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时间：2023-05-3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浙江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居民收入分配是各个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和居民心态的平和程度。本文侧重于居民层面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研究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对居民心理行为和经济社会的影响。

浙江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居民收入分配是各个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和居民心态的平和程度。尽管改革开放的30年间浙江居民收入增长领先于全国水平，收入差距低于全国水平，但浙江居民收入分配同样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居民内部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对居民的心理行为产生不良影响。问卷调查表明，多数居民认为当前收入差距过大，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不高。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果令世人瞩目。但在社会财富这个“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在信息公开化程度不断提高、公众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三是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本文侧重于居民层面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研究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对居民心理行为和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总体描述

（一）居民总体收入呈持续性增长

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是1978年的74倍，平均每年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收入年均增长8．1%。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7元，是1978年的60多倍，年均递增14．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5%。3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呈持续性增长（见图1）。横向比较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于2001年和1985年开始位居各省区首位。从各个时期收入增长速度看，城镇居民前低后高，农村居民前高后低。80年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速度为6．0%，90年代为7．3%，2001－2009年为10．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个时期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为11．0%、6．5%和7．8%。

图1　1978－2009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城镇居民单一的工薪收入逐渐被多元化的收入结构所替代。1992－2009年，城镇居民的工薪收入比重从80．3%下降到61．6%，经营净收入比重从1．9%上升到12．1%，财产性收入比重从2．7%上升到5．2%。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动力。在农村，伴随着乡村工业的崛起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非农产业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09年农村居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重超过50%，家庭经营的农林牧渔业等第一产业收入只占16．6%，家庭经营的二、三产业收入比重超过20%，来自土地征用补偿、租金、股息红利等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比重达到10%。

（二）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

2009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8．3%和8．1%，这是平均而言。在收入增长平均数的背后，不同居民之间收入增长很不均衡，尤其是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居民，年度之间的收入波动很大，即使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居民，由于行业之间的分配机制不同等原因，收入增长速度也有明显的差别。因此，在总体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有相当部分居民收入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下降。我们观察了2005－2009年4200多个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情况，结果发现，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别有36．1%、38．9%和40．9%的家庭收入比上年下降，收入下降户比重呈逐年扩大趋势。2009年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收入比两年前下降，27．0%的家庭收入比三年前下降（见表1）。

表1　2007－2009农村居民收入下降户情况

（三）居民收入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来源于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要经过复杂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终到个人手中，受分配方式的影响，居民收入增长未必能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从过去30多年看，城乡居民收入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见表2）。

表2　浙江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1]

1978－2009年，浙江人均生产总值从331元增加到44641元，年均实际增长11．8%，财政总收入从27．45亿元增加到4122亿元，年均增长17．5%，而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分别增长8．1%和8．5%，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收入增长相差3个百分点左右。分阶段看，上世纪80年代，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但快于财政收入增长。进入90年代以后，居民收入明显落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1991－2000年，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14．1%，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分别增长7．3%和6．5%，增幅差距分别为6．8和7．6个百分点，名义增速比财政收入分别低2．6和5．1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经济增长进入相对平稳期，2001－2009年，人均GDP年均增长11．0%，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10．1%和7．8%，居民收入与GDP增长速度差距有所缩小，但与财政收入增速差距扩大到10个百分点以上（见图2）。^[2]

图2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变化图

（四）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居民收入总体增加的同时，大多数家庭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2009年，城镇90%以上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农村80%以上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尽管如此，城乡之间、居民内部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差距是我国长期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形成的，过去30多年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从缩小到扩大的过程。其变化的轨迹与改革进程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村改革触发了农业增产潜力的集中释放，加上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度缩小，1984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之比降到1．5∶1。1985年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趋缓，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2003年达到2．43∶1的相对高点后趋于稳定。与全国比较看，浙江的城乡差距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见图3），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33∶1，而浙江为2．46∶1。这主要得益于浙江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大，县域经济实力强。

图3　浙江和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图

2．居民内部之间的差距。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居民收入相对平均。从城乡住户调查资料看，城镇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5和0．2左右。随着经济的多元化，以及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居民内部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于1993年超过了0．2，2003年超过0．3，最近5年趋向稳定。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高于城镇，1983年农村的基尼系数超过0．2，1988年超过0．3，1998年超过0．35，1999年以后基本稳定在0．36左右。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均在0．3～0．4的合理区间内。但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以城乡居民为总体的基尼系数较大。根据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计算，2000年城乡居民总体的基尼系数为0．379，2003年开始超过了0．4的合理区间，2009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083^[3]（见图4）。

