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及问题

10.2　中国若干地区中小企业集群现象的现状、经验及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在深度和广度上把社会分工、市场需求以及企业组织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过去的企业产品生命周期长达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企业凭借同一产品的大量生产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就可获得稳定的发展。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产品生命的周期越来越短。一些高科技产品更新的速度之快，甚至连准备大规模生产的时间都没有。“灵活性”取代“稳定性”、以“快”制“大”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速度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钱伯斯（CISCO的首席执行官）曾说:“现在已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谁拥有了速度优势，谁就容易抢占市场先机。美国学者戴维斯曾就不同时代，技术、优势的保持时间与速度做过比较。

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再加上中小企业天然的经营灵活性与反应敏捷性，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地理曾指出过一个经济发展悖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本应使区位经济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事实恰恰相反，全球经济持久竞争力的获得通常依赖于高技能知识、竞争对手、老练客户、相关业务及机构的集群发展。在此大背景下，形成了世界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热。

10.2.1　中小企业集群的理论探讨

（1）国外学者的探讨

国外学者由于对中小企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开始得较早，所以大部分集中于其定义及成因上。

亚当·斯密认为，所谓中小企业集群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中小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成的群体。他是从分工的角度给中小企业集群下的定义⁽³⁾。

马歇尔从“外部经济”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是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促使小企业的集聚从而形成小企业集群。“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他认为，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对于单个厂商来说，虽然是外部经济，但是，对于某一个产业或某个产业集团来说，则都是内部经济。这种情况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适用的，因为把全部具有相同性质的中小企业集合起来（即马歇尔所说的“工业区”），并且对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进行专业化和分工，就实现了作为巨型企业特征的规模经济生产。在这里，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包括企业集群所产生的外部经济。严格地来说，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是“小企业集群”理论。这一理论是在分析产业生产成本时引入的，是立足于产业角度的分析，他通过“外部经济”对中小企业集群的讨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⁴⁾。

区域经济学家韦伯（A.Weber）把集聚因素引入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在他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在高级集聚阶段，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形成的地方工业化就是企业集群⁽⁵⁾。该定义的特点是强调了集群是企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

威廉姆森从生产组织形式的角度给中小企业集群下了如下定义:中小企业集群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众多中小企业集合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结构是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它比市场稳定，比科层组织灵活⁽⁶⁾。

胡佛在20世纪30年代论证了不同产业的区位机构之后，将规模经济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他认为，就任何一种产业来说，都有:①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②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③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而这些经济各自得以达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做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聚集体最佳规模⁽⁷⁾。

加拿大经济学家德·布瑞森（Chris De Bresson），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中利用了意大利全国调查的数据，他把创新型的小企业集群分为三类:一类是小集团（Cligne），其中所有的产业都进行双向性的创新供给——使用活动。另一类是“树”（Tree），这些产业创新供给——使用关系是单向性的。第三类介乎前两者之间，称做“差合型”，这些产业的创新供给——使用关系具有对称性、传递性的关系⁽⁸⁾。

迈克尔·波特于1998年发表了《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⁹⁾，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企业集群理论。他在其竞争优势理论基础上给出了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企业集群是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包括提供零部件等上游的中间商，下游的渠道与顾客，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属于其他产业的企业。此外，还包括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并且指出，中小企业集群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企业群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他在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时认为，除了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因素之外，技术创新的企业集群和增长的非同期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¹⁰⁾。他说:“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地分布，而是相反，它们趋于群集，或者说，成簇地发生。这仅仅是因为，在成功之后，首先是一些，接着是大多数企业会步其后尘；其次，创新甚至不是随机地均匀地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部门及其邻近部门。”⁽¹¹⁾

（2）我国学者的研究

台湾地区学者非常注重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台湾地区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他们认为，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之间紧密的产业网络关系是台湾地区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陈慧娟、吴秉恩，2000年）。将台湾地区学者的探讨概括起来大致有两大途径:一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所做的探讨；二是依据经济学的观点所进行的研究。前者认为中小企业间的协作网络关系是建立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的承诺与信任关系之上的（王如玉、曾淑婉，1992年），而这种承诺与信任关系则是需要依靠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建立，因此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维持网络安定的主要力量；由同家庭、同家族、同乡、同学、同事等所形成的关系在无形中规范并维持了网络内的运作次序（陈介玄，1994年）。从经济观点所进行的研究则认为企业会为降低交易成本、依赖稀有资源、交换彼此资源、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等原因形成网络关系（吴思华，1992年）；而网络内的成员之间则从事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甚至财务等方面的分工（司徒达贤，1992年），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¹²⁾。

