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事故致因理论中，人的因素（人的不安全行为）对安全生产的影响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人的因素也就是从业人员队伍和员工素质的因素。劳动力队伍和素质影响企业安全生产水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队伍素质以及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影响劳动者在市场上与雇主谈判的能力，进而影响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的决定；二是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特点决定了市场上劳动力的工资—安全水平组合的选择，低素质劳动力不仅选择了低工资水平，而且选择了低安全水平的工作，进而影响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的决定。
一、劳资谈判模型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到企业内部劳资之间的谈判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者在谈判关系中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劳动者难以争取到合理的工资待遇，而且也表现在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安全状况难以得到保证。
经济学上的“纳什劳资谈判模型”可描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假设有一名雇主A和一名雇员B，他们合作的安全价值为RR。那么RR在A、B两个人之间如何分配呢？纳什认为，这取决于双方的保留价值各是多少。
图7-1 劳资谈判示意图
所谓“保留价值”，对雇员而言，指的是他离开现在这个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找到的其他最好的机会所能带来的收益；对雇主而言，指的是他解雇现在这个雇员，重新聘用另外一个人所能带来的最多的利润。如图7-1所示，S企业是雇主A的保留安全价值，S工人是雇员B的保留安全价值，基点E是满足A、B两个人的保留价值的点，也是双方进行谈判的起始点。由E点指向RR的箭头表示安全价值R在A、B两人之间进行分配。FG是可以分配的范围。因为如果超过F，雇主所得低于其保留价值，他就不愿意参与这样的谈判。同理，箭头如果超过G，雇员也不会接受。
劳资谈判关系包含保留价值和谈判能力两个因素，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的主要是保留价值。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状态，雇员的保留价值S工人就会压得很低，他在与雇主的谈判中就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而在FG的范围内如何分配，则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强势的一方可以攫取到更多的安全价值，弱势的一方被迫处于不利地位。
一般地，劳资谈判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资方常常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工人的安全权益受损。国际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采取的手段是提高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以及提高工人组织在安全生产决策中的地位。比如，在美国，约有2/3的矿工参加了各种工会组织，工会组织为争取矿工合法的安全生产权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德国、法国、瑞典、芬兰、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定超过一定人数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人理事会或安全顾问。在印度，在国家和企业层面都成立了安全三方委员会，成员分别由工人代表、管理层代表和政府代表组成。南非也有类似的三方机制，保证工人的安全权益。
我国存在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严峻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对他们找工作非常不利，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程度不高、缺乏技能的农民工在找工作时面临更大的困难。这就决定了广大农民工在找工作时几乎不可能对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提出过高的奢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了像挖煤这样危险性比较大的工作。在关于安全生产条件的劳资谈判中，农民工与矿主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矿主利用农民工工作难找（影响保留安全价值）、组织松散（中小型煤矿企业职代会和工会组织近乎瘫痪）和素质较低（影响谈判能力）的弱势，无视各种规定，将安全投入压缩到最低水平，最大限度地攫取了本该属于工人的安全权益和价值。
二、安全—工资水平决定模型
劳动经济学原理表明，作为工作与闲暇决策的结果，理性经济主体劳动供给行为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一方面，投入劳动就要放弃闲暇，这意味着效用损失，便需要给予补偿，即支付工资。因此，工资是劳动供给的重要激励因素；或者说，劳动供给是工资的一个增函数。另一方面，从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来看，由于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总是把对生产要素的需求确定在等边际的水平上，或使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故而企业的劳动需求总是工资的减函数。这样，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通过供求双方的作用就决定了均衡的就业量与工资水平。这里均衡的含义是，劳动者在一个就业岗位得到的工资一般等于（或不少于）在其他就业机会中可能获得的工资，而某一企业对同类劳动力支付的工资水平一般等于（或不多于）其他企业支付的工资。
