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难点及对策研究

扩大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难点及对策研究

消费不仅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关乎民生的大问题。扩大消费，最大的潜力在农村。通过对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现状的总体分析，运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弹性分析方法，将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项目分为基本型、成熟性、成长型和潜力型四类。在此基础上，提出扩大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在成长型和潜力型消费。但目前有四大问题制约农村消费需求扩大，为此，笔者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建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作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从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涉农补贴规模等多方面入手，稳步扩大农村需求。近年来浙江农民收入的日益提高和消费观念的逐步转变，为农村消费增长提供了极大的上升空间。但是，当前浙江农村居民仍存在消费意愿偏低、消费对收入的变动反应相对滞后等问题。如何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克服农村消费的难点，有效地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值得认真思考。

一、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现状

2009年浙江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比2003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7．9%，比2003年下降3．8个百分点，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60%以上相差甚远。因此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成为当务之急。

（一）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下降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浙江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尽管近几年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总体上仍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按生产法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31元达到了2009年的44641元，经济增长的拉动方式由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消费需求拉动为主到投资需求有所增强，此后，又由投资需求拉动为主转向投资消费双拉动。但在此过程中，作为最终消费组成部分的农村居民消费却难有好的表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呈逐渐下降之势。从农村居民消费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看，由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30%以上，降到21世纪90年代的20%以上，至新世纪后又降到20%以下，2006年以后更是降到10%以下，至2009年占比已降到7．9%。农村居民消费在宏观层面上处于不断萎缩的趋势，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持续下降。

（二）农村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收入增长

2000年浙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为人均3231元，至2009年达到7375元，9年间增加4144元，增长1．3倍，平均增速为9．6%。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4254元增至2009年的10007元，年均增速为10．0%。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滞后于收入的增长。从图1可以观察2001年至2009年各年的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情况。可以看出：9年之中，2003、2005、2006年农村居民消费增速高于收入增速，2001年收入与消费增速一致，其余年份消费增速均不及收入增速。特别是近3年，消费增速低于收入增速的趋势十分明显。

图1　2001－2009年浙江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增长率比较（%）

（三）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结构与城镇居民差异较大

统计显示，浙江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且差距未见缩小。从2000年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7020元上升到16683元，增加96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3231元上升到7375元，仅增加4144元。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倍数则从2000年的2．17倍扩大到2009年的2．26倍，其中2002年差距最大，为2．36倍。目前，农村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耐用消费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普及率分别是城镇居民的86．4%、86．0%、70．6%和38．7%，大部分仅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居民家庭的水平。衡量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2009年农村居民为37．4%，也高于城镇居民33．6%的水平。初步估算，总体上目前浙江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大约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约落后近10年。

浙江农村居民不仅与城镇居民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差距，而且其消费结构也有待升级。从图2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在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娱乐等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消费项目上的支出比重均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在食品、居住和医疗保健等属于基本生活保障范畴的消费项目上的支出比重明显偏高。

图2　2009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

二、浙江农村居民消费分类分析

（一）分析方法

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内部各类消费项目分析，主要考虑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采用弹性分析法和生命周期分析法进行分类分析，以发现不同消费项目的不同属性。

1．弹性分析

分为时间弹性分析和空间弹性分析两种。所谓时间弹性是一定时期内收入每增长百分之一，某类消费增长的百分数：

ETi＝［（Cit－Ci0）／（Cit＋Ci0）］［（Yt2212／Y0）／（Yt＋Y0）］

公式中，ETi为第i类消费的时间弹性；Cit为第i类消费第t期的消费额；Ci0为第i类消费基期的消费额；Yt为第t期人均纯收入；Y0为基期的人均纯收入。

所谓空间弹性是指收入每增加百分之一，某类消费增加的百分数，但此处的增加不是不同年份的增长，而是在同一空间维度内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家庭之间的差异，因此我们试用40%高收入户和40%低收入户的收入比较来体现这一差异。某一年份计算空间弹性的公式为：

ESi＝［（Cih－Cil）Ci］［（Yh－Yl）／Y］

公式中，ESi为第i类消费的空间弹性；Cih为第i类消费40%高收入户的人均消费额；Cil为第i类消费40%低收入户的人均消费额；Ci为第i类消费全部居民家庭的人均消费额；Yh、Yl、Y为40%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以及全部居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