从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所反映的高低两个收入阶层看，2000－2009年，城镇收入最高的2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20元增加到51165元，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534元增加到9781元，两个2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倍数由3．64倍扩大到5．23倍。农村居民贫富两极差距比城镇居民更大，2009年收入最高和最低20%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1473元和2988元，两个阶层的收入倍数为7．19倍，比2000的5．51倍明显扩大。

图4　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变化

3．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1990年浙江职工平均工资为2220元，多数行业工资水平与平均工资差距在10%以内。工资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2000年全省职工平均工资增加到12414元，但行业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多数行业工资与平均工资差距超过20%，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之比为2．24∶1。到2009年，全省平均工资达到37395元，行业间差距进一步拉大，工资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之比为4．37∶1。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工资外收入，则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图5为1990年、2000年和2009年各行业的职工工资指数（以平均工资为100），从图中可以看出过去20年来各行业之间工资差距的变化。

二、城乡居民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认知

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整体改善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持续存在并有所加剧。当前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从2000年以后的资料看，GDP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2%左右，而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0．7%－0．8%；二是分配关系不合理，城乡之间、居民内部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因此，尽管社会财富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但相当部分居民得到的总是那很小的一块。为更深入地分析居民对收入增长的主观感受程度，对收入差距的主观认知度，以及对收入分配现状的接受程度，我们近期在全省部分市县开展了一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图5　1990年、2000年、2009年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指数

（一）90%的居民对家庭收入变化的感受不明显

据全省城乡住户调查，2007－2009年三年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34．7%和34．6%，其中70%－80%的居民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本次问卷调查中，当问及“与三年前相比，您家收入有没有增加”时，53．9%的居民表示略有增加，29．1%的居民表示收入基本不变，6．1%的居民表示略有减少（见表3），“略有增加”、“基本不变”和“略有减少”三项之和接近90%，另有8．1%的居民表示收入明显增加，1．6%居民表示收入明显下降，说明绝大多数居民对家庭收入变化的感受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平均。分城乡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收入增长的感受大致相近。从家庭收入层次看，收入越高的家庭感觉收入增长越快，其中家庭收入万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中，有三分之二的居民表示收入基本不变或下降，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家庭中，有85．5%的居民表示收入略有增加或明显增加。

表3　居民对过去三年家庭收入变化的判断　　单位：%

续　表

（二）居民对家庭收入层次的评价较为低调

全省城乡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城乡家庭收入2万元以下的占17．5%，2万－5万元的占46．8%，5万－10万元的占26．9%，10万元以上的占8．8%。本次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家庭2009年的收入水平时，回答收入2万元以下、2万－5万元、5万－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的居民分别占18．3%、42．9%、30．3%和8．4%，这两组数据大致相近。但从城乡分别看，城镇居民感受到的收入明显低于实际值。农村居民正好相反，2009年全省28．9%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2万元以下，2．4%的家庭收入10万元以上，问卷调查中，回答家庭收入2万元以下和10万元以上的农村居民分别为23．0%和6．8%，分别相差5．9和4．6个百分点（见表4）。

表4　2009年居民家庭实际收入和居民主观感受的收入

当被问及“与周围人群相比，您家收入处于什么层次”时，47．1%的居民表示处于中等收入层次，41．2%的居民表示处于中等偏下或低收入层次，只有10．6%的居民认为处于中等偏上或高收入层次，其中认为高收入层次的只有0．9%（见表5）。调查还表明，即便是家庭收入10万元以上居民中，仍有9．2%的居民认为属于中等偏下或低收入层次，认为是中等、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层次的居民分别占52．6%、35．5%和2．6%。因此，总体上看，居民对家庭收入层次的评价较为低调，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评价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尽管城镇居民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但对家庭收入的评价反而低于农村居民。47．8%的城镇居民认为自己家庭收入处于中下层次，比农村居民高12．4个百分点，认为家庭收入属于中等层次的占42．5%，比农村居民低8．3个百分点，认为家庭收入属于中上层次的占7．5%，比农村居民低5．5个百分点。