广东学者李新春着重于企业网络或者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企业的网络化成长与市场发育过程的相互作用，指出企业组织创新应着眼于长期竞争优势的获取，要重视建立企业间较稳定的分工协作网络⁽¹³⁾。网络与企业集群是不同的但同时又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2001年）⁽¹⁴⁾。并根据对广东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将企业集群描绘为三种形式:历史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

王缉慈教授（1997年）阐述了网络环境的培植对于现代产业组织形式的重要作用，指出重视区域创新环境的建构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举⁽¹⁵⁾。在其后来的另一篇研究论文（1999年）中，又进一步论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区域创新环境的必要性及其方式，即自上而下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方式和自下而上的以企业为主体的方式，并以北京中关村为例，对企业自身战略与地方区域创新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¹⁶⁾。

魏守华（2003年）认为⁽¹⁷⁾，“企业群、产业群或集群是用来定义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再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通过研究集群的产业组织特征，即通过SCP框架来阐明集群的竞争优势⁽¹⁸⁾。在对产业群进行动态研究以及实证分析时（魏守华，2002年），将集群的动态阶段划分为发生、发展和成熟三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¹⁹⁾。

仇保兴博士（1999年）出版的《小企业集群研究》一书⁽²⁰⁾，可谓企业群落研究方面的集成性专著。他将小企业集群定义为“是一群自主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企业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的结构介于纯市场和层级两种组织之间，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他认为按照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来分，其形式主要有:企业群落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外围而形成的“锥型”（也称为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业的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按照企业的性质可分为:制造业集群、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等。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以小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心，对小企业集群的存在形式和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和外部条件、演进过程和趋势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最后根据其研究提出小企业集群在未来的主要演进方向为虚拟企业组织。

其他学者也对集群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对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原因方面，江浙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从区域经济（方民生，1997年；张仁寿，1999年）、非正式制度（李永刚、祝青，2000年）、制度变迁（朱康对，1999年）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也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另一些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朱康对，1999年；李永刚、祝青，2000年），这也是颇有新意的研究思路。其观点主要有:第一，历史上民间的商业传统。第二，古典心态和东方式的人文环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心态使得相互依存的小企业集群得以迅速形成（李永刚、祝青，2000年）。第三，体制漏洞和政府积极的不干预政策。由于一些地区（如温州）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不好，所以当时许多政策的约束力到此就有所减弱（朱康对，1999年），使得边际制度创新有了可能；同时当地政府也采取了妥协、默许甚至积极的不干预政策（朱康对，1999年；陆立军、白小虎，2000年），这样使得浙江的小企业集群能够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地理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的地方建立起来。第四，由于历史或者地理因素，使小企业集群选择了某种专业产品（陆立军、白小虎，2000年）。

在对集群分类方面，李永刚、祝青（2000年）认为浙江众多小企业群落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生产性小企业群落或商贸性小企业群落，任何一个功能完整的小企业群落，都是由这两个子群落共同构成的。

陈雪梅、赵珂（2001年）在对中小企业形成的内部与外部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有: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因素；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由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而形成等原因。

企业集群的不同类型反映着企业间连接方式的差异，受专用性关系资源，特别是企业家的体制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李路路，1998年；石秀印，1998年）。其中反映出企业主对降低交易成本、回避市场风险的努力以及领袖主宰欲的满足。

在研究集群的演变特征方面，除了相对集中的企业地理空间分布、企业集群的组织化、动态化等基本特征外，比较重要还有以下几点:浙江中小企业集群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专业化产品为主业，多种企业集群形式共存。它的专业性分工是一个动态的逐渐演进深化的过程，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小企业集群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性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企业（陆立军、白小虎，2000年）。浙江中小企业集群同专业市场（如义乌的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柯桥中国最大的轻纺市场）或者其他类型的市场（如义乌的联托运市场、房地产市场）共生（陈红儿、陈琪，1999年；李永刚、陈寿灿，2000年；李永刚、祝青，2000年）。

