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竞争力指数的研究结果

第二章　构建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企业竞争力指数的研究结果

哈佛大学迈克尔·E.波特

引　言

在日益开放和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竞争力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尽管竞争力的重要性是公认的，但它的概念常常被误解。在这里，我们给出竞争力的一个具体定义，揭示其与一个国家生活标准的关系，为理解竞争力的根源勾画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并对许多样本国家的竞争力进行比较。

以这一概念性框架为基础的企业竞争力指数（BCI），提供了一种数据翔实的对处于竞争环境下的许多国家的竞争力进行评估的方法。本年度的BCI涉及116个国家，比2004年增加了13个国家。^②我们的目的在于将国家竞争力进行排序，并确定每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与弱点，同时揭示全球经济中的竞争趋势，并拓展关于竞争力根源和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知识。

关于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绝大多数讨论，仍旧集中于支撑一种成功的经济所需的宏观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社会的环境。人们都知道，合理的财政、货币政策，一个公正而有效的法律系统，一套稳定的民主制度以及社会条件的进步，都对一种健康的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些更为广泛的条件虽然是必需的，却并不充分。他们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会，但其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财富实际上是在经济的微观层次上创造的，它根植于各国企业（当地的企业和跨国企业的分支机构）的能力以及这些企业展开竞争的微观经济环境。除非该国企业的微观经济能力得以提高，否则宏观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社会的改革将不会结出繁荣的硕果。

自1998年起，我们就尝试着对一系列范围较广的国家进行竞争力和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的统计研究。这一工作旨在摆脱绝大多数经济增长分析中所进行的对较为典型的、宽泛而具集合性的变量的研究，为各国和企业提供一个了解其详细的竞争优势与弱点的框架。同时，这一工作也尽可能做到准确严密，从统计学的角度证明每个指标的重要性，并使用统计技术对各个变量的贡献进行权衡。

企业竞争力指数试图探索一个国家繁荣的基础，这里的繁荣是对其经济购买力调整的人均GDP水平的评估。我们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是目前的繁荣是否是可持续的；二是人均GDP在将来要达到更高的水平所必须强调的特定领域。从长期来讲，目前人均GDP的可持续水平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将是相互关联的，但每一个领域需要其具有自身特色的政策安排。本文的概念性框架和统计方法都与前几年的报告相一致，而其研究结果都与前几年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指数的结果存在充分的可比性。

此处的分析是注重实效的，它使用了最容易获得的数据和最常用的经济方法，当然这二者远非是尽善尽美的。我们也面临在给定有限的时间系列数据的前提下建立因果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但是，即使对因果关系进行测试得出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了解繁荣与微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微观经济条件可能存在一种当人均GDP增加时而得以改善的自然趋势，然而，不同国家所观察到的结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表明这种改善绝非是自动发生的，即使是那些处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也是如此。尽管统计过程遇到了很多挑战，但与《全球竞争力报告（2004～2005）》（GCR）和更早年份的报告相比较，本年度的全部统计结果更加稳定和有说服力。

企业竞争力指数（BCI）对各国人均GDP水平80%的变化进行了诠释。^③在存在很多不稳定的低收入国家和国民收入数据固有的不完整性的条件下，这种解释程度是相当高的。这些结果再次表明了微观经济竞争力对经济繁荣的根本重要性。

在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的失败一次又一次地使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计划失效。通过日益接近全球资本市场，借助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产生资本流量并创造成就幻觉的财政改革，各国可以诱导增长的突飞猛进。但是，没有微观经济的改善，增长就会遭到扼制，因为出口和就业不能物化，工资就停滞不前，投资回报就令人失望。这种挫折和由这样的循环所导致的严峻后果仍处于反全球化的对抗性反应的核心位置。而在发达国家中，已经在宏观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取得充分成就的国家，微观经济的竞争力是其缺少的环节。

当然，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所能够维持的繁荣程度的基本决定因素。虽然宏观经济转型、政治的发展、资源价格的不稳定和贸易与外国投资的突飞猛进，这些都能够在多个时间周期内驱动人均GDP的增长，但真正繁荣的唯一可靠基础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生产潜力。公共政策的关键焦点必须是竞争力，因为在短期内存在着不断致力于获得“成功”的原因与机遇。类似的，即使是在困难时期，国家领导人也必须信守对竞争力的承诺，而不是为了短期的利益而破坏这种承诺。

竞争力及其根由

什么是竞争力？

竞争力仍然是一个尚未得到很好理解的一个概念，尽管其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最为直观的竞争力定义是一个国家的产品所占有的世界市场的份额。这一定义使竞争力成为一种零和博弈，因为一个国家的所得是以其他国家的所失为代价的。这种竞争力观点可以用来证明出于国家利益而对扭曲的市场结果进行干预（所谓的战略性产业政策）的正当性。它还用于支持旨在提供补助、压制国内工资以及本国货币等所有以扩张出口为目的的各种政策。实际上，常常还有这样的说法，即更低的工资或货币贬值“使一个国家更具竞争性”。

不幸的是，最直观的竞争力观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对低工资的需求表明了竞争力的一种缺乏，并抑制了繁荣。补贴消耗了国家的收入，存在偏见的选择使一个国家资源远离了其最具生产率的用途。通过低估世界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提高在国外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货币贬值导致一种集体性的国民工资的削减。但是，建立在低工资或廉价通货基础上的出口并不支持具有吸引力的生活标准。

要理解竞争力，起点必须是繁荣的根本来源。正如用每一单位的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进行测量的，一个国家的生活标准取决于其经济的生产率。生产率既取决于其在公开市场所能博得的价格测量的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取决于其在生产中所能达到的效率。

因而，真正的竞争力是用生产率进行评估的。生产率允许一个国家支撑较高的工资、坚挺货币和有吸引力的资本回报——而有了这些就可以支撑一种较高的生活标准。生产率就是目标，而非出口本身。仅当一个国家增加了其比一般产业更能有效地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出口时，该国的生产率才会上升。生产率还是目标，不管在国内运营的企业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最重要的不是所有权，而是在某个特定国家进行的企业活动的性质与生产率。最后，纯粹的本土产业对竞争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其生产率不仅决定了工资水平，同时也对生活成本和在该国运营企业的成本有着重要影响。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对生活水准至关重要，而不只是贸易部门。

世界经济并非一种零和博弈。如果许多国家能够提高生产率，就可以增进其经济的繁荣。因而，经济发展中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为迅速而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创造条件。

生产率取决于一个国家动员其可利用的人力资源的能力。一国的总生产，是用一个国家单位全部可利用的潜在从业者所创造的实际GDP评估的，实际起作用的从业者的生产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些欧盟国家报道了较高水平的生产效率，但高失业率、病假和有限的工作时数的存在，压低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④劳动力的这种利用不足多数并非是自愿的，但却反映了就业选择的一种缺乏。^⑤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生产率与那些起作用的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常常是由非效率的劳动力市场或要素投入市场的其他扭曲性干预所导致的。

