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与措施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与措施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引起了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较多思路与措施，综合起来观点如下：

（一）农民利益保护论

李昌平呼吁给农民一同等国民待遇。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同等的赋税权利、同等的国民财富占用权、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和同等的发展权利。必须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回报农民就是要取消农民负担，且国家要逐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尊重农民就要改革县乡基层政府；依靠农民是让人民群众监督管理基层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认为，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解“三农”问题。在有关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体现为这些研究要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首先要为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群众服务，要使这些研究有利于增进中国农民群众的福利，有助于“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一基本准则的真正落实。

刘修民认为，农民问题是贯穿东方社会历史过程的大问题。农民是东方社会人口构成的主体，也是社会构成的主体。在中国，只要农民占人口构成的大多数，就必须把农民看成是立国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可缺少、不能忽视的力量。要了解农民的生存处境，正确地理解农民，研究农民的现实需求与发展愿望，制定相应的农村政策。

宫希魁强调，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极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三农”问题就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作用、民主参与等领域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

武力认为，一切认识和决策的前提应是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

（二）城乡统筹发展论

陈锡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重视“三农”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过去“三农”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多地注重于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提出了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既要建设现代化农业，也要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包括加快推进中国的城镇化，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为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一个新的前途。

许经勇认为，长期保留和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农村社会经济领域，是不可能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城乡社会分工格局，把过去集中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不断扩散到农村去，才有利于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作为相对独立系统的城市领域与农村领域所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并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开辟广阔前景。

（三）结构调整论

陆学艺建议要从战略上考虑调整城乡关系，逐渐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我们要建设的是十几亿人口的统一的大市场，而不能继续搞城乡分割的两个市场，把九亿农民堵在城外。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打开城门、镇门，广开农民的就业门路，再一次解放农民，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是个方向，当然，这样大的改变或转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法规和政策出台，要逐步分阶段实施，但是再不转变，继续搞城乡分治，是不行了。

周批改认为，实行“三农三化”是改革二元体制这个“三农”发展道路上极大阻碍的有效途径。“三农三化”是指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三农三化”与二元体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即发展“三农”的动力与压抑“三农”的力量，它们是一对直接的矛盾，推进“三农三化”可以从根本上改革和削减二元体制。

郭树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一方面产出结构不尽合理，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的转换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的转换，这样的状况存在着相当的缺陷，亟待进行重大调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种缩影。因此，“三农”问题实际上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农村、农民本身的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大的产业结构来实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需要通过改善和优化总体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途径来实现。

（四）就业优先论

吴敬琏认为，在我国每个农村居民只占有1亩多耕地的条件下，即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而把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一倍甚至几倍，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难有大的提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难有大的改善。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党和政府在作出决策时，要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就业作为最重要的指导方针，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

温铁军认为，对“三农”问题，我们所有的办法大概只能瞄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够有效地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就有可能给我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一线希望。我国最基本的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

林毅夫认为，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五）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

林毅夫指出，农村地区和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大大限制了农民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六）市场化推动论

晓亮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必须把融入和适应国内外大市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壁垒必须彻底打破。土地要能够流转起来，向种田大户集中，农业的结构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生产要专业化，产品要特色化，经营要多样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应当加快。这样才能逐渐改变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三农”问题才能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现代化的城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七）城市化或者城镇化

王建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在于城市化，过去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使中国经济增长中始终有一块巨大的增长和就业空间没有释放出来。根据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经验，农村劳动力向外部转移过程中，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平均为1∶3，而我国在改革开放20年中才勉强达到1∶1，在农村内部甚至是1.5∶1。服务产业就业人少是因为城市人口比重低，由此而言，中国并非没有了外部需求拉动就没有了高速增长，只要把城市化与服务产业的增长空间释放出来，仍然可以靠内需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郭树清认为，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和解决城市经济发展问题是高度相关的，从本质上可以说是一回事。城市化是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立足点的具体依据。城市化会对基础设施、建筑业和服务业产生巨大而持久的需求，这将是今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大力发展服务业将会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的最主要途径。然而，不能就产业论产业，在现有的城乡分隔割据下，在城市化极不顺畅的情况下，这种结构调整和就业战略的落实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的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转变为非农民。

张重书认为，小城镇建设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首先，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为农民敲开致富之门的乡镇企业适当集中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农业走向产业化经营，增强获利能力，解决比较效益低下，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积累的重要条件。最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实现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缩小以至最终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