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生存成本变迁阐释“民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源

长三角地区生存成本变迁阐释“民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源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地区之一，出现“民工荒”现象无论是内部因素的变化，还是外部环境的改变，究其最终结果或许是一个无限量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而伴随而来的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过程中的阵痛，为使这个过程尽量缩小和减缓，如何缓解“民工荒”的理性思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生存成本变迁作为切入点，选择2005年和2009年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年度测算其生存成本的快速上涨，阐释2006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如何缓解这个现象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一、长三角地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

自2006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使这一现象暂时被掩盖。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民工荒”再次被广泛提起，尤其以长三角、闽东南、珠三角地区矛盾更为突出。

（一）“民工荒”现象区域性明显

目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存在普遍性，从2009年四季度对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对比来看，调查的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已接近2007年、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这一比率显示，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尚未出现。然而从历史数据看，这一比例一旦超过0．96，就会出现局部地区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东部地区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正印证了这个现象。

1．“民工荒”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09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最突出的地区是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的加工贸易出口业，而长三角地区也紧随其后。据2009年四季度对主要城市人力资源市场监测，东、中、西部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1、0．92、0．93，显示东部地区存在明显招工难，而中、西部地区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东部地区当中，珠三角、闽东南、长三角、环渤海的这一比率分别高达1．26、1．14、0．99和0．95，显示招工难主要集中于珠三角、闽东南和长三角。缺工企业主要是从事出口加工业的中小企业，不仅是技工和管理人员缺乏，普通劳工也开始缺乏。招工难现象在待遇低的企业尤为明显。广东省对500家企业的监测显示，300多家缺工企业月工资水平比不缺工企业低200到400元，且工作时间明显长于不缺工企业；而月工资水平达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基本都不缺工。

2．长三角地区频传“用工荒”。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待遇相对珠三角、闽东南地区高，但近年来一些招工场所“民工荒”现象也已呈上升趋势，加工资才能找到务工人员已成劳务市场一种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减少7．8%。在长三角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19．4%，分别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用工荒”的一个重要信号。

2010年春节后，浙江、上海、江苏三省内的部分地区伴随出口形势明显好转，企业订单增加后使“民工荒”现象更显突出。企业为了找到工人，纷纷提出加薪来吸引农民工，据对宁波一些用工企业调查，今年上半年农民工工资比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已达15%以上，有些工种上涨20%仍找不到人。

（二）“民工荒”现象将续延

1．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下降。来自2010年年初的一项专项调查显示，仅有62%的返乡民工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比2008年同期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另有30%表示要观望再决定是否外出，还有8%表示不再外出务工。不愿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工资太低、准备在家乡创业以及从事家庭事务。在准备外出打工人员中，超过1／4的民工不打算回原企业上班，究其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和没发展前途（占14%）。

2．农民工往中西部打工占比显著上升。2009年在东部地区就业农民工的数量比2008年减少了880万，而在中西部打工的农民工就业数量却大幅增加。这一趋势2010年还在持续。东部地区2010年春平均每个企业计划新招工156人，与2008年同期基本持平。但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平均每个企业计划新招工61人，比2008年同期增加16%。因此，2010年外出打工民工的目的地分布中，打算去东部地区的占71%，中西部占29%，后者比往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特别是就近就业比例大幅上升，河南省就近就业民工数量从2008年的600多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100万人，较2008年，2009年湖南就近就业的民工占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30%。

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生存成本的变迁

为了剖析长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内在因素，我们从农民工在城市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消费项目价格变动着手，选择长三角地区中较有代表性的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四城市，对2005年至2009年这些城市农民工生存成本的变迁进行测算，从这样一个截面去了解和洞察“民工荒”现象发生的背景和深层原因。

（一）农民工生存成本测算的可行性论述

1．农民工生存成本确立的基本原则。生存成本测算的主要依据是浙江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统计调查（简称COLI）方案，该方案明确84个基本分类为基本生活费用项目，它为计算农民工生存成本提供了基本框架。结合农民工消费特点，从中选择最接近他们消费特点的消费项目。同时，考虑实际可操作性和合理的评估。