表5　城镇和农村居民对家庭收入层次的评价　　单位：%

城镇和农村居民在家庭收入水平认定和收入层次评价上的差异性，大体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参照系不同，居民对自身收入的评价，主要来自与周围人群的比较，虽然农村之间总体差距较大，但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农村居民之间差距往往较小；二是城市生存压力大于农村，相比之下，农村居民对现实生活更容易获得满足感。

（三）七成以上居民认为当前收入差距不合理

调查表明，超过90%的居民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只有4．7%的居民认为差距不大。分组看，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对当前贫富差距较大的认同度均在85%以上，其中城镇居民高于农村居民，低收入居民高于高收入居民。认为差距较大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比重分别为93．5%和88．6%；家庭收入2万元以下、2－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的居民认为差距较大的比重分别为93．3%、90．7%和85．5%。

在认为差距较大的居民中，有26．9%的居民认为当前较大的差距“基本合理”或“比较合理”，甚至“很合理”。但73．1%的居民认为差距“不太合理”或“很不合理”。这说明多数居民不满意当前的贫富差距。为了更直观地比较不同类型居民对贫富差距的满意程度，我们引入“不满意度指数”指标。指数最大值为90，最小值为10，临界值为50，指数越高，表示对收入差距不满意的人数越多。图6为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计算的不同类型居民对当前贫富差距的不满意度指数。

图6显示，居民对收入差距的平均不满意度指数为65．7，比均值高15．7点，说明社会大多数成员对收入差距现状不满意。从城乡看，城镇居民的不满意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问卷调查也显示，84．3%的城镇居民认为差距“不太合理”或“很不合理”，比农村居民高25．5个百分点；从不同职业看，离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人员的不满意度高于其他职业居民；从居民的文化程度分组看，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不满意度越高；从家庭收入水平看，中等收入居民的不满意度高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不满意度差异不明显。

图6　不同类型居民对贫富差距不满意度指数

（四）半数居民不满意单位内部的收入分配制度

相对于社会贫富差距，多数单位内部的收入分配相对合理一些。调查显示，对单位内部收入分配感到满意和不满意的居民大致相等。49．8%的居民表示本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比较合理”或“基本合理”，42．8%表示“不太合理”，7．4%表示“很不合理”。其中企业职工的不满意人数比例高于机关事业单位，有54．6%的企业被访问者表示本单位的收入分配不合理，比机关事业单位高9个百分点；离退休人员的不满意度人数比例高于在职人员，有58．8%的离退休人员表示本单位收入分配不合理，比在职人员高7．9个百分点（见表6）。

表6　对本单位收入分配的评价　　单位：%

三、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居民收入分配是各个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居民心态的平和程度。适度的收入差距能够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适度的收入差距则会妨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判定收入差距是否适度，除了基尼系数等经济指标外，还应该看差距的形成机制是否合理，同时也要看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的实际影响，包括对居民心理的影响。从有关统计调查资料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并由此引起总消费不足。过去十多年来，全省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近年基本稳定在35%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的消费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通常消费率出现下降。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一方面高收入者投资倾向加大，消费倾向不足，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支付能力不足，消费水平难以提高。从全省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83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0%家庭消费性支出36245元，收入最低的10%家庭消费性支出7681元，尽管低收入家庭消费水平只有高收入家庭的五分之一，但两个收入阶层的消费率分别为56．4%和97．9%，相差41．5个百分点（见表7）。从各层次居民的消费结构看，低收入家庭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受收入来源的限制，低收入家庭有需求的消费远远得不到满足。即使在中等收入家庭中，消费水平也没有达到平均值，而高收入家庭在满足家庭各种消费需求后，还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农村居民的消费情况基本类似，2009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375元，平均消费率为73．7%，其中收入最高的20%家庭人均纯收入21473元，生活消费支出13410元，消费率为62．4%，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纯收入2988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013元，当年收入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消费。问卷调查也显示，67．2%的居民表示目前家庭有资金需求，其中城镇居民比重为59．4%，农村居民比重为73．4%。居民资金需求的前5位是：购（建）房屋（48．9%）、子女上学（31．4%）、看病（28．9%）、吃穿等消费（27．6%）、买家电、汽车（27．4%）。所以，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中低收入家庭无钱可化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表7　2009年按可支配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收支