然而，当市场环境变化时，上述均衡将要发生变化。一个重要变化是由工作场所的非货币方面因素的差异引起的。例如，环境肮脏、恶劣的工作与环境整洁、舒适的工作相比，对于同样劳动时间和同样劳动强度的工人来说，就不能再支付同样的工资了，而是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以补偿前者给工人带来的更大的负效用。这样，即使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也会形成“补偿性”工资差别。换言之，正是由于补偿性工资差别的存在，才使得那些环境肮脏、恶劣危险的工作岗位仍然有人去冒险。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或者它的反面，即出现事故的风险性），显然是工作场所的非货币差异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那些由于技术或自然等方面的原因而导致发生事故概率较大的高风险工作与那些事故概率较低的安全性工作相比，必然也要支付较高的工资。当然，究竟哪些人选择环境较差或者高风险的工作岗位，哪些人选择环境较好或者低风险的工作岗位，还要以人们的资源禀赋、主观偏好、对恶劣环境或风险的厌恶程度为转移。对恶劣环境或者风险的厌恶程度越大，理性的主体就越不愿意去环境较差的高风险的工作岗位，这时若要激励人们去工作就必须给予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反之亦然。
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劳动力是同质的，则企业提供的工资与安全的组合应该是（高工资，低安全）、（中工资，中安全）或（低工资，高安全）。危险的工作总是伴随高额报酬的，否则，危险的工作不可能吸引到工人。
假设劳动者的效用函数是：
其中，W表示工资水平，S表示安全水平。
表示工资和安全的边际效用为正，工资水平越高或安全水平越高，劳动者所获得的效用越高。
图7-2 市场均衡：同质的但偏好不同的劳动者工资—安全选择
图7-2中横坐标表示安全水平，纵坐标表示工资水平。图中劳动者的无差异曲线与企业等成本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劳动者选择（企业提供）的最佳工资水平和安全水平的组合，在这一点上，劳动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而企业实现了成本最小化。如果劳动力是同质的（比如具有相同的技能），那么劳动力市场均衡意味着所有的劳动者都获得相同的效用和与此相对应的工资与安全水平。假设安全的边际成本为常数k，则企业利润最大化均衡条件就是：
上式表明，劳动者在安全与工资之间的取舍（边际交换）等于市场上企业安全边际投资与支付劳动者边际工资之间的交换比率。因此，如果一个劳动者（甲）偏好工资（报酬）而不是安全，另一个劳动者（乙）偏好安全而不是工资，则意味着下述式子成立：
换句话说，在图7-2中，甲的无差异曲线总是比乙的无差异曲线平坦一些。即边际工资与边际安全成本的比率是一个常数，则在劳动者具有相同技能和人力资源禀赋的情况下（表现为等成本曲线相同），市场均衡的结果是甲选择高工资但危险的工作，而乙选择低工资但安全程度高的工作。
三、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与安全水平确定
与此同时，人们也常常观察到高工资与高安全并存、低工资与低安全并存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并不是同质的。
但是，如果劳动者不是同质的，假定安全的边际成本为常数，则低工资的劳动者甲的等成本曲线将向下移动，而他的无差异曲线的弯曲程度保持不变。这样，与劳动者乙的最优点（无差异曲线与等成本曲线的交点）相比，甲的最优选择点表现为安全程度较低、工资水平较低（图7-3）。由于在同一个工作场所中，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一个工人的安全努力会自动地被其同事共享，这样，如果一群工人中存在某些更偏好工资而不是安全的工人，其结果就是企业管理者们会将工资—安全组合设计得更偏重工资而不是安全，以此吸引偏好工资而不是安全的工人。而偏好安全而不是工资的工人只能以“离开”的方式表示不满。这样一来，留下来的工人就都是偏好工资而不是安全的工人，于是，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这个事实被许多观察所证实，比如，C.Guzey（1977年）发现，在联邦德国，外来移民总是比当地居民在工作时发生的事故多。在现实生活中，与固定工相比，临时工从事的不仅是危险的工作，而且是低薪的工作。Hipple & Stewart（1996）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控制了年龄、教育、职业和行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
一般来说，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劳动者普遍受过较好的职业教育，劳动者的同质性程度较高。于是，比较危险的工作需要提供比较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到足够的工人。作为危险性程度较高的煤矿企业，就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究竟是维持既定的安全水平但提供足够高的工资来吸引工人，还是维持既定的工资水平但提供较高的安全水平来吸引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煤矿企业就有动力增加安全企业投入以提高安全水平，从而节约在工资方面的支出。这就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大为改善的重要原因。
但是，目前在我国，由于存在比较严重的二元劳动力市场问题，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差别大，劳动力之间的异质性大，煤矿企业即使不提供较高的安全水平，仍然能够以很低的工资水平招聘到足够的工人特别是低素质的农民工从事煤炭开采。这样，煤矿企业就丧失了通过增加安全投入提高安全水平的动力，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条件难以改进。由于安全属于公共
图7-3 市场均衡：不同质劳动者的工资—安全选择
物品，低素质的偏好工资而不是安全的农民工大量涌入煤矿企业，促使原有部分偏好安全而不是工资的工人逐步离开煤矿，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恶化。
此外，当社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工资补偿对煤矿安全的调节机制将不再发挥作用。因为在既定工资水平下，无数剩余劳动力在等待就业，这迫使矿工对工资和安全水平的选择转变为对就业和失业的选择，如图7-4所示，矿工对安全—工资的预期无差异曲线（等效用曲线）由EU1转变为EU2。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使矿主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具有垄断力量，而矿工处于劣势地位缺乏讨价还价能力，只能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和安全水平，甚至是更低的安全水平。因此，在供求严重失衡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对改善矿工的安全状况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此时需要政府力量进行干预。
图7-4 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的安全—工资等效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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