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长三角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尽管与过去相比,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制度开始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以下问题:
1.一些地区中的部分行业存在着劳动力工资低、待遇差、劳动条件恶劣的问题
目前在长三角一些城市的制鞋、服装、纺织等行业,还普遍存在着工资过低的问题,有的甚至低于全国农民工平均水平。而且,一些企业农民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很差,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对农民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较高。此外,很多农民工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有些企业甚至通过扣留部分工资做押金,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
2.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同时新老矛盾交织明显
以上海为例,2005年,郊区每年适龄就业人口净增近10万人,而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却无法满足。此外,上海郊区的外来从业人口超过200万人,部分乡镇外来人口甚至已超过当地人口数。由于外来劳动力吃苦耐劳、工资水平不高等因素,他们在与本地农村劳动力的竞争中占有先机,加剧了本市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在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靠民营经济的发展带动的。但浙江欠发达县(市)大多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区位条件差,本身的民营经济就不发达,又难以通过吸收外界的资金来加快发展,加上农村人口又相对较多,故转移难度较大。江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凸显出区域的不平衡性。苏南已成为吸纳劳务输出的主要地区,2005年上半年江苏新增输向省内市场23.28万人,其中14.75万人被苏南地区所吸纳,占63.36%。
3.工资成本上升与产业结构低附加值率的矛盾
长期以来,“长三角制造”凭借土地、人力等资源优势来大量吸引外资,形成大量出口。在这样的资源攫取型模式下,由于大多数企业做的是产业链低端的加工业,尽管生产规模很大,但产业质量很低。进入2005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面临工资上涨、原材料成本上升、土地等生产资料稀缺、能源运力吃紧、环境承载能力削弱、欧美市场的技术壁垒、倾销诉讼等因素的制约,企业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数量丰收、效益减产”的境地,传统的“低质量低价格”增长模式越走越窄。目前,在长三角地带的两省一市中,江苏虽然外资进入较多,但存在珠三角“贴牌”经济的弊端,造成江苏的GDP高于浙江,但居民的收入比浙江低的问题。换句话说,长三角IT制造业现在已经成为“外资的天堂”。外资企业一般生产成品,其研发基地、核心技术、中间体的销售网络都由外方掌握。因此,现在进行产业升级或是继续走代工之路,已成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一个重要选择。考虑到劳动力缺乏是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长三角劳动力成本正逐年上升,而安徽、江西等地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因此,苏、浙、沪三地不少企业把投资目光瞄向这些省市,甚至更远的中部和西部等省份,是今后一个时期地区产业转移的一个必然结果,这可能导致地区经济保护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4.行业间、地区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从江苏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来看,2000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61∶1,相差10163元,2004年上升为4.56∶1,相差28695元;行业分细类差距则更大,2004年为7.17∶1,相差43364元;分地区看,2004年江苏13个省辖市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高低之比由2000年的2.04∶1扩大到2004年的2.52∶1,绝对差距从7099元扩大到15722元。行业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一方面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的水平处于初级水平,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就业需求仍然不能面向市场开放;另一方面也说明劳动力就业培训方面的滞后,造成行业之间流动的巨大困难。
5.覆盖广、种类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健全
随着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入这个地区,区内的人口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如何将这些流动人口纳入逐渐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了各地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目前,长三角各地的各项保障制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在省与省之间、省内城乡间、地区间还没有形成一套全面、高效覆盖城乡的保障体系。随着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失业人员在一定时期内不断增加,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使得劳动的合理有序流动不畅,且面向农村的社会保障尚不健全,城乡统筹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更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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