2．生存成本中基本消费项目的确立。（1）9种主要食品消费。从COLI调查目录中的23个食品基本分类里，选择农民工最常用的9种食品，分别为大米、油、猪肉、鸡蛋、鱼、青菜、西红柿、快餐、牛奶。（2）9种基本服务项目消费。其中包括5项基本医疗服务项目、3项交通费、3项通讯娱乐费。（3）水、电、气3项日常刚性消费项目。

3．扣除部分基本生活费用中调查项目的理由。（1）教育费用的忽略。从农民工年龄构成看，相当部分由未婚青年构成。而结婚生子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子女选择在当地接收教育，其中既有生存的压力，更有对城市有限的教育资源很难向民工子女无条件开放的无奈。即便已有越来越多农民工希望或已经实现把子女接到城市就学，但就目前而言，权重过小而忽略。（2）租房的扣除。农民工生存成本中未列入居住中的租金费用，原因是相当部分民工居住在由打工方提供的集体宿舍或简易工棚内，只有少数人租得起房子甚至买上商品房，但这些人其实正在脱离打工者行列，或成为个体户、小工商业主等，严格意义上已不再是本文定义的农民工，因此，生存成本中扣除了租房项目。（3）衣着、家庭设备、日用杂品等的缺失。这三块费用在基本生活费用中权重并不大，同时考虑到四个城市间比较时，如衣着类的规格品非常难以统一，从而在价格间比较时会出现不可比性，从实际可操作性考虑，故也作了扣除。

4．选择地区和时间。选择长三角地区中较有代表性的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四城市，作为本次长三角农民工生存成本变迁的测算城市。生存成本变迁的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09年。由于“民工荒”较有代表性出现在长三角地区是在2006年，随后有些反复波动，但至2009年四季度及2010年，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象，故选择这两个具有标志性的年度，作为生存成本变迁时间跨度，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5．生存成本变迁总指数产生。总指数和分类指数通过加权汇总计算，食品、基本服务费用、水、电、气等消费的权数资料主要来源是2005年浙江城镇20%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费用结构。再根据四城市外来人口数加权得出长三角地区四城市的各类生存成本消费价格指数，最终加权计算生存成本变迁总指数。

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生存成本计算，从总体设计、调查数据获取、加权汇总、评估论证等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切实可行性，但由于受条件限制，本文农民工生存成本仅作测算依据。

（二）四年来生存成本上升近三成

根据生存成本测算的基本框架，通过4个城市的21个相同调查项目，以2005年价格构成的总生存成本作为基数，与2009年价格变动后的新的生存成本进行比较，得出2009年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生存成本比2005年上升29．8%，上涨近三成，从中可见该地区农民工的生存压力之大。

1．农民工生存成本涨幅高于其工资的升幅

通过加权计算，2009年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生存成本比2005年上升了29．8%，假设以2009年东部地区农民工年工资增幅5．2%作为2005年与2009年4年间的年平均增幅，测算得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增幅2009年比2005年上升22．4%，比测算的生存成本涨幅足足低了7．4个百分点，即工资的升幅跟不上生存成本的上涨脚步。长三角地区不再成为全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首选，从中足见一斑。而伴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增加，长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似乎也就在所难免了。

2．主要食品成本上升37．3%，升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1　长三角主要城市食品类价格的变迁

续　表

生存成本测算中，2009年的食品类价格与2005年比上涨37．3%。从表1可以看出，2005－2009年期间，四城市民工消费的食品中，很多食品价格涨幅均超过20%，其中西红柿价格涨幅最高，达127．9%，青菜价格上涨62．0%，牛奶价格上涨53．9%，快餐价格上涨了45．9%，猪肉价格上涨了40．3%，大米价格上涨15．3%，食用油、蛋、鱼价格涨幅在20%左右。而同期全国食品类价格涨幅为20．5%，长三角四城市这几类食品价格涨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2倍。

虽然受条件限制，表1中选取的食品类品种较少，与全国平均食品类CPI相比并不具备完善的可比性，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近四年来民工用于“吃”方面的支出压力逐年增加，东部地区食品类价格上涨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

