此，要提高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特别要重视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

供给结构方面，加快和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就三次产业结构而言，要改善现有的产业增长格局，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要从改革体制、加大投入、完善政策等方面，鼓励和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尤其要发展物流、金融、信息、咨询、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要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序发展替代能源，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实现产业结构由高消耗、粗加工，向高效率、精加工转变。要加大推进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加快大型企业的发展，形成一批大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水平和产业进步；要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推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

4.更加重视深层次的改革

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当前，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还严重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行政机构的改革、垄断行业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与就业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都有待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这些改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谐发展的新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主编：《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2.王小鲁、樊纲主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3.汪同三、张涛：《从收入分配角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9日。

4.李善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5.江小涓：《理解开放与增长》，《比较》，2006年第26期。

6.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7.乔纳森·沃特泽尔：《中国：最优增长模式》，《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注释】

[1]劳伦斯·克莱茵：《中国经济的稳定扩展》，《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