生产率的微观经济基础

稳定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与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为生产率和国家的繁荣创造了潜力。但是，财富实际上是在微观层次上——在企业使用有效方法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过程中——创造的。一个国家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支持较高的工资和支撑持续投资所必需的有吸引力的资本回报（参见图2-1）。只有企业能够创造财富，政府或其他的社会机构都不可能创造财富。

图2-1　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生产率的微观经济基础在于两个相互联系的领域:①本土企业或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在一个国家展开竞争的成熟性（生产率）；②企业运营的微观经济的企业环境质量。

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最终由其企业的生产率所决定。一种经济不可能是具有竞争性的，除非在其中运营的企业是竞争性的，不论这些企业是本土企业还是外国企业的附属机构。经济政策如果对企业运营所能达到的生产率产生影响，那么它就会影响繁荣。企业的成熟性和生产率与国家的企业环境质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更具生产性的企业战略和经营实践需要高度熟练的员工、更好的信息、更有效的行政程序、经过改善的基础设施、更好的供应商、更先进的研究机构、更强烈的竞争压力以及其他因素。

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竞争力是不同却又相关的概念。区域竞争建立在作为企业布局的生产率的基础上。企业也在以生产率表示的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展开竞争，但企业可以选择区域。因而，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既取决于其内部能力，又取决于其区域选择的结果。^⑥

要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的企业必须对其展开竞争的方式进行升级。明确地讲，企业必须从依靠继承的禀赋（如低成本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之类的比较优势）展开竞争，转移到依靠创造的竞争优势，即来自有效率的、独特的产品和生产过程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从利用国外的销售渠道转向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成功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企业战略和运营实践中的转变以及其他转变参见图2-2。

图2-2　企业的成熟性与经济发展

较早发展阶段的竞争实力在更先进的发展层次上变成了弱点，因为此时的生产率水平更高了。广泛的技术专利使用对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所影响，但本土的技术开发必须优先。必要的变革通常会受到企业部门的抵制，因为过去的方法是有利可图的，而且旧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

向更复杂的竞争方式的前进取决于微观经济环境中企业的同步变革。企业环境可以理解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要素（投入）条件的质量、企业战略和竞争的环境、本地需求条件的质量以及相关的支持产业的存在。在其图式（见图2-3）说明中，这四个领域已经共同构成了所谓的“钻石结构”。

正如“钻石结构”所显示的，几乎每一领域都是竞争力所不可或缺的。在一个国家环境的其他许多方面中，学校至关重要，道路至关重要，金融市场至关重要，消费者的成熟性至关重要，这些都深深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国民和文化。这就使提高竞争力成为一项特殊的挑战，因为不存在可以创造竞争力的单一的政策或重要措施，每一领域都要有诸多改善，而要完成这些改善必然要花费时间。与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提高竞争力是一项马拉松运动，而不是短跑。如何随时维持提高竞争力的动力，这是各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图2-3　微观经济的企业基础

多重地理层次将会抵消竞争力，包括国家、州和地方。^⑦显著的经济绩效的差异不只是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之间，各国内部也有。各州、各都市区域甚至是城镇，其对经济战略的根本需求属于竞争力构思与实践中最重要的新方向。

一个国家的生产率也可能被邻国所抵消。邻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协调是扩展贸易和改善企业环境的一种重要工具。

政府必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影响着企业环境的许多方面。例如，家庭需求的成熟性就受到管制标准、消费者保护法律、政府购买惯例和进口开放程度等的影响。许多政府部门和机构影响着竞争力，正如各省、州和市级的政府机构对竞争力所产生的影响一样。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其作用有哪些和如何协调政府各个组成部门的政策。许多国家试图限制政府的不合理作用，但同时却忽视了其积极作用。政府必须设定正确的规则和激励措施，并使公共投资服务于一种富有生产率的经济的需要。

集群与经济发展

集群是在区域上最接近的，属于某一特定领域的，通过共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的相互联系的公司、供应商、服务提供者和相关机构的组群。诸如印度的软件业或德国高绩效的汽车制造业之类的集群，它通常集中于面积更大的一个国家疆域内部的一个特定区域，有时是在一个单独的城镇。集群是提高生产率和强化企业环境的一种自然表现。

集群以三种广泛的方式影响着竞争力:其一，一种集群的出现增加了构成企业或产业的生产率。与必须从其他地方获取资源的孤立企业相比，一个集群内的企业拥有更有效的途径获得专业化的供应商、雇员和培训。机械、技术和知识等广博的便于利用的投入的存在，与垂直一体化或与远在其他地区的供应商建立的关系相比，有着更高的效率和灵活性。其二，集群的存在提高了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能力。集群内的创新机遇常常更容易被把握，而实现创新的资产、技术和资本都是存在的。其三，集群刺激并促使支持创新、扩展集群的新企业诞生。如果存在经验丰富的劳动者和使用全部所需投入以及当地就可利用的专业化服务的途径，那么进入壁垒就更低了。

集群的生产率利益实际上适用于一个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而不是人们有时所设想的，只适用于诸如生命科学或信息技术之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一个较好的例子是旅游业:澳大利亚西北部凯恩的旅游业集群，如果不存在高质量的宾馆、餐厅、导游和许多专门为游客提供一种美妙的体验至关重要的支持性活动（参见图2-4），诸如邻近的大堤礁和热带雨林之类的自然景观就不会是相对于其他有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⑧的一种竞争优势。

图2-4　凯恩（澳大利亚）的旅游集群图

资料来源:HBS研究生小组2003年的研究。

国民经济具有专业化于一个特定的集群系列的倾向，各集群在其贸易总量中拥有一个非均衡的比例。经济的这种专业化在次国家区域更为明显。

集群的性质与深度因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在发展中国家，集群常常缺少许多支持产业和机构。企业在廉价劳动力和当地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展开竞争，严重地依赖于进口的组件、机械和技术。当地专业化的基础设施和机构是较为短缺或非效率的，企业在集群内从事着相对落后的活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集群向纵深发展至包含专业化投入、组件、机械、服务和专业基础设施的供应商以及提供专业化的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机构。

某一既定领域在全球只存在单一集群的情况是少见的，较多的是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存在一系列先进性和专业化程度各异的集群。在某一特定领域，只有少数的集群倾向于成为真正的创新中心，诸如美国硅谷和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集群。这些创新中心时常专业化于特定的市场领域，例如，硅谷集群在微处理器领域就异常强大。其他地区的集群可能是制造中心，还有一些可能是区域性的组装或服务之类的集群。现代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集群似乎日益专业化于特定的部门或价值链中的特定层次。

当集群分散其活动，以减少风险、利用更低成本的投入或服务于特定的区域市场时，坐落在最先进的集群中的企业常常会培育或强化位于其他地区的集群。例如，英特尔公司就将一些组装、测试业务和一些晶片制造业务转移到许多美国以外的、已经成为区域性集群的地方。在其他许多区域都可以看到相同的进展，例如商务服务和制造业活动向拥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境外位置的转移。很多公司发现，与其将这些活动分散在欠发达国家的各个地方相比，将其集中布置于新兴的集群中是较为有利的。从印度班加罗尔的外包商务服务和罗马尼亚蒂米索阿拉的纺织产品生产中就可见一斑。^⑨这些例子表明，全球化并非意味着集群在全球各地区排列的再调整，是集群的终结。事实上，有一种日益明显的证据证明，在所有地方的竞争更加激烈的压力之下，各区域的专业化日益强化，集群因而正日益变得重要。专业化不只发生于各个集群之间，也发生于各个集群内部，这样，不同的地方对整个价值创造发挥着差异性日益显著的作用。