为了分析方便，对时间和空间弹性指标均进行标准化调整处理，即每一类消费的时间或空间弹性都除以全部消费支出的弹性。

2．生命周期分析

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lifecycle）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是把一个产品的销售历史比作人的生命周期，要经历出生、成长、成熟、老化、死亡等阶段。就产品而言，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分成引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我们将结合弹性分析和生命周期理论，把全部消费大致分为基本型、成熟型、成长型、潜力型等4类（见表1）。

（二）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项目分类分析

按照以上理论分析框架，以时间弹性和空间弹性二维数据为依据，用“四象限法”，以“弹性＝1”为分界线，把农村居民的主要消费项目分为如表1中所列出的四类（空间弹性按2009年40%高收入家庭对比40%低收入家庭计算，时间弹性按2009年对比2004年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同时，由于八大类消费中每一类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其细分项目之间往往是不同质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而属于不同的分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每一类内部的细项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以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表1　居民消费项目分类表

表2　浙江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分类

1．食品类

食品是农村居民家庭最主要消费项目之一，2009年浙江农村居民食品消费额占全部消费的37．4%。从弹性数据来看，食品主要用来满足居民的生存需求，大类上属于“基本型”，其内部各项除在外饮食属于“成长型”外，其余均属于“基本型”（见表3）。

表3　浙江农村居民家庭食品类消费弹性

2．衣着类

衣着类也是农村居民家庭基础消费项目之一，但从近几年数据看，衣着类消费增长较快，2004－2009年时间弹性为1．25，而且其内部的服装、鞋类两个中类时间弹性也均超过1，同时，衣着类空间弹性也在1以上。因此，衣着类消费属于“成长型”消费，这表明衣着对于农村居民正由“遮体御寒”的基本消费走向追求时尚化、装饰性功能，这种趋势使得衣着类消费需求保持经久不衰（见表4）。

表4　浙江农村居民家庭衣着类消费弹性

3．居住类

居住类消费无疑是农村居民家庭中关系到老百姓基本生活的重要消费项目，在八大类消费中仅次于食品类，占全部消费的18．5%。弹性数据表明，居住类消费总体上属于“成长型”消费，但居住类消费内部细项存在差异：

水电燃料消费理论上应该属于“基本型”消费。但是，虽然其空间弹性较小，但近几年价格的上涨却使其时间弹性大于1，客观上使之成为“成熟型”消费。

购买住房支出具有十分明显的“潜力型”特征，购买商品房对广大的农村中低收入者来说，为奢侈消费，尚难以普及。

建筑材料支出属于“成熟型”消费，表明浙江农村建房已成为普遍现象，而装修材料支出由于农村居民对居住要求的日益提高，正处于上升阶段，属于“成长型”消费。而浙江农村外出人口的不断增加，使房租支出迅速成为“成长型”消费（见表5）。

表5　浙江农村居民家庭居住类消费弹性

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类别中相对属于较小的一类，占全部消费的4．8%。根据弹性分析，家庭设备用品大类从数值上看属于“基本型”消费，但其2004年空间弹性大于1，2009年接近于1，事实上是处于“基本型”与“潜力型”之间。再从内部来看，除了日用品类属于“成熟型”，其他各类均属于“潜力型”，因此总体判断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应属于“潜力型”消费。分细类看，家庭机电设备空间弹性较大而时间弹性小，属于“潜力型”消费。这表明，耐用消费品内部仍存在较大的档次差别，高档耐用消费品只为高层次家庭所拥有，且还没有到大规模普及阶段，而低档耐用消费品则已经饱和而缺乏新的增长点。日用品的空间弹性趋于下降并保持在1以下，但时间弹性达1．19，因此，日用品消费总体上属于“成熟型”（见表6）。

表6　浙江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消费弹性

5．交通和通信类

总体来说，交通和通信类消费空间弹性和时间弹性都较大，属于“成长型”消费，是近年来支撑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交通方面，交通工具以及与之相关的车辆用燃料及零配件的空间弹性和时间弹性均达到2左右，具有明显的“成长型”消费特征，而交通服务目前仍属于“潜力型”消费，这与农村居民交通方式上的层次差异有关。

