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货紧缩原因的分析

五、关于通货紧缩原因的分析

（一）凯恩斯的分析

现有文献当中，关于通货紧缩原因的分析很少，已有的分析也大多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而言的，这是因为1929～1933年通货紧缩与经济大萧条是相伴相生的，而且在某种程度说，是通货紧缩引发了大萧条，而大萧条加剧了通货紧缩，所以，大萧条产生的原因也可以理解为通货紧缩产生的原因，而据美国经济学家帕尔伯格的统计，关于20世纪2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成因，公开出版物中共出现过43种不同的解释，这其中既有实体经济因素的分析，也有货币金融因素方面的分析。在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通货紧缩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西方对通货紧缩原因的分析是与对通货紧缩定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通货紧缩的定义、成因作了探讨。西方关于通货紧缩的定义有三种：一是认为，通货紧缩就是物价水平普遍地下降，这是主流的观点。二是认为，通货紧缩是货币供给增长率过低不适应货币需求而出现的一种货币现象。三是认为，通货紧缩是经济衰退的货币表现形式。凯恩斯实际上主张第一种观点。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仅有一处提到通货紧缩，但在《货币改革论》和《劝言集》中，他多次提到通货紧缩。

凯恩斯没有直接给通货紧缩下定义，但是，他在《劝言集》中说过：“只要金本位继续存在——意味着任何地方的国际商品价格必须保持一致——就必然起通货紧缩的竞争性活动，我们每个国家都力图使自己的价格下降速度比其他国家快，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失业扩大，企业亏损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显然，凯恩斯使用通货紧缩所要表达的含义是指价格水平的下降。凯恩斯在他的《劝言集》中还说：“为了增加产量或某些商品为依据的通货的交换价可以实行降低国家通货的数量与它所需要的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购买力两者之间比率的政策，为方便起见，可以称之为通货紧缩”。在这段话中，凯恩斯将通货紧缩表述为通货升值的过程，而为了使通货升值，就需要降低通货数量与需要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产量之间的比率。虽然，凯恩斯所说的是指现金，采用的货币口径不同，但他的表述于后来的货币主义者《帕尔格雷夫财政金融大词典》中声称，“通货紧缩是一种价格下降和货币升值过程”，以及凯恩斯主义者托宾在《经济学百科全书》中的解释，“通货紧缩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每单位货币的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的上升”一样，都将通货紧缩表述为货币升值。由于货币升值与价格总水平下降这两种表述方法对应的是同一过程，所以，凯恩斯实际上就认为：通货紧缩是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这种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很有影响力。

基于对通货紧缩定义的认识之上，凯恩斯提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理论，从实体经济层面上来解释通货紧缩的成因。凯恩斯强调，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仅依赖于现有的资本产品的多少及其生产成本的大小，而且依赖于人们对资本产品未来收益的预期。在一个经济周期的繁荣后期，资本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其生产成本也在上升，但这些相对于人们的乐观预期而言，都不足以遏制投资的继续增加，这使得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加之流动性陷阱的存在，最终人们会减少投资。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常常伴随着实际利率的上升，后者又使得投资量加速减少，并通过投资乘数的作用使有效需求和收入下降，加剧经济中的失望情绪，进一步推动通货紧缩的形成。

凯恩斯的理论立足于从需求面恶化来解释通货紧缩及大萧条，迄今为止，在所有从实体经济层面上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理论中，凯恩斯的分析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到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大部分学者接受了凯恩斯的解释。但是，由于凯恩斯的分析忽视了货币金融因素的影响，其论点在20世纪40年代也遭到了庇古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反对。货币主义者对凯恩斯不重视货币政策的作用，没有注意到货币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的失误及其产生的通货紧缩效应也提出了批评。弗里德曼等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着重从货币金融层面上来寻找通货紧缩的成因，在理论上面凯恩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二）奥地利学派的解释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通货紧缩是一种派生的过程。他们认为，通货紧缩并不是独立形成的，而是由促成经济萧条的生产结构失衡所引起的。没有因投资过度而出现的经济结构失衡，通货紧缩就绝对不会发生。因此，奥地利学派关于通货紧缩的观点是与其经济周期理论即资本供给不足论或投资过度危机论结合在一起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反映于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1912年）、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和贸易周期》（1929年）和《价格与生产》（1931年）中。