竞争发展的阶段

成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升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企业环境向支持和鼓励身处其中的企业使用日益复杂和富有生产率的竞争方式的方向发展。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面临着明显不同的挑战。

随着各国的发展，它们在自己的竞争优势和竞争模式方面有所成就^⑩（参见图2-5）。在要素驱动阶段，诸如低成本劳动力和未经加工的自然资源等基础要素条件是竞争优势和出口的决定性来源，企业生产其他更先进的国家所设计的商品或相对简单的产品。技术的吸收是通过进口、供给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和模仿等方式进行的。在此阶段，企业展开的是价格竞争，而且缺乏与消费者联系的直接途径。此时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作用有限，只集中于装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活动和资源开采。一种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对世界经济周期、商品价格和汇率的波动是高度敏感的。

图2-5　竞争发展的各个阶段

资料来源:Porter（1990）.

在投资驱动阶段，生产标准产品和服务的效率成为竞争优势的决定性来源。对经济有效的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企业友好型的行政管理、强大的投资激励和资本的更优利用，都使生产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加复杂，但技术和设计仍主要来自国外。技术的使用主要通过许可证颁发、合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和模仿的方式。但是，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不但吸收外国技术，同时也开始开发对外国技术进行改善的能力。企业为客户和最终用户提供原始设备生产（OEM）服务，在价值链中更广泛地延伸其能力。一种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外包服务出口，这种经济较易受到金融危机和外部特定部门的需求振荡的影响。

在创新驱动阶段，在全球性的技术边缘，使用最先进的方法生产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成为竞争优势的决定性来源。国内的企业环境被赋予所有领域的实力特征，同时还有扩展集群的存在。支持创新的制度和激励机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企业常常凭借着眼于全球范围的独特战略展开竞争。一种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拥有较高份额的服务业，并对外部振荡有着很强的适应性。

将经济发展视作构建独立的微观经济能力、转变企业战略、提高激励力度和增加竞争程度等的一系列过程，就会暴露出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重大缺陷。微观经济中企业环境某一部分的影响取决于其他部分的状态。如果任何一个重要领域缺乏改善，都会导致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并使发展停滞不前。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会破坏整个经济改革进程。比如，当训练有素的研究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原因是企业仍立足于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他们就会形成对企业的反抗性反应。

上述分析也表明了为何诸多国家会发现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转移是如此困难。诸如此类的转折点要求互相信赖的竞争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变革。

各种机构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政府对竞争力的影响颇为重要，但仅凭政府也越来越难以建立一种竞争性的经济。许多其他国家和地方性的机构在竞争力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一种作用。由于知识和技术成为竞争中日益关键的因素，大学和学院的影响正在上升。大学和学院不仅必须提高教育和研究的能力，而且必须与私人部门形成更好的联系。

私人部门也已经成为提高竞争力和制定经济政策活动中的一个关键角色。私人部门不仅是企业环境的一个消费者，能够并且必须在企业环境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通过诸如建立教育计划、吸引供应商或制定标准之类的措施，不仅单个企业可以从中获益，而且也改善了整个竞争环境。集体性的产业团体，如贸易联合会和商会之类，在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培训和开发那些常常被忽视的出口市场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强单个企业能力的集体性努力，诸如质量证书计划和制造业辅助中心之类，正变得更加突出。私人部门参与竞争，对保证关注的连续性也是重要的，而这种关注的连续性是在政府更替期间维持进步，并抵制政治领导人相对较短的关注期间所必需的。

最后，各种机构的整体，我们称之为合作机构（IFCs），在竞争力中发挥着一种重要作用，尽管人们在思考经济发展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忽略了。不论是政府机构、教育机构还是企业，例如贸易联合会、企业网络、标准制定机构、质量中心、技术网络和许多其他机构，这些组织都是常见的。它们在最先进的国家尤其盛行，但在发展中国家也至关重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IFCs在联系“钻石结构”的各个部分和培育有效的集体行为方面发挥着一种基本作用。

微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分析表明了为什么传统的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市场开放程度的关注是不充分的。例如，培育较高资本投资比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会转化为上升的生产率，除非投资形式是恰当的，使投资有效的企业技能和支持性产业是存在的，而强大的竞争压力和充分的公司治理提供了必需的市场约束。合理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汇率和价格扭曲的消除，将根除生产率的障碍。但真正要提高生产率，微观经济基础必须到位。

适当的外债负担取决于微观经济状况。外债负担的稳健性的确取决于外国资本投资于何处，以及围绕其配置和管理的微观经济的基本原则。总体债务负担的管理在许多方面不如改善微观经济基础那么重要。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但美国经济的回弹性可能因其给人印象深刻的微观经济实力存在很大的关系。

人力资本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共投资不会获得赢利，除非一个国家的微观经济环境创造了对企业技能的需求。私有化不会促进繁荣，除非企业能够提高效率并为当地的竞争所逼迫。宏观经济层次的合理政策要转变为一种日益富有生产率的经济，那么就必须对微观经济进行同步改善。

贸易协议和其他市场开放措施的影响——当今国际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焦点，也取决于微观经济政策。开放市场是对的，但其用繁荣表述的利益取决于微观经济的发展。如果当地的企业环境没有变得更有效率，当地的企业没有提高其生产率和先进性，开放市场虽然会促进进口，但出口和外国投资吸引力的缓慢增长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对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而言，这一教训尤其重要，如中美洲自由贸易区（CAFT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内，欠发达国家微观经济的发展和较发达国家有效的结构调整，对固化高度潜在的经济利益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微观经济的企业环境的改善必须在市场开放措施实施之前进行。

对微观经济改革给予更多的关注将会获得另一种利益。虽然通过提高利率和价格，同时削减公共支出的宏观改革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短期和中期的困难，但微观改革可以为国民创造实际利益。例如，解散当地的卡特尔和垄断企业，将降低食品、住房、电力、电话服务的成本以及其他生活成本。管制改革可以迅速降低非效率、减少污染、提高产品质量并终止不安全的生产活动。大力提高教育和培训质量的措施尤其重要，因为它为儿童提供了美好的希望。如果国民留心企业改革，留心企业改革必须面对艰巨的竞争挑战，则他们更愿意做出个人牺牲，而不会与反对改革的利益团体同流合污。这将会增强进行真正的经济变革的政治意愿和公众支持。

竞争力排名

竞争力的衡量标准

企业竞争力指数（BCI）主要由对116个国家的10961位资深企业领导人进行的调查所用的度量指标构成，如表2-1所示。与2004年相比，今年的调查增加了15个国家（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贝宁、柬埔寨、喀麦隆、东帝汶、圭亚那、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蒙古、卡塔尔和塔吉克斯坦），剔除了两个国家（安哥拉、赞比亚）。