在通信方面，通信工具和通信服务表现出了不同的弹性特征，通信工具属于“潜力型”消费而通信服务属于“基本型”消费，这种弹性特征对应移动通信及家庭上网的生命周期过程（见表7）。

表7　浙江农村居民家庭交通和通信类消费弹性

6．文化教育娱乐类

文化教育娱乐类消费是八大类消费中比较重要的一类，2009年占全部消费的10．9%，从弹性特征判断，文化教育娱乐类作为大类，总体属于“潜力型”消费。

占文化教育娱乐服务大类最重要部分的教育支出属于“潜力型”消费，其中，学杂费支出属“基本型”消费，时间弹性为负，这主要是近几年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一再减轻教育负担的结果；普遍而快速上涨的托儿费用使其属于“成熟型”消费；成人培训费属于“潜力型”消费，有望成为拉动教育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文化娱乐方面，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属于明显的“成长型”消费，是目前支撑消费增长的热点之一（见表8）。

表8　浙江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消费弹性

7．医疗保健类

医疗保健类支出占浙江农村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不大（2009年为8．3%），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性消费项目。从数据来看，医疗保健类作为大类的空间弹性小于1而时间弹性大于1，属于“成熟型”消费。在该大类中，药品费作为必不可少的家庭支出，属于“基本型”消费；保健用品虽然仍属于“奢侈品”，但其“奢侈”程度正在下降，属于“成长型”消费；而“医疗费”虽然根据一般理解应为“基本型”消费，但数据显示医疗费却属于“成熟型”消费，这较大程度上和我国医疗制度改革有关，目前医疗费的这种“成熟型”特征，表明农村居民不分贫富都在承担着越来越高的医疗费（见表9）。

表9　浙江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类消费弹性

8．其他商品和服务

从弹性分析来看，“其他商品和服务”总体上属于“潜力型”消费。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时尚消费逐渐兴起，金银珠宝饰品、化妆品、美容费均具有较高的空间弹性和时间弹性，属于典型的“成长型”消费（见表10）。

表10　浙江农村居民家庭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消费弹性

（三）结论

我们对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项目进行了细致地分析，目的在于科学地归类，以便找出浙江农村需求的潜力所在。根据以上分析，将主要消费项目归为四类：

第一类，“基本型”消费。主要包括购买各种食品、通信服务、学杂费、药品费等必不可少的支出，以保障农村居民日常最基本的饮食、交流、医疗、教育等支出，此类属四类消费中最大的一类。

第二类，“成熟型”消费，其特征与“基本型”较为类似，属于居民家庭重要的支出项目，多数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其支出的增长往往与价格变动有关，包括水电燃料、日用品、幼儿费、医疗费。此类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仅次于“基本型”消费。

第三类，“成长型”消费。主要是目前的消费热点，包括：在外饮食、衣着、房租、装修支出、交通工具及相关费用、文教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服务、保健用品、其他商品和服务。此类消费支出占比居第三。

第四类，“潜力型”消费。主要是新产品推出较快的高科技产品领域以及与生活质量升级有关的消费项目，包括购房、交通服务、通信工具、成人培训。

从以上分类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基本型”、“成熟型”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了较大的比重，是消费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鉴于“基本型”、“成熟型”消费在不同层次家庭差别较小，因此，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基础是由包括低收入家庭在内的所有层次居民共同支撑总量。

（2）“成长型”消费项目比重也较大，加上其增长速度也较快，因此“成长型”消费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由较高层次居民家庭逐步普及到普通家庭的梯度增长的“成长型”消费项目是消费增长主要动力。

（3）“潜力型”消费项目相对较少，而且从这些项目的属性来看，有些是受市场主导的新型消费，随着时间推移一般会逐渐普及，但有些主要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开始普及的时间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的改善。

综合以上分析，从农村居民各类消费项目本身的客观属性及其生命周期特征来看，当前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重点应该放在促进“成长型”和“潜力型”消费上。

三、扩大浙江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与难点分析

（一）重点：“成长型”和“潜力型”消费

通过对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其内部结构剖析，我们清晰地看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重点在于“成长型”消费和“潜力型”消费。下面具体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1．住房消费

