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与评论

通过上述全面层面的时间序列分析、以地区数据为主构成的面板数据分析以及企业个案分析三个层次的计量模型回归分析，本书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采煤机械化水平对降低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具有显著的影响。无论是全国层面、地区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的数据都证明了提高煤矿机械化水平可以大幅度降低百万吨死亡率，尽管影响大小可能不一样。因此，大力提高采煤机械化水平，特别是推进综采技术，是今后煤矿企业的重要工作，也是政府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要下大力气坚决淘汰落后采煤技术和生产能力，对从事采煤的企业设置技术“门槛”。国家应实行鼓励性政策，如加速折旧、投资补贴、投资减免、税收优惠等，推进煤矿机械化采煤工作。

第二，从业人员的素质对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有显著的影响。无论是全国层面、地区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的数据都证明了从业人员素质对煤矿安全生产有显著的影响，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是降低煤矿死亡率的又一个重要来源。这就告诫我们，今后要加大对采煤工人的培训力度，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使煤矿企业招聘到高素质的劳动力。近年来，除了少数大型国有煤矿企业人力资本、人员素质有所提高外，全国其他大多数煤矿人力资本、人员素质有下降的趋势，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些煤矿企业内部的安全培训工作有所削弱，一些煤炭、地质、采矿类高校、职业院校、中专、技校招生困难，毕业的学生也不愿从事艰苦的煤矿工作。从搞好煤矿安全生产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必须扭转。国家应扩大地矿类院校的招生规模，实行定向招生和委托培养制度，鼓励毕业生到煤矿就业；国家对煤矿企业新招收录用人员的培训实行强制性规定；国家应出台鼓励企业进行员工培训的优惠政策，如培训费可抵扣企业所得税、培训补贴等，以全面提升煤矿从业人员的素质。

第三，煤炭供需形势和煤矿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对煤矿安全生产有显著的影响。计量分析表明，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越高，百万吨死亡率也就越高。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煤矿的建设速度赶不上社会对煤炭生产的需求速度，超能力生产几乎就成为煤矿生产的“常态”。但是，要改变这种超能力生产的态势，需要投资建设一批新的煤矿企业，特别是需要建设若干个大型化煤炭生产基地。当然，这需要巨额的建设资金，而单靠现有煤矿企业投资一时难以实现。因此，煤矿建设投资今后要走资本社会化道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股份化和股份社会化；应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外资，把吸引外资参与煤矿生产建设与引进先进的采煤生产技术结合起来。

第四，企业安全投入对煤矿安全生产有显著的影响。企业层面的计量分析表明，加大安全投入确实可以显著降低煤矿企业的死亡率。全国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虽然没有把这个因素单独列出，而是把它整合到时间变量之中，而时间变量对安全生产有显著的影响。相关分析表明，煤矿企业安全投入的大小与死亡率的高低呈现负相关关系。可见，增加安全投入是降低煤矿生产事故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但是，要使企业增加安全生产投入，不能寄希望于企业的“一相情愿”，而应该加大企业承担生产事故的责任，尤其是要加大对矿工伤亡的赔偿力度，使得企业出事故后的损失成本大大超过企业用于安全生产的预防成本（安全投入），只有这样，企业出于追求经济效益的目的，才会自觉地加强安全投入。

第五，地质条件对煤矿安全生产有显著的影响。我国南方和北方地区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有很大的不同，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就是南、北方煤矿地质差异显著，这一点在计量上也是很显著的。这就提示我们，在关闭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的小煤矿时，应首先关闭地质条件差的煤矿；在下达关闭指标时，对地质条件差的地区要从严控制。但是，对那些资源基础差的煤矿退出煤炭生产时，国家要出台足够的支持政策，实行退出援助计划，使它们真正能够转产转活。

第六，产业组织结构对煤矿安全生产有显著的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乡镇煤矿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大大高于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国有煤矿。而前面的计量分析还表明，在国有重点煤矿内部，小煤矿生产的比重越大，国有煤矿总的死亡率就会上升。这说明，数量众多的小煤矿对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除了“抓大关小”、“资源整合”、严格控制小煤矿上马外，优化煤炭生产的产业组织结构也是治理煤矿安全生产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关闭现有的不上规模的、非法的小煤矿时，要给予合理的经济赔偿，否则，靠强行的行政手段“硬性关闭”，对小煤矿企业主则是不公平的。另外，对于那些试图借“资源整合”之名逃避关闭的小煤矿要坚决制止，“资源整合”应表现在大煤矿对中小煤矿的实实在在的产权整合、管理整合、安全投入上，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

第七，连续型时间变量对煤矿安全生产有显著影响。随着时间变量数值的增大，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出现了下降。连续型时间变量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安全发展理念的增强、安全监管体制的完善、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等。这揭示出搞好安全生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当作者试图加入反映煤矿安全生产状况不同阶段的虚拟变量（离散型时间变量），试图测试出不同阶段有没有显著性差异时，结果反映出各阶段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进一步说明，搞好煤矿安全生产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累积性的工作，并不因一些外在的政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突然改变。

上述结论均是通过计量方法得出的，这有力地证明了本书前述部分所论述的因素对安全生产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全面搞好我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需要多方面的长期努力。另外，任何一个单因素的改善也将有助于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的好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好上述各要点之间的关系，比如，关闭小煤矿、改善煤炭生产的组织结构和优化煤矿生产秩序，有助于煤矿安全生产，但是，关闭小煤矿至少在短期会造成煤矿生产能力紧张，从而使超能力生产现象更加突出，而这却不利于煤矿安全生产。因此，要掌握好一个度，要控制关闭小煤矿的节奏。关闭进程太快，反而不利于煤矿企业安全生产。

本处对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确认，对这些因素对煤矿安全生产所造成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计量，这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但是，应该承认，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处选择影响指标时有一定的随意性，当一些必不可少的指标缺乏时，则选择了替代性的指标予以解决，这些都对确认影响因素和计量影响程度造成了一定的不准确。今后，如果能够搜集到更多、更系统的数据，接下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直接使用原指标而不是替代指标；通过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办法，将次要的影响因素排除在外；通过设定更加科学的方程形式，对影响程度进行更加精确地确定，等等。另外，根据计算出来的数据，可以测定每年安全生产状况变动中各影响因素对其变动的贡献率，但由于数据的原因，这项工作暂时搁置。

另外，本章只是对目前我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进行了确认和计量分析，而对于世界其他主要产煤国的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则没有研究。今后的研究可以沿这个思路展开。世界上不同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状况究竟受什么因素影响、影响程度多大，在与这些国家比较时，可以得出各国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可以得知为什么有一些因素是相同的，而有一些因素是不同的？不同点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自然原因，还是社会原因，还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造成的呢？通过对相同点和不同点的比较研究，可以抓住煤矿安全生产的本质特征，对世界各国治理煤矿安全生产采取的普遍性手段和中国特殊性手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为更好地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提供理论支持。

[1]Hal Sider，“Safety and Productivity in Underground Coal Mining”，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65，No.2（May，1983），225-233.

[2]根据计算公式，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产出弹性/产出增长率×100%；各要素贡献率之和等于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