从专业镇的角度来分析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中，吴国林（2001年）认为，广东目前的专业镇经济虽然已经从“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开始创业，逐步形成规模；从构建中小企业网络开始，逐步形成某种特定商品的专业市场，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专业镇经济。但是仍然主要以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产品来占领市场。李新春也认为专业镇的产品常常选择（有意或无意地）一些“日不落”产品，如服装、制鞋、家具等。

在集群的演进过程中，由于产业集群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集群类型向另一种集群类型的更替。如果对它进行简单的分类，产业群落的更替可以有两种模式: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谓反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群落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了环境条件恶化，从而使产业群落趋向退化、衰落甚至消亡的过程。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非法经营活动都有此过程。所谓正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组织的成长和环境条件的改善，产业群落不断地从原来的初级产业群落向更高级的产业群落演进的过程。产业群落的正向更替是产业素质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环境条件不断优化的结果。

近年来，随着产业群落的不断演进，一些地区（如温州）产业群落内部的行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化方向发展。可见，随着产业集群的扩散，各集群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集群的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朱康对，1999年）。由于进入或退出集群的障碍较小，集群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也正因此，集群才能保持长久的活力。此外，各企业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以谋求企业间的关系能长期维持而及时解决成员间的不一致性，这也使得集群组织结构具有一定的可塑即动态化的特点（朱华晟，2000年）。

总体来说，目前对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都已经有了较详尽的研究。但是对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小企业集群在结构方面如何变化，其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内在结构如何，以及政府怎样促成这种转变的发生及良好发展都极少提及。而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10.2.2　我国几个典型地区中小企业集群的综合分析

（1）浙江省小企业集群

①发展现状。我国浙江省1995年小企业个数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部工业的99.78%和76.5%，每个工业企业平均拥有固定资产原值281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3%，每个企业平均拥有从业人员为14人，比全国平均少6人⁽²¹⁾。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66个县市区中年产值超1亿元（人民币）的制造业和农副业小企业集群有306个，1997年产值总量达2664亿元，约占该省工业总产值的37.4%，每个集群平均产值达8.7亿元，其中10亿～50亿元的集群91个，50亿～100亿元的集群13个，超过100亿元的集群4个。除此之外，浙江省还有年成交额超过亿元的贸易业小企业集群——专业市场286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46个，50亿～100亿元的8个，超过100亿元的3个⁽²²⁾。浙江省小企业集群的最大特点在于上述两类不同性质的企业集群的相互协同功能。专营贸易的小企业集群即“专业市场”是为设有单个规模经济的制造业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供共享的销售网络，构成了颇具特色的“浙江模式”（见表10－2）。这一“模式”经济结构对该省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促进了县城经济的快速发展。据测算，该省23个进入全国百强县行列的经济强县的小企业集群产值平均占它们工业总产值的43.6%，比66个县市区的平均水平高出6.2个百分点。这说明，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对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功能是十分明显的，而且连某些原国家级贫困县也依靠贸易业的小企业集群带动了千家万户副产品家庭作坊和小工厂而迅速脱贫致富。

表10－2　浙江省部分小企业集群情况汇总表

注:未注明统计年份的均为1997年数据。

资料来源: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二，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众多的小企业集群，为广大农民开辟了直接投资办厂的渠道，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1996年，该省农民人均收入3463元，仅低于上海、北京，已连续六年在全国省市区中高居第3位。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居全国第12位，上升到1996年的第4位。

第三，促进了城镇化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由于绝大多数小企业集群都处于小集镇，具有空间集聚的一般特点，同时也为小集镇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

②发展动因。浙江省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是由当地省情、县情和市场选择决定的，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农村工业化的产物。具体分析有三方面的成因。

第一，有赖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能工巧匠示范带动。浙江省人多地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是海防前线，人均国家投资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造就了国有工业相对弱小的基本经济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农民依托本地的历史传统和资源条件，充分发挥能人的示范带头效应，依靠民间资金形成产权明晰的多元化投资主体，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竞相快速发展，逐渐形成小型化、分散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小企业集群。如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大力发展服装产业；绍兴倚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造就了千家万户轻纺工业和商贸业；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发展成了专事小五金生产的企业群体；义乌发扬“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演进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贸易小企业集群；温州人更是发挥能创新、善模仿、会经营的特点，逐步形成了有鲜明区域经济特色的皮鞋、服装、低压电器、标牌徽章、纽扣、打火机、灯具和眼睛等产业群。