从中国传统观念来看，农村住房条件的好坏始终是一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好坏的一个标志，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这一观念经过长期的积淀，并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盖新房，改善居住条件。从另一层面，之前的数据分析也告诉我们，农村居住支出大类作为“成长型”消费，正成为拉动浙江农村消费增长的动力之一。伴随着浙江的新农村建设，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善正在逐步进行中。更值得一提的是，比较富裕的农户已经在城镇购置了商品房，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客观情况，使农村居民购买住房的需要开始显现，并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理所当然成为拉动农村消费的“潜力型”消费。因此，住房消费在较长的时期仍将成为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重点。

2．耐用品消费

多年以来，耐用消费品一直是农村居民家庭重要消费支出项目，但随着居民家庭家用电器的不断普及，总体市场需求一度趋于减缓。但通过对不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分析，我们发现以下情况：一是传统耐用消费品的时间弹性往往小于1，原因在于传统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快，且在以新款取代旧款的过程中，旧款往往会降价，同时，传统耐用消费品普及率较高，需求的数量有所萎缩，因此时间弹性小于1。二是新型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大多属于“成长型”或“潜力型”消费，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三是大多数耐用品需求的空间弹性超过1，不同收入阶层的拥有量差异较大。数据显示，2009年底，虽然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的普及率较高，但是热水器、微波炉、电脑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普及的家电拥有量不同收入层次家庭间差异较大（见表11）。因此，随着农村居民家庭特别是较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普遍提高，这些电器将不断普及，带来不小的新增需求。

表11　浙江农村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2009年末）

3．汽车消费

从前面分析可知，与汽车有关的消费，包括购车、燃油及维修保养等支出，是典型的“成长型”消费。尽管目前浙江农村居民中购车的仍为少数，但在近几年的农村消费中已展现出快速的增长势头。家用汽车从“无”到“有”，2009年拥有量每百户达到6．2辆，其中20%的高收入户每百户达到12．6辆，增长势头十分明显。随着农村道路状况的改善和农村出行半径的日益扩大，汽车消费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时尚消费

近几年来，个性化、时尚化、品牌化、高档化趋势带动了包括服装、饰品、化妆品、美容美发、旅游、个人数码产品等时尚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刷卡消费、网络消费渐入农家。之前的弹性分析表明，这些消费项目大多数属于“成长型”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逐年提高和消费观念的不断更新，时尚消费必将成为居民家庭最具发展潜力的消费内容之一。调查显示，2009年浙江农村居民家庭花在衣着、化妆品、美容美发、休闲旅游等时尚消费方面的支出人均585元，2004－2009年年均增长13．5%。而网络的快速发展和计算机的逐渐普及，使农村居民的娱乐及其他消费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2009年浙江农村居民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与服务的人均支出虽然金额不大，但增速特别快，比2008年增长了近50%。

（二）难点：四大问题制约农村消费需求扩大

1．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限制农村居民消费能力

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基础，农民收入的多少，将直接决定农民在市场消费中支付能力的大小，从而也决定了农村市场需求的大小。浙江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近年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发展的疲软和农产品出售价格的不稳定，使得家庭经营收入难以稳定持续地快速增长，而外部就业环境的严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限制，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近5年，浙江农民收入的实际增幅分别为6．4%、9．3%、8．2%、6．2%、9．5%，年均实际增速仅为7．9%，低于同一时期浙江经济的增速，这将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2．收入差距扩大阻碍消费潜力发挥

浙江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由1998年的0．3554上升到2009年的0．3634，虽然仍处于相对合理区间，但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布差异导致农村居民内部消费差异。2009年全省人均纯收入20000元以上的农村居民占整个农村人口的6．8%，但他们的收入却占农村总收入的20%，远远超过其人口比重，收入差距的拉大，使社会财富向少数高收入者集中，而高收入者由于自身消费能力受生理极限的约束，物质消费已相对饱和，边际效应递减，在消费达到一定程度后，收入转化为消费的速度放缓，而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虽有消费欲望但却缺乏消费能力，结余购买力的不均衡分布使低收入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更加缺乏弹性，最后导致全社会消费倾向降低。