3．医疗、文化娱乐服务成本上升16．8%

医疗、文化娱乐服务费上涨16．8%。从表2来看，2005－2009年期间长三角四城市医疗费用价格上涨普遍最快，其中受到规范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实施的影响，挂号费价格上涨265．7%，肌肉注射费价格上涨110．7%，住院费和血常规化验价格分别上涨80．0%和53．8%。文化娱乐收费中的数字电视费上涨23．0%，上网费上涨2．7%，电影票价格上涨45．1%。

表2　长三角主要城市医疗、文化娱乐服务价格的变迁

4．交通、水、电、气成本上升23．7%

表3　交通、水、电、气成本的变迁

交通、水、电、气价格上涨23．7%。从表3来看，由于交通和水电燃料价格大部分以政府定价为主，在四年时间内涨幅相对食品价格涨幅还属比较低，涨幅最大的是液化石油气价格上涨24．4%，其次是自来水价格上涨20．7%，公共汽车票价格上涨7．1%，出租车费价格上涨5．9%，电价上涨1．1%。

三、长三角地区“民工荒”出现的外部因素

（一）长三角区域的比较优势在缩小

近年来由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产业政策的倾斜、人力资本的进步，以及沿海企业向内地搬迁，内地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赶超沿海等，使长三角区域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缩小。

1．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赶超东部地区。早在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了对西部进行大开发的战略，2000年开始，一大批重点工程在西部逐渐落地开花。2003年起，西部又开始计划人才输入项目，一大批大学生走向西部，为西部地区的发展贡献力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7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速首次被东北地区超过而居于第二位，2008年、2009年继续延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超东部的格局。正如2006年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提到，我国内地的东北和西部一些城市竞争力在迅速提升，也印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2008）》报告中提到的，2007年发展最快的地区是中西部地区。

2．东部地区收入增幅低于其他地区，收入绝对差距在减小。从长三角地区的近年来收入增幅与全国其他地区收入比较看，长三角地区也失去了农民工唯一选择去那打工的优势，农民工就近转移加快，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根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西部地区收入增长快于东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422元，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350元，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378元。从不同地区务工收入的增幅来看，西部地区的增长要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增幅甚至低于全国平均增幅0．5个百分点。

表4　农民工在不同地区的月均收入水平及增幅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一次性调研，农民工月工资收入中，东部地区只比中西部高5%，而5年前的东部工资比西部平均高15%。而农民工在东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内地高出近25%，还有背井离乡的隐性成本，导致农民工去沿海打工的积极性下降。

3．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第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受近年国家加大对其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经济增长加速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第二方面，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持续上涨，主要来源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场地租金高涨等，再加上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迫使一些企业内迁，使得内地企业数量明显上升，用工需求增加，为农民工提供了在家乡就近就业的机会。第三方面，国家对农业补贴增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等惠农措施的落实，使农业收益比过去有所提高，部分农民返乡从事规模种植和农产品加工等，务农积极性提高。

（二）人口红利接近尾声信号的反映

当前出现的区域性的“民工荒”现象，也许在几年后将演变为全国现象。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阶段从1980年开始，大约可持续到2015年，其后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曾经以为农民工是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或将终结，伴随“民工荒”问题的凸显，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逼近“刘易斯转折点”。

1．农民工主力总人数出现下降。因为1978年以前我国鼓励生育的政策，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出现“婴儿潮”，到上世纪90年代，沿海特区的建立和出口制造业的起飞，使得对工人的需求极大提升。而此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口恰好20岁出头，存在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成为第一批进城的农民工，吃苦耐劳、生产效率高成为他们的显著特点。而今这批农民工已逐渐步入35、40岁左右的中年时期，部分民工不愿意再从事一些高强度岗位，另外，面临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现实问题，使他们背井离乡的机会成本提升，而工资收入增幅赶不上成本上升速度，使部分中年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离开城市。