第二，制造业企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商贸企业集群）互为依托、联袂发展。有的是依托传统技艺的家庭作坊催发专业化商品交换市场，而也有的是利用国家调整期的政策空当长途贩卖，先造就贸易企业和市场，然后再带动制造业小企业集群的发展，但各种类型的模式后来都形成两者互为依托、联袂发展的格局，进而进一步集聚了国内外的相关生产要素和市场信息，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的集聚机制。如绍兴依托有1万多摊位的“中国轻纺城”建成全国最大的化纤布生产基地，1996年轻纺城成交各类化纤布14.6亿米，其中绍兴县一地生产的就近12亿米，此专项企业集群产值占到该县工业总产值的62%；义乌围绕有2.6万摊位“小商品城”形成几十个一乡一品与专业化加工企业集群，所生产的服装、袜子、饰品、钥匙坯、玩具等特色产品产值占当地工业总产值60%以上；海宁市逐步扩大皮革服装专业市场，市场优势与产业和技术优势相互结合，使皮革皮件业迅速发展为全国最大的专业性小企业集群。

第三，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及时给予扶持推动。许多独特产业群体的发展都是在当地政府的政策庇护或无为而治的放任式管理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温州市委、市政府利用温州地处交通不便、中央政府难以监督的地理特色，对当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农民长途倒卖当时还由国家控制的物资放任自流，使当地出现了浙江省最早期的专业化贸易企业集群，奠定了后来十大专业市场的基础。自此之后，义乌、永康、绍兴等地都相继做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开展竞争的决定，并兴办交易市场场所，制定了相应的帮扶政策，使广大农民的创业精神和初期资本积累转化为发展各类企业集群的动力。

③存在问题——初级阶段的产品质量问题。从已有的调查结论来看⁽²³⁾，浙江省多数小企业集群尚处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表现为产品档次低、市场定位低、难以开拓国际市场。特别是下列困难和问题，已经制约该省众多小企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集群内部组织度不高，同业无序竞争日趋严重。多数企业基本上还是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小作坊式企业，而且由于集群内部缺乏必要的组织度和协调能力，经常造成企业压价竞销、仿冒、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标准等，无序竞争越来越严重。这种同一集群内企业间的无序竞争甚至已经发展到广交会上，造成“鹬蚌相争”外商得利的局面。例如，乐清生产的10CM麻花钻头每只由2元降至低于成本价的0.53元；永康生产的磨光机每台由130元降至保本甚至亏本价的82元甚至78元，仅为国外同类同质产品销售价的1/2～1/3。

第二，品牌意识淡薄，缺少市场知名度高的企业或区域品牌。不少企业集群内部业主经营行为短期化严重存在，质量、商标、品牌意识淡薄，导致售出的皮鞋开裂，服装缩水，保温杯不保温，羊毛衫含毛率不达标等劣质产品时常出现。不少企业没有注册商标，假冒他人商标生产的情况也屡禁不止。而且由于一些企业集群产品质量差，档次低，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存在，不仅损害了本企业信誉，甚至造成整个企业集群和区域形象不佳，以致成为低劣伪劣产品的代名词，使许多产品质量好、档次高的生产企业不敢打本地的牌子，严重影响了该地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三，部分经营者素质越来越不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这方面突出的问题首先是满足于“小富即安”，守摊子、当鸡头，对企业上水平、产品上档次、开发新产品考虑不多。其次是企业员工文化水平偏低，对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很弱，内部质量管理、工艺管理水平低下，严重制约着企业进一步发展。

第四，有些企业集群所在的集镇环境污染严重，已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由于小企业集群在空间集聚的密度很大，客观上面临的环境压力较重。如绍兴县纺织工业集群污水排放量占绍兴全市总排放量的45%。而且由于集群内部单个企业规模小，没有能力单独建立污水洁化设备，地方政府也缺乏这方面的财力安排，造成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急剧恶化，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五，集群的单一产业、产品结构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浙江省的小企业集群如海宁皮衣、桐乡羊毛衫企业集群的产销季节性十分明显，除了少数规模较大、拥有名牌的企业在淡季尚能维持生产经营外，其余的小企业在上半年几乎都处于关停状态，造成大量的生产设备闲置。由于这些企业的业主和雇员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至今还拥有承包的土地，农闲做工、农忙务农已成为固定的工作模式，所以对如何利用范围经济提高设备利用率和降低市场风险的要求并不是十分紧迫，以至于对市场的反应能力提高不快。