3．消费传统导致农民轻消费重储蓄

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历来崇尚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和传统的攒钱模式，即使手中有钱，农民依然对花钱显得十分谨慎，长期以来形成的过苦日子的消费习惯一时难以改变。因此农民沿袭多年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决定了其消费水平就是维持基本生存消费，逐步地发展享受消费，总体储蓄意愿较强。2009年末农村居民银行存款人均10919元，是2004年的2倍，年均增速明显快于收入和消费，同时，2009年年末的农民人均储蓄额也高于生活消费支出。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教育负担重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

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城市倾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十分迟缓，现有保障机制整体上严重滞后于城镇水平。农民要承担的支出重，削弱了消费能力，也影响了当前消费。让农村居民普遍头痛的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已经成为当前阻碍农民扩大消费的羁绊。倘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步子跟不上，农村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难以排解，他们即使有钱也不敢花，即使有消费需求也不肯轻易加大支出。同时，虽然近年来农村教育受到的扶持不断加大，农民教育负担有所减轻，但压力仍在，特别是高等教育费用，很大程度上会使普通的农村居民缩减日常生活费用。

四、对策与建议

由于农村居民家庭不同类型消费存在很大区别，我们需要加以区别对待。“基本型”和“成熟型”消费，更多地反映了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成本，其消费支出的增加更多地意味着消费负担的增加。而“成长型”、“潜力型”则是反映现在或将来能够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在制定扩大消费政策时，应以促进“成长型”、“潜力型”消费作为重点进行培育，即刺激中高收入居民家庭对较高层次消费的需求来扩大消费。同时，我们需要结合目前浙江农村存在的几个难点问题，综合性地提出对策措施。

（一）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户的收入水平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首先要保持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这是扩大农村消费的基础。而中低收入户作为农村居民的大多数，其收入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民整体的收入增长，同时，也有助于消费的有效拉动。况且，“成长型”和“潜力型”消费的共同特点是空间弹性大于1，消费需求对收入富有弹性，因此，增加收入、提高中低收入户收入水平，有助于拉动以上两类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支农扶农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提高农民工工资标准，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让农民收入保持稳定快速地增长。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消费预期

尽管通过国家、省、市级的多方努力，浙江初步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有所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90%以上，60岁以上老人养老金制度建立，但这种保障是不全面，也是低水平的，治病难、养老难等问题仍然是制约农村居民即期消费的因素。我们应当在农村建立起一种老有所养、居有所定、病有所治、孩子们学有所上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并不断提高保障的水平，从而解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

（三）倡导梯度消费，完善“家电下乡”

政府以巨额财政投入“家电下乡”活动，是继国家对农民实行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后，首次对农民在消费领域进行的直补，这将拉动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但从目前看，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在农村市场的需求分析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努力，家电下乡政策需要更多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一方面，总体上我们需要让低收入户实现普及，中等收入户更新换代，高收入户引入新的消费，实现梯度消费；另一方面，之前的分析告诉我们，不同的消费品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我们需要利用这种特性，针对性地“家电下乡”。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空调等传统耐用消费品对浙江的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时期，因此需要下乡的是外观新颖、功能增强的产品，而不是旧的或是面临淘汰的产品，计算机正处在普及的过程中，且属于“成长型”消费，需要更多地给予关注。

（四）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推动农村居民汽车消费

目前正处于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由衣食为主的生存性消费向以住、行为主的发展型消费发展的关键时期，汽车和住房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持续升温的消费热点。因此，要顺应消费结构发展规律的要求，出台相应的政策，助推农村居民汽车消费。比如，扩大汽车消费补贴的范围，加快汽车下乡，在产品性能、定价等方面更多地考虑农村居民的需求，改善农村道路建设，做好汽车加油、维修等配套服务，为汽车消费创造条件。

（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住房消费

要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逐渐推动浙江农村的住房消费。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考虑试点农村的住房改革，目前嘉兴市开展的“两分两换”工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可通过“集中居住”的方法一方面实现农村整体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帮助实现农村危旧房的拆除改建，提升农村总体的居住条件，并带动装修、家庭设备等相关消费。此外，鼓励有经济实力的农户到城市购房也是拉动农村消费的举措。

课题负责人　张申龙　　　　

课题组成员　张荣轩　金怡飞

　　　　　　胡央娣　周众帏

课题执笔人　胡央娣