奥地利学派赞成通货紧缩的第二种定义。哈耶克虽然没有明确给出通货紧缩的定义，但他认为：“不惜代价地去避免通货紧缩，就一定会导致累积性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哈耶克将通货紧缩视为通货膨胀的对立面。而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一词的原意和真意是指货币数量的过度增长，这种过度增长会合乎规律地导致物价上涨”。他认为只有货币数量过度增加而引起的物价上涨才是通货膨胀，因此，他实际上认为通货紧缩就是货币数量过度减少而引起的物价下跌，这与货币主义者的定义是一致的，即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

基于对通货紧缩定义的这种认识，哈耶克用投资过度危机论来解释通货紧的成因。他继承了威克赛尔关于货币中性的观点，认为银行系统为增加就业而扩张信贷将促使市场利率下降，使之低于自然利率，这会刺激投资，从而使经济处于繁荣的扩张阶段；随着投资的增加，投资品的生产规模扩大，自愿储蓄的经济资源无法满足投资的需要，一部分原先用于生产消费品的经济资源转向生产投资品，这使得消费品生产不足，价格上涨。而消费品价格上涨又使得居民消费支出增加，这又进一步减少储蓄。为了满足投资增加对资本的需求，银行系统就要不断地扩张信贷，这会加剧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危及货币制度的安全。加之，过度投资使得消费品生产滞后于投资品生产。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使得投资品生产部门的投资收益下降，银行的信贷质量恶化，银行体系为防范信用风险，最终会被迫收缩信贷。由于资本供给不足，投资减少，对资本品需求急剧下降，资本品价格暴跌，并最终波及到消费品生产部门，使消费品价格下跌。所以，过度投资导致了通货紧缩的发生，进而引发了经济萧条。

显然，哈耶克也主要是从实体经济因素层面来探讨通货紧缩的原因，但他的观点恰好与凯恩斯相反。凯恩斯认为投资不足是通货紧缩的成因，而哈耶克认为投资过度或资本不足是通货紧缩的原因。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理论中提出的实体经济结构失衡诱发了通货紧缩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它弥补了凯恩斯资本边际效率理论在分析通货紧缩成因时重视总量分析而忽视结构分析的不足。

（三）债务通货收缩理论对通货紧缩成因的解释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1933年在其论文《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中提出债务通货收缩理论。这种理论将通货紧缩与债务联系起来，从过度负债和债务清算引起货币信用紧缩来分析通货紧缩的原因。费雪认为，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通货紧缩是经济中过度负债造成的。费雪认为由于技术进步、经济制度创新乃至某个政治因素的作用而出现的经济繁荣，会形成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为避免债务风险，债权人和债务人会趋向于进行债务清算。由于过度负债，大量的资金被用于支付债务，这导致企业与个人的支付能力下降，企业销售困难，交易量减少，货币流通速度放慢。债务人偿还银行贷款，使银行的存款货币收缩，这削弱了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基础。由于债务清算的压力很大，企业被迫低价销售，造成物价下跌。而物价下跌又引起实际利率上升，加重债务负担，加上资产价格下降，企业资产净值减少，而企业资产净值下降又加大了其经营风险。企业用资产抵押借款的能力下降，这迫使它进一步降价销售，使得价格水平继续下跌，债务负担更加沉重，“债务人偿债越多，他们就欠得越多”，沉重的债务负担使企业亏损，破产加剧，这使实体经济萎缩。银行从自身的安全出发，会增加准备金比例，从而使货币乘数缩小，形成信用萎缩。而信用萎缩又使实体经济进一步衰退，从而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和信心的丧失，最终酿成经济大萧条。通货紧缩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商业信用的破坏过程。费雪（1933年）、明斯基（1977年）、金德尔伯格（1978年）、伯纳克（1983年，1988年、1996年）都曾分别在其文献中使用商业周期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商业信用的破坏过程。费雪认为信用危机即通货紧缩只是商业周期上升阶段的转折点，是此前经济过度繁荣之后的一个必需的经历。他认为对付通货紧缩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听任企业破产还债，从根本上解决导致通货紧缩的过度负债问题。很显然，这种方式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二是在债务清算之初就采取通货再膨胀的科学方法来防止价格水平下跌或货币价值上升，这样可以缓和债务危机，延缓通货紧缩。由于经济体系中的过度负债是靠银行的信用扩张来维持的，所以，费雪的通货再膨胀方法无非是一种使矛盾累积起来的饮鸩止渴的办法。