（二）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化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富人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从2009年末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余额看，万元以下的家庭占28．0%，5万元以上的家庭占31．3%。金融资产最高和最低的20%家庭分别占全部金融资产的60．2%和1．2%，户均金融资产分别为14．1万元和2700元，差距高达50多倍。农村存款最多的15%的家庭占农村居民存款总额的60%，而另外85%的家庭只拥有40%的存款。少数人手中掌握的大量的金融资产，除了部分投资实体经济外，很大一部分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利用各种投机手段获取资本收益。如过去几年中房价一路高涨，给部分资金富余的炒房者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给广大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房地产业成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强劲推手。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的巨大差距使社会财富分化现象更加突出。

（三）对居民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占居民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只能维持家庭日常消费和基本的生产开支，不仅跟不上日益丰富的社会消费浪潮，也无法应对家庭大额的刚性支出，并为将来的生活担忧。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居民对未来的收入增长缺乏信心，其中36．7%的被访者认为未来三年内家庭收入“基本不变”，认为收入下降的占4．8%（见图7），认为收入“略有增加”的占36．7%，而认为收入“明显增加”的仅占2．9%。低收入家庭（家庭年收入2万元以下）中，只有28．5%的被访者认为今后三年收入增加，而高收入家庭（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认为收入增加的比重高达60．5%。

图7　居民对未来三年家庭收入增长的预期

由于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较低，半数以上的居民担心将来的生活，有53．4%的被访者表示“很担心”或“有点担心”，其中低收入居民为64．8%，高收入居民21．1%。在居民担心的问题中，居首位的是物价上涨（63．9%），其他依次是赚钱困难（49．2%）、买不起房（36．0%）、看不起病（33．7%）、子女就业困难（27．4%）。其中低收入居民担心的前三位问题分别是赚钱困难（53．3%）、物价上涨（52．7%）和看不起病（49．7%）。中低收入群体预期收入下降和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极易导致其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和谐的障碍。

四、结论和建议

（一）当前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平均数背后的不平均。60%左右的居民收入在平均数以下，近年来居民收入平稳增长的同时，农村有40%左右的居民收入比上年下降，三分之一的居民两年收入没有增长，四分之一的居民三年收入没有增长；第二，居民收入增长大大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00年以后，GDP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2%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0．7－0．8%，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因分配关系不合理和分配行为不规范导致城乡之间、居民内部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

（二）居民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观评价及心理特征

第一，对收入增长的感受不明显，90%的居民认为家庭的收入与三年前没多大变化，只有8．1%的居民感觉收入明显增长；第二，对自身收入水平的评价普遍偏低。与周围人群相比，近90%的居民认为家庭收入属于中等及中等以下层次。相比之下，农村居民对家庭收入评价好于城镇居民，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生存压力小于城镇，对现状容易满足；第三，多数居民不满意收入差距的现状。90%的居民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差距很大”或“收入差距偏大”，其中四分之三的居民认为收入差距不合理。居民对收入差距的认知主要与自身的收入水平、学历和所处的周围环境有关。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人员对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满意度大于其他职业的人员；离退休人员的不满意度大于在职人员；高学历人员的不满意度大于低学历人员；中等收入层次人员的不满意度大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层次人员；第四，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家庭目前在购（建）房、子女上学、看病等方面缺钱；第五，居民普遍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77．5%的居民认为今后三年家庭收入不会有明显变化，只有2．9%的居民认为收入会有明显增长。此外，半数以上的居民为将来的经济状况担心，担心将来赚钱困难、物价上涨，担心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子女就业困难等。

（三）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迫在眉睫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本次问卷调查显示，在当前的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中，关注收入差距问题的居民超过50%。虽然当前的收入差距仍处于居民的主观承受力范围之内，但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迫在眉睫。问卷调查表明，城乡居民对收入分配方面应着重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诉求，城镇被访者较为集中的建议是：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50．8%）、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线（47．3%）、缩小行业收入差距（42．3%）。农村被访者较为集中的建议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4．4%）、提高农产品价格（48．6%）。

目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关口，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最近，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一个更加注重“富民”的政策信号，预示着“十二五”期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转折，目前政府所要做的是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统筹考虑各种因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

　　课题主持人　梁普明　　

课题组成员单位　总队综合处

　　　　　　　　总队专项处

　　　　　　　　湖州调查队

　　　　　　　　台州调查队

　　　　　　　　丽水调查队

　　　　　　　　桐乡调查队

　　　　　　　　诸暨调查队

　　　　　　　　永嘉调查队

　　　　执　笔　张祖民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浙江日报，201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