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三、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附加值低

2004年全国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为22.84%，长三角各省市的增加值率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最高的是浙江省，为22.78%，江苏和上海分别为20.52%和18.44%。上海200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又降到17.5%，比“九五”末期低5.5个百分点，比同年全市工业平均水平低8.8个百分点。

2004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4.03%，而长三角的平均值为23.04%，而且上海、江苏、浙江的该数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23.51%、23.04%和22.24%；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增加值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11%），分别为上海10.61%，江苏14.07%，浙江10.31%；长三角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同样低于全国平均值（32.15%），其中上海31.8%，江苏27.63%，浙江27.04%；医药制造业的增加值率除了江苏（36.77%）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6.19%）外，上海和浙江的增加值率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34.39%和28.2%。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是唯一长三角增加值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行业，2004年全国增加值率平均值为29.74%，上海和江苏的数值分别为39.84%和40.91%，浙江没有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但长三角的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规模很小，2004年总产值和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只有3.35%和4.5%。

我国高技术产业附加值低，主要是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还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中国企业处于全球性垂直分工的下游，处于组装和模仿阶段。

2.自主创新能力低

自主创新能力低和自主知识产权缺乏是我国高技术产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长三角也同样存在，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上海和江苏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所下降。1999年全国高技术产业R&D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0.86%，上海、江苏、浙江的该比重分别为0.99%、0.56%和0.18%，2004年全国的该比重提高到1.05%，但上海和江苏的该比重却分别下降到0.76%和0.49%，只有浙江的该比重有大幅提高，达到1.66%。自主创新能力低和自主知识产权缺乏，已经对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制造能力的增强、规模的扩大，我国在核心技术上的瓶颈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也逐渐增多。其中DVD专利收费的纠纷就是一典型的例子。

（2）在某些领域造成产业发展的虚假繁荣。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些领域近年来发展迅猛，产品产量和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但不仅核心技术而且基本的生产能力却是依赖于外国企业的。比如，我国的手机产业这些年虽然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我国很多手机制造企业都是以CKD、SKD进口组装为主，大多数国产品牌手机采用国外设计公司提供的参考设计，手机的核心芯片——基带芯片和射频芯片更是从国外采购。在短期内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可以大幅上升，但这并不能支撑很久，近几年我国手机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又迅速下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3）赢利能力下降。多年来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发展，但近年来销售利润率却处于下降的态势，已经低于我国工业5%以上的平均销售利润率。这除了受近几年国际通信设备市场不景气，市场开放给我国产业带来了冲击外，更主要的还是我国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不仅产品附加值低，而且还要向外国厂商支付高额的专利费。目前很多行业都处于微利运行的状态，如，彩电的利润率只有2%。2004年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利润率为4.47%，而长三角地区平均为4.07%，其中上海和江苏分别只有3.44%和3.9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浙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6.3%，但浙江高技术产业规模较小，只有上海的42%、江苏的27%。

3．外源经济对内源经济的带动作用小

外资企业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类：一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源，二是进军与占领国内市场。境外投资推动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但由于本土的内源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在资金、技术与市场上的割裂，很难相互交融与渗透。在内源型经济发展普遍落后时，哪里吸引外源型企业多，哪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就高。但外源型经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极其有限，外资的进入可以令当地经济在短期内高速增长，但当全球产业风向一转，跨国公司就可能纷纷把投资抽出转向其他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迅速出现衰退，如同20世纪90年代在拉美国家出现的情况。外资研发机构对我国研发活动的带动作用也很有限。

目前跨国公司已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700多家，这些研发机构以非独立法人研发机构（即公司内研发机构）为主，约3/4的现有研发机构是这类机构，以便于公司的管理与控制，同时便于尽快将研发成果商业化。目前在华外资研发机构表现出以下特点：

（1）以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活动为主，研发活动档次不高。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可以分为3种：创新型研发、适应型研发和专用技术研发。创新型研发是指研发项目在母公司体系内具有创新性质，研发成果可运用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适应型研发是对母公司引进的技术按照我国需求水平和特点，进行改进。专用技术研发是指专门研究开发适应我国市场的技术与产品。目前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主要是针对中国市场进行适应型、专用技术型的研发，以利于跨国公司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3]创新型研发的比例很低，苏州的调查显示，只有1%的研发是创新型的。^[4]

（2）研发活动投入较少。目前我国已有近700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与美国1994年的水平相当（645家），但在华外资研发机构具有规模小、投资少、研发活动层次低等特点，累计研发投入只有40亿美元，而美国的外资研发机构1993年投入的研发经费就达到146亿美元，占全美国R&D总投资的15%。^[5]2003年苏州的跨国公司子公司研发投入年支出在2000万元以上的仅2家，50%左右的企业年研发开支低于50万元。这与苏州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47亿美元的生产性投入规模很不相称。^[6]

（3）溢出效应不明显。溢出效应产生的渠道很多，最重要的是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地企业或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人员流动、知识交流等。从苏州的情况看，外资研发活动与本地合作的不到1%（见表11-6）。外资研发机构人员较稳定，少量的人员流动也局限于外资企业之间，很少流向国内企业。总体而言，目前外资研发机构的溢出效应尚不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跨国公司自身的原因，也有我国政策、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溢出渠道不畅，还有本地企业研发机构接受辐射能力不足的原因。

表11-6　苏州市外资企业研发活动与本地合作的情况（2004）

资料来源：苏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构建科技进步的新平台——跨国公司研发活动本土化趋势及苏州对策研究，内部调研报告，2004年。转引自王志乐主编，《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