（2）广东省高新技术开发区

①发展现状。东莞位于广州市与深圳市之间，改革开放以来，凭着近邻香港和深圳的优势，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热点之一。这里制造厂商云集，国际知名的跨国企业，如杜邦、诺基亚、三星、雀巢，以及国内著名企业方正等，都纷纷在此设立自己的制造工厂，中小企业更是数不胜数。全东莞市33个镇，镇镇有制造，其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信息技术产业，其企业超过1700家，其中与电脑有关的企业可占半数，电脑零部件配套率高达95%以上，方圆50里以内就能配齐一部电脑。

东莞电脑信息业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1995年，全市IT行业企业630多家，总产值91.91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8%，位居各行业之首。至1998年，该行业工业总产值50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占全市经济总量的20.1%；该行业工业企业数有1800多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数的12%。IT制造业已经被东莞市确立为重点发展的地方支性产业。东莞的电脑制造业具有典型的外向型特色，由于是世界第三大电脑生产基地（台湾地区）在大陆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之一，东莞生产的一些主要零部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占有率，如软驱的市场占有率达30%，扫描仪和微型马达达20%，键盘达16%，主板达15%（Tong and Wang，2000）。这种外向型的产业集群在外来资本和国际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发展速度极其惊人。但是，国内IT市场成长对这一产业群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许多国内重要的PC生产企业纷纷到这一带兴建工厂，深圳—东莞—惠州一带成为国内外生产者高度密集、物质信息交流频繁的一个重要界面。

②发展动因: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东莞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表10－3中可以看出，在广东省发展最快的“四小虎”中，东莞的外资贡献率是最高的。

表10－3　广东省及其“四小虎”外资贡献率比较（%）

资料来源:王缉慈等著:《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外商投资在客观上促进东莞地方生产网络形成的同时，已将其纳入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当中。港台地区的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时间内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下的承包生产地，形成以中小企业占主导地位、劳动密集型轻型制造业（服装制造、电子、塑料、玩具等）为主的结构，但20世纪70年代末都面临着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飞涨、成本不断上升、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的困境。改革开放后，东莞以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比较优势和邻近港澳台地区、连接广州和深圳的区位优势，成为港台地区理想的投资区位，并迅速发展成香港和台湾制造业的“加工厂"，加入到它们的国际下包网络当中。

东莞首先通过发展初级“三来一补"，成为港台制造业的低端环节，通过港台加入全球产业链，并形成了初步的产业和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利用土地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积极迎接香港较高端制造业环节、台湾地区等的电子信息产品的转移，产业从粗加工向精加工升级，从“前店后厂"到“厂店合一"，东莞迅速形成全球“现代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成为全球制造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在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价格优势，东莞又开始转向发展高科技产业。正是在全球产业链条里，在两种力量的作用下，短短的十几年里，东莞的产业从初级加工到一般加工，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到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从低端的制造业转向高端进而转向高端的高科技产业，产业结构的提升十分迅速，很快实现从初级“三来一补"到“现代制造业基地"的转变。目前，一些电子信息产品已占20%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已成为东莞的支柱产业，全球500强有30家、境外上市公司有800家在东莞。信息产业基地已初现端倪。

目前，在东莞的近1800家电脑信息企业中，有497家台资企业，占27.9%；在503亿元产值中，台资企业有67.8亿元，占13.5%。而且，东莞的台资厂几乎都是台湾厂的外包型协力厂，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完全拷贝台湾厂，与台湾地区总部保持着密切联系。可以说，大陆的合资厂及其协力工厂与台湾地区本土电脑企业共同组成了台湾地区个人计算机制造业，他们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协力网络，而且台湾地区的个人计算机制造业还在继续向大陆转移。不仅是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也有此趋势。

第二，地理和人文优势。东莞毗邻港澳，双方来往方便，交通运输成本低，土地、劳动力廉价，信息灵通。香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助于东莞进一步发展。香港与东莞之间还有着深厚的人际联系。东莞有莞籍港澳同胞60多万人，海外华侨20多万人，他们在吸纳投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优良的软环境优势。改革开放给予东莞许多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特别是引进外资方面；东莞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较早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东莞各级政府积极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收取的税费低廉，创造了成本低、回报高、风险小、见效快的投资环境；东莞政府那种对企业热情周到的服务是国内很多城市所不及的。