表2-1　企业竞争力指数（BC I）排名

续表

续表

注:斜体字的国家未通过一致性评估，并且不包括在进一步的分析内容中。

在一个国家生产率形成的影响因素的绝对数值和变量的方面，竞争力评估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只有通过详细的调查，才能从诸多国家中将竞争环境和企业实践的结构性指标汇集起来。这种调查旨在了解一个国家的环境，但是以一种对被调查者有意义的方式进行的。例如，我们借助一个关于公立学校质量的问题，了解基础性的人力资本储备状况，因为这是一个调查者可以更容易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对比的问题。学校的质量，一个流动性的指标，与基本技能的储备状况高度相关。

近些年来，世界银行一直在系统地收集有关国家管理与控制条件的数据。我们的指标与世界银行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通常在80%以上，尽管调查强调数据的相关性，但它们通常是不同的性质。世界银行也有一个“行商”的数据基础，覆盖了诸如创业的管理程序，使企业获得贷款的有效信用登记的可利用性、破产程序的组织化之类的内容。此处的内容与调查数据的相关性相对较低。在所评估的数据性质存在（例如，调查中贷款的可利用性与世界银行数据相对应的创业成本）既定差异的情况下，这些差异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主要依据调查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可用于所有的国家，而调查问题的设计都着眼于各国对竞争力最有意义的条件。

量化指标可以用于专利登记比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程度。但是，就我们所评估的所有其他指标而言，定量化的数据是不容易获得的，而在所涉及的国家很多时更是如此。调查不仅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指标，而且还反映了所考察国家中实际参与者有见识的判断。就被调查者本身的头衔而言，调查的回复内容是较为重要的，因为它反映了最终决定经济活动行进与否的决策制定者的态度。对这些判断是否受一个国家总体经济环境的影响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评估并最终发现，一个国家的实际增长率或是增长率中的变化与全部调查问题的平均回复水平的变化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

与前些年相比，我们将调查问题的数量从67个减少到了57个，以缩短完成调查所需的时间并扩大回复的数目，最终使更多的企业领导人能够参与进来。这一减少对总体排名的影响甚微。

与2004年一样，我们研究了调查数据的一致性，以确保统计评价样本尽可能有效，并对那些排名不太可靠的特定国家加以确定。对每一个调查问题，我们将从一个国家获得的回复的标准偏差与从所有国家获得的回复的标准偏差进行比较。对那些在许多调查问题上国内回复差异较大的国家，很难阐述其平均状况不受导致差异存在的可能原因的限制。对在一个国家运营的外国企业的行政官员的回复子集，我们对其国内一致性进一步做了分析。我们希望这些回复者所在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的问题上拥有最佳的答案。

在本年度所调查的116个国家中，有110个国家通过了我们的一致性测试。这110个国家被用于我们的模型评估，而该模型是对全部116个国家进行排名时所使用的。但是，对存在数据质量问题的6个国家的排名应给予审慎的解释。

对于调查中所用的110个样本国家和指数模型的计算而言，每个国家都存在超过93个回复者的平均值，明显高于2004年的80个。国内一致性的程度是比较明显的。对于所有的指标而言，因国家的诸多差异导致了变化，其比例具有统计显著性。正如所预期的，同一产业的企业环境指标的国内一致性更高；而在国内所有的企业和集群中存在变化的指标，其国内一致性更低。因而，国家的平均水平反映了各国在竞争环境方面有意义的差异，同时限制了如果每个国家只有少数回复就会导致的异质性恒定误差。

用于开发BCI的附属变量是经过购买力评价（PPP）调整的2004年的人均GDP水平。GDP水平是最广泛的国家生产力指标，并一直与一个国家的生活标准密切相关。它是所有国家都可以获得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最佳的单纯性、概括性的指标。人均GDP将反映一个国家在中长期的结构性基础。但是，这一指标也受到一系列短期性和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如自然灾害、宏观经济振荡和特定出口产业的价格变动。就其本身而言，可以用微观经济基础进行解释的人均GDP的变化幅度是很有趣的。

为了探索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竞争力来源的差异，我们以收入水平为基础，将各国划分为三组。在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尚不存在公认的界限，而从统计角度定义收入区间的尝试又受到数据的限制。相反的，我们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按照愿望和竞争地位，使用可以产生合乎逻辑的国家界限的收入区间来对各国进行分组，并确保每一组都有足够多的国家可以进行有意义的统计评估。我们也试图确保各收入组每年的稳定性。与过去几年的情况一样，我们使用2004年的人均GDP（PPP）4000美元作为低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分界点，而把2004年的人均GDP（PPP）17000美元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点。

这样，就有28个低收入国家（7个是新增加的国家，除去原来属于低收入国家但现在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组3个国家），48个中等收入国家（4个新增加的国家，包括原来的3个低收入国家，减去一个原来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现在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组的国家），34个高收入国家（一个新增加的、原来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正如以下将要讲述的，这些国家组在不同的变量间显示了如我们所预期的明显不同的影响方式。

竞争力的来源

为了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竞争力指数，我们首先验证了在我们的概念范围中所提出的每个微观经济的竞争力指标与人均GDP的统计关系。我们广泛地将各种变量纳入了评估企业经营与战略的成熟性和一个国家企业环境的质量的那些指标。关于调查问题和可以利用的数量指标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清单，可以参见本章附录A。就该指数的构建而言，如果指标数目更少的话，在统计上就会出现依据不充分的问题。但是，各国单独的优势和弱点的具体构成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本章附录B对所有变量的人均GDP进行了双变量回归。其表中所包括的是所有国家或国家组的平均回馈数、标准偏差、回归关系的斜率、一个表明这种关系的统计显著性的指标和经过调整的R²（或变量所解释的人均GDP的变化比例，经过统计自由度的调整）。在所有的样本国家中，所有报告的变量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虽然双变量回归并未被赋予代表一个完全指定的模型的意义，但它提供了有关各种变量是否与各国的人均GDP水平存在一种有意义的联系的评估。与人均GDP的双边相关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二者存在因果关系，但这和微观经济变量与繁荣并无重要联系的假设相悖。有趣的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诸如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水平，作为GDP构成的一个部分，或与双变量回归中的人均GDP水平并无显著联系，或与其在各国之间的变化的仅极小份额相关。这些结果与以前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企业变量中，生产过程的先进性、竞争优势的性质和员工的培训程度与人均GDP的双向联系最强。单纯地讲，一个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性质，不论其是基于廉价的投入，还是基于独特的产品和生产过程，都可以对人均GDP变化中高达69%的份额做出解释。

由于前几年单个变量的影响相当稳定，表明企业环境的四个构成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条件包括电讯使用（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使用）、公立学校的质量、全部基础设施的质量、电力供应的质量、金融市场的质量（贷款使用的容易程度、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和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

在当地的需求条件中，需求管制标准、严苛的环境规则的存在以及与IT相关的法律的质量，都与人均GDP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结果都与人们所了解的当地的需求和市场条件在全球经济中无足轻重的观念背道而驰。