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在提出之初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重视，在当时主流的观点是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伯纳克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将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重新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原因，并进一步用于分析一般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主要是从金融方面来探讨通货紧缩问题，这一理论分析的重点在于通货紧缩如何不断加深，但是对于通货紧缩是如何产生的，则缺乏解释能力。在理论上有必要从实体经济变化本身来解释通货紧缩问题。

（四）庇古对通货紧缩的认识

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庇古对通货紧缩的原因也有过分析，但他对通货紧缩问题的探讨，着眼点不是要从理论上去解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货紧缩的成因，而是要从理论上去否定资本主义经济会发生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

以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体系中出现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受到了不利的需求冲击，各种原因引起的总需求的减少会造成价格总水平的下跌。显然，庇古也赞成通货紧缩的第一种定义。但是，庇古在1943年12月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古典学派的稳定状态》一文，用实际余额效应理论来否认资本主义经济会发生通货紧缩与萧条。庇古认为，当外部冲击导致价格总水平下降后，人们实际持有的财富的价值会相应增加，因此，人们会增加消费，从而导致需求的扩大和就业的增加，价格水平也会上升，经济体系会重新恢复均衡，而且经济体系恢复均衡的速度很快，不可能出现价格持续下跌和大规模失业持续存在的现象，因此，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

庇古用于否认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发生通货紧缩与萧条的实际余额效应理论，受到了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和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等人的批驳。人们从理论上反对庇古的实际余额效应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价格水平的下跌会引起人们对未来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的预期，这种价格趋低的预期会减弱实际余额效应。英国学者布赖恩·摩根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对庇古的实际余额效应所做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实际余额效应虽然存在，但其数值太小，不足以促使经济体系自动恢复均衡，对于其他反对者关于实际余额效应的这种批评，庇古本人后来也是接受的，也就是说庇古还是承认了经济体系中总需求的不足会引发通货紧缩。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现实证明了庇古否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会发生通货紧缩的观点是错误的。

（五）货币主义关于通货紧缩的理论

凯恩斯对通货紧缩的分析比较重视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相对轻视货币的作用，这种研究倾向在20世纪50年代曾受到过货币主义理论的挑战。弗里德曼主要从货币金融的角度去探讨了通货紧缩的定义、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弗里德曼赞成通货紧缩的第二种定义。他在其论文《货币数量论》中说：“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作为通货膨胀的对立面，通货紧缩也应当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没有给通货紧缩下明确的定义，但是，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供应量与通货紧缩关系的论述来看，事实上他认为通货紧缩是货币流量的增长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出现的价格水平的持续下跌，即通货紧缩首先不是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而是货币流量的增长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弗里德曼说过：“货币供给的过分低的增长率，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的绝对减少，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低的或负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紧缩绝不会发生”。显然，弗里德曼并不认为只有货币供应量，即存量下降才是发生通货紧缩的必要条件或通货紧缩的特征，他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过低就足以引发通货紧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高了还是低了这要联系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后才能做出判断，所以，他认为“对于价格波动而言，相关的变量是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而不简单地是货币的总存量”，他还说：“只有当人们可以成功地防止单位产量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增长时，通货膨胀才能够得到制止。只有当人们可以成功地防止单位产量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减少时，通货紧缩才能够得到制止。”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中认为，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在经济周期紧缩阶段是降低的。因而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M/Q的降低会引起单位产量货币流量MV/Q的下降，这就会引起价格水平（MV/Q）的下跌。可见，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紧缩是指扣除了货币流通速度影响之后的货币流量的增长不适应经济增长需要而引发的价格水平持续下跌。弗里德曼在其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中对货币紧缩到价格下降的传导机制作了说明。他认为，当货币紧缩时，货币的边际收益率上升，人们就会将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转换成货币资产，这就可能导致金融资产和实物价格的降低。