第四，完善的硬环境优势。东莞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战略，累计投资300多亿元（截至1998年），形成了先进的交通、通讯、能源、供水等条件。

③存在问题:

第一，“空洞化”问题明显。东莞虽然是大陆最早具规模的国际制造产业集群地，但东莞集群与国际产业体系的联结却完全依赖台商和港商，在当地的大企业或周边配套的中小企业都由外商主导，形成“无脚型”集群，它的特色是企业在当地无法生根，容易发生区位转移，导致本地产业的“空洞化”。而在2000年，随着以内销市场为主的长江三角洲集群的崛起，东莞集群面临的“空洞化”风险更加明显。并且，由于缺乏能扎根本土的生产主导型大企业，使得配套的中小企业群很容易“集体出逃”。例如，台达电子在1998年后已开始为大陆的联想、北大方正、海尔等品牌提供电子零件。当联想计算机后来在上海设立笔记本型计算机整机厂后，台资企业英业达、台达等计算机配件厂都必须围绕联想而往上海周边聚集。因此，东莞及至整个广东省在缺少消费性电子龙头品牌的带动下，逐渐失去吸引力。

第二，高级人才流失问题。人才是创新的源泉，而人才的大量流失会对本地永续发展造成极大阻碍。由于东莞的社会、文化条件远不及深圳，许多人才刚刚在东莞工作两三年，获得经验后就跳槽到深圳，使得培训付诸东流。再有，本地原有人才缺乏，教育和培训不足，而招募内地人才又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因此人才问题很突出。

第三，研究开发问题。这也是由人才问题直接引发的。不少台资厂都有将研究开发活动移到大陆的想法，但首选地一般都放在上海或深圳，因为那里人才济济。因此，东莞的企业集群仍然只能充当外商的加工厂的角色，十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3）北京中关村科技园

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北京中关村，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高新技术科技园区。它是我国科技创新模式的典范，目前其创新产出的产品已名列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之首。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迅速崛起和蓬勃发展得益于其独特的创新环境，而这个创新环境是建立在新型的管理体制和市场化运行机制基础上的，其中创新资源的高速流动显示了中关村强大的经济活力。地方政府在完善政策服务体系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①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中关村经济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陈先春创办第一个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为起点，之后在各主管部门和海淀区政府的支持下，科海、京海、四通、信通等一批科技企业相继成立，并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8年，全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在中关村成立，自此中关村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年均增速高达40%以上，并逐渐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新能源、医药与生物工程四大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到1998年，电子信息产业占全区工业总产值70%左右，光机电一体化占10%，新材料、新能源及环境科学占12%，生物与医药产业占9%。2001年底，中关村科技园区实施国家“863计划”、“攀登计划”、“攻关计划”都名列全国第一，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0.84%、61.29%、40.30%。在全国53个高新区中，主要指标名列前茅，2001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2014.2亿元，实现增加值455.7亿元，上缴税收89.4亿元，出口创汇30.5亿美元（见表10－4）。2001年与1988年相比，技工贸总收入、工业增加值分别翻一番多，上缴税收翻两番:技工贸总收入比重提高7.9%，达到16.9%；上缴税收提高4.3%，达到13.9%；对北京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6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1.2%提高到16.2%⁽²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数目迅速增长，到1998年增至4500家，2000年增到6000多家。此外，上万家电脑配件销售公司也云集中关村。

②发展经验。中关村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产业集群和创业环境三个方面。这些竞争优势的生长主要是通过政府的积极作用，营造出独特的创新环境，激活了创新资源，从而为高新技术企业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

表10－4　2001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经济发展概况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杨亚琴、陈昱雯:《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经验及启示》，《上海综合经济》2002年第10期。

第一，激活创新资源，培育创新能力。中关村是中国智力、科技、教育、信息等资源最密集的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创新资源优势。据统计，中关村地区集中了230多所各类科研机构和近70所高等院校，集聚了我国36%的两院院士和高比例专业技术人才，每年产生数千项辐射全国的科研成果。丰富的人力资源，强大的人才和技术储备是国内其他园区所无法比拟的，这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持续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中关村主要通过建立“五网”，即孵化器网络、科技信息网络、科学仪器与试验装备协作服务网络、人才培训网络、融资协作网络的方式，将处于分散、分割状态下的创新资源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本要素整合起来，加以优化配置利用，从而激活了中关村创新资源优势，培育出其独特的创新能力。