集群联系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当地供应商的质量和专业化的研究与培训服务供给者的存在，并突出了集群在竞争力中的作用。最后，管理地区竞争的激励措施与规则表现出与国家生产力的一种较强的关系。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非法的或不公平活动（腐败）的消失以及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都是具有潜力的变量。当地的竞争强度与人均GDP具有紧密而积极的联系，它可以单独地解释各国人均GDP中50%的变量。受很多当前研究所支持的当地竞争的强烈影响与必须抑制当地竞争以利于创造国家优势的观点相反。

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可以从两个方向为许多变量列出因果关系，虽然调查已经在措辞上避免了不合逻辑的因果关系。例如，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质量或买方的成熟性可能是较高的人均GDP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注意，相同的因果关系在应用于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分析时，其重要性是等同的。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我们提供了一些从微观经济条件到人均GDP的因果关系的证据。

竞争力与经济发展

正如已经讨论过的，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恰当的企业战略与运营实践以及企业环境的特定组成部分产生的影响将是不同的。与前边所阐述的一样，向全然不同的竞争发展阶段的转移尤其具有挑战性。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对建立在人均GDP基础上的三组国家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指标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虽然本报告全部样本中的变量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并明确地将各组国家加以区别，但正如所预料的，单个变量在各组中的影响是不同的。然而，一些变量对低收入国家并不是很重要。超过一个国家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后，其他一些变量可能会起作用，但不能够解释这一最低限度之外的收入状况。

本章附录B的右半部分描述了对收入子集进行回归的内容。我们探讨了平均调查反馈中的差异、斜率的差异以及每一个变量统计显著性的模式。为了防止引起人们的误解，要注意的是，对样本子集规模的限制和对所有子集中独立变量的更多变化的限制，将降低统计影响力。

显然，对所有变量而言，在我们对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进行比较时，平均调查回馈将会增加。这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发展与企业环境和企业行为改善的许多方面相联系。但是，在特定变量改善的相对重要性和轨迹方面，不同收入组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

低收入国家

正如回归中所反映的，对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低收入国家而言，摆脱完全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竞争活动的能力是根本性的挑战。企业的特征，诸如生产过程的先进性和价值链的存在，与人均GDP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由于其周围的企业环境中所存在的巨大挑战，企业选择其他层面意义不大。

回归中所表明的改善低收入国家企业环境的重点是提升基础设施（包括电力、通讯和交通网络）质量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提高学校的质量。企业环境中更复杂的内容，诸如提升管制标准等，还不是这一发展阶段的重点。

中等收入国家

对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关键的挑战是以那些对投入要素存货进行投资的成功国家为范例，提高其在投入利用方面的效率。在企业运营领域，持续提高生产过程的先进性、强化职业化的管理是更多的与不太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相区别的最重要的共同因素。数据表明，提高市场营销活动的质量、对员工培训进行投资和拓展出口的基础，也是中等收入国家重要的共同点。

就企业环境而言，数据表明中等收入国家需要继续改善公立学校的质量，同时提高通讯基础设施的质量并促进互联网的使用，其中有一些是在低收入阶段就已经比较重要的优先条件。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指出了企业环境中的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在较早阶段并无重大意义，如改善大学—产业的研究合作关系、提升研究机构的质量或强化司法系统的力量，这些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区分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例如，通过更严苛的环境保护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改善当地的需求条件，也是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提高产品质量所必需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强化集群发展的所有方面变得很有意义，尤其是在扩大供应商的基础、提高专业化的研究和培训机构的可利用性方面。最后，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重要的是向更高的竞争层次的转移，即为公司管理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强化反垄断政策以及开放市场。

高收入国家

要取得与高收入国家一样的成果，对来自其他地方的质量和效率的改善进行吸收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要向创新驱动阶段转移。我们的回归结果认为，达到较高的创新层次并不仅是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方面支出更多的问题。这还与企业使用与精炼的市场营销活动和先进的生产过程相结合的灵活的工作组织和授权，以及将技术的先进性转变为具有吸引力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密切相关。与研究有关的机构的质量和与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的便利性是最成功的高收入国家的重要实力。

高收入国家全都拥有了企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实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企业环境的一些领域将最成功的高收入国家与更脆弱的国家相区别，尤其是官僚文牍主义的程度、公司治理的质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外国投资和当地竞争等方面剩余障碍的存在。持续提高管制力度和公共部门机构的效率对高收入国家的成功也是重要的其他区别性因素包括金融市场的质量（特别是证券和风险资本的使用）、集群发展的深度（尤其是当地供应商的改善）以及管理教育和与企业相关的研究的质量。

全球经济的竞争力趋势

如果我们可以获得一些1988年以来的数据指标，那么对竞争力的活力是如何随时间变化（参见表2-2）的研究就是很有趣的。在1998～2001年，所有问题（一系列问题和样本国家的稳定）的平均回复以高收入国家最为强烈，其次是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由于自2001年以来经济困难时期的影响，来自所有收入组群的国家的平均回复降低的绝对数值大致相同，而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降到了低于其1998年的绝对回复数值的水平。在2002～2005年，全部收入组群的平均回复值都上升了。但是，低收入国家提高得最多（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如此），然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后才是高收入国家。

表2-2　不同时间的平均回复（稳定的国家和问卷的样本）

续表

就1998～2005年的整个时期来看，除了要素条件领域之外，低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中等收入国家也丧失了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基础，企业运营与战略方面尤其如此。虽然我们的数据显示，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创造条件是许多国家能够完成的，但此后要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提供条件似乎是更困难的。

竞争力排名

为了获得一个综合的企业竞争力指数（BCI），我们计算评估企业运营与战略的成熟性和一个国家企业环境质量的分指数，这两个分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就是所定义的BCI。权重由来自分指数对人均GDP多元回归的系数所决定，为消除年度变化而使用了2002～2005年的合并数据。与2004年相类似，这一程序给予了一个国家企业环境0.8的权重，而给予了企业运营与战略0.2的权重。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组群的企业环境因素是一个比共同因素更有力地区别各国竞争力差异的指标。如果企业经常在多个地方运营，就可以促进企业最佳实践的推广，这并不奇怪。企业最佳实践的推广还存在其他机制，虽然企业的环境条件涉及当地更多的政治策略。

企业环境分指数和企业运营分指数之间的相关性是正的，这意味着这两个维度的竞争力的提高是同时的。但是，当我们在企业环境和公司运营与战略的分指数对GDP的回归中包含干扰项时，其结果将是积极而重要的。这意味着一个更利于繁荣的企业环境的利得，正随当地企业的运营与战略的成熟性的增强而提高，反之亦然。努力改善企业环境和企业成熟性的国家将获得不同程度的利得，而二者之间存在失衡的国家将承担不同比例的成本。

图2-6将BCI对构建该模型所使用的110个国家样本中每个国家经过购买力评价调整的2004年人均GDP作图。回归线如图2-6所示，同时还有回归线以上和以下的区域，即描绘置信度为95%的区域。其中只有五个国家——挪威、卡塔尔、印度、马来西亚和意大利落在了预测区域之外。BCI中存在的差异解释了差别较大的不同国家组群的GDP中高达80%的变化。