由于货币主义学派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一种货币现象，所以该学派就用货币供应收缩理论来解释通货紧缩的成因。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一书中用大量的史实来有力地论证了货币金融因素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通货紧缩及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这在西方引起了不少的共鸣。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二三十年代美联储防止银行破产的努力失败后以及从1930年底至1933年货币存量的下降，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20世纪30年代初通货紧缩及经济大萧条的主因，美联储当时错误的货币政策应对此负责。美国新经济史学家杰拉尔德·冈德森在《美国经济史新编》中则进一步认为，正是美联储的错误的货币政策使真实利率太高，货币供应量减少，银根收紧，从而引发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

货币主义学派关于通货紧缩的解释，弥补了凯恩斯分析的不足。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重视货币金融因素分析的货币主义的通货紧缩理论，尤其是弗里德曼的观点逐渐成为上流的观点。但是，货币主义的理论将通货紧缩解释为单纯的货币现象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仅用货币供应量不足来解释价格水平的下降，似乎过于简单。因为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之间主要是相关关系而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价格水平的变动可以影响货币供应量，而价格水平的变化也受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通货紧缩成因的分析中有必要引进实体经济因素如经济结构、供给价格等方面的分析。虽然从短期来看货币金融因素在通货紧缩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因素应当是通货紧缩的主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理论界对通货紧缩成因的探讨有转向实体经济因素分析的趋向。

（六）伯纳克对通货紧缩成因的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伯纳克认为，货币主义理论单纯从货币供应收缩的角度去解释通货紧缩和大萧条是不充分的。伯纳克在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的基础上，于1983年提出信贷中介成本理论，从信贷中介成本的角度去解释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关系。从而对货币主义的通货紧缩理论进行了补充。

伯纳克所说的信贷中介成本是指资金从最初的储蓄者到良好借款者的过程中的费用，包括监督成本、管理成本、会计成本以及贷款的预期损失。伯纳克认为，银行在经营中总是希望实现信贷中介成本最小化，他指出1930～1933年的银行恐慌，加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使得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收缩，降低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并提高了信贷交易的成本。信贷交易成本的上升又迫使银行提高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的上升又会进一步增加债务人无法还贷的风险，这使得银行普遍惜贷。银行的惜贷使得经营者难以从银行筹集到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这就限制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另外，消费者会因消费信贷利率的提高而减少当前消费。所以，信贷中介成本的上升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造成总产出的下降。显然，伯纳克的信贷中介成本理论并没有超出货币主义学派的货币供应收缩理论的范围，他也认为通货紧缩是经济大萧条的诱因。不同的是弗里德曼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通货紧缩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误造成的。而伯纳克认为当时的通货紧缩是信贷中介成本上升造成的。伯纳克理论分析的起点是1930年开始的银行恐慌及其引发的银行信用收缩。但是，早在1928年美联储为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就已开始实施通货紧缩政策；加之，在20年代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所以在1930年银行恐慌开始之前，美国事实上已存在通货紧缩。因此，伯纳克的信贷中介成本理论并不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通货紧缩的成因，而充其量只是解释了银行恐慌开始之后通货紧缩加剧的货币原因及其对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另外，伯纳克的信贷中介成本理论是以银行体系为考察对象的，在证券市场发达而且较为正常的情况下，这种理论对通货紧缩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