第二，塑造创新型产业体系，形成产业集群局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集成型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关村经济的主体。以电子信息为龙头，包括光机电一体化产业、新材料和新能源及环境科学产业、新药物及生物技术产业在内的四大支柱产业已经形成。这四大产业中，电子信息实现的产值占总量的80%多，其他三大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8%、6%和3%左右。按一区三园的各个产业结构来看，海淀区以电子信息为主（75.9%）、昌平区以新药物及生物技术产业为主（41.4%）、丰台区以光机电一体化为主（47.3%）⁽²⁵⁾。各个园区形成了基本协调的产业结构并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核心产业和相关产品市场。从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和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发展来看，“以贸养技”、“以贸养工”技工贸一体化的模式，是中关村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特色，这也是在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初始阶段，为中关村积累技术、资金和经验，实现追赶、成长壮大的有效途径。

第三，发挥政府作用，构建园区创新环境。

首先，中关村形成了宽松的、支持创业的政策、法律环境。从中关村园区成立以来，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措施，为园区营造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经济平台提供了制度和法规保障。

其次，创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环境。北京市财政连续三年每年拿出1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项目改扩建工程。到2002年3月底，中关村与各建设实体共签订中长期贷款合同65亿元，各商业银行对园区基础设施贷款总额已达80亿元。2002年5月底，北京市商业银行又与园区签订了300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同时，为了保证园区产业发展的合理布局和有效空间，国家科技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同意中关村园区可以在不占用耕地、不增加总面积的前提下，调整园区政策区域范围，以增加可以利用面积。

再次，地方政府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与激励人才。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新技术企业实行一定的减免税收优惠，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服务与企业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咨询所得技术性收入也享有免税优惠。同时增大对科技的投入，并协同试验区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进行多方筹集，建立了多项扶植周转基金。

③存在问题。尽管中关村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最大发源地，是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最大贸易中心，但是与美国硅谷等世界顶级工业园区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第一，园区内部各企业间缺少产业关联性。由于内部各企业间缺少产业关联性，不能形成良好的分工与协作，导致各个小企业都是封闭的“大而全”的生产系统，生产和交易成本很高，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不强，企业发展受到抑制，也没有精力去创新。而且，由于入园企业非集群化以及缺少高水平的专业分工与协作，新企业衍生的风险和成本都很高。企业衍生速度放慢，导致园区内原有企业集群缺少新鲜力量补充，一些企业开始僵化。最后，很多企业转做贸易或国外品牌代理，许多高科技产品制造商把生产线迁移到郊区或者转投到具有电脑生产企业集群的东莞。

第二，中关村不具备成熟的企业制度。中关村创业环境主要基于民营机制，最早创业的科技人员是顶着社会压力艰难起步的。体制改革初期，商品不丰富，市场不健全，中介机构缺乏，不规范的市场环境造就了一群不规范的企业，它们主要靠贸易开始原始积累。虽然20年后形成了一套制度和法规保障体系，为中关村的中小企业孵化、壮大提供了起始的游戏规则。比如，近期出台的中关村管理条例，就针对中关村发展中许多“瓶颈”性的问题做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则的丰富健全及被大家所接受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第三，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由于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即使有些小公司有很好的“思想”或称创意也无法方便地寻找到风险投资，把这些“思想”或简单的早期产品变成大规模占领市场的商品。导致了有意义的创新被扼杀于摇篮中，园区内缺乏将新“思想”商品化的能力。

第四，从政策导向上看，中关村的政府至今没有引导企业向专业化分工方面发展。过去关于企业规模的政策是“扶大育新"，重点是“扶大"，通过评“20优"、“50强"、“10小创新"，鼓励企业长大；寄希望于通过企业合并，组建大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一再改善投资环境，从外部吸引大型跨国公司。至于如何改善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鼓励大企业来扶植小企业发展，政府所做的有限。

由于外部环境不能为企业提供充分的支持与服务，部分成功的企业只有依靠通过垂直一体化和多角化经营，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承受风险的能力，从而成长为高新技术大企业。然而，小企业则将面临更艰难的竞争环境，以致创新思想有随着新兴小企业一同匝灭的危险。因此，在中关村，单纯靠技术起家的一些企业都没有长大，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不管再增加多少基础设施投资，或高精技术投资，若中小企业这一最重要的创新引擎失效，中关村的发展将失去持续性，中关村人才的潜力也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