我们在回归中考虑了BCI和人均GDP之间的一种非线性关系。最佳的匹配是多项式的形式，这表明相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高收入国家BCI的提高对人均GDP的影响更大。对这一结果存在许多可能的解释:首先，我们可以预期微观经济条件的改善将会有积极的溢出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环境的其他部分是更强有力的企业环境某一部分的一种改善产生的影响更大。这一解释与前面所述的企业成熟性和企业环境之间的积极作用相一致。其次，由于微观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条件中所存在的缺陷，低收入国家可能从一个既定数量的微观经济改善中获得较少的生产率利益。

使用自己的模型和每一个国家的数据，我们计算了每一个国家的企业竞争力指数，然后据此对各个国家进行排名。2005年的全部BCI排名如表2-1所示，同时还有前几年能够得到的排名。表2-1中还包括了单独的分指数排名。由于BCI分值绝对值中的微小差异引起排名的变化，我们还在图2-7中画出了排名与BCI之间的关系。就排名中的绝大部分而言，BCI分值平稳地随排名改变。但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间过渡的第20名和第25名之间，BCI分值的差距变得更大了。这里，对登记排名变化的企业而言，平均回复中更重要的变化是必需的。表2-3显示了有关各国BCI分值变化更详细的信息。每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劣势的详细叙述，读者可以参考本报告的国家简介部分。

美国仍然位于基础竞争力的首位，领先于芬兰。这两个国家自1998年以来就一直处于第一位和第二位。美国在2005年得益于其在通讯基础设施、电力供应质量以及较显著的教育系统的质量方面的改善。排名提高幅度最大的高收入国家包括塞浦路斯（前进了8名，所有样本国家的排名都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在于与加入欧盟相关的外国所有权方面的改善；捷克（前进了7名），这得益于更有效的公司董事会、较少的腐败、官僚文牍主义以及科学家与工程师更好的可利用性；奥地利（前进了6名），这得益于诸多方面的改善，特别是在官僚文牍主义的范围和金融市场实力的几个指标上的改善；新加坡（前进了5名），其原因在于当地竞争的强度和科学家与工程师可利用性的提高。

排名下降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瑞典和意大利。中国香港（后退了9名）失去了其2004年的排名，主要是由不断增加的政府官员徇私舞弊的问题和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而致。瑞典（后退了8名）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司法独立性和许多不同的教育质量措施的侵蚀问题。尽管其BCI绝对分值提高了，但意大利还是被捷克、塞浦路斯、匈牙利和泰国所超越，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

竞争力排名上升的国家包括波兰、阿根廷、克罗地亚、博茨瓦那、萨尔瓦多、匈牙利和波黑。波兰上升了5名，这是因为企业环境质量的许多领域出现了强有力的改善，在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和提高金融市场的成熟性方面最为显著。该国现在已经回到衰退前2001年的水平。尤其得益于提高创新能力措施的阿根廷，与其官僚主义减少和政策服务可信度提高的邻国乌拉圭，分别上升了10名和13名。但是，两国仍未达到2001～2002年的水平。最后，克罗地亚提高了12名，重新获得了失去的名次，其原因在于对企业环境的更强有力的评估，尤其是较少的外国所有权限制、更好的政策服务可靠性和业已提高的总体基础设施质量。

竞争力排名下降的中等收入国家包括摩洛哥、纳米比亚、多米尼加、俄罗斯、巴西、罗马尼亚和中国。摩洛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了29名），主要是受官僚主义、外国所有权限制和腐败方面评价较低的拖累。继2002年加入GCR以来排名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之后，纳米比亚下降了19名，主要是因为官僚主义、政府官员的徇私舞弊和腐败得到的评价较低。多米尼加（下降了11名）仍然处于下降的趋势。

表2-3　调查反馈中的变化分析与BCI分值

续表

注:FC=要素条件，DC＝需求条件，RSI=相关支持产业，CFSR=企业战略与竞争的背景。

在低收入国家中，加纳、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取得了最大的进步。加纳尤其得益于经过改善的公立学校和较少的腐败，而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有着更好的劳资关系。

冈比亚和印度尼西亚经历了低收入国家中最大幅度的下滑。印度尼西亚失去了几乎所有在2004年获得的位次，当时政府的变化导致了有关方面对重要改善的较高预期。对物质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明显较低的评价是下降的关键原因。

与企业环境质量相对的公司竞争力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各国的竞争地位，我们将一般化的企业成熟性和微观经济中企业环境质量的分指数相对应作图，如图2-8所示。正如前边所评述的，接近45°线的国家享有竞争力的两方面的积极作用。45°线以上的国家是那些企业成熟性比其企业环境状况更先进的国家，而那些在45°度线以下的国家，企业环境比其企业更为先进。

企业发展领先于企业环境的国家包括诸如日本、韩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等高收入国家，诸如菲律宾、巴拿马、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等中等收入国家，以及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肯尼亚和厄瓜多尔等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公共政策的重要变化是改善生产力平台所必需的。除非企业环境改善，否则企业就会倾向于将业务移往国外或在国外进行新的投资。日本仍然是企业环境与其企业成熟性之间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这一缺陷造成的日本经济增长的后果已经相当严重，因为日本公司的投资已经从该国逃逸了。

企业环境排名领先于其现代企业成熟性的国家包括葡萄牙、卡塔尔和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阿尔及利亚、塞尔维亚、突尼斯、博茨瓦那、科威特和爱沙尼亚等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坦桑尼亚、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和加纳等低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许多主要企业仍依靠自然资源开采（如卡塔尔和澳大利亚）、OEM生产或严重依赖较低劳动力成本（如突尼斯、塞浦路斯和葡萄牙）为基础展开竞争的外国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补贴。在许多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加纳，部分差距源于仍致力于传统竞争方式的企业所利用的企业环境的迅速改善。在这样的国家，对企业制度、战略思考、管理实践和企业教育进行改善的努力极为重要。

国家的超绩效与低绩效

通过对当前人均收入水平相对的微观经济（企业）的竞争力水平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对一个国家的繁荣轨迹及其可持续性的进一步了解。表2-4为特定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条件下，以实际人均GDP和预期人均GDP之间的绝对差距为顺序的国家排名。我们将实际人均GDP水平高于预期水平的国家称为超绩效者，而将低于预期水平的国家称为低绩效者。

超绩效常常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因为它预示着一个国家所享有的繁荣水平在其特定的微观经济基础条件下是不可持续的。例如，现时的繁荣可以建立在外国资本的投机性流入或外国援助的基础上。

低绩效可能是短时间的，例如，如果企业环境的改善还没有全面地反映在企业的业务活动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由于政治的不稳定性或不成功的定位，低绩效也可能是一个国家实现其潜在的繁荣过程中所面临的持续不变的结构挑战的征兆。

政治背景

我们的概念范围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政府和社会背景将会影响其潜在竞争力。与2004年一样，我们利用考夫曼（Kaufmann等人，2005）所提出的数据来研究这一关系。我们发现，考夫曼对“参与权与责任”和“政府效率”的评估对解释模型中实际和预期的人均GDP之间的差距很有意义。表2-5显示了BCI分值和控制变量对人均GDP的联合回归结果。从合理的政治条件和管理中得益最多的国家是瑞士、丹麦、芬兰、新西兰、荷兰和挪威。由劣质管理导致的人均GDP绝对值减少最多的国家是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吉尔吉斯斯坦、尼日利亚和柬埔寨。

