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的实证研究

二、定量的实证研究

只是定性地说明外资确实产生了技术溢出，而不能说明技术溢出的大小，毕竟是不够的。因此，近年来，许多文献采用各种来源的大量数据进行定量研究作为理论分析的依据或支持，这也是对定性分析的重要补充。定量分析通常采用各种计量方程，设定若干变量和参数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估计。

这类方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模型选择，在选择模型方面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相对复杂的模型可能会有比较全面的结果，但由于模型越复杂，涉及的参数也越多，而参数的可靠性对于结果的准确程度影响很大，因此，很难保证结构复杂的模型得到的结果一定比简单模型的结果好。一般而言，保证模型结构抓住所研究内容的精髓，则模型越简单越好；另外，还要根据给定的资源与能力来确定模型的复杂程度。

在研究前人的相关文献时，可以发现，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有时结论还相去甚远，在计量分析中，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原因主要有三类：^[17]第一类是所应用的方法上的差别。尽管研究同样的主题，各个研究所使用的计量方程不一样，结果就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讲，仅仅由于函数形式的不同所造成的估计值差异应该是有限的。第二类是所使用的样本不同。比如，各个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不一致，等等。第三类原因是数据的处理。有些作者认为可以直接使用的数据，另外的研究者可能认为应该加以调整，这就使得结果会有出入，有时出入还会很大。

具体来说，技术溢出考察的是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性影响。“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是计量方程设定的技术性问题，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衡量指标则是研究者的选择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衡量指标；另一个是对当地企业技术能力的衡量指标。技术能力的衡量指标一般使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衡量指标则很不一致，有的采用外资企业与全行业就业人数之比，有的采用外资企业与全行业固定资产之比，等等。“……经验研究采用的大部分方法回避（证明是难以回答）这个问题：生产率溢出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较为简单的问题：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否影响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这种研究通常在计量分析的框架中进行，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对一系列假设影响生产率的变量进行回归，其中一个变量是外国企业的出现。如果外企出现变量的系数是正且统计显著，就作为从跨国公司到当地企业发生了溢出的证据。”^[18]所谓“外国企业的出现”是可以用不同指标表示的，但无论用什么指标都是间接衡量，这种间接衡量的准确性取决于数据和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准确性虽不是很令人满意，但已是目前受到最广泛承认的方式了。如果要问，“外资企业出现”这一变量的效果是否就精确地表明了技术溢出呢？这里的讨论给出的回答是：从目前的计量分析技术和国内国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这就是外资技术溢出的定量分析能够做到的精确程度了。

本书也将采用数量经济方法进行分析，这里的讨论，目的在于说明：计量分析的估计结果可以引导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外资技术溢出效应，但估计值不可能是相当精密的数值。

【注释】

[1]参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编，《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286页。

[2]也有少数国家的最低值较高，如英国、日本等。

[3]尼尔·胡德、斯蒂芬·扬著，叶刚译，《跨国企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4]尼尔·胡德、斯蒂芬·扬著，叶刚译，《跨国企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5]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8页。

[6]蒋学模、史正富，《政治经济学》（第十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3～204页。

[7]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编，《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2页。

[8]《R＆D全球化与“外化”日渐风行》［J］，《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6期，第57页。

[9]东道国可能会变得对外资产生技术上的依赖，并减弱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也有很多人为此感到担忧，相关讨论可参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编，《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233页。

[10]唐正康、缪克平，《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综述》［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3年第11期，第50～53页。

[11]朱华桂，《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03年3月，第138～145页。

[12]程宏，《利用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思路——外资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作用的思考》［J］，《南方经济》，2001年第6期，第28～30页。

[13]陈晓枫，《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及影响因素》［J］，《福州大学学报》，第13卷第2期，1999年第4期，第23～27页。

[14]爱德华·M．格莱汉姆，《全球性公司与各国政府》［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39～140页。

[15]Holger Gorg and Eric and Strobl，2001，“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a meta－analysis”，The Economic Journal，111，pp．723－739．

[16]同⑩。

[17]黄益平、宋立刚，《应用数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17页。

[18]Holger Gorg and Eric and Strobl，2001，“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a meta－analysis”，The Economic Journal，111，p．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