数据也显示，18岁至34岁人群作为农民工的主力，总人数已从1995年高峰期的4．5亿人下降至目前的4．1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也从38%下降至30%。人口的平均年龄从1990年的25岁上升到目前的34．2岁。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空间接近尾声。据农业部测算，我国从事农业生产实际需要不到2亿劳动力，因此目前还有近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然而，根据蔡昉（2007）的研究显示，这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年龄已达40岁以上，不太适合转移就业，因此实际剩余仅有约5000万人。根据过去每年新转移600万到700万农民工的速度，大概7、8年后农村就将再无剩余劳力可供转移，这与人口专家预测的我国人口结构拐点为2015年正好吻合。因此目前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已经由过去的无限供给，逐渐接近供求平衡。最后剩下的那部分劳动力必须以更高的工资收入、更好的工作条件，才能吸引出来。

四、缓解“民工荒”现象的理性思考

“民工荒”在沿海地区的出现无论是内部因素的变化，还是外部环境的改变，究其最终的结果或许是一个无限量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而伴随而来的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过程中的阵痛，为使这个过程尽量缩小和减缓，如何缓解“民工荒”的理性思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速城市化发展步伐

缓解“民工荒”现象从源头看，就是要挖掘农村劳动力的潜力，以提供更多走出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人口红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带来额外的可转移劳动力，使这个阶段尽量得以延续。

1．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的空间很大。我国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地广人稀的美国，也低于日本、韩国等耕地条件与中国类似的国家。单位农村劳动力的粮食产出不到韩国的一半，不到日本的1／4。以纯理论上假设，若目前我国的生产效率提高到韩国的水平，将还有1．7亿剩余农村劳动力可供转移。如果提高到日本的水平，则有2．3亿剩余农村劳动力可供转移。实现规模种植，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农业补贴和技术应用等，实际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可能与理论上的数据有一定差异，但这个提升的空间很大。

2．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享受不到很多公共服务，因此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伴随未来人口结构老化，老了的农民工可能大举返乡，造成“去城市化”局面。因此，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改变现有城市户籍制度，防止“去城市化”局面的发生，使走出农村的农民工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创造更加优越的外部生存环境

1．长三角地区应率先进入后工业化发展时代。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发达区域之一，应该率先摆脱以高能耗、高污染、大量廉价劳动力为特色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后工业化发展道路。在此前提下，农民工工资稳步增长机制才能得以完善，“民工荒”问题也能得以缓解。

2．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创造更好的外部生存环境。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可以划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合法收入和安全生产的基本保障，这是一项基本权利保障，国家都有明确条例规定，但各地仍屡屡发生如讨不到工资、工伤频发而无保障等等。应尽快健全管理部门对用工单位的督察监管体制。而一旦有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由政府的相关部门出面，为民工维权，使农民工最基本的生存权得到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第二层面是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服务，充分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同城待遇。首先表现在子女就学的同城待遇上，尽管近年来许多城市为外来农民工子女就学提供一定的公立学校，但受教育资源紧缺影响及农民工生存压力，农民工子女能在城市上学的只是凤毛麟角。其次是参加医保比例极小。现有保障机制几乎没有把农民工医保列入城乡医保体制内，外加农民工频繁跨省的流动性也给实际操作增加难度。其三是社会其他保险，如养老、失业、工伤等。尽管目前保险机制并没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尤其在新《劳动法》实施后，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同城待遇，但实际上由于总体收入过低及流动性，农民工无奈放弃参保。

（三）全面认识新一代农民工，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1．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以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文盲占1．1%。但低年龄组中高学历比例要明显高于高年龄组，30岁以下各年龄组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均在26%以上，其中，21－25岁年龄组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达到31．1%，充分展现新一代农民工的成长潜力。

2．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据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出生于8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数量目前已达9000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超过60%，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然而，这部分农民工属于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一代，其数量上难以超越过去的婴儿潮一代，由于其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在就业选择、工作条件、劳动保护上也有更高的要求，不再像父辈一样愿意在工资水平极低、长期加班的企业就业，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的需要。

3．让新一代农民工更加愿意融入城市。不同人群集聚是一个城市是否繁荣、开放、有生命力的真正体现。我们生活的城市假如没有农民工的存在，其生活成本会大幅提高，且生活会变得极为不便。因此，全面认清农民工是城市市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大家的共识，才能从根本上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让其尽快找到归属感。

消费价格处　叶飞霞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