地理位置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会对其在特定竞争力水平条件下实现繁荣的能力产生影响。我们研究了地位位置的两个方面:一个国家的相邻环境——我们将其定义为有着陆地边界、直接通道或桥梁连接的各邻国以及岛国的周边国家——及其对海洋运输的接近性。繁荣的邻国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机遇，并会强化一种特定竞争力水平条件下的繁荣。使用海洋运输可以使企业更有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还可以更好地将竞争力用于贸易和投资活动。

表2-4　相对于竞争力的当前人均GDP

表2-5　对超绩效和低绩效的影响

续表

我们发现，相邻国家的平均收入在解释预期的和实际的人均GDP之间的差距方面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这与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将会强化既定竞争力水平的繁荣的解释相一致。我们还发现，在解释预期的和实际的人均GDP之间的差距方面，一个国家在从一个海洋可到达的另一个海洋或江河的100公里内的人口比例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在人均GDP方面得益于地理位置最多的国家是多米尼加（因为它与美国的接近性）、加拿大、墨西哥、瑞典和爱尔兰（参见表2-5）。在我们的回归结果中，受到地理位置负面影响最多的国家是马拉维、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和加纳。

我们的竞争力框架也提出，在相邻的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着竞争力的地理溢出。数据表明，用BCI测量的各国及其邻国的竞争力是显著相关的。全部邻国的平均BCI分值解释了国家间大约29%的BCI变化，而所有邻国的一个更高的平均BCI分值可以转变为一个国家BCI的66%。

自然资源禀赋

在思考经济发展问题方面，自然资源一直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在2004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我们更详细地讨论了自然资源对实现基础性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所具有的通常是消极的影响。

只要自然资源未被耗尽，而商品价格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自然资源出口对独立于竞争力的繁荣就具有一种直接的积极影响。毫不奇怪，我们发现石油出口国挪威和科威特在绝对数值上最多的得益于自然资源出口，而孟加拉国、冈比亚和巴基斯坦则受益最少（参见表2-5）。如图2-9所示，请注意自然资源所占的GDP比例，博茨瓦那、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科威特、阿塞拜疆和委内瑞拉是最主要的国家（参见图2-8）。挪威和科威特出现了一种人均GDP利益明显高于自然资源出口自身的直接人均价值的情况，而哈萨克斯坦和博茨瓦那的利益则出现了一个小于1的人均自然资源出口乘数。这与一种更高水平的总体竞争力使一个国家从特定数量的自然资源中获得更多利益的假设相一致。

理由尚不清楚的繁荣差距

由于对政治和管理的条件、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的控制，竞争力（BCI）对各国人均GDP 90%的变化做出了解释。在实际的和预期的人均GDP之间仍旧存在理由尚不清楚的余数，对高收入国家而言，这一余数具有绝对值更高的趋势；而对低收入国家而言，这一余数具有与GDP相关性更强的趋势。

我们发现，在各国中，意大利、中国香港、美国和阿根廷的常数项中出现了最高的余数，这反映了高于我们的模型所提出的数值之上的人均GDP，我们只能就其理由进行思考。对意大利而言，企业社团中当前存在的悲观情绪可能正导致了一种过度消极的企业环境观点。中国香港可以得益于其作为进入中国的港口的独特地理位置；美国则可能从其国土面积和企业文化中获益；阿根廷的状况可以解释为两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在经济崩溃的后果中持续的企业社团的悲观情绪，或一种在特定的国家竞争力水平条件下不可能长期持续的繁荣水平。印度、新西兰和芬兰则属于在实际的人均GDP和我们的模型所提出的其所能够达到的人均GDP之间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对印度而言，这可能反映了该国巨大的区域异质性。我们的调查可能反映了该国较繁荣地区的企业条件。对新西兰而言，距其他发达国家的距离可能发挥了作用。芬兰可能受到了非效率的劳动力市场管制輦輷訛和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所给予的激励较少的税务体制的影响，因而芬兰的潜力尚未得以充分发挥（参见本报告4.3部分中的数据表6.11）。

微观经济竞争力与快速增长之间的联系

如果微观经济能力是繁荣的基础条件，我们就应该找到二者间的一种因果联系。为了探索这一联系，我们研究了竞争力排名正在改善或恶化的国家是否在其人均GDP的增长中出现了相应趋势的问题。BCI排名的变化应该会影响人均GDP的增长，因为人均收入会对一个新的可持续水平做出上升或下降的反馈。虽然宏观经济调整和其他振荡也会影响各个时期的人均收入增长，但BCI排名的移动和中期繁荣增长之间的关系为BCI与繁荣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暗示。

将1998～2004年各国人均GDP增长对1999～2005年的各国BCI排名变化进行回归处理，我们发现了一种积极而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关系。各国人均GDP增长中大约17%的变化可以通过BCI排名中的变化解释，这种关系具有较高的统计意义。这种关系的系数意味着，在为期5年的时间里，BCI排名每上升10名，就与1.6%的更高的人均GDP增长率相联系。这种关系在我们对其进行计算的每一年里都是稳定和显著的。在这种关系中，津巴布韦落在了主回归线周围95%的显著区间之外。津巴布韦的人均GDP增长的下降甚至比预期的更多，在该国特定的政治动乱条件下，这并不奇怪。通过BCI排名的上升而提高了人均GDP但还低于预期水平的其他国家是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内全都经历了政治危机或是经济危机。乌克兰、俄罗斯和中国处于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在不同时间的BCI结果，而人均GDP增长率明显超过了预期的情况。宏观经济和政治背景中的积极变化似乎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种额外的增长推动力。

集群与出口绩效

本年度我们首次报告了来自对集群的国际商品出口数据进行分析的数据，并将其与我们取自BCI调查的数据相联系。国际集群竞争力项目輧輯訛的一系列数据来自于UNCTAD的各产业出口数据。我们利用从较早时期研究中获得的方法，将每个产业代码配给一个特定的次集群和集群，然后对一个国家发生于集群或次集群的商品出口的总体份额进行计算。而在这样的次集群或集群中，该国存在明显竞争优势或出口份额高于该国平均的世界出口份额。有关集群发展的BCI指标被表述为一个简单的度量标准，作为对四个与集群相关问题的调查反馈的第一重要成分进行计算。

表2-6显示了BCI集群排名以及集群和次集群的出口份额，一个国家在其中已经达到了一个高于其平均商品出口市场份额的世界市场份额。在如BCI中所记录的强有力的集群环境与强大的集群所拥有的较高出口份额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关系，日本、德国和美国尤其突出，但英国、法国、芬兰、瑞士、韩国和意大利也都是强有力的集群环境与集中于强大的集群的出口相一致的国家。

结　论

国家的繁荣受竞争力的强烈影响，而竞争力受制于一个国家利用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所具有的生产率。竞争力根植于一个国家微观经济的基本因素，表现为其企业的成熟性和微观经济下企业环境的质量。

长期以来，稳定的制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开放和私有化都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今年和前几年的结果表明，这些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各国人均GDP的变化中有80%以上的部分可以用微观经济的基本因素加以解释。包括政治统治、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储量在内的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并解释了为何一个国家的繁荣有时会在较长的时期内偏离其微观经济基本因素所支持的水平。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并不是很重要。

没有微观改革，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开放和私有化所推动的GDP增长将不可能持续或不会转变为GDP的提高。相反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适当的微观改革，能够大幅度减轻来自履行政府的财政责任和减少宏观经济扭曲的挑战。微观经济改革也能够减轻政府在努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市场开放免受特权阶层干扰方面所遇到的政治压力。垄断者逐渐丧失其控制力、企业改革、就业机会和创业者的增加，使得目睹这些情形的国民不太可能为再分配和政府干预的虚假承诺所欺骗。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微观经济竞争力的连续改善，才能实现持续的繁荣发展。然而，欧盟及其在2000年以后里斯本议程所发起的主动，也是反映从原则陈述到采取行动是如何困难的一个信号。欧盟的经验表明，强调处于适当地理位置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最迫切的障碍存在于国家层次，让跨国机构对竞争力负责的做法就将遭到失败。

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样的观点，即将微观改革狭窄地视作减少政府的作用和消除市场扭曲是不明智的。政府有一系列构成繁荣的基础条件的积极作用，诸如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通过设定适当的标准和提高创新的能力，刺激先进的需求。通过集体性活动和集群发展的积极性，私人部门在改善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平台方面也发挥着一种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们的研究结果再度突出了将一个国家的经济重点与其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必要性。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微观经济的升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此过程中面临着明显不同的挑战。各国必须重视正对其经济中的生产力构成制约的弱点，而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策。

表2-6　商品出口集群的绩效（包括自然资源）

续表

资料来源:国际集群竞争力项目，哈佛商学院。

注　释

①我要感谢克里斯蒂安·科特尔斯和翁伟峰，他们在报告的该部分分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莱恩·珀尔对本章的完成给予了相关的指导。

②在2004～2005年的报告中，我们统计了103个国家，其中约有10个国家都存在数据一致性的问题。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2004年的分析中统计了93个国家。今年，我们的总体样本中有116个国家，其中有6个国家因为有关数据一致性的问题而被排除在综合分析之外。

③由于模型得到了改善，这一比例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适当地上升了。

④可参见奥·玛霍尼与范·亚克的研究（O’Mahony and van Ark，2003）。

⑤相应的，欧盟已经将增加劳动参与作为里斯本议程的核心目标之一，以提高竞争力。参见里斯本欧洲议会2000年的资料。

⑥经济学家指出了另一种差异:当企业未能成功地展开竞争时，它们就会歇业；地理位置则不会。相反的，地理位置通过调整到一种更低的繁荣水平而做出反应。虽然在某些环境中是贴切的，但这种企业与位置之间的差异在此并非根本性的，这里的分析核心在于某一地理位置所能维持的繁荣的水平。

⑦参见波特的研究（Poter，2001），有关美国的5个地区的详细报告可从以下网址获得:www.compete.org

⑧哈佛学生珍·海登、蔡·迈克康奈尔、彼德·太南和亚历山大·维斯特的报告。

⑨哈佛学生团队2003年的报告。

⑩最先在波特的研究（Poter，1990）中对各阶段进行了介绍。

合作机构的想法在与乔治城大学的威利斯·埃蒙斯的联合工作中已经进一步发展，参见波特与埃蒙斯的研究（Poter and Emmons，2003）。

有关集群动力、有着清楚的动员并提升某一集群目的的IFC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概览参见索尔维尔的研究（Slvell等，2003）。

卢森堡这个业已调查的国家并未包含在计算中，因为其较小的面积、在少数几个部门的功能性集中以及几乎全部一体化于相邻国家，将其理解为一种区域经济更佳。

参见世界银行资料（World Bank，2004），在线网址:http://rru.worldbank.org/dingbusiness

参见考夫曼的研究（Kaufmann等，2005）以及网址:http://www.workbank.org/wbi/governance/pubs/govmatters4.html

我们仅使用今年所用的一系列问题对2004年的BCI排名重新进行了计算。修正过的2004年的排名与已经公布的2004年的排名之间的相关性在99%以上。

这些理由可以包括国内更大的实际异质性，以及回复者就恰当的国际标准问题而产生的更高的不确定性。

我们对那些国内变化比国家间变化更低的国家是否存在57个调查问题中至少40个的问题进行了评估。样本中有着更多异类回复的国家，包括一些今年才加入到调查中的低收入国家（贝宁、喀麦隆、东帝汶和塔吉克斯坦），也包括因为同样的数据一致性问题而早在2004年就从BCI中排除的一些非洲国家（乍得、马里和乌干达）。

在爱尔兰的案例中，出于流进外国投资者的红利数量的考虑，我们使用了人均GNI替代人均GDP。爱尔兰的GDP大约比其GNP高出20%。

表中对**＝5%和*＝10%（都是双尾测试）的统计显著性做了注释。

注意，这种方法使我们未将税收的激励效果纳入分析之中。税收与人均GDP有着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对低收入国家而言，这种关系是微弱的，同时还有一些比较成功的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对为全球竞争力报告所收集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另外的双变量回归（此处未予报告）。这些回归结果表明，在人均GDP与单个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关系。这些内容也可参见发现类似结果的伊斯特里的研究（Easterly，2001）。

参见路易斯（Lewis，2004）、波特与萨卡基巴拉（Porter and Sakakibara，2004）的研究。

预测区域有着比95%平均置信区间更广的范围。平均置信区间为一个经过重复观察的特定竞争力水平提供了一个置信区间。在对一个简单观察进行预测方面，预测区域的方法相反地反映了一种更高程度的内在不确定性。其结果对数据点与回归线的接近性的解释应该使用恰当的防止误解的说明来进行。注意，预测区域在从图的“中心”位置移开时，将会稍稍地扩大。该中心是人均GDP和平均要素分值相交部分的点。

奥地利在其税收体制的激励效果方面也出现了一种显著的改善，这反映在其公司税率中的最新变化。注意对此问题的回复并未包含于BCI分值的计算及其排名中，因为它并不与整个样本国家的人均GDP存在显著的联系。

有关日本竞争力状况更详细的研究内容，参见波特的研究（Porter等，2000）。

这也意味着这些指标与BCI之间的一种高度相关性，这为识别其独立的影响效果提供了一种统计上的挑战。

参见盖鲁普与沙奇斯（Gallup and Sachs，1999）就地理位置数据的讨论。

輦輷訛参见世界银行的资料（2004）。

当将津巴布韦从回归中除去时，方程的说服力下降了12.8%，而系数则出现了5年中BCI排名每前进10名，年人均GDP增长就增加1.2%的结果。

輧輯訛有关此项目的更多信息可以通过战略与竞争力研究所的网站获得:www.isc.hbs.edu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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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对调查回复的ANOVA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